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诗意旅行
——美国现任桂冠诗人特蕾茜·K·史密斯
获2012年普利策诗歌奖作品《火星生活》
远洋 


 

对任何人来说，家庭环境、童年经历、成长背景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诗人作家更会在其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有所反映。史密斯的父亲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长大的孩子，受到当时风靡美国的“火星狂热”的“控制”，后来成为在哈勃望远镜工作的科学家，在七十年代有了自己的孩子——出生于1972年的史密斯，当然从小到大深受父亲的影响，对无限的宇宙、有限的生命充满无限的好奇心。

我父亲在哈勃太空望远镜工作，他说：
他们的操作就像外科医生：擦洗和穿戴
纸质的绿色护套，房间干净寒冷，明亮雪白。 
——《上帝遍布星空》

一、置入宇宙背景，呈现终极追问。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了解。“原子能和宇航时代的生活，给予人们新的感受，促使人们在时空的新的程序中重新考虑对人类、地球、宇宙的认识。”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科学说，宇宙、生命来源于大爆炸之后的一系列演变，但诗人不能满足于科学提供给我们的知识，科学知识只能作为诗歌艺术的基点和前提。特雷西·K·史密斯的《火星生活》将人类生活纳入宇宙背景之中，试图教我们去理解人类与宇宙的奥秘，把浩瀚宇宙和漫漫人生、纷繁现实放在一起，积极干预生活与政治，批判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黑暗，倾诉生命的哀伤与创痛，体悟并揭示人生的意义。
在诗集中第一首诗《科幻》里，“那儿无边无际，但成弧形，/简洁清晰的线条仅仅指向前方。”诗人展望科学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我们当中最老的会认出那白炽的光——/但“太阳”那个词儿会被重新指派//一个标准的中和铀设备/在家庭和养老院都能找到。”但也透露出一丝隐忧，“是的，我们将能活到大把年纪，多亏了/全民的共识。失重，精神错乱，//离我们自己的月亮都有亿万年，我们会漂移/在空间的阴霾里”。甚至孩子的尖叫声也被纳入宇宙背景。“楼上的孩子们依然故我/尖叫声如同人类的黎明，好像某种/已开始并执意来到世间的生命”（《宇宙的原始尖叫》）。
帕特里夏·史密斯 说:“尽管它有超凡脱俗的标题，但特雷西·K·史密斯的《火星生活》密不可分地植根于现实，具有令人震惊的力量。是的，她带我们在宇宙中嬉戏，思考魔法般的问题和必死的命运——然而，回到大地上，她关于丧父之痛的序列作品是释放疼痛和沉思的精心杰作。这个非同寻常的创作成果，不知怎样才能最好地概括其深刻的微光，是我一直在回味的最雄心勃勃的诗歌之一。至于特雷西·K·史密斯的最新成就，我觉得是：《上帝遍布星空》。” 

也许是极大的错误，认为我们是孤独的，
其他的人来来去去——暂时被切掉1——
而实际上，太空可能一直交通拥挤，
接合处能量爆发，我们对此既无感觉
也看不到，冲击我们，生，死，决定，
在行星上到处落脚，
向发号施令的巨大恒星俯首，朝他们的卫星
投砌石头。他们生活在他们是否是
唯一的疑惑中，只确信想了解，
还有他们——我们——之间闪烁的，巨大的黑色距离。
——《我的上帝，它遍布星星》

在史密斯的诗里，神秘的“它”时隐时现。史密斯的神秘的“它”是什么？宇宙？神？万物？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授乔尔·布劳威尔认为诗人采用“它”,“是她对于我们贪得无厌地要求解释而采用的戏弄我们的方式” ；但我不敢苟同，我觉得，在诗人史密斯的诗歌世界里，有时侯 “它”是万物本原，有时侯是天地之终极，有时侯“它”是一切，“我们希望它不要超过我们知道的/事物，有人反对当局，/有人对抗僵尸的城市”，有时侯又化身为诗人所爱之物甚至伴侣，如“它舒展在怀里/像细长的洋娃娃（《太空晴雨》）……在《它及宇宙》里,诗人集中描述了自己对“它”的认识、感觉、领悟和疑惑：

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并非过客。
它是我们，或我们在其中？ 
除了一种理念，它怎么能是世间万物， 
摇摇欲坠在
数字i的脊椎上？它优雅
而腼腆。当我们指点时
它避开我们手指的钝圆末端。我们
一直到处去寻找它：
在圣经和宽带里，绽放着
像一个来自海底的伤口。
然而，它抗拒物质的真假对比。
质疑我们的热情，它不为
所动。它像某些小说：
篇幅浩瀚而不可读解。

二、展开女性视角，揭示内在冲突。诗人继承了美国女权运动和女性诗歌的传统，从女性的身体和自身经验出发，抒发女性在男权社会和男女关系中感受到的个性压抑、性别歧视及心理冲突，深层揭示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家庭，责任、义务、女性（母性）本能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梦想一小块土地和六只 
小羊羔。 每天晚上下雨。
每天早晨，太阳破土而出
而我们脚下的大地稳固。
 ——《决意之秋》
读《决意之秋》这首诗，可以从中体会到：家是停泊的港湾，是梦想启航之处，也可能是爱情的坟墓，自由的囚笼；“而愚蠢的山羊，对只要够柔软/咬得动的东西，都贪得无厌。”男性像随时“骚情”的山羊，纠缠不休的欲望，总是让女性纠结。内心繁杂细密的感受，写得微妙而纤毫毕现，名为“决意之秋”，但“挥刀断水水更流”（李白诗），理性与情感的纠葛、梦想与现实的交缠，仍然也将永远是斩不断、理还乱。诗人也不能给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答案，个中滋味还得由我们仔细品尝。
对男女关系厌倦了,那么女性与女性之间呢？即使成为同性恋，也有一种隐隐的伤害或伤痛：

两姐妹如何，比如说，不须再了解，
不听同样的话，每次她们尝试触摸
都会灼伤自身。……
——《火星生活》

在《挪威蛋》里，把男人与狗相提并论，揭示男人的动物性。“将你推靠着一棵树上，在你的腿之间/松松他的腿，此时他勤勉的舌头进入你的嘴/令人信服地飒飒作响。”也许，这是诗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女权主义者对男人这种雄性动物滑稽的感觉与善意的嘲讽，令人忍禁不禁。

痛苦太多时，女人们都唱。
但起先是深深的绝望的沉默。
我不懂，是什么在她们心里石头般滚动，什么要
全然地撞击她们。不仅仅孩子，
知道惟有顺从。
………
………
它点燃空气，
烧焦嗓音。她们的声音深陷下沉进入自身，
穿过肉体坠落到自身的地狱。有时
那首只有动物才懂的歌……
——《圣礼》

女人们内心的苦楚简直就是深渊和黑洞，是我们不能理解，甚至她们自己也无法表达的。无论西方、东方，美国还是中国，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受压迫和奴役的命运在本质上相同的。而中国几千年来，更由于儒家的“三从四德” 毫无人道、扼杀人性，把妇女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终身成为给男人服苦役的奴隶，多少妇女在黑暗中扭曲、挣扎、呻吟，在贞节牌坊下被活活压死。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女儿、姐妹、姑姑、舅妈、婶娘、阿姨、母亲和奶奶的她们的痛苦，更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的。

三、书写日常生活，融入个人经验。日常生活是诗歌中常见的场景，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是诗歌中的抒情主题： 

某些人谈钱时
就像说一个神秘情人 
她出门买牛奶，一去
不回，让我伤感
多年来，我靠咖啡和面包充饥，
总是饥肠辘辘，在发薪日赶路上班， 
像一个来自无井之村的女人
为了水而奔波，然后有
一个或两个晚上，也和别人一样，
在烤鸡和红酒中度过。 
                 ——《美好人生》

北岛在早年的诗里写道:“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当年恰恰是为悼念英雄遇罗克而写下这样的诗句，拟其想做普通人而不得的心声，其实透露出解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而在史密斯的诗歌里，普通人是诗歌抒写的主角，流行歌星也成了时代英雄。正如当今中国，三十年弹指一瞬间，社会变化两重天，对照反思若隔世。郑敏先生指出：“当代美国诗中没有传统式的英雄，没有慷慨高昂的歌颂，诗人们默默地观察和记载着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唱流行歌曲的歌星的死代替了英雄伟人的死，在人们精神上引起强烈的感情波动，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美国普通人觉得这些歌星和演员更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多困惑和苦恼的世界中的伙伴，而真正的英雄伟人却不是常见的。” 
在史密斯的诗歌里，普通人是诗歌抒写的主角，流行歌星也成了时代英雄。大卫·鲍伊被誉为“摇滚变色龙”或“千面歌星”，是欧美摇滚乐坛最富于变化、最神秘莫测的歌手。是20世纪的摇滚传奇之一。他的音乐理念游走于民谣、迷幻、庞克、摇滚、电子乐，并结合电影、舞台剧、佛学概念和超现实主义。他是70年代华丽摇滚的象征，舞台上炫耀的中性装扮堪称为今日视觉系宗师；他的歌传达了内心深沉失落的感情，并肆无忌惮的幻想。他是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不坠的歌手。诗人在长诗《火星生活》中这样写道：　

鲍伊在我们中间。在这儿，
在纽约市。穿戴着棒球帽
和昂贵的牛仔裤。闪避着进入
一家熟食店。 闪亮着所有的牙齿，
在门房在他后退的路上，
或在拉斐特呼叫出租车，
像薄暮天空的云朵掠过。

史密斯父亲的死亡是对她的莫大打击，她在挽歌里哀悼父亲，“外层空间作为暗喻的不可知区域，融入她父亲的离世和表达希望的方式，即他的存在没有‘停止’，只是改变。 在《宇宙：电影原声带》里，她意识到——或许只是希望——‘一切要消失的消失了/仿佛回到某处。’在哈勃望远镜的“光学系统转帆”的第一天，她写道，‘我们看到所有的边缘——/所以残酷，而活着似乎包含我们回去。’” 令我吃惊的是，这种说法和庄子达观超然的“物化”观是何其相似！灵魂能脱离肉体存在吗？存在于何处？灵魂的形态是否像暗物质一样？也许，在对生命和万物本原的认识上，东西方哲学都回到了原点，趋于一致？

当身体变得松弛，会发生什么？
什么锚也似地正拖着我们渐渐离去……
我们的什么将依旧完好无损？
——《信念的速度》

    四、介入当代政治，干预社会现实。美国评论家肖恩·辛格说：“我很欣赏政治重点贯穿了整个《火星生活》，史密斯用这样的方式——在她痛心疾首的时候召唤她的读者，对个人和政治问题两者都进行‘攻击性审问’，使我印象深刻。有时，这种审问剩下不清楚或不确定的个人和政治怎样搅和在一起，或分离开来的问题。能够按照艺术的方式从所有史密斯描述的不幸里得到补偿吗？假定存在一种推测，本书就这些问题含蓄地进行揭示：没有解决，即将面临。” 
美国《出版人周刊》的主笔这样评论道：“《火星生活》融合了流行文化、历史、挽歌、轶事、社会政治评论，说明当代生活的离奇古怪……以书名为题的一首诗，其中包括一切从‘暗物质’和‘父亲....../一直把他的女儿/数十年锁闭在密室’。对于被证实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战俘事件，那种生活虽然遥远陌生，却比小说更令人难忘。”

去年，新闻里有一位父亲把他的女儿
锁在密室几十年。她就住在他脚下，
做饭，看电视。同一管道穿过他的生活
引入和导出她的。每年楼下的脚步声增多。

婴儿的哭号穿过夜晚。孩子们的尖叫要到外面去。
每天，他悄悄地进入房间，带来食物，
跟别无选择的女儿一起躺下。在那儿
每张脸都暗中盯着他——像神穿过世界，
——《火星生活》

这里写的是轰动一时的奥地利禁室乱伦案——一个禽兽不如的父亲、73岁的奥地利人约瑟夫·弗莱茨勒将他自己亲生女儿囚禁了24年，并与她生了七个孩子。对此堕落乱伦行为，诗人无意于居高临下地一个做道德法庭的法官，用诗歌进行声色俱厉的道德谴责，但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中，却蕴涵着对人性之恶的批判。
肖恩嫌其批判锋芒不够，指出：“这首诗的宗旨是忏悔和批判，但关键是分寸感的把握，而不是故意淡化而使其温和：‘跟别无选择的女儿一起躺下。在那儿/每张脸都暗中盯着他——像神穿过世界......’这里，强奸作为一种委婉的措辞，我认为，由于在这些诗行里的这种文辞有圣经的感觉，所以意味深长。但是，说‘躺倒认输’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在这首诗之后，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罪行处理更清晰，说话者只留下她的反问；她意识到，作为读者，不管有没有宇宙智慧，都要禁止这野蛮的惨状发生。” 

五、变革诗学结构，创新会话质询。已故诗人韩作荣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绝大多数新诗已不再歌唱，不再注重韵律，已从“歌唱型”转为“会话型”。 “可当叙述部分成为诗歌表达的主要倾向时，一个新的要素——情节趣味，改变了主宰作品思维的固有形式。诗不再是一种幻想引申了另一种幻想，甚至抛弃了比喻和核心意象，而是过程、行为，述说成为诗的坚实构架。其实，叙事因素本是诗歌艺术的‘伟大传统’，是大多数作品得以构思的结构性基础。这种表达方式，没有抒情诗中的强烈情感，只是一种塑造、呈现和意味的发现和捕捉，让主观趣味寓于客观描述之中，并不复杂，却单纯、集中，用偶然性将一些事件、细节贯穿起来，使之清晰并充满情趣，形成其独有的诗学结构。” 
美国当代诗歌中也有这种现象。《火星生活》“会话型”特征非常突出。其语言是散文化的，叙事、描述、夹叙夹议是其基本表达方式，贯穿全书的是运用对话、反问与质疑来向上帝发问、向读者发问、向无穷无尽的宇宙发问，以调动读者的注意力和想象力，“这些问题多种多样，而且像胶水一样把本书的不同题材粘合在一起：“‘这是上帝或纯粹的力吗？’拉开本书的序幕，然后它们滚滚而来：上帝爱黄金？它是我们，或什么包含了我们呢？在欢声笑语中又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时间停止，但它结束了吗？等等……” 
我愿意借用特伦斯·海斯的评价来结束这篇文章：“特雷西·K·史密斯以前获奖的书籍，确定了她作为一个耽于冥想的诗人，不同于她那一代诗人中的其他任何一个。在《火星生活》里，她带着令人惊奇的紧张和款款柔情，注入她高超的天赋。值得注意的与书名同标题的诗，以及像这样的许多诗，质询隐私、声音暴力，既‘知道’又‘不知道’，既有困惑又有启示。格温德林·布鲁克斯曾经把诗歌定义为‘意外’：一种急切和突现的语言。这些坚持不懈的诗歌一次又一次地唤起了这种说法。这本书和这个诗人至关重要、无与伦比。” 


（载《中国诗歌》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