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诗必须具有现代性，价值观、道德、情感必须灌注于诗中，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不可或缺的。古今中外人类具有主体之相通性。鉴古是为了通今，推古是为了出新。

文学关注历史应是当下的大课题，文艺复兴必将伴随国运的复兴，中国未来可期。

只要我们回到历史，诗歌就能获取不竭的源泉。除了汉、明，唐、宋也是可歌可赞，杰出人物辈出的时代。个人的才智和精力真是望洋兴叹哪。

世界是多面体、矛盾体，问题不断出现，问题也不断解决。事物的因果关系永远是相辅相成的。归根结底，所有显性的、表象的结果，来自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问题的根源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文化又有诸多问题：媚俗、肤浅、世俗化、功利化、奶头幻觉、暴力美学、享乐化倾向……文化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信仰的问题。要重塑信仰，必须溯源。必须发现解读民族的核心血脉，必须向古代的先贤学习，向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寻求良方：易经、儒释道、中庸、和为贵……舍末逐本，返璞归真。

不是反对诗歌使用一些小的智巧，语言上的貌似机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诗歌在某些“权威”媒体和个人的鼓噪下，过于推崇所谓的口语化倾向，卖弄互相传抄的所谓现代感，浮光掠影，思想肤浅。使诗歌实际上一直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被人称为诗人变成了一件让人脸红的事。诗歌必须真实的反映时代与人性，必须是哲学家、艺术家。诗歌必须回到前列，引领生活，引领社会，做精神的火炬，使民族重回古典式的诗意，使生活充满诗意，使人性充满诗意与崇高。

多一些叙事史诗是文学的要求，像《木兰辞》，荷马史诗。卫青、霍去病是真正的民族英雄，配得上叙事史诗。我们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做得太少。

莎士比亚对西方历史有多重要，我们文学对历史的介入就有多重要。希望更多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加入参与。

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勇敢、忠义、爱国、坚韧、豁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些精神对民族魂的重铸再塑依然意义重大。

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完全可以征服世界上一半的国家并将它们全部纳入中国的版图，然而古代中国秉持和平修好、互通有无的国策，贸易与交流，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这对当今世界皆为有益的启示。

我们每一个特定的个体都从古代化出，从战争的角度，今人堪称幸存者；从文化的角度，今人浸淫于古代的文明；从进化的角度，则需要鉴古出新。首先是了解、研究，之后是分析提炼，推陈出新。当今世界，暗流涌动，许多国外的政客张皇失措，目光短浅。没有基于历史纵深的深邃智慧，没有继往开来的前瞻性洞察，世界陷入混乱与战争的泥潭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相信中国的力量对世界和平的主导引领，我们相信中国成熟绵厚的中庸哲学能化解矛盾与冲突。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开拓的航向还将前行、扩散以至无远弗届。

中国文明上下7000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早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当高，高得超出人们的想象。而且人类早期的传说有很多相通性，说明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互动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甚至还可以大胆地揣测世界宗教同源说。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人是被设计的，人是科学高度发达的产物。那就说明人的许多行为是被规定的，人的思想、情感、领悟力、价值观、美丑观、道德观等高级思维和情感特征是具有一致性、共通性的。这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人类没有理由活在一个互相倾轧、互相敌视的世界。我们如果深谙历史，就会越来越发现汉武帝刘彻和明朝永乐大帝的伟大，这两个伟大的帝王，他们太想了解世界的全部，他们太想让其他的人类了解中华帝国、中华文化。但人类对陌生领域、陌生人的防备与敌视是天然的，这是出于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天然心理，无可厚非。所以帝王在武装力量的强大保护下，逐步打通世界地域的壁垒，不能不说是划时代意义的。即使从这一个层面而言，一带一路的壮举也是可歌可泣的。而且可以说，真正的世界大同是从汉武帝和永乐大帝开始的。

关于诗歌的个性与共性。人的个性由DNA、遗传、后天的家庭与社会环境、知识结构等合成，诗的个性与人的个性基本重合。当然性格和诗的特质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可能反映在态度、语言、认知、举止方面，而诗的个性则体现在用词习惯、诗句的排列方式、偏重的主题、逻辑关系、思想的深度、知识的构成等要素。像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普希金等，是个性鲜明的诗人，中国古代诗人屈原、李白也是诗歌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与诗歌特质高度一致，是淋漓尽致的纯诗人。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歌特质却又不同，歌德的诗歌整体形象鲜明，是个完满的系统。他的个性隐藏在理智、理性、学术、哲学和对感情的得体控制中。因此，人的个性与诗的个性可以重合，诗的个性也可以独立于性格之外。民族、语言、习俗、文化特质则是诗的共性，同一个时代的诗人必有其共性，同一个民族的诗人必有其共性。共性会淹没一大批的、绝大多数的诗人，只有少数的诗人会因为突出的诗歌个性脱颖而出。才华其实是由思考的深度、语言的提炼和组合能力、人性中的善和诗意等诸要素体现的。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才华的参差，一些好的诗歌会逐步浮出水面，像荷花一样次第开放。大部分的写作者变成爱好者，会游离于诗歌的专业之外。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唐诗三百首》”，没有被收录的诗人注定了要被时间遗忘。这并不是他们的不幸，只是他们不适合写诗而已，既不影响他们乐在其中，也不影响他们在别的行业或专业门类出类拔萃。历史上的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有志于此的诗人要么是用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美学体系，重构一个诗歌系统，汲汲于知识分子写作；要么就拼才气做好情感的技巧抒发或迎合时尚的需要写一些歌词、做一些时事的感悟甚或是某些鞭挞的噱头，足可以炫诗名于一时。当然也不排除有不世出的天才诗人，他们生就敏感、细腻，对语言着迷，写出一两首就可以扬名天下并名利兼得，一辈子躲在一两首诗里优游自在。回到严肃的主题，回顾新诗百年，是否与世界现代诗歌的整体水平上有差距，我们这一代如何回归诗的本质，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以诗的文学样式写出真正的本我，提炼时代的本质，为大众立言，为人类的前景发声，写出无愧于生命、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诗歌。

关于诗歌的语言。对于现代派诗歌的中国化，有些当代诗歌创作者过于偏重于诗歌语言的创新，有些出色者做得足够高明，阅读时确实带来一种语言的快感，但是读时绝对不能明了句子的意思，读完也不理解整首诗的立意。实际上写作者除了玩弄语言的奇幻、奇崛组合、生造语词、为象征而象征、为通感而通感之外，什么也没有。

中国现代诗就是白话文诗。白话文写作在明清小说就已经发轫了，说明文学需要普通人可以读懂，需要去影响绝大多数人。白话文也可以阐明深刻的哲理和宏大的历史命题，中国现当代小说、西方文学的翻译都是白话文。这并不会影响托尔斯泰还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还是巴尔扎克。语言的原义就是表达意思，文学的原义就是表达思想。哲学则通过语言总结规律。那么诗歌的语言原义必定是抵达美、善、真。不然要诗歌干什么？好的诗歌的标准非常清晰：是否表达了三者或者三者之一。至于诗歌语言的其它要求，看看大学文学院教授写的论文即可，明快、准确、奇崛、清新、哀婉、幽默、抒发等等，全对。还是主张诗人完成一些必要的阅读再写诗。

关于诗的意象。意：意念，意思、意义、思想、精神。象：物象、情景、事物、外在的世界。意象即是情感与思想的表达通过客观事物而呈现。皆因人的意识是抽象的看不见的，只有通过外在世人皆知的物象借喻以让传达的对象明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指经过艺术构思后的审美之物。孔子《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表明象是意的寄托，是意的喻借物。王昌龄《诗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表明意象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物我同一和物我两忘之境界。王国维则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词以境界为最上”，“在境界当中自成高格”，“写感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

诗即意象。善于“格物”（王阳明语，观察事物，细究事物的发生演变规律），必能成诗。空中鸣叫的大雁、池塘中的天鹅、倒垂的杨柳、无边的白桦林、迎接你归回的柴狗，爱情、亲情、友情、悲愤、欢快、哀伤、平和等等皆可入诗。譬如音乐，一部贝多芬的交响乐，你须用语言传达给未听过的人，是不是必须选取别人明白的、可以理解的情景一一对应？如果你的语言表述是成功的，一定是伟大的诗歌。舞蹈、绘画、雕塑都是语言可以描绘的，生动的描绘就是散文或者诗歌。明喻、隐喻、借喻、象征、通感、影射、旁喻皆是意象之义。意象可以独立成诗，也可以根据立意需要选取，表达的内容需要与人类基本的价值规范相符。

诗歌需要内在的节奏。节奏可以是阅读时的抑扬顿挫，也可以是读时的婉转回环，是内容上的起承转合，也是情感的跌宕起伏。不管有多少人钟情于格律诗，有多少人有志于复兴盛唐诗风，格律诗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历史上看，宋朝以词立诗，避免了与唐时硬扛，再创了文学的辉煌。以至于明清，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更加市民化，更加大众化，一样撑起了文学江山。这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格律诗的灵魂，抑扬顿挫的内在节奏，在新诗中不应该被遗忘。人的情感与海洋一样，潮涨潮落，诗歌应与人的情感高度贴合。有没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往往是评判诗歌的又一个标准。白话文学是这个时代的宿命，新诗（白话文诗）同样是这个时代的宿命。我们甚至觉得，白话文诗歌如此适合表达人物、事件、情感等所有诗歌素材，就像承载海洋的地球本尊，百川入海，新诗也可以有巨大的包容性，新诗是无所不在的，甚至是永恒的。闻一多、艾青、郭沫若、戴望舒、徐志摩、郭小川、彭燕郊、北岛、顾城、吉狄马加、严观、洛夫、海子、杨炼、西川、杨克、爱斐儿、舒婷等新诗史上闪光的名字，他们为中国新诗贡献了不朽的诗章。虽然诺贝尔文学奖还没有中国的诗人，但是某些诗人和他们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已毫不逊于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帕斯（Octavio Paz）等。中国新时期诗人在诗的纯粹美感、语言水晶石般地提炼和意向的神来捕捉方面，连很多西方大诗人也是无法比拟的。这得益于中国诗歌独特的深厚的文化文学诗歌土壤，也得益于中华人种DNA中的诗性，不能因为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诗人就妄自菲薄。假以时日，中国新诗三百首可能也会像唐诗三百首一样广受欢迎也说不定。纵向与古代比，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

新诗的未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写作，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趁中学、大学时代年轻，争取完成古今中外经典文学大家的阅读，不光是文学，哲学史、艺术史、美学史、音乐史也需要大致梳理与兼顾。对数十位文学大师的代表作要精读，切不可走马观花。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著名作家作品，则只需泛读。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已超过了百位，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全部精度，但有数个作家，则是需要精读的。十九世纪西方文学应该是阅读重点。早期可以模仿优秀诗歌的写作，一首诗完整表达一层意思即为成功。写得多了，就会慢慢形成自我的风格和个性。需要一开始就坚守“真”这个金科玉律。所有你表述的一切必须是真实的，虚假、迎合、食古不化、跟风、浮光掠影、不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创作之路注定不能走得太远。要成为真正的大诗人，要有坐诗坛冷板凳20年30年的打算。没有坚韧的毅力，没有笔耕不辍的勤奋，没有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努力，要好写出真正好的作品很难。对中国历史的深度挖掘，对现实的无情解剖，对未来的执着追求，写出催人奋进、震古烁今的大诗，产生一批彪炳千秋的大诗人，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的馈赠，也是迎接更辉煌未来的精神前提。中国社会经历了太多曲折，人民经历了足够多的苦难，如何在物质和精神的层面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我们任何一个人有必要做出更多的开拓和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