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在社会上一般人的观感，清华是一所与诗没什么缘分的大学，你要告诉他们唐弢有“清华多诗人”之说^[1]，很多人一定会惊讶。甚至一些文学、文学批评的从业者，到现在仍不清楚清华早在1980年代已恢复中文系。实际上，从1921年闻一多等建立清华文学社，清华校史上诗人辈出，新月时期、西南联大时期，清华诗人甚至占诗坛半壁江山。这一盛况，与北大不相伯仲，而为其他大学所难望项背。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学院撤销，诗人和诗歌研究者从清华园流散，清华诗歌传统受到重大挫折，但清华园也从未完全绝缘于诗意。新时期以后，随着清华文学社恢复、中文系重建，清华又涌现了一批优秀诗人，重续了清华辉煌的诗歌传统。

图 | 1931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会员合影。一排：霍世休（左一）、郝御风（左二）、余冠英（左三）、郑振铎（左四）、刘文典（右四）、浦江清（右二）、俞平伯（右三） ；二排：李文灜（左一）、林庚（左二）、朱宗英（左三）、吴祖襄（组缃）（左四）、马玉铭（右一）、李嘉言（右二）；三排：安文倬（左一）、赵赓飏（右一）、许世瑛（右三）

新诗风云始清华

——早期（1919-1925）的清华园诗歌

说到新诗的开端，我们总是会想到胡适和北大，并把北大看作新诗的母校。其实，1916年胡适开始写作白话诗的时候，跟北大一点关系也没有。胡适当时人在美国，身份是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1910年考取）。胡适自己说：“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2] 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胡适也还在美国。胡适应聘北京大学教授的时间为1917年8月。也就是说，早在胡适与北大发生关系之前，已经完成了白话诗的理论准备并付诸实践。而这个时期，胡适的身份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实际上，在美国期间与胡适讨论语言和诗歌问题的朋友赵元任、梅光迪、唐钺诸人也多是清华留美同学。根据胡适的说法，激发他思考中国语言和文学问题的，是华盛顿清华学校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这人叫钟文鳌，是一个基督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影响，总是利用每月给学生寄月费的机会，夹带一些宣传基督教和其社会观念的小传单。有一次，胡适接到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生了气，写了一封信，把钟文鳌骂了一通。胡适事后颇感后悔，但却由此开始思考“中国文字的问题”。^[3]可见，胡适发起白话诗和白话文运动，离不开清华留美生这个背景。那么，与其说北大是新诗的摇篮，不如说清华是新诗的摇篮，北大可以算是新诗的保姆。

按照梁实秋的说法，当初清华学校的文化氛围是比较冷清的。梁实秋称为“沙漠的生活”：“清华受了‘美国化’的影响，所以学生生活偏向物质方面发展……在这种景况之下，清华似乎是与文学无缘接近。”但这又“很容易激出少数人的反应的行为，助长他们对于文学的嗜好”。^[4]实际上，胡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提倡白话文、白话文学，很快在清华园中引起了反响，从1917年4月到1919年12月，以《清华周刊》为阵地，清华的同学开展了为期近三年的文白之争，主张白话文的同学两次邀请胡适到校演讲。

1919年8月出版的《修业杂志》（清华学校修业团出版）1卷2期发表了署名“倦”的白话诗《看见你》和伊凡用白话翻译的泰戈尔诗6首。这是白话诗首次出现在清华校园刊物上。1920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85期刊出了该刊历史上第一首白话诗《莺声》。1920年以后白话诗逐渐成为清华校园诗歌的主角，同时涌现了闻一多、梁实秋、“清华四子”（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校园诗人。新旧诗之争也随之展开。

1920年11月，浦逖生、无吾分别在《清华周刊》200期、201期发表《时髦白话诗底罪恶》《我对于现在一般新诗的劝告》攻击新诗。闻一多则写了争锋相对的《敬告落伍的诗家》（《清华周刊第211期，1921年3月11日》，署名“风叶”），认为“诗体解放早已成了历史的事实”，劝告那些沉迷于平平仄仄的同学，“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5]署名“国史”的同学则在《清华周刊》220 期（1921 年5 月20 日）以一篇文言文做的《敬告时髦诗家》回击，称闻一多的文章“刚愎自用”“百般诮骂”，批评新诗文字平常如话，了无趣味，乃“自甘蒙蔽而得破坏国粹之罪名”。^[6]闻一多未对国史的文章未直接回应，而于本年6月写了《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对一年来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16首新诗一一作了点评。文章中对旧诗发表了如下意见：“旧诗既不应作，作了更不应该发表，发表了，更不应批评”“批评旧诗就是提倡旧诗了”，可以算是对国史文章的间接回应，也是对迷恋旧诗同学的总回应。^[7]

1921年11月，闻一多等把上一年成立的小说研究社改立为清华文学社，成为清华校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的文学社团，分诗歌、小说、戏剧三组。这个时期和下一时期重要的清华诗人闻一多、梁实秋、朱湘、饶孟侃、杨世恩等，都是这个社团的骨干。社团在《清华周刊》开辟“文艺增刊”，从1922年11月到1925年5月，先后出版11期。作品以新诗为主。据张玲霞统计，11期《文艺增刊》共发表新诗60首。^[8] 1922年9月清华文学社设立“清华文学社丛书部”，先后出版了闻一多、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1922年11月）、《文艺汇刊》（1923年4月），并拟议出版闻一多诗集《红烛》（后经郭沫若介绍，改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9月正式出版）。

《文艺汇刊》发表的诗作包括闻一多的《忆菊》《太阳吟》《玄思》，梁实秋的《尾生之死》《小河》，朱湘的《小河》《迟耕》《黑夜纳凉》《宁静的夏晚》《忆西戌》，饶孟侃《孤雁》《布谷之啼》，何一公《心吟》，孙守拙《滴滴的流泉》，马杰《不敢盼春到》，多达15首。清华文学社丛书第四种为《文艺会刊》第二集，倪墨炎推断出版于1927年，其中三篇新诗分别出自柳无忌、林率、罗罗之手。^[9]

图 | 1921年11月闻一多、梁实秋成立清华文学社合影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1919-1925年）清华校园的诗歌活动是对早期白话诗运动的响应，但已经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是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包括闻一多、梁实秋、吴景超、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

二是这些作者大部分都有理论的兴趣，往往兼顾创作和批评。其中尤以闻一多的批评才能最为突出。他在这个时期就写出了《<冬夜>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一批有影响的批评文章。梁实秋有《<草儿>评论》《<繁星>与<春水>》《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评一多的诗六首》。饶孟侃有《评一多的<园内>》。孙大雨则在《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发表了《郭沫若——<女神>与<星空>》。朱湘稍后也有评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的批评文章。这种兼顾批评的倾向，也可说是清华学校理性训练的结果。

三是多数清华诗人都表现出对新诗音节问题的关心。上述提到的这些批评文章都关注到音节问题，闻一多、梁实秋对音节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孙大雨、饶孟侃、朱湘也对音节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1921年12月2日，闻一多在清华文学社做了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诗歌节奏的研究》）的英文报告，对诗歌节奏做了系统的考察。梁实秋讨论新诗音节的文章《诗的音韵》刊于1922年12月22日《文艺增刊》第2期。孙大雨自述于1925年形成了他的新诗格律-音组构想。^[10]实际上，清华诗人对音节问题的关心和研究为下一阶段新月派的格律探索准备了理论和人才的基础。

新月照九州  清华分光多

——新月时期（1926-1933）及抗战爆发前的清华诗人

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一说1924年），但一般以1926年4月《晨报副镌·诗镌》的创刊作为新月诗派诗歌活动的起点，以徐志摩1927年到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划分前后两期，而以新月书店主办的《新月》《诗刊》于1932、1933年停办作为结束。但《新月》《诗刊》停刊后，一些新月诗人还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及1935年11月新辟的《文艺副刊·诗刊》上延续新月派的诗艺探索，直到1936年戴望舒邀请孙大雨、卞之琳、梁宗岱、冯至共同主编《新诗》，新月派逐渐融入现代派，其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历史才算终结。^[11]大致说来，新月派的文学活动贯穿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也是这十年当诗人最多、创作和理论最活跃、影响最广的诗歌流派。

而新月派中在理论和创作上成绩最大的是清华诗人，单就诗人的数量来说，也以清华最众。所谓新月四大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清华占三席（陈梦家1937年到清华任教，大学不是清华出身）。

蓝棣之认为，《诗镌》的作者队伍是“清华文学社和新月社的某种演变，是出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的某种结合”，“《晨报·诗镌》这块园地是掌握在徐志摩手里，但几乎《诗镌》的全部作者又都在闻一多周围，闻一多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影响都要大一些”。^[12]从陈梦家《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和蓝棣之《新月派诗选》（人民文学1989）这两本影响最大的新月派诗选，可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清华成分。陈梦家《新月诗选》收诗人18家、作品80首。其中清华诗人有闻一多（6首）、饶孟侃（6首）、孙大雨（3首）、朱湘（4首）、杨子惠（世恩）（2首），加上后来成为清华教师的陈梦家（7首）、林徽因（4首）7人32首，人数和作品数都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方玮德、方令孺也是闻一多的诗歌门徒。蓝棣之《新月派诗选》入选诗人同陈本，作品增加到221首。清华诗人的诗作多达103首，占近一半。具体为：闻一多27首、饶孟侃11首、朱湘15首、孙大雨8首、林徽因22首、陈梦家17首、杨子惠3首。可见清华诗人在新月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 | 诗人闻一多

新月时期到抗战爆发前是早期清华诗人的诗才开花结果的时期。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孙大雨、饶孟侃、叶公超等在新诗创作和理论上最好的成果都出在这个时期。清华四子（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成为新月派的中坚力量。^[13]

新诗早期的重要诗人朱自清、冰心、俞平伯、郑振铎，新月著名批评家叶公超（叶在美国留学期间出过英文诗集，留学英国期间结识艾略特），这个时期也曾先后任教清华。朱光潜、梁宗岱也一度在清华兼课。其中，朱自清自1925年以后一直服务于清华大学，对清华诗人的培养和清华诗歌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1929年春，朱自清开始在清华中文系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新诗是其讲授的重点，其课程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也以新诗部分最为详实、出彩。

1929-1930年英国著名批评家瑞恰慈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开设“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课程，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新批评方法，对朱自清后来的新诗批评和研究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刺激和影响。这个时期清华还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和批评家，包括罗念生、水天同、李健吾、李惟建、王力、余冠英、柳无忌、郝御风、曹葆华、林庚、吴组缃、常风、孙毓棠、李长之、辛笛、孙作云、赵萝蕤等。

余冠英1931年的毕业论文题目即为“论新诗”。他还在1932年2月29日《文学月刊》发表过论文《新诗的前后两期》。王力1940年代著有《汉语诗律学》（1958年新知识出版社首版），其中第五章“白话诗和欧化诗”研究新诗的诗律。他还用旧诗格式翻译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另外，也不能不提陈梦家、林徽因与清华的渊源。陈梦家是后期新月派主要诗人，1927年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从闻一多、徐志摩学诗，受闻一多影响尤甚。1937年7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长沙）、西南联大，1944-1947年任教芝加哥大学并游历欧美，1947年后继续任教于清华，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林徽因是新月最好的女诗人，1946年起随梁思成到清华园生活，1949年聘为清华建筑系一级教授，直到1955年去世。虽然，陈梦家、林徽因并非清华出身，其创作盛期也不在清华，但以其与清华渊源之深，也理当视为清华诗人。

图 |诗人穆旦

如果说前一个时期，清华诗人还只是追随先驱者的潮流尝试新诗的写作和批评，那么这个时期则是清华诗人提出独立主张，并以创作和批评的实力扭转诗坛风气的时期。这个风气就是前一时期浪漫和自由，浪漫是指文学的态度和趣味，自由是指诗的形式。这个转变先是从诗的形式入手的。

针对初期白话诗形式上的自由泛滥和技艺上的粗糙拙劣，1926年左右闻一多、孙大雨、朱湘、饶孟侃、刘梦苇等关心新诗形式问题的一群诗人开始集结在闻一多周围，“批评作品，讨论学理”^[14]。刘梦苇提出办一个刊物，与徐志摩接洽，因此而有《晨报副镌·诗镌》的创刊。《诗镌》遂成为这群诗人发表其形式试验作品和格律主张的园地。孙大雨的《爱》、闻一多的《死水》、朱湘的《采莲曲》都是《诗镌》发表的新诗名作，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则是新诗格律理论方面“以启山林”的开山之作。这些作品和理论文章发表后，很快造成了“新诗的历史里”“一个轩然大波”，^[15]格律诗遂成为风气，新诗格调和诗人队伍为之一变。

叶公超在外文系开设“诗歌批评”“近代英美诗歌”等课程，指导学生翻译瑞恰慈《科学与诗》、艾略特《荒原》《传统与个人才能》等诗和诗论著作，自己撰写《爱略特的诗》《再论爱略特的诗》等论文，扩大了新诗人的视野，对扭转新诗的浪漫倾向，走向智性起了引领作用。1937年，叶公超在《文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论新诗》，提出“说话的节奏”和语调说，关注到诗中声音和意义的关系，指出“我们新诗的格律一方面要根据我们说话的节奏，一方面要切近我们情绪的性质”，^[16]则是对新月格律主张的一个提升。徐志摩认为，《诗镌》对新诗的建设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新诗格律和音节的讨论，二是使新诗的作者“觉悟了诗是艺术”，而走上“自觉的运用某种题材，不是不经心的一任题材的支配”的建设之路。^[17]这一概括大致符合实际。

对浪漫态度的纠正则与梁实秋的加入大有关系。1923年梁实秋赴美留学后，改变了此前的浪漫主义文学态度，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转而批评浪漫主义是一种“现代狂”，由于对“情感的质地不加理性的选择”而“流于颓废主义”“假理想主义”，^[18]它“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19] 1928年3月梁实秋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文学的纪律》一文，提倡“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认为“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20]这些见解和主张成为新月派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理论纲领。到这时，新月派可以说基本完成了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实践两方面的建设工作。而这两个工作主要是由清华诗人和批评家完成的，其他新月诗人（包括徐志摩），都可说是这一工作的响应者。

这个时期清华园里的文学社团活动、刊物出版也相当活跃。从上个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清华周刊》《清华文艺》《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等一直办得有声有色。郝御风、孙毓棠、李长之、辛笛先后担任过《清华周刊》文艺主任。1928年12月，中文系成立“中国文学会”，1931年4月创办《清华中国文学会会刊》（第二卷起更名为《文学月刊》）。1934年李长之等成立流萤社，编辑《流萤》杂志。李长之还和林庚等组织“文学评论社”，出版《文学评论》。孙作云等于1935年1月成立“清华文艺社”。同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后改称“国防文艺社”，并演变扩大为“清华文学会”，出版《新地》。“清华文学会”曾邀请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等到校演讲，在校园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到1930年代中期，清华园里已酝酿着新诗向英美现代主义的转向，这个转向也包括对新月派诗艺的偏移。叶公超与艾略特有不错的私交，他到清华就职，很快就把艾略特的影响和诗艺带到了课堂。在他的影响下，曹葆华、卞之琳翻译了艾略特的重要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赵萝蕤翻译了《荒原》。1934年《清华周刊》第42卷第6期发表了默棠翻译的R.D.Charques的《论现代诗》，对艾略特的《荒原》作了全面评介。曹葆华主编的《北平晨报·北辰学园》“诗与批评”专栏（1933年10月-1936年3月）更是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特别是英美现代诗论和批评。这些都说明年轻一代诗人已经搭上了西方现代诗发展最新的脉搏。

 “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

——抗战时期（1937-1946）的清华和联大诗人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0月开学。1938年4月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这一事关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严重刺激，也极大地改变了新诗的面貌。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出自清华、西南联大的一群诗人，深入到最前线，拥抱了这片土地上最残酷而赤裸的现实，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谱写了新诗最为光荣的篇章。事实上，抗战以后，新诗的面貌整个地变了。

图 |诗人朱自清

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诗的现实性显著增强。“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闻一多语），闻一多、朱自清等老一辈诗人、诗评家纷纷改变原有的诗歌观念，走向生存战斗的原野。闻一多放弃了他的格律偏见，要求诗人热爱“赤裸裸的现实”，称赞田间的自由短句具有“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人与力活着”；^[21]朱自清指出，“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型式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走上十字街头”，^[22]而同时出现了散文化和民间化的趋势，他自己的新诗研究也就关注到朗诵诗、“现代史诗”等新体裁和诗的民间形式的借用、诗的公共性等现象。

在抗战中，诗和批评都向现实的原野推进了。穆旦、杜运燮、缪弘等青年诗人，则在一个阶段直接进入到抗战的前线，王佐良、巫宁坤等也都一度直接从事抗战工作，他们的诗无论表达手段如何现代、个人化，但是表现的内容却是当前的现实，是“赤裸裸的现实”的组成部分，同时结合了现代人的感觉、经验和意识，而增加了现实的层面和深度。

图 |1938年，湘滇旅行团教师辅导团成员合影

其次，完成了战前已经酝酿而未完全展开的向智性的转化。这一转化把诗的手段从法国式的象征主义转向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诗歌表现的内容从情绪、感觉转向经验、意识、心理，叙事、戏剧的手段得到广泛的应用，强调现实、象征、玄学的融合，由此产生了一种综合的现代诗艺术。这一转向跟战时的现实有关，也跟战前叶公超等在课堂内外的引导和提倡有关，还跟若干历史的机缘有密切的关系。1937年英国青年诗人、学者燕卜逊受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到中国时，北京大学已南迁，他只好辗转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这样他就不再仅仅是北大的教授，而成了三校共同的教授。

此后到1939年1月，燕卜逊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开设当代英诗、英国文学等课程，穆旦、王佐良、赵瑞蕻等一批青年诗人成为他的学生。作为当行的现代诗人，燕卜逊带来了英国“奥登一代”的最新诗风，深深吸引了这些中国的青年才俊。

1938年奥登和衣修伍德的中国行及随后（1939）出版的《战地行》一书更把奥登的影响扩展到深广的层面。书中奥登的二十七首《战时》十四行展现了其“用现代的技巧写现代内容”的高超诗艺，被誉为“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30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23]王佐良说：“当时在昆明有几个中国青年诗人，如穆旦和杜运燮，呼吸着同样的战争的气氛，实践着同样的诗歌革新，完全为奥登所倾倒了，以至于学他译他，有的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今天”。^[24]这些十四行及附录的《诗解释》（实际上是一首长诗），后来穆旦把他全部译成了中文。事实上，穆旦遗稿《英国现代诗选》所选的诗人就以奥登一代为主，再加艾略特和叶芝。

白英（1911-1983）则是另一位对西南联大青年诗人产生影响的英国诗人。白英1941年到中国，1943年到昆明，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教授“英国诗史”“现代英诗”等课程，直到1946年离开中国。在联大期间，白英组织编译了《当代中国诗选》《白驹集：古今中国诗选》，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浦江清、俞铭传、袁可嘉等都曾参与其事。两书于1947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闻一多编选《现代诗抄》也与白英的工作有关。

图 | 闻一多在清华大学的寓所新南院72号

最后，新诗自身也在抗战期间完成了世代的更替。到1940年代，老一辈诗人除了冯至以《十四行集》再鸣惊人外，其余朱湘、徐志摩早已去世，郭沫若、闻一多、孙大雨、卞之琳创作上大多乏善可陈，就连戴望舒也已是强弩之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艺面对抗战现实失效造成的。而新的一代诗人就在抗战的烽烟中成长起来。以穆旦为中心的“中国新诗派”（80年代复出后，因为一本《九叶集》被阴差阳错地称为“九叶派”）在战后脱颖而出，就是基于这一背景。

“九叶派”的“九叶”是指穆旦、杜运燮、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郑敏、袁可嘉、杭约赫九位诗人。九人中，辛笛是战前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生，穆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都是联大出身，清华、联大背景的诗人占了大半。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还被人称为“联大四星”^[25]。另外，陈敬容与清华也渊源颇深。她的第一首诗《幻灭》由曹葆华介绍，发表在1932年《清华周刊》第38卷第4期上。1935年，陈敬容应曹葆华之邀到北平，在清华、北大旁听，而进入北平的文学圈子。上述诸人之外，清华、联大背景的王佐良、俞铭传、罗寄一、马逢华、何达也是这一代中重要的诗人，杨周翰、赵瑞蕻、汪曾祺、周定一、林蒲等也一度写作新诗。玲君也曾在西南联大短暂逗留。可以说，清华、联大的诗人再次成为1940年代新诗坛的主力。

联大这批诗人的一个特点是多数是学外语系出身，对西方诗歌有深刻了解，并自觉接受其影响，特别是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这一点也跟清华一直以来对外语的重视有关，清华的这一传统后来也带到了西南联大。辛笛、穆旦、王佐良、杨周翰、杜运燮、袁可嘉都是外文系出身，前四位后来都有留学英美的经历，郑敏虽然出身联大哲学系，后来也曾留学美国。当然，清华早期的诗人闻一多、朱湘、孙大雨、梁实秋也都曾留学美国，同样深受英语诗歌影响，但他们接受的主要是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而年轻一代诗人更多的是接受英美现代诗特别是艾略特-奥登一代的诗风，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别。由于这个背景，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几乎都从事诗歌和诗论的翻译，译诗也成为这批诗人对新诗的重要贡献。罗念生、穆旦、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郑敏、巫宁坤、赵瑞蕻的译诗在不同时期对新诗的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以穆旦、王佐良、袁可嘉的贡献最为突出。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集中培养那么多出色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也与其在战时的特殊地位有关。联大集合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精英，师资力量雄厚，诗歌方面不但“云集了整个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大诗人”^[26]，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陈梦家、孙毓棠等，还有燕卜逊、白英这样的外籍诗人和学者，形成了浓厚的诗歌氛围。联大较为自由的学术气氛，也为师生间的诗歌交流和竞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中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联大众多的学生社团组织及其丰富活跃、影响广泛的社团活动。

西南联大与新诗创作关系比较密切的社团即有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这些社团往往都有诗坛名家担任指导教师，师生间交往密切。

南湖诗社的活动时间在蒙自分校时期，主要成员有穆旦、赵瑞蕻、刘绶松、林蒲等20多人，闻一多、朱自清担任指导教师。南湖诗社创办壁报《南湖诗刊》，出过四期，发表诗作数十首。蒙自分校迁到昆明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成员扩大到四五十人，继而更名为“南荒文艺社”，社员扩大到校外。南荒文艺社每周在翠湖海心亭茶聚一次，以社员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的作品稿费为“会费”。

冬青文艺社成立于1940年初，成员包括杜运燮、汪曾祺、穆旦、肖珊、巫宁坤、刘北汜，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为导师。编辑《冬青杂文》壁报、《街头诗页》（张贴昆明街头），《冬青诗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冬青文抄》则以手抄形式陈列于图书馆阅览室。几位导师都曾应邀到社演讲；巴金到昆明时，和社员举行过座谈。冬青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复员。冬青文艺社在《贵州日报》辟有“革命军诗刊——冬青”，发表社员和导师作品。布谷文艺社由贺翔麟、何扬等在叙永分校成立，邀请刚留校任教的穆旦参加，李广田担任导师，出版《布谷》壁报，并在《柳州日报》劈有《布谷》文艺副刊。1944年并入冬青社。

文聚社成立于1941年秋，成员包括林元、穆旦、杜运燮、刘北汜、汪曾祺、罗寄一等，社名由沈从文拟定，出版《文聚》杂志和图书（穆旦第一本诗集《探险队》即由文聚社出版）。在《文聚》上发表作品的联大作者有冯至、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王力、罗常培、闻家驷、孙毓棠、穆旦、杜运燮等，校外作者有高寒（楚图南）、魏荒弩、姚可崑、何其芳、靳以、金克木、袁水拍等。《文聚》发表的诗歌、小说、散文都产生了不少名篇，代表了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的高度。由于名家云集，作品质量高，《文聚》很快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耕耘文艺社成立于1943年秋天，编辑《耕耘》壁报。袁可嘉是核心成员，在《耕耘》壁报上发表诗和诗论，其引人注目的“现代派”立场在同学中引发争论，并直接推动了文艺社（1945年3月）的成立。耕耘社持“为艺术”的“现代派”立场，文艺社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立场，双方的争论持续颇长，但袁可嘉也在《文艺》壁报发表作品。

文艺社从1945年11月起创办《文艺新报》，公开发行；同时为牺牲于抗战前线的联大诗人缪弘出版《缪弘遗诗》（李广田编选、作序）。

新诗社跟闻一多在课堂上对田间和朗诵诗的推重有关，社名也有闻一多拟定，意在强调诗歌的“新”。该社成立于1944年4月9日；这天，何达等12位受闻一多影响、喜欢诗歌的联大同学拜访了闻一多，受到闻一多的热情接待。他们就把这天作为诗社成立的日子，并邀请闻一多担任导师，把闻一多当天谈话的主要意见视为社团纲领。新诗社在联大、昆明开展朗诵诗运动，出版《新诗》壁报，出版过戈扬《抢火者》、杨明《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两部诗集，是联大后期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一个。

旧巢来新燕

——1946年复员以后清华诗脉的延续与更新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复员。在联大任教的诗人、作家中，闻一多复员前在昆明殉难，未及北返；其余诸人各自择校复员：沈从文、冯至到北京大学；卞之琳到南开大学，并于次年赴牛津作研究员；朱自清、孙毓棠到清华，朱在中文系，孙在历史系，陈梦家1947年从美国回来后也继续在清华中文系任教；李广田先在南开任教，1947年5月应朱自清之邀转到清华中文系，并于朱自清去世（1948年8月）后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联大时期活跃的学生诗人，林蒲、周定一、王佐良、赵瑞蕻、穆旦、罗寄一、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俞铭传、马逢华等，复员前都已离校。何达继续在清华大学求学，并于1948年毕业。林徽因、钱钟书1949年分别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外文系。杨周翰则在1950年留英归来，成为清华外文系教师。从复员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因为教员和学生的分散，清华的诗歌氛围已不如联大时期，但依然拥有朱自清、陈梦家、孙毓棠、杨周翰、林徽因、李广田等众多诗人，在联大三校中留住了最多的诗人。

图 |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医五大学院只保留工学院，成为单一的工科大学。文学院撤销后，人员调往北大、人大、社科院等单位。陈梦家、孙毓棠、钱钟书等调往社科院，杨周翰调往北京大学，李广田调往云南大学。其他中文系教师如浦江清、吕叔湘、余冠英、王瑶、冯钟芸、季镇淮等也多转到北大、社科院任职。这次院系调整导致此后数十年清华文脉和诗脉的中断。1952年以后到1980年代中期，清华再未能给诗坛贡献一个重要诗人。当然，这个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诗歌创作都处于衰歇期，即使名师云集的北大也没有为诗坛贡献重要诗人。但诗的身影并未在清华园完全消失。边国政、大解是这个时期从清华园走出的最有影响的诗人。边国政1964年考入水利系，1970年毕业。1965年以《清华园之夜》展露诗歌才华，新时期以后出版诗集《爱的和弦》《三角帆》《青春雕像》等多部诗集，《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获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大解，原名解文阁，1977年入水利系，1979年毕业。2000年出版长诗《悲歌》，引起很大反响，其他诗集还有《个人史》《诗歌》等。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清华园迎来首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198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复建，1985年中文系复建（199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同年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哲学系等文科院系也陆续复建。清华人文学科的重建，为校园诗歌创作提供了更好的依托。1986年7月诗人刘晓峰从吉林大学毕业，入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其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诗歌写作与欣赏”课程，很受清华同学欢迎，一批诗歌人才从刘老师的课堂脱颖而出。刘晓峰老师还多次邀请西川、阿吾、邹静之、俞心焦等诗人来清华和同学交流。

1988年4月清华大学举办了首届首都高校诗歌朗诵会（作为当年“四月诗会”的闭幕环节），并进行了评奖，谢冕、蓝棣之、西川、骆一禾、阿吾、老木等担任评委，海子也跟随骆一禾来到现场。北大诗人西塞获一等奖。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在京高校联合朗诵会，吸引了当时活跃于北京各高校的众多校园诗人，清华同学参与的热情很高，评奖结果也令人信服。1994年著名诗歌评论家、学者蓝棣之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的诗歌氛围更加活跃。蓝棣之教授在清华开设的诗歌课程包括“现当代诗歌：诗潮、流派与群落”“中国现代诗学”“现代诗与现代人生”等。^[27]蓝棣之教授经常把最后一节课变成诗歌朗诵会，学生朗诵自己的诗歌或名家作品，有时也请校外的诗人参加，很多重要诗人都参加过蓝老师的课堂朗诵。这最后一课，上课的同学往往比平时倍增，教室座无虚席，还有很多同学站着。

图 | 1993年左右，清华文学社成员在清华园朱自清雕像前

1979年清华文学社恢复，古丽蓉、曹自学、王玮、王红梅、兰荪、姜涛、周榕、向祚铁、袁先欣、徐钺、宋溟、陈瞰、何嘉耀、周南、印东、李长远等先后担任社长。1985年3月下旬到5月中旬，文学社在大礼堂南草坪举办“四月诗会”活动，吸引了大量同学，后来出版了《清华文学》的诗歌专辑《四月》。专辑收录的诗人被称为“四月诗群”。1980年代中期，清华文学社兴盛时期社员多达百人，频繁开展诗展、朗诵会、沙龙、戏剧演出、演讲等活动。曾新群（1977级）的话剧《涓流在涛涌之间》（1980年），高耘、王玮（1982级）的史诗剧《冬天，火的回忆》（1985年演出）都曾轰动校园。古丽蓉回忆1980年代的清华园，“当时感觉是全校上下，满是文艺创作细胞。宿舍楼道里，是每个班级或系里的墙报，上面各类诗歌文字山花烂漫。”^[28]姜涛回忆清华园生活时说，“那一段岁月无疑是最为美好的，随意从记忆的枝干上摘下一片叶子，都会闪烁出幸福的光辉……那么多黑夜因为诗歌而充满了节日的欢乐，在星空下，在草坪上，大家手秉烛火，高声诵读，欢歌宴饮，通宵达旦”。^[29]清华文学社的社员回忆，“周末，常常是姜涛走出阳台看到天气不错，转头就喊：‘哥们几个去植物园吧！’话音刚落，就有人挨个宿舍敲门，或是在楼下喊：‘有没有想去植物园的！’不一会儿就凑齐了三十几个人，带着刚在食堂买的油饼、榨菜，三四箱啤酒，一大批人在西门集合，骑车去了植物园。  一路唱歌，喝酒，走到樱桃沟，在大石头上纷纷落座，大家拿出自己的诗歌开始朗读、背诵，读得起劲，连《春江花月夜》都一起诵读，三十几号人，一齐大声诵读。到了晚上意犹未尽，又在门口席地而坐，开始大声念诗，帽子往地上一扔，还有好多游客往里面扔钱。”^[30]

这种由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构成的校园文学氛围，不仅给文学社成员深深的浸染，也给他们以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宋颖说：“这与其说是一段文学经历，不如说是一次灵魂的集体沐浴，我们在精神的风中低回舞蹈，相互濯洗，然后在一个个夏天离开清华园散落各地，却永不相忘。”^[31]徐晨亮说:“我所知道的清华文学不只是我手头那些尺寸、质地各异的印刷品、手稿和复印件，也不只是记录在上面的情绪和观念，它更像一团气体，笼罩在我的周围，见证着我的变化，也构成了从自我、现实和文字中任意一点去张望另外两点时的媒介物。”^[32]阿沛说，“在之后的日子，每当新旧更替之时，我转头看看朋友们，都在远方的灯火下干净地活着，他们用永不变节的土地传送给我一种永不变节的精神。于是我说，一遍又一遍：‘永远都是我一个人走着/但永远不是一个人活着。’这一切都源于诗歌。”^[33]

图 | 1990年代清华文学社成员在清华图书馆新馆前

1980-1990年代清华文学社先后出版社刊《清华园》《清华文苑》《清华文学》《同方》《清角》。《清华文学》创刊于1984年10月，16开，64页，双月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和文学评论，以新诗为主。创刊号扉页有清华文学社委员会名单。社长：王玮；副社长：邓卫；顾问委员：李兴堤、李毅、古丽蓉。1984-1985年出版五期，其中两期为诗歌专刊。第1期名《华彩》，第2 期叫名《四月》。专刊的封面设计者谢晓泽，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美术教授。1988年《清华文学》出版诗歌专刊《风季》，“五字班”诗群首次集体亮相。

《同方》，1993年前后创刊，8开报纸，共出十五期，1998年1月最后一期，B5刊物形式，主编向祚铁。《清角》，1995年创刊，8开报纸，约出四期，穆青等参与编辑。其他诗歌类刊物还有：《诗歌通讯》，校内外清华诗歌爱好者主办，1996年创刊，16开，每年一期，共出四期，最后一期1999年，主编唐城。

《清华文刊》，清华文刊社主办，1998年11月创办，季羡林题字，季刊，共出四期，发起人高重阳，社长何威，历任主编为高重阳、穆青、徐晨亮、濮岚澜。

《清华诗词》：静安诗词社主办，1995年3月徐晋如创办，16开，季羡林题字，共出14期，最后一期2003年。

《火石诗歌》：火石诗歌社主办，2001年10月创办，16开，郑敏题字，李石创办该社，共出两期。^[34] 1990年代以后，在清华园内或长或短存在过的文学刊物还有《文苑》《荒岛艺苑》《荷塘》《清华中文报》等。

图 | 作者西渡（陈国平）在开会（2021年4月）

清华80、100周年校庆时，分别出过两种清华诗歌选集。1991年曹自学编辑了《清华学生诗集》（1977-1997），以清华文学社名义刊印，刘达校长作序，收1977级到1987级作者55家，诗作132首。2011年王伯雄、曹自学编辑了《清华百年诗集》，分旧体诗卷和新诗卷，王、曹分别担任旧体诗卷、新诗卷主编，何美英作序，收1912级到2019级清华诗人作品，其中1977-2019级作者98家、诗作191首，2011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此外，黄祖民、冰马编选过《SJM大学校园诗歌系列·清华大学卷·最后的雨季》，收1980-1990年间33位清华诗人诗作150余首，1991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姜涛编过《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清华大学卷·在冲撞中栖身》，2000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收1980-2000年清华学生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从作者队伍和文本质量来看，诗歌也是主体。前有姜涛序文《隐匿的谱系》，附录收蓝棣之《旧时熙春月，而今照何人》、徐葆耕《小五爷园里的“勿忘我”》、姜涛《挽歌或者为了新的一日》、徐晋如《东皇若识侬青眼，请验青青一树丝》等回忆、批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黄祖民、冰马的选本，姜涛的选本，第一次印刷数都达11000册，姜涛的选本更是数月之后就加印了6000册。此外，兰荪、萧河、袁媛等还自印过诗集《在路上》（1993）。

图 |  清华大学校庆110周年前夕，清华出身的诗人、作家回访清华园

1980年代活跃于清华诗苑的王玮曾经将新时期头十年的清华校园诗歌分为伤痕期和朦胧期两个时期。伤痕期较有影响的诗作有东海（贾海东）的组诗《心伤》和丹新的长诗《写在时代的信笺上》。以1980年朦胧诗论证为起点，北岛、舒婷、顾城这些朦胧诗人的名字传入了清华园，成为年轻的校园诗人学习和摹仿的对象。这个时期活跃在清华园的诗歌写作者包括孙路、古丽蓉、李毅、孔元、张红、王云、栗宏刚、李军、齐大峰、钱中华、卞海洋、熊山卉、李兴堤等。他们以朦胧的意象和清新的笔致写出了一代人的迷惘、求索和渐趋成熟的过程。^[35]

姜涛在《隐匿的谱系》中总结了清华文学的特殊氛围和由此决定的抒情品质：“这是一种与所谓的‘文学事业’相脱节的写作……这种超然会造成封闭和自足，不利于写作的流通、拓展……但另一方面，封闭和自足却有助于群体凝聚力的生成，可以使某种文学性格不受干扰地延续，生长，成为茁壮的风格之树”，“清华文学一以贯之的抒情品质显露了出来。”^[36]文章认为新时期清华文学早期的抒情单纯、流利，带有唯美情调；1980年代中期以后转向重大主题，有“大诗”气象；之后趋于平易、柔韧，在沉实有力中显出深邃、开阔。姜涛的另一篇文章《为了新的一日》（1994）将新时期到1990年代的清华校园诗歌大致分为1985年之前的早期、“五字班”诗群为主的中期和后五字班时期：清华早期的诗作具有“春天的品性”，“充满了诞生的喜悦”，但也有“表层抒情”“语言缺席”“诗人自我模糊”的缺点。代表性的诗人有王云、古丽蓉、汤云柯、苏望（曹自学）、梅子等。^[37] 1988年“五字班诗群”通过《清华文学》的诗歌专刊《风季》集体亮相，成员包括李朱、晨钟、宇文耐尔、墨城、霍夫、小莫、蓝文等。“五字班诗群”对于清华诗歌的意义在于两个确立：“语言主体的确立”“诗人自我的确立”。^[38]其中最突出的诗人是李朱，“李朱的价值在于他是清华诗坛上第一个对语言有充分自觉和体悟的诗人”，他的诗是“是灵魂的发声，是一束光芒逼近肉体时献出的不可名状的颤栗和阴影”。^[39]

后“五字班”诗人主要有江水（1986级）、周榕（1986级）、宋颖（1986级）、鸿冰（1986级）、阿沛（1986级）、多格（1987级）、乃晟（1987级）、唐城（1987级）、袁媛（1988级）、兰荪（1988级）、萧河（1988级）、扎西（1989级）、姜涛（1989级）。姜涛认为，从“四月诗会”到1990年代初期的清华诗歌“可以明晰地看出一条抒情主线，由对生活表象的热烈拥抱进而投入了对精神彼岸的执着召唤”，“如果将清华前期诗作称为水边的、南方的表象的和宾格的诗，那么这种新的声音可以归之为旷野的、北方的、本质的和主格的，它表现为情感的灼热、抒情的急促以及语言的元素化”。^[40]

实际上，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清华校园诗歌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子的裹挟，姜涛归纳的上述特征多可以在海子那里找到根源。姜涛本人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同时他也是这一群校园诗人的领袖和各种活动的组织者。1990年代末以后，姜涛更以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姜涛迄今已出版《洞中一日》《鸟经》《好消息》《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等诗集，《公寓里的塔》《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等诗学、诗歌批评专著，表现出诗艺上的持续推进和敏锐的批评洞察力。

图 | 清华大学校庆110周年前夕，清华出身的诗人、作家回访清华园（前排中者为作者西渡，右四者为姜涛，右七者为向祚铁）

1993年以后，随着阿沛、多格、乃晟、唐城、袁媛、兰荪、萧河、扎西等诗人毕业离校，清华的诗歌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但仍然出现了颜涛（1991级）、穆青（1991级）、向祚铁（1992）、吴虹飞（1993）、徐晨亮（1995）、陈国军（1995）、方兴东（1996）、鸵鸵（1996）、崔柏（2002）、陈瞰（2006）、徐钺（2007）、李长远（2015）、马骥文（2016）、曲晓楠（2017）、王家铭（2019）等有才华的诗歌作者，维持了清华诗歌血脉的不坠。

不同于1980、1990年代清华诗歌影响力主要局限于校园内的情况，近期生活在园子里的一些诗人已经拥有超出校园围墙的影响力。相信随着清华文科的不断发展，“更人文”校园环境的形成，清华诗歌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望在不久的将来重现清华诗歌的辉煌传统。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张玲霞、王玮、姜涛等的先行研究成果，特此鸣谢！）

图 | 清华大学校庆110周年前夕，清华出身的诗人、作家回访清华园（前排中者为作者西渡，右四者为姜涛，右七者为向祚铁）

注释：

[1]唐弢.曹葆华与朱湘[M].唐弢.晦庵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0：318.

[2] 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380.

[3]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M].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193-194.

[4] 梁实秋.清华学生生活与文学[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6卷.福州：鹭江出版社，2002：186-187.

[5]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M].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2.

[6]国史.敬告时髦诗家[J].清华周刊，1921-5-20，（220）：18.

[7]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M]. 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3.

[8]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 3）：167.

[9]倪墨炎.清华文学社及其丛书[M].倪墨炎.倪墨炎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247.

[10] 孙大雨.我与朱湘[M].孙大雨.孙大雨诗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24.

[11][12]蓝棣之.新月派诗选·前言[M].蓝棣之.新月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8，5.

[13] 另有“新月四子”“诗镌四子”的说法，则为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刘梦苇，一些文章将“清华四子”“新月四子”混为一谈，不确。闻一多1926年4月15日致梁实秋、熊佛西信云：“《诗刊》重要分子当数朱、饶、杨、刘（梦苇）。四子中三人属清华，亦又怪事也。”此为“诗镌四子”“新月四子”说法来源，而闻一多明说“三人属清华”，则显然与“清华四子”非一。可参见《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14] 徐志摩.诗刊弁言[N].晨报副镌·诗镌.1926-04-01.

[15][17] 徐志摩.诗刊放假[N].晨报副镌·诗镌.1926-06-10.

[16] 叶公超.论新诗[M].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51.

[18]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M].梁实秋文集，第1卷.福州：鹭江出版社，2002：39、43.

[19] [20]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M].梁实秋文集，第1卷.福州：鹭江出版社，2002：133、139、141、143.

[21]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M].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15.

[22]朱自清.抗战与诗[M].朱自清.新诗杂话.北京：三联书店，1984：38-39.

[23]马鸣谦.关于奥登《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M]//奥登，衣修伍德.战地行纪·马鸣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

[24]王佐良.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456.

[25]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623.

[26]郑敏.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M].郑敏.郑敏文集·文论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88.

[27]蓝棣之在《旧时熙春月，而今照何人——清华文学传统掠影》（见姜涛编《在冲撞中栖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中说，“从1984年开始，我每年春季学期都为清华各专业的同学开设全校选修课‘现代诗与现代人生’”。若此说无误，则蓝棣之在调入清华大学10年前，就已经在清华开设现代诗歌课程了。

[28]古丽蓉.感恩清华文学[J].博览群书，2017，（6）：39..

[29]姜涛.挽歌或为了新的一日[M].姜涛.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清华大学卷·在冲撞中栖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383.

[30]姬潇依，沈晴，周佩雅.1990年代校园诗人在清华[J].大学生，2014，（14）.

[31]宋颖.从梦里回家[M].吴虹飞.光阴的故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4.

[32]徐晨亮.不属于未来——我和我所知道的清华文学：从19995到2000[M].吴虹飞.光阴的故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58.

[33]阿沛.让神圣事物保持生命[M].吴虹飞.光阴的故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40.

[34]瘦马轩主人.清华大学近年校园刊物简述[OL].[2003-05-13].https://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JC/11612.

[35]王玮.新时期十年清华学生文学一瞥[J]，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报，1988，（2）.

[36] 姜涛.隐匿的谱系[M].姜涛.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清华大学卷·在冲撞中栖身.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5-6.

[37][38][39][40]姜涛.为了新的一日[M].曹自学.清华百年诗集1911-2011·新诗卷·附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