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悲悯————沙鸥诗歌文化解读

吴增辉

中国新诗曾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思想领域的解放而呈现出井喷状态，大批优秀之作使得诗歌成为点燃时代激情的火炬。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物质与消费压倒了文化领域的探索与争鸣，而国学热的兴起则进一步造成思想的转型，诗歌也像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激情不再，呈现出萧瑟之气。虽然所谓第三代诗人和五颜六色的诗歌流派逐一登场，曾一度掀起颇为宏大的声势，但总体而言成就不高，影响有限，并不能阻止诗歌不断退潮的趋势。林贤治先生在《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中评价说，“我们只有喧闹的诗歌，实质上只是一些嘈杂的声音，而不见完整的诗人形象，诗大于诗人”。“9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1。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各类新媒体的爆炸式增长，诗歌创作更呈式微之势，小部分人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娱自乐，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诗歌便在这种社会大势的转换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成为一种严重边缘化的文学形式。孙玉石先生说：“诗自古与中华民族同在。一个不读诗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种不关注民族精神的诗歌，也是令人悲哀的艺术。”2当代中国公众对诗歌的淡漠以及诗歌对现实的疏离无论如何是令人遗憾的。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下的诗坛无疑是寂寞的，然而寂寞并不等于死亡，正如喧嚣未必等于繁荣，冷寂的诗坛有利于真正的诗人沉潜于创作，用自己悲悯的心去体味人世的悲欢，给浮躁的时代奉献触动心灵的歌，沙鸥无疑正是这寂寞诗坛的歌者。

沙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诗歌，曾在中学时代创办过《火炬报》这样的诗歌刊物，并在这一过程中成长为出色的诗人。在《火炬报》一诗中，沙鸥动情地写道：

这把火巳燃了三十九年

依然发出夺目的光彩

这把火己是绝版了

这把火把我烧成一具诗体

烧成一名铁骨铮铮的诗人

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每个人的心像火炬在燃烧，久被桎梏的心灵有太多的感情需要宣泄，有太多的困惑渴望解答，人们拼命读书，思考，企图对过去的一切作出全新的衡量和判断，而诗歌则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北岛、顾城、舒婷等一代诗人，如群星闪耀在时代的夜空，他们背叛，挣扎，寻找，呐喊，似乎要把世界剥开表皮看透本相，似乎要把灵魂在太阳下炙烤驱除幽魅。作为最敏感的群体，他们在新旧时代的碰撞中体验着涅槃的痛苦与快慰。四十年转瞬即逝，昔日的诗人住进了广厦，心灵却无处安放；曾经的诗人还在歌唱，喉咙却已经嘶哑。那个远去的时代就像风干在海边的贝壳，再不能游向大海深处，只能以斑斓的色彩，激起人们的无限回忆。诗人伤感地说：“火炬已绝版，真理已绝版。”火炬虽然绝版，却没有熄灭，它变成了死火，冰冻在幽冷的深谷，渴望着有朝一日苏醒过来，重新燃烧。真理可以绝版，却永不止步，它只是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在历史的深处斗折蛇行，就像岩浆在地壳的缝隙蜿蜒翻涌，寻找着爆发的出口。

沙鸥作为当代诗人，虽然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类先锋诗歌的洗礼，但在创作路数上并没有受到这类诗歌的明显影响，他并不刻意追求意象、语言、技巧及组织形式，而更注重感情的热度、思想的深度、批判的力度，他企图把生活中所有触动自己的东西转化为诗，并在诗中呼唤公正与温情，宽容与勇气，表达对弱者的悲悯及对专横的抗议。梁晓明说：“我想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必须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提炼出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3这段话恰可用以评价沙鸥的诗作。昔日的诗人渐渐静默成历史的雕像，沙鸥却并未退场；那个时代退潮了，沙鸥的激情却没有褪色，他仍然在以诗歌的形式观察、记录和思索，这也是狂飙突进的诗歌运动留给他的最重要的遗产。

一、对爱情的讴歌与反思

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自然也是沙鸥诗歌的重要内容，诗人一方面呼唤爱情，礼赞爱情的真挚、纯洁，同时对爱情的当代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月牙》一诗中，沙鸥刻画为了追求爱情从天上飞临人间的月牙形象：“我是天上月牙的孪生姐妹/一不小心跌落沙漠/从此就再也没回到故乡。”诗人没有正面描写月牙泉的风光，而是别出手眼，构思出一个悲剧性的神话，那不竭的泉水正是月牙女神千百年来思念的眼泪。她不仅哭瞎了双眼，而且“心也早已是一片死寂/没有一点涟漪”。哀莫大于心死，当相聚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想，当思念已成机械呆滞的重复，活着本身便成为一种煎熬。生命的意义在于情，正是情让生命变幻出千百种姿态，而爱情更是人间最美的花朵，绽放在每一个女人的心头，她们无不渴望遇到心爱的人，挽起自己的手臂，一起走向幸福的殿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记中动情地写道：“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月牙正像杜丽娘一样，是“情之至者”，她为梦想飞临人间，未尝不知不能复返天上的代价，然而她仍然冒险一试，是因为，情比仙更重要，没有情爱的滋养，即便长存千年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她没有像杜丽娘一样收获爱情的幸福，但她的追求证明了爱情的力量，的确可以让人生死相许。月牙泉千年不竭，始终碧波荡漾，便是人间爱情不可或缺、永不磨灭的证明。

与之相似的则是梁祝的化蝶故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化蝶已成为爱情的另一种表达，蝴蝶意象因梁祝故事而与爱情悲剧更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孔雀羽毛上的图案》一诗中，诗人既没有欣赏孔雀美丽的羽毛，也没有观赏其优美的姿态，却被羽毛上的圆点深深吸引，它们不再是孔雀美丽的点缀，而化作蝴蝶的眼睛，悲伤地与诗人对视，似乎是梁祝的精魂翩然而来，倾诉着那个遥远的故事。那悲伤的眼睛与其说是孔雀天然的图案，不如说来自诗人心底对爱情难以忘却的记忆，两重悲剧交织在一起，激荡在诗人的心头，造成无声却长久的共鸣。

爱情的追寻是艰难的，往往遭遇诸多波折，在《情感》一诗中，诗人将情感比作沙丘，将情感的历程比作在沙丘上行走，形象而贴切。双脚踏在沙丘里，松散的沙粒既不会像石头一样硌疼脚掌，也不会像水一样柔若无骨；但它既可以像水一样流过脚面，又会以细小的颗粒刺激皮肤，给人以舒适熨贴的抚摩。当然，有时也会有较大的沙粒刺痛脚掌。这极像男女之情，既有相互吸引的美妙，又因为偶然的误解而让彼此惴惴不安，乃至伤心流泪。美妙与刺痛相伴而生，便是爱情的真谛。不仅如此，一旦陷身于爱情，往往不可自拔，恰如双脚深陷流沙，寸步难行，诗人写道：“情感就象沙丘一样柔软/你行走在上面/感到很吃力/脚深深地陷入沙里/完全不能自拔。”这是极真切的体验，品尝到爱的滋味，痴情的男女往往一往情深，一发不收，古今中外，无数爱情诗句无不是对上述体验的诠释。柳永词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元好问词云：“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将爱情神奇而巨大的吸引力进行了高度概括。席幕容说：“幸好爱情不是一切，幸好一切都不是爱情­。”则又将爱对人的吸引与人对爱的逃离表达得意味深长。爱情虽然美丽，却未必能够得到，爱的获取需要付出，需要耐心，需要坚持，诗人说：“你得小心地走/你得慢慢地走/那怕走一走/喘一喘气歇一歇/也不能放弃。”爱情唯其纯真，故而容不得一点瑕疵，一点丑陋都可能结束一段感情，一点误解也可能让对方离你远去。只有小心、耐心和坚持，才可能最终收获爱情的果实。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一切追求都可以成功，也许辛苦的付出，最终仍是一场徒劳，如诗人描述的那样：“情感就象沙丘/很容易在风的鼓动下/游走/而走过的脚印/也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爱情原本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情感，因为它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爱恋，类似于空中楼阁，虚无飘渺，正因为如此，它极容易改变，今天海誓山盟，明天就可能移情别恋，在男女接触频繁的当代社会，爱情的不稳定性更加突出，一点点刺激或诱惑，都可能改变爱情的方向，如诗人所说，很容易在风的移动下游走，风就是身边各色各样的刺激或诱惑。在此背景下，爱情的成色严重下降，保质期也大幅缩短，于是轻易的背叛与分手成为常态，爱情也便越发难以追寻。许多人已不再相信爱情，爱情已经被金钱腐蚀得千疮百孔，对于笃信爱情的人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悲观的现实。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却一无所获，诗人写道：“你感到很累/坐下来就不想起来/你以为你再也看不到爱的光芒/所以想离开这个沙丘/重新寻找另一座沙丘。”那种一见钟情的爱情很少见了，爱情搀杂了太多物质化的东西，脆弱而不堪一击，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异，爱情便会瞬间瓦解。爱情的开幕与收场在我们眼前不停地上演，为这个时代的爱情作着最具讽刺意味着的注脚。爱情或许真的成了松软的沙丘，随风流动，再不能支撑爱情的重量。

在《乙亥情人节》一诗中，诗人从情人节的鲜花生意清淡入手，揭示当代社会的情感畸变，其中引人深思的对象便是情人节的红包。相比女人，男人往往贪恋权力与金钱，因为主宰了权力与金钱，也就主宰了世上的一切资源，包括女人。当无数美女可以用权力和金钱得到的时候，爱情也就消亡了，所以帝王没有爱情，富商没有爱情，只有肉欲。当一个男人很难得到女人的时候，才会珍重对方，珍重感情，爱情才会出现，所以《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才会格外珍惜作为妓女的莘瑶琴。女人作为天生的弱者，难以掌控世上的资源，在传统社会中只能委身于男人讨生活。相比男人，她们的选择空间无疑要小得多，因而更易于因为经济上对男人的依附而产生从一而终的情感。这种对生活资源支配的不平等注定了男女对感情的不同态度，所以传统社会男多负心，女多痴情。现代社会女人大多经济自立，对男人的依赖大大弱化，对爱情的坚执也不似传统女人那样坚定，某种意义上说，男女经济的独立造成了爱情的消亡，至少消解了爱情的神圣性。对女人而言，金钱更为重要，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使得金钱注定成为社会的核心，当男人无法依靠的时候，金钱就成为女人生存的根本保证，只有金钱才能给女人以塌实的安全感，它比爱情的空洞许诺要靠谱得多。于是情人节的女人渴望男人发红包胜过送鲜花，也便毫不奇怪。但红包果真等于幸福吗？诗人以不无讽刺的口吻写道：“真的假的，收到的没收到的/都发截图向世界宣布/她很幸福/有一份额外的爱情/很温暖。”爱情原本与金钱无关，不仅无关，而且排斥金钱，用红包来标记爱情是对爱情的亵渎，截图向世界宣布自己的幸福，更是一种讽刺。诗人最后不无深意地说：“世界是变了/本来偷着乐的事情/也敢拿来炫耀。”其实就人性而言，炫耀什么往往欠缺什么，炫耀金钱者往往是暴发户，炫耀权势者往往是曾经的奴才，炫耀爱情者则往往历经感情的挫折，因此一点点可有可无的爱情证据也要拿来向人前示众。但炫耀不等于拥有，就像那个吃木鸡的人，津津有味的样子不过是一种假装的幸福。那么，情人节从鲜花到红包的蜕变或许可以视为现代爱情变质或消亡的证明。

二、对历史的冷峻批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接续新文化运动，对因救亡而中断的民众进行第二次启蒙，其中医治文革创伤、清理传统遗毒成为这一启蒙的重要内容。沙鸥经历过这一时代洗礼，培养起坚定的历史批判意识，并将其自觉贯穿于新诗创作。

沙鸥的历史批判首先表现为对专制权力的鞭挞与嘲讽。在《龙》一诗中，诗人揭示了龙远离民众、故作神秘以便操弄天下的真面目：“龙之所以无人亲见/是因为有人/成为真龙天子/龙不再属于百姓。”根据考古学家的意见，远古的龙不同于现在人们熟知的龙的形象，越古的龙越象鳄鱼、爬虫甚至恐龙，实际上就是原始部族的图腾，与鸡、狗一样是寻常的动物。随着众多部族合而为一，龙的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自然界中的某种动物，演变为多种动物的聚合体。而其地位也随之不断上升，由部族图腾演化为专制王权的象征。于是，龙不再是一种人间的动物，而成为一种见首不见尾的神物，寻常之人再也看不到所谓的“龙”了，诗人说：“龙从此不再与动物为伍/而与帝王为伍/谁还能见到呢？”

与帝王为伍便是与权力为伍，或干脆就是权力的象征，从此，“真龙”与“天子”便连属在一起，成为帝王的专属称谓，龙也成为帝王专享的名词，只有帝王才可以用龙的形象称谓与自己相关的一切，诸如龙袍、龙椅、龙床、龙辇、龙颜、龙种等等，龙赋予了帝王常人难以企及的地位和无法享有的特权，同时也将帝王与百姓隔绝开来。帝王深居皇宫，普通百姓无缘一见，就像龙飞在天，莫测首尾。于是，龙这种似真似幻、似有似无的动物从此与人世无缘，成为高不可攀、只能在想象中存在的神物。但龙的神圣并非来自于自身，而来自于权力带来的幻觉，权力愈大，幻觉愈甚。任何冒犯龙颜的言行都是大不敬，于是龙颜大怒便成为中国文化中令人恐惧的症候，逆龙鳞更是专制时代最大的忌讳。龙从此不再是行云布雨的瑞兽，而是面目狰狞的怪物；它往往不会唤起人们美好的想象，而是令人想到深宫、阴谋、权力的横暴和专制的冷酷。因为它已经脱离了民众，不再是部族共同认可的图腾，而是专制王权的象征。而任何权力一旦脱离民众，就一定会走向民众的对立面，成为让人敬而远之的异在力量。从自然界的动物到王权的象征，龙的演变生动诠释了权力对人性的侵蚀。

在《虎》一诗中，诗人描写了孤独的虎的形象：“是何方神圣/将你披上黄袍/为你满身描绘传奇的条纹/在你额头贴上王的标签/从此把你/捧进山林/登上一代兽王的宝座/一生将孤独品尝。”虎被造物主放到百兽之王的宝座，从此声势赫奕，威风八面，一切动物都在它面前战战兢兢，伏首贴耳。由虎之威，自然易于令人想到君之势，如果说虎之威源于其他兽类难以对抗的利爪刚牙，那么君之势则源于生杀予夺集于一身的无上权力。韩非子说：“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5韩非子认为，君主所能够君临天下，并不在于品德之高尚，也不在于能力之出众，而是因为拥有“势”而位尊权重。因此他明确地指出：“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位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6凭借“势”所赋予的权力，君主号令天下，无所不能。从大臣到平民，不仅唯君主马首是瞻，而且要极力讨好逢迎，即便穷乡僻壤的野人，也想着把自以为世间最好的享受献给君王，遂有“野人献曝”的故事。虎或许不甘寂寞，渴望推心置腹的交流，渴望真情至性的表白。诗人以拟人的口吻描写虎的心态说：“他哪里想当什么兽王/没有了朋友/听不到真话/拥有山林又有何用！”世间像虎一样孤独的王者虽然没有朋友，听不到真话，但与其听到真话勃然作怒，反不如享受肉麻的谎言来得舒坦。所以，周厉王才要弭谤，所以那个童话中的皇帝宁愿把空无当作美丽的衣裳。但周厉王最终流于彘，皇帝则穿着内裤在大街上出丑。因此，专权者不仅是寂寞的，而且是可悲的，当人们慑于威势不敢讲真话的时候，专权者便被囚禁在了谎言的城堡，成了盲人瞎马。当夜半临深池的时候，灭亡的结局便难以挽回了。

权力因其唯我独尊，便肆无忌惮地打压正义，摧残人才，愚弄人民，阻碍社会进步。在《峡谷之石》一诗中，诗人描写了一群经历不同，却有着“相同品格的石头”，“嫉妒的风雨”曾向他们“浇来腥风苦雨”，“仇恨的雷电”“向你劈来淫威的利剑”，这些石头象征着敢于反抗专制统治的正直之士。历史上因为骨头硬而遭嫌弃、被流放、遭杀戮者所在多有，屈原、嵇康、李白、苏轼、海瑞，等等，构成了在王权面前敢于斗争、挺立不屈的士大夫群像。这些士大夫的悲剧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无论如何行事，只要公忠体国，发自至诚，就一定会得到君主的信任和谅解。君主未必不知道他们的忠诚，但在君主看来，顺从自己比忠于国家更重要。很多情况下，忠于国家，就一定会冒犯君主，冒犯君主，就一定下场悲惨。岳飞忠昭日月，仍然被赐死，便是明证。王权从来喜欢柔软，喜欢顺从，喜欢乖巧玲珑，硬而特立独行从来不会在王权那里得到宠爱，也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能够给他们公正评价只能是人心，是历史，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即是此意。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这便是屈原等传统士大夫的宿命。

也因为如此，王权专制便造成对人才的肆意摧残。在《腐烂的板材》一诗中，诗人以同情的口吻写道：“你本不该在黑暗中的/我知道你本是一块不错的板材/却在黑暗中腐坏了身子/一张变形的脸/你可能不知道/有多么的丑陋和可怕。”这未必是朋友的主动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愿意自甘堕落。由青年之入世到中晚年之出世，由良材沦为废材，似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的人生轨迹，少有例外。原因在于，专制环境容不得个体意志伸张的空间，大一统思维与王权的合一对个体权利形成了全面的碾压，任何不恭顺的思想及行为都将受到不容置疑的打击，对许多人来说，沉默而无所事事便是唯一的选择。

但当一个民族精英被摧残一空，当所有个体都被改造成唯唯诺诺的顺民时，这个民族的末日也便为期不远了。在《树》一诗中，诗人描述了树的悲剧：“昨夜的风/太大/将这个部落的帐篷卷飞/人们清楚地看见/是树在疯狂地舞动/于是/目光投向了树/人们认定就是树制迼了风/树从此/面临被这个部落的人/全部砍光的厄运。”树的悲剧无疑是人类悲剧的生动写照，历史上无数人类的先知，因为远远超出了庸众的认知水平而遭到怀疑、迫害和杀戮。这些先知先觉者其实正是庸众的拯救者，然而在受到长期的愚弄之后，庸众并不容易分清善恶，以至于很多情况下，他们会愤怒地冲上前去，将追求真理的先知撕得粉碎。文明的进步需要民智的开化，而民智的开化需要思想的自由，但长期被压迫、愚弄的奴才习惯了看主子脸色行事，早已丧失了质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本能地与主子站在一起，对叛逆者举起屠刀。戌戌六君子慷慨赴死时，京城百姓拍手称快，以至于叫嚣要食其肉，饮其血。鲁迅说：“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又格外凶。”7王权思想根深蒂固的民众无法理解变法的意义，不懂得变法与自身命运有怎样的关系，唯以朝廷马首是瞻，于是成为麻木的看客与帮凶。因此，历史的停滞不仅在于统治者的奸恶险诈，而且在于奴才的逆来顺受，愚忠耿耿。

从根本上说，先知的举动有利于统治者及整个族群，但主子们仅仅因为眼前利益受到损害便无法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以为将这些不守本分离经叛道的异端悉数诛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国民昏昧无知，固然利于统治，但当狮虎一样的外敌汹涌而来的时候，只知道伏首贴耳的愚氓怎么能抵抗强大的敌人!1840年以后满清政府屡战屡败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整个族群一起灭亡。诗人感慨说：“千年之后/被砍光了树的部落/淹没在一片沙漠之中。”满清王朝在遭到列强一再的打击之后，终于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土崩瓦解，而古老的民族也在列强的侵迫之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诗人以树的故事警示大众，要善于分辨是非，不能一犬吠日群犬吠声。同时更警告统治者要有容忍异见的雅量，因为先知的异见是长鸣的警钟，是救世的良药，顽固排斥，野蛮打压，只能像砍光了树的部落一样自取灭亡。

除此之外，沙鸥深刻批判传统文化成王败寇的残酷以及自涂脂粉的虚伪。在《致项羽》一诗中，诗人感叹项羽因善良而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善/将福留给了阴谋/将祸留给了自己/因为你的善/将生留给骏马/将死留给自己。”蜀人李宗吾将古往今来夺权成功的秘笈归纳为厚黑学，即所谓脸皮厚，心肠黑，并将厚黑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厚如城墙，黑如焦炭”，第二阶段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阶段则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8刘邦最后能够称孤道寡，在于把厚黑的真谛学到了家，因此笑到最后。与之相比，项羽厚而不到位，黑而不彻底，关键时刻优柔寡断，以致错失良机。诗人将这种优柔寡断称之为善，亦不无道理。鸿门宴上刀光剑影、杀机四伏的时刻，如果项羽下定了狠心，则刘邦断难逃脱。在最容易下手的时刻网开一面，仍然表明项羽内心怀有难以消弥的善性。但中国的政治传统从来不认同仁义道德，而是成王败寇，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只要得了天下，就自然成为得民心的正义化身，一切污秽与骂名都将由失败者承担，因为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善而失败，因恶而成功，成功不相信善良，令人无所适从。

而在得到天下之后，新王朝便同时将仁义道德的旗幡张挂起来，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志。在《羊的自白》中，诗人悲愤地写道：

能吃的都被你们吃了

就连我的头颅也不放过

被剔干净的骷髅

高高地悬挂在雪白的墙上

供人欣赏

我想看清你们的面目

想看未来的世界

却再也看不见

因为我的双眼被你们剜去

只留下深邃的黑洞

当年刘邦见到秦始皇的排场由衷地赞叹说：“大丈夫当如此也！”9项羽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彼可取而代也！”10自然，吸引他们的是只有皇帝才拥有的无与伦比的排场、威风及与之相伴的享乐。所以，罗隐在其《英雄之言》中说：“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11也就是说皇帝的“靡曼骄崇”是刘、项二人此后逐鹿中原的唯一动机，这基本上合乎历史事实。但可恶的是，明明是因其贪侈之心而争夺天下，却偏偏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庄子冷峻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12窃国者不仅窃取了国家权力，而且一并窃取了仁义道德，将之高悬于国门，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装饰，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磨刀霍霍，肆意侵掠百姓以自肥了。这种把戏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一以贯之。

三、多角度思考民族文化特质

由历史批判进而深思民族文化，探究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间的关系，尤其是站在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发掘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便成为沙鸥诗歌创作的必然逻辑。

自文字产生以后，中华民族便将著史当作极重要的工作，连续不断的二十四史完整记录了古老民族辉煌而沧桑的过去，更有历朝历代浩如烟海的经书、子书、文学、笔记等，反映着庙堂与江湖、个体与群体、雅士与俗众的各不相同的理想、志趣与情感，当然，还有大量的碑刻、墓志、楹联等文字资料，共同构成了古老民族全方位的历史记忆。在《岩画》一诗中，诗人写道：“我常常遊走于这样一些山崖/岩壁上常有一些红色的符号/虽然至今也无法辩识/有人猜测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其实/认识与不认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些记忆。”这种记忆就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缺失了记忆，就等于文化上的消亡，所以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毁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13历史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哪怕是无法破解的文字，也要珍存它，敬畏它，因为它负载着漫长历史中一段不可缺失的环节，正如诗人所说：“认识与不认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些记忆。”

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使其不断反省自己，求得进步，更重要的是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从而即便在危机重重、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也不会迷失自己。正是依靠历史记忆所积蓄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终于从备受凌辱、山河破碎的近代奋起，重新恢复了昔日的荣光。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及民族，虽有历史，却没有记忆，因而注定不会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极易在民族危机中迷失自我，遭到异质文化的侵蚀与同化，最终丢弃自己的根。一些民族虽然有自己的记忆，却将以往的罪恶隐藏起来，以光鲜亮丽的虚假历史教化后人，造成民族记忆的残缺与畸形。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隐藏罪行则是对本民族及人类的犯罪，因为隐藏本身就是一种恶，隐藏决不能导向善，只能使恶以另一种方式潜滋暗长。因此，记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必然是在记忆中不断反思和进步，不断攀上文明的高处，省略它，抹杀它，歪曲它，只能让人类付出惨重代价。所以，哪怕是远古先民刻在石壁上的稚拙的岩画，形同天书的的符号，抑或丢弃在某个角落的断章残简，都值得敬畏和珍藏，因为它们或许是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对民族历史的记忆与对文化的执着息息相关，似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对文化有这样的执着与坚守，《奇石》一诗中的奇石，穷尽一生的时光，为的便是书写一个汉字，刻画一种图案，哪怕“让风雨侵蚀/让雷电劈打/也要塑造成一具有形象有意味的文化造型符号”。这颗奇石或许可以看作历代读书人的象征，以文化的创造追求不朽。也可以看作底层草根的象征，以顽强的拼搏实现命运的逆转。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的象征，以对文化的敬畏，书写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文明史。

自文字产生以来，尊崇先人，敬畏文化，读圣贤书，立君子品，便成为中国士人一以贯之的传统，悬梁刺骨、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种种发愤苦读的故事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励志经典。对文化的敬重与追求刻在了骨子里，中国的先人因此留下了世界其他民族罕有其匹、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文化才能让人心安，文化才能给人信心和力量，因此，董仲舒才会三载不窥园，深入研读儒家经典，探究天人之际。玄奘不远万里，也要到天竺取经，为的便是消除心中的疑惑。正因为对文化的敬重，才造就了传统社会以诗赋经义策论等文体作为考核内容的科举制。多少寒门子弟，无权无势，仅仅凭着一枝秃笔而鱼跃龙门，改变了自身命运，文化是他们唯一的资本，也是他们人生价值的唯一证明。

没有文化，就没有眼光，没有高度，没有韧性。反之，一个有文化的人，即便跌入人生的低谷，也能审时度势，乘时而起。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假如它有丰厚的文化积累，痛切的文化自省，始终敬畏文化，砥砺奋进，那么，即便遭受磨难，也能昂然复振，重新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笔下那颗执着一念、追求文化的奇石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文化不死，则中华民族永在，并将生生不息，永远保持奋进的活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而又多灾多难，但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华民族从未低头，而是百折不挠，奋起抗争，由此砥砺出坚韧的民族性格。在《丑石》一诗中，诗人写道：“别看我长得如此丑陋/我是黄河边的一块石头/黄河水将我滋养得粗犷/黄河水将我冲刷得坚硬。”奔腾咆哮的黄河既灌溉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又以频繁的水患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她养育了这个民族，又不断将她的子女推向深渊。黄河似乎就是为砥砺民族性格而存在的，正是在与不计其数的水患的斗争中，古老民族才磨砺出坚韧不拔的性格。黄河的泛滥史就是民族的成长史与发展史，没有桀骜不驯的黄河，就没有古老民族一次次的浴火重生。黄河害苦了这个民族，也成全了这个民族，使她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都能沉着应对，屹立不倒。

回首望去，历经沧桑的古老民族就像黄河岸边的丑石，仍然以峥嵘的姿态面对着大千世界，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丑石与黄河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黄河打磨出丑石，丑石见证着黄河的伟力，就像一个慈爱而严厉的母亲，教化出一个不同凡响的儿子。于是，成年之后，对母亲及故土的眷恋与守望便成为儿子无怨无悔的选择。诗人写道：“在黄河边享受西北风的风范/我愿意/在黄河边孤独赏月/我也愿意/世外即使无比精彩/我也不愿离开这里一步/因为/黄河是我一生的守望。”诗人以丑石的独白，倾诉了炎黄子孙对黄河的一腔深情。这其中固然有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情，更有几千年的黄土文明所培育的对故土、对家园、对乡情的深入骨髓的眷恋。丑石永远积淀着民族历史的记忆，永远与黄河的浊浪相偎相依。就像每一个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心总会朝向着家乡的方向，总是牵扯着古老民族久远而深厚的信息。

与《丑石》的主题类似，《老树》则以拟人手法写一棵饱经沧桑的树。这棵树遭受过无数的的风雨雷电、干旱和水灾，这一切灾变在它的树干上及年轮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也许它曾被可怕的雷电劈下半边树身，身上还残留着电击的伤疤；也许曾在持续干旱的煎熬中奄奄一息；也许曾在突如其来的洪水中只露出一小片树冠，但这棵老树仍然有着青春的活力。诗人写道：“但坚定的根/却紧系大地/不信你刨一刨看吧/看看根究竟有多深多远/不信你再仰一仰头颅/看看他的茂盛的枝叶/就知道/什么是青春不老。”老树之所以青春不老，在于将根深深地扎入大地，从土壤深层汲取养分和水分。只要根在，那么，无论树的地上部分遭受怎样的磨难，老树都将生生不息。哪怕树干被砍掉，只剩下一个树墩，它也仍然要从树墩旁边伸展出嫩绿的枝桠和叶片，若干年后，又将是一棵大树。

这棵老树极似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次次灾变，让古老民族一次次跌入苦难的深渊，犬戎灭周，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蒙元灭宋，满清入关，直到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倭人入冠的一连串灾变，不断消耗着民族元气，摧残着民族精神，使得汉唐以来雄健壮大的民族品格日趋颓废消沉。但中华文化的内在生命决非外在强力可以摧毁，几千年的积淀使其有着强大的韧性，它可以隐忍，变形，待机而动，而决不会自甘堕落，自取灭亡。《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天地大化生生不息的运行中，古老民族不断吸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虽然儒家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民族精神在儒家文化的引导下日趋保守和衰颓，但具有实用品格的法家文化往往在危机时刻振衰起弊，以大杀阔斧的变革为沉闷的王朝注入活力。于是，保守与变革、沉暮与开新相反相成，构成古老民族波澜壮阔而生生不息的历史画卷。苦难从来没有成为埋葬古老民族的火坑，而每每成为使其浴火重生的烈焰。诗人笔下的老树都刻录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密码，让人感到熟悉和亲切。它既唤起我们的历史记忆，也会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使我们无论置身何种境遇，都将在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温中汲取力量，砥砺前行。

诗人不仅描写了古老民族愈挫愈奋的坚韧性格，而且描述了她从近代以来的苦难中奋起，重新创造新时代奇迹的辉煌历程。《南山矿露天矿坑遗址》以马鞍山南山铁矿矿坑为题材，歌颂了老一辈工人群体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诗人将矿坑比作饱经沧桑的老人，以拟人手法代矿坑独白，生动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莫笑我/己是百年干瘪的老头/莫笑我/满脸的皱纹千丘万壑/我早已把藏了亿万年的宝藏/全部奉献给了/生我养我的祖国/现在/一贫如洗的我/并不后悔/我浑浊的老眼/依旧向往蓝天/向着太阳。”《中庸》教诫说：“知耻近乎勇。”面对近代以来的重重危机，中国人以变应变，浴血奋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无不彰显出古老民族面对危难愈挫愈勇的勇毅和坚韧，也透露出古老民族博大深沉的文化底蕴。这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也不会是一个长期落后的民族。今日之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已成为全球瞩目、举足轻重的强国，但她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四、对现实问题的痛切省思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沙鸥受到彼时思想大潮的深刻洗礼，形成关注现实、心忧天下的强烈忧患意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入及社会的发展，各类矛盾潜隐并进，热点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变化无不被沙鸥摄入眼中，发而为思绪深沉的诗篇。

教育是中国当代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教育界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国人的神经，然而中国教育又存在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沙鸥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写下了一系列诗作，其中《风筝》一诗便集中表达了沙鸥的教育观念。该诗刻画了一个年过半百而将理想寄托于下一代的中年人形象，诗中强调了“他”在风筝身上所倾注的心血和精力，“他请最好的画师/画上最美的山鹰”，“他花了多大的心血呵/为他造型/为他描绘”。但这一切都不能代替自由的价值，为对方设计得再好，如果不是对方所需要的东西，也毫无意义。《庄子·至乐》记载了一个鲁候与海鸟的故事：“昔者海鸟至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目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14海鸟所渴望的是自由的飞翔，而不是华丽的音乐和肥美的大餐，鲁侯貌似爱它，却反而害死了它，庄子慨叹说：“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必然适得其反。

任何生命一旦成形，都将具有自己独立自足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决定了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因此，任何对个体生命的外在控制都会受到几乎本能的抵制，因为自由地主宰自我是人的天性。在文明社会，精神的自由、独立的人格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漠视和剥夺。那种企图操控他人，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的做法注定难以成功，无论这种意愿在自己看来多么美好，都不足以成为强加于他人的理由。更何况，诗中“他”的梦想是儿时的梦想，多年过去，或许早已失去了现实的依据，风筝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将这种陈旧的理想付诸行动。于是，风筝终于“叛逃”了，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夏夜哭了》一诗以夏夜与蔷薇作喻，表达了沙鸥反对家长随意干涉孩子的志趣、鼓励孩子独立成长的教育观念。诗人写道：“蔷薇花虽柔弱/却也有刺一样的坚强/不信你强行/牵一牵她的手/一定会让你/手心盛开疼痛的血花。”夏天就像母亲，她的到来原本就是为了让天地间的一切生命健旺地生长，热烈的阳光和丰沛的雨水让一切植被都尽力地伸展根脉与枝叶，就像母亲以全部的爱哺育子女。然而，当孩子们长大时，青春的叛逆也便不期而至，他们的心灵开始追逐自己的方向，不再按父母的教导循规蹈矩。因为生命的本义不是沿着既定的轨迹走完一生，而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发现自己。在每一个生命孕育的时候，宇宙便将某一个秘密赋予了他（她），并通过他（她）的生命历程展现出来，因此，每一个生命注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既然如此，父母便没有必要将千万种生命强行装入一个模子，企图塑造出自己期待的模样。当父母遭到孩子的叛逆时，不必像夏夜触碰到蔷薇的花刺一样流泪，而应该感到欣喜，因为孩子的叛逆告诉你，他（她）已经开始独立探求生命的意义。

天下父母总是把自以为最好的人生提供给子女，却往往遭到子女的拒绝乃至反抗。因为他们不知道，父母的使命只是为孩子打开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通道，而不是提前设计某一种人生。蔷薇的刺让夏夜哭了，叛逆的孩子让妈妈哭了，千辛万苦的哺育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其实，这正是一种回报。蔷薇开花了，长刺了，甚至会刺破随意触碰的手掌，因为它长大了。孩子不再依顺父母，甚至敢于与父母吵架，因为他（她）长大了。

教育之外，住房问题则是当代中国的另一焦点问题，沙鸥对此强烈关注，《空房》一诗便集中表达了沙鸥对住房问题的感情倾向。诗人开篇即描写了自然界血腥的一幕：“我看见/屋檐上/燕子因为自已的窝/被麻雀侵占/而协同伙伴将异类活活啄死。”天地间一切生物都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间，然而，任何空间都是有限的资源，并非可以无限供给，所以生物界围绕生存空间的争斗从无休止。燕子的凶狠彰显出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冷酷无情，为捍卫自己的领地，动物们往往拼死一搏，哪怕两败俱伤。因为，没有了领地，就意味着流亡或死亡。“活活啄死”的画面血腥残忍，令人不忍卒睹，折射出诗人内心的战栗。春天没有给人带来暖意，相反却因为无情的杀戮让人感到了冬天的余寒，“虽然这是个春天/雨哭湿了我的外套/我的心也潮湿起来”。相比动物世界，当代人的生存竞争虽然没有了血腥，其残酷却未必更为逊色，只是这种残酷由表层转到地下，由肉体的厮杀转入体制层面更其复杂的搏弈，但生存竞争的本质并未改变。由鸟类的争夺，“我”不由得想到自身的际遇，并发而为愤激之词：“这些年/我也在不停地寻找/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换不来一个/立脚的地方/房像森林一样多/想住的人住不进/空空的屋子/只认识孔方兄。”房子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极其昂贵的商品，对某些人而言，房价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购买能力。但房子是人类的必需品，人们不会因为房子的昂贵而放弃拥有房子的梦想，因为住房不仅为人类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居所，而且提供了一个私密的精神空间，哪怕是一个简陋的草窝，那也是自己温暖的家。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才有安全感，对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中国人不喜欢终生租房，而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住房。但高昂的房价剥夺了许多人拥有居所的权利，无数收入微薄的贫民，徘徊于楼群之下，望着黑黑的窗口发呆，“我”便是其中一个。在这鲜花盛开的季节，“我”却没有任何快乐，因为，“我”是一个无房者，而且，“我”将可能终生过着无房可住、无家可归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沙鸥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弱者的命运，并表达了深切的同情。《海螺》便描述了一只海螺的悲剧：“不知什么时候/肉身被杀戮/只剩下不朽的躯壳/被凶狠的浪潮随意丢弃在沙滩/海风将海螺的悲痛吹得云消雾散。”诗人笔下的海螺象征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小人物，在各种恶势力的霸凌之下，遭受各式各样的无妄之灾。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安分守己，却横遭奇祸，虽然最终平反昭雪，但身心重创，形同废人。杨乃武与小白菜尚属幸运，历史上无数小人物或遭恶霸的欺凌而噤若寒蝉，或蒙冤入狱囚禁一生，乃至被枉法错判断送性命。这类小人物像窦娥一样遭受迫害而诉告无门，只能接受残酷的命运。他们的不幸虽是因为恶势力的横行，根本原因则是权力的不作为。在传统社会，公权力不仅不能打击邪恶，主持正义，反倒常常与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成为社会最大的恶。法律与公权原本是民众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如果法律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为邪恶保驾护航，恶势力自然有恃无恐，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便是他们的噩梦。

《西瓜》一诗则描写了一个企图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西瓜的故事，“软弱的瓜秧藤蔓伏地而行/无人瞧得起”，但“卑下的他”却“要干一件大事”，那就是立志结一个大西瓜。然而当西瓜长成时，饥渴的路人“扯下西瓜/掏出匕首/剖开瓜膛/饱腹而去”。瓜秧蔓辛辛苦苦结出了又大又圆的西瓜，却横遭掠夺，由成功者瞬间成为失败者。弱者的奋斗，不仅是为了吃饱穿暖，养家糊口，而且还为了能够在他人面前证明自己，赢得一点做人的尊严。本诗以软弱的瓜秧蔓作喻，描述了弱者追求理想以及理想的破灭史，提出了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西瓜一样的小人物处身社会下层，是有形与无形的势力掠夺与挤压的对象，一切公开和不公开的社会成本都将摊入他们的生活成本，加重着他们的负担。一些人在重压下喘息，挣扎，破产，并因此而颓丧，沉沦，绝望，成为骆驼祥子一样的失败者与堕落者。没有人可怜他们，补偿他们，而病态的社会就是要让千千万万骆驼祥子一样的小人物为种种不公买单，从而将危机转嫁到他们头上，以维持表面的繁荣。某种意义上说，小人物的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小人物的命运能否得到充分的关注，是判定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的尺度，因为正是这些小人物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他们对前途的信心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保证。当所有的小人物都怀有梦想，并能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变命运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合理的。如果一个社会一定要以对弱者的剥夺维持运转，那么任何的光鲜亮丽都是毫无意义的装饰，而装饰永远不能蒙蔽人们的眼睛。

当代中国贫富差距严重，各类资源分配不均，一些底层人物的被剥夺感极其强烈。这种负面情绪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疏导，势必积蓄为严重威胁社会安定的负面能量。近年来时有报复社会的悲剧发生，或驾车冲撞路人，或持刀杀害幼儿，每每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慌，而行凶者多为底层小人物。在一个没有革命的时代，这些人便将自己人生失意的愤恨倾泻到普通民众身上，以畸形的方式寻求心理平衡。在《蛇》一诗中，诗人以蛇的口吻生动描述了这类人的心理：“不要以为我手无寸铁就欺负我/不要以为我柔软细长就欺负我/不要以为我不能直立行走欺负我/不要以为我眼神不好欺负我/惹恼了我/我就是一条绳索/将你捆绑/将你纠缠/直到你有气无力/直到你奄奄一息。”这几乎就是小人物报复社会的宣言。他们原本一无所有，因而敢于以命相搏，所以最有报复社会的戾气，最有同归于尽的毒心。虽然这类行为极端者有其个人原因，但如果此类人物一再出现，相关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构成一种社会现象，便不应仅以个案视之。这类人物及事件虽然难以彻底消灭，但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为此，就需要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制度上保证财富和各类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此同时，更要培养相互关爱、充满温情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人尤其是穷人感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尊重与关切，那么，其对社会的怨恨当会得到极大的消释，而不至于日积月累，一朝爆发。诗人以蛇为喻描述小人物的梦想说：“你爱春天/我更爱春天/我也需要阳光/取取暖。”当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春天的时候，那些像冬眠的蛇一样的小人物同样需要阳光取取暖。如果这些人的生活与心态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关切与善待，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这自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并需要每一个人付出努力。

以上之外，沙鸥对当代环境问题同样有着极大的关注与思考，并写下了一系列诗作。在《问题》一诗中，沙鸥对人类面对动物的傲慢表示了不满，含蓄地指出，这正是人类肆意屠杀动物，造成生态失衡，并进而造成一系列环境乃至社会问题的总根源。面对动物世界，人类总是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忘掉了自己也是一种动物，诗人颇为不平地说：“人总是把具有生命的活体/称作动物/但未认识到自已也是动物/人把自己称作人/却把其它动物分门别类/派生出许多奇怪的名字/但动物们肯定并不认可/只是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人类以万物主宰自居，然而人类不过是地球生物群落中的一员，冥冥中还有一个更高的主宰者，那便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也可以称之为上帝。当人类为一己之私将动物赶尽杀绝的时候，上帝对人类的绞索也将越收越紧，动物的终点一定也是人类的末日。王阳明虽然说，“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但他同时说，“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 15。这是中国文化的智慧，洞达物我，天人合一。这种哲学观念表现于生产活动便是质朴的生态平衡观念，《淮南子》告诫人们说：“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 16而儒家则将源于本性的善推而及于天地万类，战国时代的梁惠王看到下人牵着牛去衅钟的时候，便心怀恻隐地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17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不是伪善，而是悲悯，佛教则将这种悲悯推向极致，禁止杀生，甚至主张舍身饲虎。在印度人那里，人类没有对动物的优先权，印度人听凭牛在大街上四处游荡，任凭猴子在各类建筑上飞窜骚扰，听任成百上千的老鼠在神庙里与人一起喝奶，大概是世界最能善待动物的民族。虽然未必值得效仿，但其对动物的宽容与悲悯仍然给现代人以启示。

动物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人类食物、药物、宠物或其他什么原料的提供者，也不仅仅是自然风景的构成者，或是一些心理畸形的人寻求刺激的对象，而首先是这个蓝色星球的当然的主人，没有了它们，便没有生机和色彩，世界也将变得残缺不全。人类已经屠杀了太多动物，这种屠刀不可持续。放下屠刀，认真省思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是文明而野蛮的人类的必修课，因为，人类对这个星球的重要性未必超过动物，而没有人类的地球未必就没有意义。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不仅为一己之私屠杀动物，而且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大肆破坏环境，诗人对此同样愤愤不平。在《四月阴天游新安》诗中，诗人记录了自己见到的反常景象：新安江不再清澈，渔舟没有人迹，鸟不见了踪影，柳茫然地等待，孔雀麻木地开屏，渔人不再劳作，而学会了表演。一切都改变了原来的形态，一切都不再正常。诗人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忧虑，乃至以云的“伤心的泪水”表达对这种阴阳易位、时序颠倒的悲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看，新安江的改变似乎无可厚非，而敏感的诗人却从中嗅到了不祥的气息，人性的贪婪及这种贪婪对自然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正将人类带入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正是诗人的忧虑所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而在资本主宰一切、人类对金钱的贪婪空前膨胀的今天，约束贪欲而保护生态，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更加紧迫的任务，而蔓延于全球的新冠役情则使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变成涉及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对此，诗人在《和谐是幸福的种子》一诗中表达了更深重的忧思：

过去是人类将动物

关进笼子

现在却是动物智慧地将人类

关进笼子

前者是一种强制

后者是一种无奈

蔓延于全世界的新冠病毒让人类重新见识了大自然的威力，虽然难以确定新冠病毒来自何方，但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等令人谈之色变的病毒无一例外来自自然，来自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食，来自对自然环境的空前开拓与破坏。人类剥夺了无数动物的自由和生命，现在，动物则以独特的方式剥夺了人类的自由和生命，这是人类为自己的贪婪付出的代价。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说：“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和被吃。”18虽然麦克尼尔的观点令人悲观，但毫无疑问，他道出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真相。虽然现代医学貌似发达，不仅已经消灭了历史上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多种传染病，而且以各种先进的医疗手段极大地延长着人类的寿命。人类一度以为，类似黑死病那样肆虐全球并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传染病再也不会发生，但近几十年来各类致命性传染病的一再爆发表明，各类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致命性传染病压根就没有走远，而且可能说来就来。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各种传染病全球爆发的风险大大增加，某个个体一旦感染某种病毒，便可以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快速传遍全世界，这次新冠疫情传遍世界只用了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而且带来了世界性的恐慌及全球经济的停摆，大自然再次以特有的方式显示出自己的强大与人类的脆弱。因此，人类以往的乐观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人类与病毒及各类微生物的斗争将永无尽头。有鉴于此，人类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便是：不要继续放纵自己的贪欲，不要为满足贪欲而随意破坏生态平衡，任何破坏都有可能让病毒像魔鬼一样降临人间。

五、对现实人生的诸多思考

沙鸥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学者，相比一些富于激情的诗人，沙鸥更多地表现出学者的冷静与睿智。对现实人生，他善于观察，勤于思索，时常生发出深刻的洞见，尤其对当代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资本对当代社会的全面掌控将利益原则上升为几乎唯一的价值准则，而消费主义浪潮则激起整个社会对金钱的疯狂追逐，人类的欲望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的人类这样欲壑难填。沙鸥《蚊》诗便以蚊子形象讽谕世人，提醒人们应当适可而止，不能贪得无厌，否则最后的下场只能是灭亡：“当清醒的人/面对满身的伤痕/和奇痒无比的肿块/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地用手掌/将他击毙。”荀子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19蚊子便象征了荀子所谓的无师无法的知者、勇者，贪念让它无所畏惧，成为吸血的盗贼。在蚊子将毒针刺入人的肌肤，并品尝吮血的快感时，其贪念便被空前地激发出来。面对这庞大的血库，就像一个人发现了堆满黄金而无人看守的库房，只要不被发现，它会一直吮吸下去，哪怕胀破肚皮也在所不惜。于是，我们经常看到肚子蓄满人血，鼓胀得近乎破裂而难以飞行的蚊子，静静地挂在蚊帐深处。虽然它过足了吸血的瘾，但它的贪婪拖累了它，再也飞不动。被叮咬得奇痒难忍的人终于醒来，手起掌落间血花四溅，诚如古人诗云：“虽然暗里能钻刺，贪不知几竟杀身。”它或许并不后悔，因为吮血几乎是它唯一的念想。

柳宗元曾写过一篇小文《蝜蝂传》，一种叫作蝜蝂的小虫，总是将尽可能多的东西背在身上，又喜爬上高处，“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蝜蝂不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更不懂生命的意义，它像嗜血的蚊子一样，将贪婪的索取当作了生命的唯一目的，利令智昏，欲罢不能，终于毁灭。柳宗元感慨地说：“今世之嗜取者，……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20正因为贪欲难除，人类才会做出种种恶业，所以制欲便成为古人修心养性的必修课，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林则徐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寡欲已属难能，无欲尤为可贵，寡欲乃至无欲永远是对人性的严峻考验。

不仅人心受到金钱的严峻考验，人际关系也受到金钱的严重腐蚀，或许看到当代社会人心之隔膜，沙鸥叩问佛陀：“我在江湖听高山之梵音 /佛陀告诉我/心与心的距离/有时一秒可以到达/有时需一生丈量。”心与心的距离不是可以丈量的物理距离，而是难以言说的精神距离，它可以没有间隙，心心相印；也可以压根就无法测度，心怀叵测。诗人说：“心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但这种距离又是世界上最奇妙的长度，有的人倾盖如故，有的人却白发如新。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最有灵性，最为敏感，一句话，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便能掂量出彼此是否同道中人。伯牙鼓琴寄意，钟子期总是心领神会，他们的心灵没有距离，就像纠缠的光子，节奏如一。《世说新语》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21华歆虽把片金掷去之，但其“捉”的动作暴露了内心的秘密，他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并不坚定，这与“挥锄与瓦石不异”的管宁自是两种境界。这就是心的距离。在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信仰才会露出本相，而信仰不同，心灵注定渐行渐远。

心之心之间不仅有距离，还有嫉妒与仇恨，沙鸥在《舌条》中愤愤地写道：“柔软的舌条 /就象两把刀 /将善良人的心啊 /剜得鲜血淋淋。”诗人将柔软的舌头比作杀人的刀，不仅会伤害他人，而且会置人死地。一些人之所以摇唇鼓舌，谗害他人，往往因为利益冲突，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的情况下，以谗言打击对手、借刀杀人便成为最经济也最有效的手段，《战国策》中郑袖谗害新人的故事便为显例。人多有嫉妒之心，故不乐言人之善；人多有幸灾乐祸之情，故多爱闻人之短。鲁迅说：“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 22社会舆论最喜欢播弄是非，最不分青红皂白，但凡飞短流长，最喜为坊间接纳和传播。它懒得去辨析，去求证，它对事实真相没有兴趣，兴趣所在只是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或流言蜚语本身。一旦成为坊间谈资，事主则是百口莫辩，虽然法律和历史最终可以证明事主的清白，但人类永远无法消灭流言，因为人性之恶永远无法消除。

正因为人性的缺陷，所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善与恶的斗争永无休止，并常常将人们置于或善或恶的十字路口。在《德》一诗中，诗人描写了自己的某次经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颗久违了的莲子/在心底发芽/眼睛是那样的清澈/目光是那样的安详。”这是一个需要选择而又难以选择的人生节点，此时，一颗久违的莲子在心底发芽，这是一颗什么样的莲子呢？诗的题目告诉我们，这颗莲子其实正是道德的化身，它长期沉眠于诗人的心底，在这样一个考验良知甚至决定命运的时刻，这颗道德的莲子复活了，发芽了，它有力地引导着“我”的心理行程，将我由偏执、迷狂的歧途重新拉回到正义的轨道。在那一刻，“我”的心才安定下来了，“眼睛是那样的清澈，目光是那样的安详”，因为，我守护了自己的良知。

面对纷纭繁杂的人世，沙鸥苦苦追寻着生命的真谛，并将大道至简当作消除人生负累的不二法门。在《白孔雀》中，诗人写道：“开屏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一点炫耀的色彩/没有一个说明的文字符号/但却有权展示/生命的律动。”生命其实原本是简单的，不需要修饰，不需要隐藏，更不需要伪装，就像白孔雀那样可以向人坦然展开白色的羽屏。愈是简单的东西，愈接近本真，愈接近大道。大道至简，就像武术高手一招制敌，就像世外高人一语道破天机。大道总是提纲挈领，抓住要害，一切芜杂瞬间变得简单明了，就像爱因斯坦E=mc²的质能方程式，就像那个轻而易举拼出世界地图的小男孩，只是因为地图的背面就是男人和女人。

大智慧永远是朴拙的，是浅易的，是简单的，人尽皆知，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以为那是大智慧，老子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23大道往往遭到俗人的嘲笑，当然不会付诸行动，所以老子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24道的最高境界不过是自然而然，《景德传灯录》载：“有源律师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般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25平常人吃饭，挑肥拣瘦；睡觉时，胡思乱想，自然是有所取舍，不得解脱。真正的悟道者应是“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悟得大道需要心境澄澈，心如明镜，自可照出妖物；心如乱麻，便易鬼蜮附身。因此，快乐来自简单。在《童年》一诗中，诗人细致地描写了童年的游戏：弹玻璃球，拍画片，跳房子，跳绳。这些正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最喜爱的生活内容。虽然物质贫困，没有华丽的衣服，没有丰富的饮食，甚至肉也很少吃到，但并不妨碍孩子们从这些简单的游戏中寻觅无尽的快乐。物质世界的贫困虽然造成了生活的单调，却也使人际关系变得单纯，没有那么多利益，也便少了许多争夺，人们在空荡荡的世界里将彼此看得更加清楚。不需要心机，不需要阴谋，因此也不需要防范。虽然粗茶淡饭，早出晚归，但没有提防的心是轻松的，食物可以充分地消化吸收，睡眠也可以无比香甜，人们轻松地入眠，一直睡到自然醒。

当代人拒绝童年的匮乏，却又怀念心灵的单纯，然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我们很难在获得海量财富和多样享受的同时，还能以童年的无邪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于是，物质世界越发庞杂，精神世界却日渐狭仄，我们失去了童年，也失去了简单和快乐。诗人伤感地说：“现在/游戏变成现实/快乐变成痛苦。”这，大概便是人类的宿命。

［注释］

1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西湖》，2006（5）。

2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7页。

3梁晓明：《一种节奏缓慢的诗》，《上海文学》，2009（8）。

4（明）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页。

5、6（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第431、388页。

7、22《鲁迅杂文全集》，九洲图书出版社，1995，第1126、901页。

8李宗吾：《厚黑学》，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第8页。

9、10《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344、296页。

11《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第205页。

12、1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第350、621页。

13《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22页。

15《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24页。

16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第269页

1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207页。

18（美）劳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作者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5页。

19（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第64页。

20《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第483页。

2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第14页。

23、24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第167、302页。

25（宋）普济：《五灯会元》，海南出版社，2011，第202页。 

（作者简介：吴增辉，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