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白既仙而又侠。尚武任侠是李白的重要精神气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行为方式。李白诗歌中具有丰富的武侠主题，我们主要从李白的陇西将略之家的身世认定和古乐府诗中的武侠主题传统这两方面来探讨。同时，我们也尝试分析李白武侠形象的系列构成及其前后变化，并着力阐发李白诗歌武侠主题的审美价值。

在李白的个性与行为中，仙与侠都有突出的表现。任侠是李白身上很重要的一种精神气质。陈贻焮先生认为“李白曾经想作侠客”，并说仙与侠都是他的一种人生理想。张志岳先生也认为：“任侠与求仙是李白一生活动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李白诗歌题材的两个重要方面。”“侠以武乱禁”（《韩非子》），故后人以武侠合称。王国缨先生也曾经对李白及其诗歌与侠的关系做过比较概括的叙述：“纵观李白现存诗文，歌咏侠客风范、标榜己身侠情者，俯拾皆是。不仅表示其对仗义任侠之士的赞颂，甚至终其生以当今侠客自居。侠客显然是名士之外，令李白心慕并有意扮演的角色。”相对于李白求仙访道的一方面，关于李白行为与作品中尚武与任侠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可以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与李白个性、行为与诗歌主题中的其他现象一样，李白的任侠行为及其诗歌的武侠主题，不是简单的事实，而是一种复杂的事实，其中包含现实与历史以及文学传统等多方面的问题。

不少事实说明，初盛唐文人具有普遍的尚武精神。边塞从军与游侠都是唐诗的重要的题材类型。这源于文人的精神传统与文学传统，尤其是受乐府中边塞主题与游侠主题的影响。当然，也有更多现实的原因：其时国势渐盛，四境渐扩，文人与战争、戍守之事的实际接触机会增多，而且边幕从军、立功报国也是文人实现功业的一大途径。本文论述李白个性行为中尚武任侠精神的形成及其诗歌中武侠主题的突出表现，主要从李白的陇西将略之家的身世认定与古乐府诗中武侠主题传统这两方面入手。同时，我们也尝试对李白武侠形象的系列构成及前后变化、李白诗歌武侠主题的审美价值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陇西将略之家及相关的形象塑造

李白诗文中比较清晰地叙述过他早年的行侠经历。《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乌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吾兄青云士，然诺闻诸公。所以陈片言，片言贵情通。棣华傥不接，甘与秋草同。”与李白自称少年学仙一样，李白的自述也强调其少年学侠的事实。

对于李白尚武任侠精神的来源，我们一直没有做很深入的解释。张志岳先生曾从李白家族的特殊性方面来解释其任侠作风的原因。他根据李白“五岁诵六甲”“十五好剑术”及“少以侠自任，门多长者车”“少任侠，手刃数人”等自述，认为李白少年所受的教育及其行为，与普通士大夫家庭很不一样。其家族在一百年间从内地迁徙西北，又从西北迁徙蜀中，“而任侠风气往往活跃在边地与流徙的人群中，李白的家庭染上这种风气是很自然的”。这一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从家族方面来说，我认为李白对于出身陇西将略家世的认定，应该是其平生任侠尚武精神的重要的成因之一，甚至有可能是占首位的。《赠张相镐》其二云：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龙颜惠殊宠，麟阁凭天居。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谗毁。相像晋末时，崩腾胡尘起。衣冠陷锋镝，戎虏盈朝市。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六合洒霖雨，万物无凋枯。我挥一杯水，自笑何区区！因人耻成事，贵欲决良图。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唯有安期舄，留之沧海隅！

此诗下有自注：“时逃难病在宿松山作。”王琦《李太白全集·年谱》：“《赠张相镐》诗，《通鉴》：至德二载八月，以张镐为河南节度、采访等使，都督淮南诸军事。二诗之作，在是月之后，诗曰：‘卧病古松滋，苍山空四邻’，则其时以病暂寓宿松，又不在宋中丞幕矣。”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按第一首云：‘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恩。其事竟不成，哀哉难重陈。’第二首云：‘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谗毁。’所谓‘难重陈’‘遭谗毁’者，当指坐系寻阳狱而言。”詹先生又引据《通鉴》有关张镐至德二年(757)十月的事实，考证云：“此诗云：‘虎将如雷霆，总戎向东巡。诸侯拜马首，猛士骑鲸鳞。’当是十月初间睢阳未陷以前张镐倍道兼进途经宿松时作。第二首云：‘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此时尚未闻东京克复捷音也。但此诗即在太白出狱之后，则逃难云云，不知何指。意者白之出狱，乃宋若思擅为之主，迨宋上书荐白，朝廷非但不加赦免，且欲穷追，致白又离宋中丞幕而逃难宿松耳。萧曰：‘恐非太白之作，吾故置卷末以别之，以俟具眼者。’按诗中所叙与太白身世及当时史实俱相吻合，且二诗已见于《文苑英华》，当非伪作。”这两首诗的第一首，“前半篇叙安史之乱，颂张镐为国立功，下半篇表示愿投张镐麾下效力”。

按，此诗不啻是自荐状中的一份履历表。先自述出身陇西将略之家的身世，尤其是强调其机谋勇略传自其家世，即“世传崆峒勇”。接着又述早年修学之事，尤重“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这两句当然是来自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卓荤观群书”等句，左诗中又有“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太白直接言观奇书，则兵法书己在其中矣。此后则叙玄宗征其为翰林学士，以及为天子所倚重的仕历。又云“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谗毁”，其谗毁似不仅指因永王璘事系囚，亦指任翰林学士时为杨贵妃、高力士等所谗，而且恐怕更多是指那一次。安史之乱，当时人的观感是玄宗懒于国事、亲近一班小人及女宠等引起，李白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实有针对玄宗朝女宠及外戚、小人干政的拨乱反正之举。杜甫诗中对杨氏的指斥，就属于时论中的这一内容。李白之所以气壮山河地要重新为国戮力，以及永王之所以搜罗李白入幕，其作为前政受害人的这一身份是关键。虽然李白在入永王璘幕这件事上摔了一跤，但是他作为玄宗朝旧人，并且拥有曾经站在女宠、佞近之对立面的身份，仍是一重要资本。他之所以一颠之后，仍然这样理直气壮地向张镐提出要入其军幕，再为澄清海内之士，其理由之一，即身世出于陇西将略之家，传崆峒之勇；其二就是他是玄宗旧人，并曾遭无端谗毁。关于“崆峒勇”，杨齐贤注：“《寰宇记》，肃州昔月支之地，汉武时为武威酒泉郡，崆峒山在郡东。《尔雅》曰：北戴斗极为崆峒，崆峒之人武。”这样看来，李白在说到他的武略时，不仅强调陇西将略之家的家世，同时也认为自己身上传有俗称“崆峒勇”的陇右尚武的土风。

《赠张相镐》其二的后面一段，以西晋末之乱，亦即永嘉之乱来比国家正在经历的安史之乱。最后表达澄清之志，并且明言自己处今日，势已不能独凭豪言壮语以立功，必须有所凭借，然亦非因人成事之辈，自知有良图可呈。结尾仍是功成去而求仙，以表示自己并非热衷功名利禄之徒，本心只欲为国立功，且其才堪任戡乱大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李白身上的仙与侠两种精神追求，是能够统一的，并且一直以来，李白就是同时追求任侠与神仙两种人生目标的。这在《代寿山答孟少府文》中阐述得很清楚，同样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也有展示。

唐人自述陇西籍贯的比较多，李唐王室出身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一带），因此李贺自称“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张大彻索赠诗》），又说自己是“刺促成纪人”。李白也自称陇西布衣，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李公新墓碑》都说其先为陇西成纪人。魏颢《李翰林集序》亦称白本陇西。依我看来，李白家居蜀地，与中原隔远，他的家世又不显赫，且无近戚在中原一带。他来到中原一带后，经常需要向人们讲述他的身世与来历，这也构成李白诗歌中常见的一种自述方式。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叙述：一是自称峨眉学道求仙之人。他应召入翰林，用的正是峨嵋学道人的身份。另一个就是这个陇西将略之家的身世。李白究竟何时开始向人们讲述其陇西郡望的呢？就现存文献可知，较早的叙述见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所作的《上韩荆州书》：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以情理推论，他的这一番话，不会只对韩荆州说过，所谓“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王公大人许与气义”，其离开家乡之后的干谒历史，大略已见。“白陇西布衣”之言，正不必待见到韩朝宗时才说出来。也就是说，每遇其所投或所交的诸侯、卿相之类，他应该都会讲述其陇西人的身份。在一些表述自己武侠本色与行为的场合，可能叙述得更加频繁。

李白的诗歌中，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些源于陇西将略之家及崆峒勇的人物形象。李白的古乐府《门有车马客行》，运用古乐府原辞的模式塑造了一个谋帝王之术而一事无成的奇侠人物：

门有车马宾，金鞍耀朱轮。谓从丹霄落，乃是故乡亲。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叹我万里游，飘飖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生苦百战役，死托万鬼邻。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大运且如此，苍穹宁非仁？恻怆竟何道，存亡任大钧。

此客自述其行迹，论其悲辛，他持帝王之术，纵游万里，飘荡三十年，却是一功未立，一爵未获。故而最终剑藏于匣，策生素尘。而今流离于湘水之滨，问其乡党，也多是生苦百战，死托万鬼。对此情景，主客唏嘘，共叹天道非仁，只能学陶潜的委运任化，将存亡之运，委于大钧。这个车马客，当然是李白的自托。他故缪其辞，将其说成故乡来的客人。这个“故乡”指何处？而“宗党”又是指哪些人呢？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李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乡与宗党。我认为他是以陇西将略之家的身世，来虚构这些有关宗党的情节的。所以，这个“故乡”，其实就是“陇西”。而其所述宗党，则是以陇西李氏武略人物为原型的。由于李广、李陵等人的悲剧遭遇，使李白在书写陇西将略人物时，也带有一种悲剧色彩。同样，李白诗歌中不少武侠形象，都带有悲剧色彩。这当然是他澄清海内的理想不得实现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陇西将略人物原本具有悲剧性的原始基因的作用。

李白诗歌中与陇西勇武精神有关的还有《司马将军歌》，作者自注：“代陇上健儿陈安”，其曰：

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北落明星动光彩，南征猛将如云雷。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我见楼船壮心目，颇似龙骧下三蜀。扬兵习战张虎旗，江中白浪如银屋。身居玉帐临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细柳开营揖天子，始知灞上为婴孩。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欢声动九垓。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

王琦注引《十六国春秋》：“陈安善于抚绥，吉凶夷险与众共之。及其死，陇上人思之，为作《壮士之歌》曰：‘陇上健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騄骢骏马铁锻鞍，七尺宝刀配齐环。丈八蛇矛左右盘，十盪十决无当前。’”这个陇上健儿陈安的形象，自然也是李白武侠形象的重要渊源之一。这首《司马将军歌》中，他没有刻板地模拟古歌，但其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如“紫髯若戟冠崔嵬”“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欢声动九垓”等，却传承了陇上健儿的形象特征，同时也融入了李白自身的武侠理想。

李白另一个与陇右勇武精神有关的作品，是以现实中的西北武侠人物为素材的《赠郭将军》诗：

将军少年出武威，入掌银台护紫微。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畴昔雄豪如梦里，相逢且欲醉春晖。

由前面“世传崆峒勇”可知，所谓“将军少年出武威”，正是强调郭将军的崆峒勇身份。此人不仅具有李白老家崆峒勇的身份，而且“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与李白的漫浪精神又相合拍。当然，这两句的写法，是取法于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中“少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这一类描写的。

二、秦陇为中心的西北地域意象

中国古代的尚武意象，主要出于北方的燕赵与西北的秦陇。秦陇地域意象具有悲苦、激昂、尚武的特点。李白的秦陇意象的创造之源，与其说是亲身经历，不如说来源于书本为多。其中汉魏晋的古乐府是李白驰骋秦陇地域想象的主要依据。其中《陇头歌》的意象，也是李白喜欢使用的：

若乃陇水秦声，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枫林。试登高而望远，痛切骨而伤心。（《惜余春赋》）

秦水别陇首，幽咽多悲声；胡马顾朔雪，躞蹀长嘶鸣。感物动我心，缅然含归情。（《古风》其二十二）

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猛虎行》）

陇水秦声，即指古乐府《陇头歌》，王琦注：“《后汉书·郡国志》：陇州有大阪，名陇坻。刘昭注：《三秦记》：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清水四注下。郭仲产《秦川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泪双堕。’”李白诗中多陇阪形象，如《塞下曲》其六：“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鹦鹉洲》诗：“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是说鹦鹉遨戏东南，厌倦而西归陇山，返其故国，而此地则空余芳洲树色，正如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也可见，秦陇之地亦是李白精神的归宿之地。

在唐人的感觉中，秦陇常常连接着我们今天称为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西域一带。汉武帝时霍去病西征，取金城，并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旧地置河西诸郡。唐朝更于河西、西域置陇右道，设立河西节度使，北庭、安西都护府。这一带，唐人也称之为“塞垣”，也可以说是秦陇地理的扩大，共同构成了文学上的西北传统。李白未曾出塞，但他诗歌中却有不少塞垣意象。如《关山月》“明月出天山”，《从军行》“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李白的边塞诗及塞垣意象的创造，当然是植基于其任侠、尚武的精神气质，同时也是受乐府边塞诗传统的影响。其中一些属于拟乐府诗的性质，如《战城南》：

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又如《天马歌》：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

《千里思》亦属乐府题，塑造了与李白有族源关系的李陵的悲剧形象：

李陵没胡沙，苏武还汉家。迢迢五原关，朔雪乱边花。一去隔绝国，思归但长嗟。鸿雁向西北，因书报天涯。

又如上节已述的《司马将军歌》原注：“代陇上健儿陈安”，以及《郭将军歌》，其形象的渊源，都出于陇西尚武传统。

上述意象、形象，都有秦陇地域的背景，其中充注的则是李白的尚武精神与激昂的情绪特点。李白真正的家乡蜀中提供给他的精神哺养主要是山水自然的审美与游仙精神以及蜀中文学传统；而他中年以后长期游居的东南地区的人文与风土，则加强了他的山水游仙，造成了李白诗歌中愈发清新曼妙的风格。同样是属于李白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尚武任侠精神，则主要来自于陇西文化，当然这主要是藉助于历史文化媒介的艺术想象，但李白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则与其对自身“陇西布衣”身份的认定是不可分割的。从更大的视野来看，本家陇西的身世认定，像一条无形根系，将李白与华夏文明中更具本源性的西北地域文化联系在了一起。

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李白一生未至陇西，也未曾出塞，但李白通过乐府诗的创作，回顾这个精神的故乡，并且张扬其中的武侠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的边塞诗及其相关的从军、尚武主题，完全是古典式的创作，与岑参、王维等人以现实的边塞生活为内容的创作，迥为两道。

三、李白武侠形象系列的构成

武侠形象是李白诗歌的重要的形象构成之一，尤其是其乐府诗歌的主要形象之一。前面说过，探讨李白武侠形象，有两大文化渊源：一是陇西地域文化，二是乐府传统。其中乐府传统中的一部分，又与陇西地域文化是重叠的。

就其基本精神倾向来说，李白武侠形象群，又有以武犯禁与止戈为武两种倾向。李白早年塑造的武侠形象中，有以武犯禁的倾向。如《独不见》中寒冬时节留下闺中之人、冒“天山三丈雪”的“白马谁家子？黄龙边塞儿”就是这类武侠人物。又如《幽州胡马客歌》：

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万人不可干。

《幽州马客吟》属梁横吹曲辞，今存歌辞除首篇“快马常苦瘦”一首写侠客之怀外，其余四篇都写男女作乐之事。李白这篇则写出了一个勇武豪宕的侠客形象，最后两句传达的形象尤其生动。再如《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的文化根基之一为纵横家文化，此点学者注意已多。武侠的一种渊源，即出于战国纵横之家，因为在纵横的局势中，武侠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李白此诗很直观地表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塑造了一位与朱亥、侯羸意气相投的赵客，他行侠于世而藏其名，在救赵的事件中建立了烜赫的功勋。但他与另一位战国高士鲁仲连一样，功成身退，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李白有感于此，用乐府体为他做了一个补传。“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是极言其武功之高。仅从其行为本身来看，当然是以武犯禁。但侠之所以以武犯禁，是持有一种正义的原则。可见李白不是简单地提倡一种犯禁的行为，而是以行义为其任侠、颂侠的原则。又如《白马篇》：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遊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白马篇》为拟曹植之作，曹紧密而李更豪宕，但其中基本的形象元素，如宝剑、斗鸡以及少年争强好胜的性格，都保留了。武侠形象源于上古，黄帝《弹歌》已见其萌芽。《诗经》中也多征伐、边塞的主题。《短萧铙歌》为军中凯乐，据说源于黄帝时。但现在所看到的汉铙歌，其内容却与征战之事不太相关。在汉魏乐府古辞中，有种写边塞题材的作品。魏晋之际，豪富贵族的游侠之风大盛。至于曹植、张华等人的作品，多叙写豪侠之事。南北朝时，仍多此类题材，而尤以来自北朝的梁鼓角横吹曲辞为大宗。此种传统与初盛唐之际文人的任侠作风相结合，就形成了初盛唐诗歌中的尚武任侠的主题类型。李白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与激活者，其发扬蹈厉之处，远远地超于时人。这当然与其陇西将略之家身份的认定有关系。

止戈为武是李白尚武精神的主要方面。《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是李白对其人生理想的各方面的完整叙述，其谈到政治理想时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也说到他的这种人生计划：“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九十六圣君，浮云挂空名。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这里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止戈为武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尚武并非目的，而是达到勘乱至治的一种手段。传统的儒家重在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但比较缺乏方略与方法。李白在传统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加入了战国纵横家的方略与方法，同时接受了派生于纵横家的一种武侠精神，从而构成李白精神的重要面相。止戈为武的尚武精神在李白诗歌中常有表现，如《赠何七判官昌浩》：

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

又如《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表述这种“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是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的开元盛世，这本身就说明李白对玄宗时代的现实并非完全肯定，甚至也可以理解为李白对有唐开国以来的国运、国势，也不是完全肯定的，至少与他所期待的“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至治理想有距离。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说“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也许，这种“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方略在其《宣唐鸿猷》中有所陈述。但是很不幸，不仅李白期待的至治之世没有出现，而且现实坠入了更坏的境地，并且无法避免地发生了截断唐王朝整个国运的安史之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安史之乱，使李白止戈为武的尚武精神有了一个很真实的施为对象。只是此时他已远离朝廷，是一个受了道箓、正在到处求仙寻隐的方外之士，连他自已都说：“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庐山屏风叠》）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忘记原来的人生计划，并且对自己当此大乱之时，蒿目时艰而无法一展平生止戈为武之愿而愤懑不已，其《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隐居》云：

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君王制六合，海塞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

但不久他就以玄宗旧曾征召之臣的身份入永王幕，其尚武、以武定乱的人生理想又得以重新扇炽。《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云：

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

从这种情况来看，李白入永王幕，完全是他自己的一种自愿。这也可能是他一再辩白，而肃宗朝廷终不宽宥的原因。入永王幕的经历，对李白诗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武侠形象的扩充与现实化。作为一种诗歌形象，其尚武精神的最高张扬，还是《永王东巡歌》这一组诗。“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其古乐府诗《胡无人》则拟古辞以写今事：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

最后三句，注家多有怀疑，苏辙更讥其不达理。但李白的修辞，不能以常情测。这几句转得是有点远，但正合其“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止戈为武的精神。

李白诗歌的武侠形象的塑造，有一个发展过程，其渊源于乐府，他的早期武侠形象基本上属于乐府诗，也可以说是用乐府中的武侠形象寄托他自己的理想。但在这同时，李白也以自己或他人的一些任侠行为为素材，塑造了现实中的武侠形象，如《赠武十七谔》：

马如一匹练，明日过吴门。乃是要离客，西来欲报恩。笑开燕匕首，拂拭竟无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林回弃白璧，千里阻同奔。君为我致之，轻齎涉淮源。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

此诗序云：“门人武谔，深于义者也。质木沉悍，慕要离之风，潜钓川海，不数数于世间事。闻中原作难，西来访余。余爱子伯禽在鲁，许将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笔而赠。” 此武谔自西来，曾潜钓川海，应该是蜀中人。或许是李白早年尚武侠、学纵横时的弟子。称其“深于义者”，因为侠的灵魂在于义。

在晚年阶段，或者说安史之乱后，李白诗歌尚武形象塑造的一个大的发展，就是在现实中的勘乱人物的身上赋予了浓厚的自身的尚武定乱的理想，如《述德兼陈情上歌舒大夫》：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王琦注引刘世教之说：“按此诗，述德有之，而无陈情之词，疑有阙文。”但就勘乱拯难人物的形象塑造来说，却是很完整的七古短篇。最后两句章法，崭然而至，如书法上之无垂不缩。李白短古常用此种章法。又如《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

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尽还珠。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

再如《赠常侍御》：

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潇洒。大贤有卷舒，季叶轻风雅。匡复属何人？君为知音者。传闻武安将，气振长平瓦。燕、赵期洗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为访南迁贾。

这里所塑造的，正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形象，只是其主体已经由李白自身，转向安史之乱中戡乱拯难的现实人物群像。当然，李白是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说到这一点，我们想起这样一个问题。提起唐诗对安史之乱的书写，最容易想起的自然是杜甫。安史之乱对于杜甫诗歌精神与内容的影响，是一个具有丰富开掘空间的话题。但是，李白同样是安史之乱的杰出的书写者。只是他以他自己的风格来书写安史之乱，其最具美学价值的正是这些激扬着自身理想精神的武略形象的创造。可以说，在对安史之乱的书写上，李、杜同样显示出飘逸豪放与沉郁顿挫的各自个性。李白以一种理想的精神来书写他自己及他人的戡乱拯世形象，延续了他一贯的激扬。杜甫则以一种更现实的态度来书写安史之乱，其中包括他自己乱中的飘泊形象，无疑是更具沉郁的气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失去戡乱拯世的理想，都没有转向消沉与感伤，这又是李杜异曲同工的地方。

四、李白武侠精神及其诗歌武侠意象的美学价值

众所周知，李白精神中有游仙与拯世、精文与尚武这样两组相对的精神关系。正如李杜诗歌艺术达到可以相媲美的高度一样，他们两人在政治理想上的高度也是一样的。但他们在叙述各自政治理想时的具体表现，却很不一样。李白是要做帝王师，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则窃比稷与契，置君尧舜上，清淳风俗。两者相比，我们可以说杜甫尚文，而李白尚武。他们期待入世的进路是不同的。从这一点来看，李白身上的尚武精神和他的游仙精神一样，是构成李白人格个性与诗歌飘逸豪放风格的重要精神因素。

李白诗歌就其艺术风格，或说美学特征来看，是对传统的巨大发展，也与同时代的开天诗风形成巨大差异，令人感到难以将李白合适地纳入到盛唐诗歌乃至整个唐诗史的系统之中。朱易安先生曾讨论这样的问题，她认为“李白这位唐代诗坛上的首席诗人，在迄今为止被勾勒的唐诗发展流变图画中，没有找到他适当的位置”。这是一个极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应该从多方面来进行解释。朱文尝试从文化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我认为这种差异的造成，首先主要应该从李白执持一种很彻底的复古理想，并且在复古实践方面走得比他人更远这一点来解释。其次是李白的精神气质，尤其是理想精神以及与这种理想精神互为表里的行为方式，比如尚武、求仙，甚至精神行为上的复古。这些在当时的其他人物身上也都会有，但李白无疑是较他们显示得更为充分、甚至带点夸张色彩。在这些精神气质中，尤以求仙访道及本篇所讨论的根植于陇西将略家世认同的武侠精神最为重要。李诗的飘逸与豪放，与这种精神气质是分不开的。

当诗歌整体地转向山水与切近现实生活情景的时候，李白仍然执持着古老的形象谱系，使其诗歌即使在形象上，就已造成与时风的巨大差别。这里面，李白对汉魏以来乐府武侠形象的复活最具美学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他以自身的陇西将略家世出身以及早年任侠、学纵横术、学剑等经历为素材，奔驰其想象力，创造了现实版的武侠形象。这对乐府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对诗歌史从形象、叙事传统转向意象、情景方向，起到了一种逆阻的作用。但是从后来的诗歌发展来看，没有哪一家完全恢复乐府及其创造形象、叙事等传统，更没有完全恢复乐府创造武侠形象的传统。这也是李白诗风在后世无法复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