在《苍茫》的苍茫里走阳关大道

高  凯

先读我的一首10行小诗《苍茫》，它是我的诗歌代表作之一。这首诗最初发表于2000年10月的《诗刊》杂志，而在几天前的第六届中国诗歌节《诗刊》杂志编辑的诗歌节作品特刊上，我又意外看到了它： 

一只苍鹰

把天空撑起

一匹白马

把大地展开 

一条阳关大道

在一个苦行僧远去的背影里消失 

一粒金沙在天地尽头

高出戈壁

凝神眺望

不是月亮就是敦煌

这首诗歌里的“阳关大道”是中国的一个成语，意指通行便利、前途光明的道路。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去过敦煌的人都知道，这个成语所说的阳关就在我们甘肃省敦煌市。那里，天地辽阔，道路宽广，一条大路曾经通向西域连接世界。甘肃是古丝绸之路中国的黄金地段，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盛大汇聚的地方。

成语“阳关大道”是中国的一个语言结晶，但从它所诞生的时代和地方来看，创造它的人应该不仅仅是中国人，起码是东西方人交流与融会而成。可以说，这个成语深藏着人类选择道路的实践和智慧。虽然东西方人文化存在差异，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有一点肯定是一样的——避免坎坷，走阳关大道。

“丝绸之路”就是一条阳关大道，“一带一路”就是一条阳关大道，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走在一条阳关大道上，而我们的这个圆桌会议，眼前的这个圆桌，就是一个圆点，有着我们共同的智慧和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画的就是一个地球似的满圆。

在我看来，因为文化差异和诗人心灵密码的存在，语言的诗歌是不可能完全翻译的，但文学无疆，诗歌精神却能够传播。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血脉，那么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和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彰显的诗酒精神，就难能可贵值得称赞。

“一带一路”构想为其沿线国家和各民族提供了许多文化和经济的可能。作为诗人，应该是这条路上走在最前面的那些人，应该是人类命运的思想者和践行者。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希望成为《苍茫》一诗中的那只苍鹰、那匹白马或那个苦行僧，走在一条阳关大道上，走向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比如世界性的敦煌，她兼容而盛大的样子，就是人类一个理想的归宿。

在今近几年国家的脱贫攻坚战中，以及在今年以来的疫情抗击战中，本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创作了不少对得起文学良知的诗歌、随笔和报告文学作品。从事文学创作近四十年来，本人对于童年的关注和关于童年的书写则从未停止。《高小宝的熊时代》是我关于童年和诗歌的自传体长篇随笔，2018年9月和11月相继在《美文》杂志头条和显著位置发表后得到读者好评。2019年，其单行本由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同时，华裔英籍作家张怀存就将其译成了英文，如果英国国内疫情能够缓解，这本书年底将由卡兹班出版社在伦敦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走出国门的作品，我非常非常高兴！这种高兴，当然来自于心灵对外向交流的长久期待。

在世界诗歌文化的交流中，我非常敬重这样一些引领者——他们以极大的文化热情和良知，努力把本民族的诗歌带向世界，又把世界诗歌带给自己的民族，他们让世界在诗歌里相逢和对话，比如中国的吉狄马加先生，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他在中国诗歌和世界诗歌近30年的互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我多次参加过吉狄马加组织的国际交流活动，比如首届青海湖诗歌节，以及这个圆桌会议在青海的一次论坛。在此，我要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

在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建设中，我对这样一些诗人一直充满了敬意——他们一边给这个世界贡献着优秀的诗歌，一边为这个世界提供着关乎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机会，比如中国武汉实业界的诗人阎志先生，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他中流砥柱，扶危济困，不但捐赠了上亿资金，还捐建了10个规模不小的医院，为中国武汉战胜新冠病毒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在此我也要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我的《苍茫》里的苍茫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苍茫，而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共同的苍茫。在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人类正处于无限的苍茫之中，天地苍茫，人心苍茫，未来一片苍茫。面对这样一个人类共同的遭际，各国各民族的诗人必须在路上，而且必须共同走在一条阳关大道上。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人对道路的选择，一直遵循自己的两只脚。在中国成语里，与“阳关大道”意思相近甚至更进一步的成语还有几个，比如“金光大道”和“康庄大道”，它们都是中国人已经选择的道路和期望达到的目标，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在呼唤世界共同去选择这样一条前途光明的人间大道。

2020年11月17日泸州

旅行是一种文学的动词

郭建强

我的耳畔不时会想起屈原孤独的自吟，这位古楚诗人因为“日月忽其不淹兮”，而迫切地要“来吾夫以先道”！屈原想要拓开什么样的道路？在一系列辗转反侧的倾吐后，他在《离骚》中终于踏上了一条通往昆仑神境的旅途。即便是身处神话秘境，诗人的痛苦仍然没有完全消解。在诗末，我们隔着两千年的时间，仍然会被屈子痛苦的自问所震惊：“国无人莫知我兮，/又何怀乎古都？”

屈原现实中的旅行，是足踏荆楚大地，歌吟汩罗长流。屈原幻想中的旅行，“朝发韧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从现实和幻想二者，屈原其实在对地狱般的人间，发出了诚恳而瑰丽的质问；在一种生发着瑰玉光泽的拒绝和坚持中，诗人其实力图从古代和远方，带来改变和改造原乡和现实环境的血液和土壤。

一千年后，身处欧洲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几乎复制了屈原的心路历程。一样经历痛苦的迷失后，这位诗人也踏上了灵幻的旅行。在地狱、净界和天堂的旅行中，但丁试图以一个通灵者的身份，将所睹所闻所悟以诗歌的形式，告知世人，告知原乡。但丁试图用世间的人和事，清晰地描绘出地狱的边界、性质和后果；也力图用自己的奇异旅行，表现出具有真实感的地狱、净界和天堂。但丁的歌咏，其实是在刻画灵魂的深度，提炼灵魂和纯度，吟唱生命的负重和感恩。

在东西双方的源头性文学巨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所带来的伟大力量。尽管上述的两位伟大诗人，都在讲述一种神幻的旅行，其基础却是都来自于对故土原乡的爱恨交织、对于自我灵魂悲欢交集的反应。因此，在他们的旅行中，梦境、梦幻和神游，饱含现实因素，而灵魂的诉求因为二者间的张力而异常饱满，充满了一种穿透时间的力量。毫无疑问，这样的旅行就是对于现世、现实和时间拘束的一种问诘、反抗、和是非地狱性的人和事的接续和生长。

与之不同，从古至今，人类同样产生了大量纪实性的旅行文学。这种伟大的旅行，冲破人类的种种束缚，而将我们的心灵引向了远方，而将我们的梦想冲破了现实，而将我们的生命牵举到了一种绝对境界。伟大的释迦摩尼的一生，可以视为一位伟大的旅行者。在旅行中思，在静坐处悟。佛陀35岁成佛。成佛之前游历人间，或佛之后游行传教，长达45年。可以说，没有旅行，难以悟道，难以万种播撒，难以结万世果。其后，基督也是在旅行中传道递爱；穆圣同样在旅行中走向伟大。在旅行中，在道路上，人类的思想交汇奔流，人类的精神萌芽结果，人类的见识奠基增长，人类的文化和文学，才得以斑斓锦绣。

在人类三大宗教创始人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旅行者的身影和旅行的文学。他们或者是因为征战，或者是因为行商，或者是因为出使，或者是因为求法，或者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迁徙和流浪……

在他们的旅途和追忆中留下了人类各种各样的眺望、近观、辨析和感悟。对于亚历山大和恺撒来说，他们的征战记在一种看似平静客观的叙述中,其实表现了一种“把梦想建立在远方”的企图。而马可波罗式的漫游者，则宣称是为了讲述真实的东方世界。在《马可波罗行记》一书引言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欲知世界各地的真相，可取此书读之。”又说，书中所言之事为马可波罗所目睹者，就是没有目睹，也是听说于确实可信之人。从亚历山大、恺撒、张骞、马可波罗等等伟大的旅行者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关于旅行的某种定义，那就是求真。即：我所经历的一切是真的，我所目睹的一切是真的；我所呈现的异域是真的，我在异域所梦也是真的。其真可以满足我们对远方的好奇心，其真可以通过差异带来超出想象的财富，其真可以和原乡形成一种对比和互补。

 而在唐朝的中国，僧人玄奘的书写除却与上述人物相同的旅行起因有所不同，所谓“穹仪方载之广，蕴识怀灵之异”（见唐人敬播为《大唐西域记》所写序言）之外，更大的起念来自于思念——思念东方的天竺诸佛国，思念佛国的真如之旨。为此，唐三藏从今天的西安咸阳、唐朝的长安出发，远行万里求法。这位东土僧人在行旅中忍受“暄寒骤徙”，才“辗转方达”。他“言寻真相，见不见于空有之间；博考精微，闻不闻于生死之际”，终于为中华衔来新的菩提种子。在我的家乡青海，距今六百年前，诞生了藏传佛教中伟大的佛陀——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幼年出家，之后游学青藏高渺大地，终于成为藏地佛教旗帜人物。大师所著经文既是佛教硕果，也是华彩的文学。

有意思的是，屈原和但丁力图使自己的灵幻之旅，呈现更多的现实的质地；而马可波罗、玄奘等行者宣称真实的文字，却因为历史地理的变化，发生了奇异的弯曲。我们今天读这些游记，实在颇有穿行梦幻的感觉。两种书写，从人类感觉和认识的两侧，滋养和激发着后世文学。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旅行给我们带来什么，在旅行中我们求证和求索着什么？西去阳关无故人，他乡遇旧知，遍插茱萸少一人……在中国的诗歌中流布着种种旅人的形象，旅途的欢乐和寂寞。从中国文学的角度看，文学堪堪可称为旅行史。对于旅行者，我们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因为旅行意味着一种宁静的留驻生活的中断，是一种离散，甚至是背叛。

旅行者离开故园原乡的一刻，就是将自己从故土剥离，将自己和亲朋好友相区别，就是从一种熟悉的时光枝丫上折断。——怎么说呢，旅行者就是和大家不一样——他的作用，就在于传递和传达一种未知。他是冒险者、牺牲者，也是新的创造者。而此性质符合讲述的性质，描绘的性质，语言的性质，文学的性质。这种漂泊和探险，隐喻人们对于地域和天堂的求索。奥德修斯“在摧毁特洛亚神圣城堡后又到处漂泊，/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堡和他们的思想，/他在广阔的大海上身受无数苦难……”（见《奥德修纪》）奥德修斯是无数旅行者和旅行文学主角的代表，他们出于种种原因，背井离乡，在一种艰难的寻找、抗拒中接续生命芬芳的原生力。他们的生命历程迥异于常人，而这种对于庸常，对于地狱性质的现实的反抗，使得他们本身成为叙述的主体。在他们中间，或者为他们的光芒所照耀，必定会诞生一个一个新的荷马，这些荷马的咏唱，就是文学。

人们之所以被荷马或者吴承恩所吸引，正是因为除去一路山水，一路陌生世界，一路新奇空间外，更是在其中含蕴着一种人类本能存有的辨识力，和语言美感的愉悦。诗人布罗茨基坚信，这种力量比任何教义都更伟大。他说，如果去阻碍让人从文学中获得教益的能力，那么，社会便减少其潜力，减缓其进步步伐，最终也许其构造面临危险。

在古代退远、世界渐逝的今天，旅行仍然和文学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移民、流浪、甚至流亡，成为了机器革命以来的人类常态。布罗茨基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移位和错位是这个世纪的常见现象。旅行也随之消散了古代的壮美色彩，空间已经不是文学讲述的主体；内心感受和灵魂的纵深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新的焦点。

在我看来，遭受过流亡生活的卢梭，于1776年至1778年在巴黎近郊的长时间漫步，其实是一种在狭小空间里的长途漫游。其结晶《漫步遐思录》，是作者长时间孤立于社会的一种格格不入的言说。其间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辩护，就是在现代社会不受欢迎的奥德修斯的倾吐。

同样有过被社会弃离经验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则在美国的一个早晨写下了一首诗，表达对于破晓时分，太阳升起，生活开始的那种快乐的心情。深受迁徙之苦的诗人，这样谈论二十世纪的一种离乡远走的人们：“打定主意离开自己的村庄和小镇的人，往往同自杀者的想法一致，他们将所有的因素掂量一番后，便跨入那个未知的国度。”毫无疑问，这样的旅行源自一种野蛮的力量。

从古代的征伐、行商、游牧、求法，到今天的做生意、休假、流放和散步，文学从来没有和行走、旅行、行程分离过。其间的音质、音量和音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终归具有回忆性质。所有的旅行，或者文学本身，其状态因时间的不可逆性而成为追忆——即使指向未来的幻想作品，也不例外。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追忆了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这是独属卡尔维诺的追忆、旅行和文学。卡尔维诺在这本奇妙的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既指出了一种旅行的原动力，也说明文学是一种行动，还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认识，我抄录如下：

 马可波罗说：“活人的地狱不一定会出现；要是真的话，它就是由于我们结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办法。对于许多人，第一种比较容易：接受并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必看见它。第二种有风险，而且必须时刻警惕提防：在地狱里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习认识他们，让他们持续下去，给他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