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认为，多数作家在抵达个人能企及的写作高峰后，随着年龄渐长，通常自寻一条下山的小路，借着向下的势能写些生活散章什么的。著名作家、诗人张炜却不是这样，他向着雪线以上突破，冲着更峭拔冷峻的地方去，那里放眼远眺时看见的是洗炼、骨感、纯粹的诗。

在张炜看来，中国的传统诗不可能跟现代自由诗完全隔断，但当代自由诗看不到传统诗那种深厚、长远、明显的传承，翻译诗的味道更为浓重。在新作《不践约书》中，张炜试图将中国传统诗歌与现代自由诗“焊接”起来。“我们中国有生铁焊条，铜和其他的东西也可以焊住，还发明了一种焊条，把塑料和金属也可以接起来。但谁有办法把中国的古诗，跟现代自由诗焊接起来？如果发明了这种焊条，也太伟大了。我就想，中国的现代自由诗需要发明焊条，把它与中国古诗连接起来。我是一个自不量力的人，不停地寻找一种材料，想把它焊接起来。”他说。

诗歌是张炜终生追求的目标。“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写诗的。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小说的边界一直在扩大，但诗仍然居于它的核心。”张炜说。

“不写作的人，无法体会到诗歌中语言的加速度以及坡度。”对张炜来说，诗是一个核心，离这个核心越近，离文学就越近，不可以完全为个人所有，只能一点点无限接近它。

1972年，张炜在胶东成立了一个诗歌小组，五位成员立志要写诗，成为诗人。少年时代的狂妄和热情，激发着五人疯狂地阅读和写作。近50年过去了，这个诗歌小组的五个人中有的已不在人世；十年前，张炜在海边遇到其中一位诗友，开始并没有认出来。“他只比我大一岁，满脸皱纹，只剩下两颗牙齿。我们没有多少寒暄，他只是握着我的手问我的创作情况。原来他还在坚持写诗，不过我没有见到他发表。他跟我说的一句话，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写诗的事情还不算完。’他只剩下了两颗牙齿，但文学的事情、诗的事情，仍耿耿于怀。”张炜说，这里哪有什么功利，这就是爱。

“这样的一种爱，该是生命中多么顽强、多么持久，又是多么迷人的一种力量。有这样一种力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惑，遇到挫折，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都会有办法解决。这是文学的力量。”张炜说，类似的一种力量在支持自己前行，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不践约书》以诗歌为表现形式，以爱情为呈现线索，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概念和边界，作者调动人文、思想、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综合手段，以所熟识的特定空间为地理背景，叙述内容穿越于古齐国与当今社会，融入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以海滨文明为背景的历史文化，以52节长诗的形式完成历史、文化、艺术上的超越。

有读者认为，《不践约书》中，诸如“贝加尔湖”“两千年的门洞”“苏东坡”“奢华的北宋”“大明湖海右此亭”“大山后面隆隆的雷声”“乡下茅屋”等和日常细节组成了不断涌来的意象链；每一节都有“故事”，作者勾勒出了一本时代之书的毛边，“凹印下的三叶虫之影”“梧桐树上有庄子的凤凰”“炊烟颤颤抖抖然后断绝”之类的诗句频频出现。

“诗中涉及的历史节点和地理元素等，既是角色自己的，又是他者的独白。一首诗至少拥有三到四个声音，这不仅是结构和呈现的方便，而且是诗的有机组成部分。诗中会有暧昧的声音和内容，这既是天然的诗性，又是朴实的表达，是一种不可消除的声音。多种声音可以看成交响，也可以视为单独的存在。”张炜说，诗人的胸襟、气度、掌控力，会作用于这些声音。“它们一旦出现分解涣散的倾向，就像战争中反叛的部队一样，很危险了。”

“《不践约书》是一个实践，我未来还要实践，但极有可能失败得一塌糊涂。但我不相信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中国古诗从形式的层面上看，它有平仄、有韵脚，你看它加速度的方法，你看它那个词语是多么的整齐，都是七个字五个字甚至四个字，它是那样的。现代自由诗就不是了，几个字就断开，拐弯很复杂，长短不拘。现代自由诗必须这样写，还是我们没有能力继承传统，充分地处理我们的诗句？这里边有好多未解的东西，所以我想处理它们。《不践约书》相对整齐，长不过十三四个字，短不过八个字。我想像古诗一样的整饬，靠平仄和韵脚去加速度，去掌握它的速度、掌握语言的坡度。”张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