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诗美形态的生成 ——第36届青春诗会观察

作者:程继龙   2021年10月14日 15:23  星星·诗歌理论    1503    收藏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新诗处在持续的裂变中,近十年初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美学形态。以《诗刊》社第36届青春诗会为样本进行观察、研究,可以归纳出一些倾向、特征:意识到想象的限度,写作自带生活情境;注意建构诗性伦理,坚持低调、朴素的伦理态度;克服观念化写作的不足,转向泛修辞写作。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当代感性和当代历史的结合,具备了当代性。当然,这些新变还没有最终完成,中国当代新诗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关键词:诗美形态 青春诗会 想象 伦理 泛修辞


新诗一直处在裂变式的发展态势中。真正关心新诗的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到目前,新诗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置身写作现场的诗人,当他写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迫切地想知道他的写作和当下普遍的写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批评家、理论家也想从抽象化、体系化的思考反身跻入写作的场域,给自己的思考一个有血有肉的验证,避免理论话语的失效。或许,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个历史时期内,不断生成的感受、情感、思想需要被命名、表达,反过来,这些被形式化了的“时代感情”又在召唤新的感性,这是一种相互的催迫和塑成。阿甘本说,并非生活在“当代”就天然地是一个“当代人”,思想者、艺术家只有经过凝思、错位,“觉察一种距离我们无限之远,一直驶向我们的光明”,才能“成为当代人”。这位哲人无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捕捉住当代心灵浮现的闪电、开放的花朵,给它们以命名,才能言说当代,并且照亮我们自己。

“青春诗会”是《诗刊》社推出新人的最重要的诗会,这一形式、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呼唤、塑造中国当代诗歌新形态的强烈意图。2020年10月,第36届青春诗会在福建霞浦举行,随后《诗刊》社做了一系列研讨、宣传,包括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诗丛,在《诗刊》12月号上半月刊推出“青春诗会专号”等。观察这些活动,研读这一届15位参会诗人的诗作,可以形成一些看法,回应当代诗歌发展提出的问题。


一、有限度的想象


近十年来的诗歌发展在某些方面愈来愈深入,它所逐渐显示出来的美学风貌在这一批青春诗会诗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和落实。首先是想象的限度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受浪漫主义诗学传统的影响,将想象的性质和价值强调到近乎夸张的程度。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郭沫若说:“我想诗人与哲学家的共同点是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仿佛诗人单靠想象这一天才,可以上天遁地,无所不能。然而,实际的写作并非全然如此,阅读近年来的汉语诗歌会感到,诗歌写作越来越将想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导入一定的向度以内。诗思的展开、文本的完成不再完全依靠想象的威力。诗人逐渐形成了对“想象”的清醒的认识。这些诗人普遍与拉金、希尼、米沃什、辛波斯卡保持一种认同和亲和感,而不是与屈原或雪莱。米沃什称“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说他“反对现代诗歌里完全朝向主观化的某些倾向”。王家铭自述:“我的诗歌大体上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一个词,曾代表过那么多具体的事物或动作”。徐萧自述:“我希望在增加写作上的难度的同时,在情绪上更为克制”。这些说法都出于对想象泛滥造成的后果的忧虑,和对真实性的坚守。

对想象的审慎,带来的效果,是这些诗人写出了“自带情境”的诗。这个“自带的”情境是他们生活的、现实的真实体验和记忆。这些经验不是虚构的,不是靠自我内在的臆想生发而来的。这些真实经验的阀域,成为他们一个个诗歌文本展开的语境和内容的构成部分。李松山《我把羊群赶上山坡——给量山》:


我把羊群赶上冈坡,

羊群在麦苗上驱赶露珠。

我用不标准的口号,

教它们分辨杂草和庄稼,

像你在黑板上写下善良与丑陋,

从这一点上我们达成共识。

下雨了,你说玻璃是倒挂的溪流,

诗歌是玻璃本身。

你擦拭着玻璃上的尘埃,

而我正把羊群和夕阳赶下山坡。


诗中“把羊群赶上冈坡”,用不标准的口号教羊分辨杂草和庄稼,出自这位患过脑炎,以放羊为生的河南青年的真实生活经验。诗中所对话、致意的那个“量山”也是诗人生活中的朋友,一位“在黑板上写下善良和丑陋”的教师。他“孩子王”的生活和“我”“放羊娃”的生活之间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对位关系。更深的关系是后面出现的“溪流”“玻璃”和“诗歌”的三位一体,这是诗人相互之间对职业、诗歌隐秘关联的知音式体认。“擦拭着玻璃上(溪流/诗上的)的尘埃”是此首诗中为数不多的“放逸的想象”,但即就是这点深刻而明亮的想象、提升,也依旧紧紧依托着“放羊娃”“教书人”的生活经验的情境,离不开“冈坡”“黑板”这些构成他们生活本身的基本物事。

当然,诗学意义上的真实不等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真实,诗学意义上的真实是独特的相对的真实。读这一批诗人的诗,能看到王二冬是一位快递员,他“对一个群体关注”,“要为他们众多的同行们画像”。许萧的写作从“校园写作”的博学多才延展开来,流露出记者“对时代的凝视和思考”。亮子常以一个西北乡村教师的眼光和感情描述、记忆乡镇生活空间里的老人孩子、山水草木,等等。每个人的写作都拖曳着一个宽阔的界面,那是他们诗意的世界。就像河流拖着它杂草丛生、鸢飞鱼跃的长长的两岸。这个诗意世界充满了土气息、泥滋味,带着个人生活的爱恨、汗水乃至泪水。古人说“功夫在诗外”,他们做足了生活的功夫,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尽可能地放入了诗歌。

想象并非万能,虚构不能解决诗歌的所有问题。过多的虚构,会造成诗歌中经验的虚脱。这些诗人,正是看到了想象的盲区,站在想象的边缘、不同经验的交界处推进他们的写作。这就要求诗人在写作中同时做到“精准想象”,做到想象、经验之间的自由切换。吴小虫《局部的苍凉》,首节“再一次在诗里爱上每一个人/理解他们的偏执,更理解他们的/悲凉。理解从生到死的一瞬/我的内心留下许多梦幻的脚印”,以及末节“凉风吹来,吹在那滚烫的肉体/他感到无比轻松,任风将头发吹乱/没有比原谅更上升到星空/他站在河岸静静地哭泣起来”,由感叹入,由感叹出,带有个人强烈的沉思气息,流露出郁勃的苍凉感。细细品味,诗意的情感从长久的生存体验、瞬间的禅意化合而来,悲欣交集。中间几节切入了对黄河两岸现实生活的记忆,“黄河裹挟着泥土”“看苍天大地/一生在起伏的河面上翻转”,甚至直接坐实在这样的经验空间里:


谁能理解那局部的细小的伤口

他死于肺癌,他们死于缺乏信仰

而她和死对抗,挣扎的痕迹

又一次被淹没在堆起的浪花


黄河两岸故乡大地上他、他们和她的疾病、贫困和缺乏信仰的死亡,成为整首诗情感隐秘的内核,真是题目中所说的“局部”。诗人游刃有余地在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慨叹、文人禅思和粗粝现实经验间切换,交织出具有多面型、立体感的诗。这种虚实相生的搭配,收到全面感人的艺术效果。

说到底,这一诗学特征的生发源于当代诗歌主体精神的混杂。当代诗人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多变、多元的社会空间里,“一日大于一年”,尤其是精神、文化内部发生的裂变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剧,比之于前一个时代,诗人更难保持自我、身份的完整性,因此觉察到仅靠某种单一想象、经验难以写出有效的诗歌。同时,现实经验日益凸显出来,小说家余华常说现实比小说更荒诞、离奇,诗人也有同样的体验。不断生出的现实经验,形成言说的势能,催迫着诗人调整姿态去进行新的命名、表达。诗人不约而同地开始向外转,转向与现实贴身摩擦,对那种迷离惝恍、高度内在化的“小情绪”式的写作开始保持足够的警惕。


二、低调的伦理态度


这样就带来一种独特的诗性伦理。这里不做伦理学的研究,只想借助伦理学的视角,发现当代诗歌美学上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倾向。近年的诗歌,明显地越来越注重伦理态度、伦理思考。诗歌在求真、求美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对善恶的探求和反思。对人之为人、人性的思考,深深地融入了缪斯的血液。这似乎又是一种回归,中国诗人向来习惯民胞物与,忧乐天下。孔子“兴观群怨”的思想教化中国诗人,要将一己的志向、行为嵌合到对国族、群类的操心和奉献中去。似乎不如此便缺乏天经地义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伦理学都注重个人“德性”的修养,强调个人不断地通过心灵的反思和进化达到内合于自我外合于天地的修养。亚里士多德特意在以理性为主的“理智德性”之外区分出“道德德性”,更看重个人精神、习惯中的善良、节制、慷慨等品质的价值。现代伦理学更强调伦理、道德的社会性、实践性,“从传统的以人为中心走向现代的以行为为中心”,做出道德判断、列出道德义务不再是完全依据个人内在化的道德意志和道德激情。但是,这并不意味个人内在的道德自律、道德感情不重要了,如若没有内在出于自发的对“人之为人”、善恶好坏的执着选择,道德只会变成外在的习俗或法规。现代的变化,只是说衡量道德时须考虑的因素更多了而已。当下的诗人,明显比之前的诗人更迫切地感受到自觉拥抱道德感情的重要性。诗人们在介绍自己的诗观时,不约而同地说“诗是一种修炼”。吴小虫说:“诗歌涉及技艺和审美,但内在的本质却是终极关怀”。“修炼”什么呢,修炼语言、手艺,修炼对人间的敬畏与悲悯,对万物的感同身受。

因此,他们自觉坚持一种更为“低调”的伦理态度。今天,世界范围内的诗人,怀着对自己诗人身份的“几份羞愧”,无端泪涌,悄悄滴写下诗行,把内心的爱恨、把血液变成墨水或屏幕光标后面的字迹。中国的诗人情同此理,他们很少“大声说出自己的爱”。他们的感情是朴素的,有时甚至是灰蒙蒙的;他们的态度是谦和的,甚至经常是自卑的;他们的愤怒是隐忍的,甚至无声地歌哭。1980年代的诗歌伦理姿态是崇高、超迈的,和现在有很大不同。北岛们在广场上高声宣布“我不相信”。就连当时民间口语派诗人的调侃、戏谑也带着超出流俗、玩世不恭的味道。1980年代的代表诗人海子、顾城则在极端、自闭的突围中,进入了修远、抽象的幻象世界,远离了现实,最终结束于“精神世界的坍塌”。他们的诗性自我是大写的,诗性伦理是悲壮的。而今天,诗人日益感觉到这样的带有强烈浪漫色彩和悲剧精神的姿态需要调整。王家铭诗集开卷的“献诗”准确地表达这一伦理姿态:


毫无疑问,这些诗

有着艺术上的瑕疵,

如情感中的歉疚,

面对着天性,

和每一个具体的你。


诗人为自己“艺术上的瑕疵”和“情感上的歉疚”不安,于是从身边的事物出发,推己及人,观察、记录、照亮周遭的草木虫鱼、亲人邻里,乃至“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鲁迅语)。王家铭哀悼一只猫:“你的形体消逝了,谁的形体/不是在命数中求来世福?//顷刻,我在崇福寺里感到/旧日愁绪攀上了眼睑。”像自语,又像挽歌,面对“你”的消逝在当下发出的哀叹,穿越了时空,追问得非常遥远。接下来形而上的冥想和形而下的细节回忆穿插进行,“你的宇宙剩一个‘寂’字,/而新的粮食留到了秋天。”(《哀悼一只猫——它叫花花》)写到了它玩的毛线,它的鼻子,陷入“根本上是生命如谜”的遐思。李松山《路灯下》,在“时间的线轴”中展开对自己和小伙伴成长情节的描述,他们跑着,“三十九盏路灯一排溜亮着,/仿若三十九个月亮依次被记忆的阀门打开”,他们甚至跑到了月亮背后的黑暗中。“三十九盏灯路灯”实际上是诗人三十九岁的象征。“有的跑进了水泥森林,/有的嫁给了叫风的远方”,只有“我往回走”,“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这一成长记忆的场景放进了“自我”“父亲”“同时代人”,举重若轻的关联起了八〇后、九〇后的成长经历乃至时代进程。其中隐而不彰的爱与苦楚有催人泪下的感染力。陈小虾《他》写了这样一个返乡的情节,一个充满伦理深度的细节,“你”去看望一位在屋檐下晒太阳的老人,一个年轻时“脾气暴躁、吝啬的老头”“他的鞭子等一次次镶进你母亲的身体”,“现在,你朝这个年幼时最恨的人走过去/以和先逝父母讲话的语气/塞给他几百块钱,叫他少喝酒,冬日里多添衣”。是岁月的冲刷和人性的宽厚,宽恕了当时人性中的恶,绽放出天使般慈爱的光辉。王二冬说他的诗几经变化,“诗意的种子从儿时就埋进了那片故乡的土地”,早先他写“以东河西营为中心的十余个村庄”的人事,后来进城当了快递员后,他写城市送快递生活的欢乐和忧伤,“这是我一个人的高原快递站/一个人揽收、一个人分拣、一个人投递/一个人喊出几万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高原》),“请你记住我的位置:京东大厦/B12D区,旁边是休息室和饮水机/我时常疲惫,口渴,没有一扇窗户/……/我的重量就是这建筑/砸进大地的重量,哦,悲伤/原来你也可以用深度去衡量”(《B12D区》)。今天,这些诗人所秉持的伦理立场,更多地不是以恶抗恶,而是用心去爱、身体力行,甚至具有某种“自我承担”精神的隐忍与悲悯。他们深深地领受了“凡人在世”的命运,不动声色地尽着自己生而为人的责任,守持着道德的理想。他们常常是站在弱者和卑微事物的一侧。

也正因此,他们的伦理精神显出了博大的气象。“泛爱众,而亲仁”,自我的承担和恪守具备了普遍性。“这里刚下过一场雪,/仿佛人间的爱都落到低处”(黄礼孩诗句),唯因其“落在低处”,才更真诚而动人。王二冬说他越来越不满足于“基于怀念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书写”,而尝试转向“以社会为中心的书写”,他发现了更高远的“天空”,“有更多的新的意向需要我赋予诗歌意义,有更多的基层的眼睛需要我点亮诗歌之光”。由此超越了汉语诗歌写作常见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恢复了社会性,重新发现了大地,接通了时代精神。这种写作是值得期待的。“伦理的诗性”,本来就是一种珍贵的伦理精神,诗的认知、言说本来就富含情感和道德的汁液,甚至可以说“诗源于爱”。现代伦理学更强调伦理行为的外在性,诗从内心出发,一点一滴地修正着自我的精神、行为,修正着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垒土成塔,乃至教化(诗教)人们减少社会上一时的戾气,增多理解别样人生的可能。更何况,诗本来就不限于纸面上的文字,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行动。


三、泛化的修辞


到了今天,汉语诗歌的写作不再单纯靠观念来推进,那种单向度的极端做法很难再奏效了。1990年代诗坛热衷于“叙事性”“日常生活”“个人写作”,不论是知识分子阵营,还是位列民间阵营的诗人,都竭力地去投入、去实验。新世纪前十年,“下半身”“垃圾派”“中间代”“打工诗歌”等现象、名词占据了诗歌共同体的很重要的部分。短短的二十年,这些知识、称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成了历史,难以再有效地参与到写作和谈论诗歌的现场中了。诗人、批评家常常摇着头说“没新意”,那些既成“观念”的内蕴被耗尽了。当代诗歌更需要重新想象,再出发,这既出于对“新”的宿命般的渴望,也出于对自身和世界、时代感性之关系的调整,当代新诗这个“认识/言说装置”必须保持自我改进的活力。对“观念”的厌倦,带来的是对修辞的重视。

这里说的“修辞”,不单指我们所熟悉的比喻、拟人、隐喻等修辞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可以获得的说服手段”,现代学者爱德华·科贝特认为你修辞的兴趣“在于语言活动的产品、过程和效果”。中国文论讲“修辞立诚”,“辞能达意”,这些说法都在启发我们注意思考思想、语言、文体以及传达效果等要素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对修辞的重视,可以简要概括为诗人在诗意的生发和实现程中,更自觉地看待词与物的关系、更有效地选择表达方式以实现表达效果的意识和手段。这里说的“物”,不仅指和语词对应、被语词标记了的事物,还指诗人对事物的感觉、情绪和思想以及那些更为内在化的事物。在词与物之间有一个广阔而混沌的暗区,诗人对它心生恐惧,又躁动不安地想挺进它,开疆辟土,有所作为。西方文化界二十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宏大的语言学转向影响了中国当代诗人的语言观,甚至刷新了他们对世界、自我、诗艺的看法。但是,今天的写作,实际上又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当下的青年诗人,已经很少有人再奉持韩东当年“诗到语言为止”的信条,那个充满结构主义意味的、作为人的世界的本体而存在的“语言”不再能成为诗人的牢笼,诗人需要更清醒地对待语言,就像本维尼斯特说的那样,重新启用语词的指称性,再一次将语言轻量化,站在内心、语言、外物的临界点上展开他的作业,以图更好地展开他的表达,既忠于内心感受,又忠于世界的原初模样。不再痴迷于写“语言的诗”,或者让语言代替人来写诗,写语言自己。

因此,作为一种超级观念的语言,也变成了修辞。一同修辞化了的,还有智性、玄学、戏剧性、寓言,包括前面说到的拟人、比喻、象征这些修辞手段。正如诗人所言,写诗是一种修辞训练,写诗固然离不开想象、经验、爱、悲悯这些东西,但更离不开设法操控语言以达成自己想要的传达效果的技术。这样,修辞就被泛化了。诗歌写作的实现,离不开修辞。可以有诗意,但不一定有诗歌,因为前者在内心,后者需要借助修辞来实现外在的形式化。因此诗人越来越变成修辞的高手,玩修辞如同耍杂技。这样做是为了把对现实的复杂感受和内心幽微的感觉高效地传达出来。

这样就带来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修辞的细密。修辞格遍布文本中,就像盐溶于水。徐萧《应许之事法则》,“法则”这个词缀,有臧棣“丛书”“简史”写作的意味,是一种刻意而为的形式。借助这种形式,徐萧打破了现有的诗歌文体,诗中虽然有隐约的本事(一个年轻的父亲写诗给出生不久的女儿“攸米”)、情感线索可寻,但它不是长诗。其中单首诗以“1:1”“1:4.1”这样的小标题标示。在这种特殊的文本里,诗意的展开将修辞的作用的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文本单位负责引导、承担一种感觉、一种情境、一种写法。整体上犹似一段随想曲,一幅拼贴/装置画。他以满世界的花儿迎接女儿的到来:“山坡上的花儿,河边的花儿/……/时政新闻里不经意的花儿/……/泥土里结出马铃薯的花儿,你小手缓缓伸出/并叫出名字的花儿”(《1:1》),开篇不断地在事物的表面横向展开,有惠特曼、金斯堡漫卷世界之势。有对语言乏力的突然理解,“人工湖,我抱着你……我提高音量,试图描述荷花有多美,/发现词语的废墟”(《1:2》)。有对经典、掌故的抽取,“如那棵树,载于溪旁,按时候抽枝,准时结果/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1:4.1》),这是对《旧约》里一段经文的转述。有对瞬间奇思妙想的捕捉,“在我女儿出生的前夕,我又想起那个/失踪的夜晚:/月亮升到中天,挨家敲窗。” (《1:5》)有对日常生活横截面的刻绘,有对“是女儿生出父亲”的哲学式思辨,等等。可以看到,修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修辞启动了诗思,带来一个个意象、情境,也导引了诗思的转折、交错。但看不到哪一种具体的修辞格能上升到主导地位。修辞就像原子结构内部,一个个电子在各自的层级弧线上运动。

第二个变化,是贴着物写。我们把沈从文“贴着人物写”的说法稍微修改一下,用以描述这一诗学倾向。朴耳《海棠拳》:


躯干细直,花朵连成蓬松山丘

海棠的分歧,从根部已现端倪——

斜出的分枝制造了更多

粉色的缓坡,更多灼热与柔和

它是那么妥当无争又饱含委屈

我理解海棠发自肺腑的缠斗

它的骨和肉,持续推翻它深埋根部的心脏

正如这一秒的我正在推翻上一秒的我

上一秒的我

接连从山坡上滚下来


这首怪异的诗,题为“海棠拳”,以一系列动词、动作摹写海棠怒放的情形。不管是第1至5行的“无我之境”,还是第6至10行的“有我之境”,都体现了一种面对物事时的竭力的“物化”状态。陌生化效果,来自诗人在面对海棠遣词造句时的自我化入状态,自我进入审美对象“海棠”中去,感觉、意念顺着海棠绽放、烂漫的情态运行。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目光先是落在枝干、树冠、斜枝上,海棠不计后果的开放和生命力的张扬,使她一度潜入海棠的根部(心脏),最后像获得了缩身功一样进入了花朵,进入了色彩和芳香的世界,那个世界对她来说是无边的。“自我”的分身、幻化形同“海棠发自肺腑的缠斗”,一个部分推翻另一分部分,一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真是到了“随物宛转”“密附”的地步。米沃什注意到东方诗歌有一种可贵的对物的沉思态度,他特别指出松尾芭蕉的写作箴言:“写松树,你必须向松树学习”。朴耳就是在向海棠学习。这样做,就将修辞深深地溶进了主体的眼光、感受和语词的发起、连缀和转折的肌理之中,使其不再是外在的客观形式了。


结语


这一届青春诗会15位诗人创作的诗意、诗艺所综合呈现出来的风貌,能代表近十年来当代诗歌探索的倾向和特征。可以说,这一基本长成的诗歌美学形态是继承、拓深和修正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各个阶段诗学成就的结果。通过这种历时的对照,可以看出它独特而新鲜的面貌。这一在巨变中艰难聚合成的诗美形态,大体上是低调、沉实、厚重的。这一时代的诗心,也有激越、飞扬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在中国大地上俯首生活,偶尔低空飞行。诗人的爱恨和想象,更有人间烟火气。从一个大的方面看,诗人的沉潜努力,也实现了“普遍感性”和社会生活的结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结合。马克思说作家拉萨尔做到了“在更高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这批诗人以“朴素的形式”表现了“时代生活”“时代心灵”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塑造的新的诗美形态,具备了“当代性”,把握住了当代的感觉,意识到了当代的“历史深度”。当然,这不是最终完成,未来可期。


(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刊登于《星星》诗刊理论版2021年第十期)


作者简介:

程继龙,生于1984年。文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诗思潮、新诗批评史。在《外国文学研究》《兰州大学学报》《当代文坛》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作品散见于《诗刊》《延河》等。出版诗集《若有其事》、专著《打开诗的果壳》、编著《朱英诞新诗研究文选》等。

责任编辑:牛莉
扫描二维码以在移动设备观看

诗讯热力榜

  1. 张宏森: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开辟文学的广阔天地
  2. 东莞青年诗人展之五:莫小闲的诗
  3. 2024第二届天涯诗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4. 关于举办“诗颂担使命 歌咏砺初心” 第四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邀请赛的通知
  5. 牛庆国诗集《哦,黄河》新书分享会在兰举行
  6. 每日好诗第419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7. 带着飞呀飞的童心,诗人高凯来汉与小读者分享
  8. 王珂教授研究出的柔美巧怪新诗语体构建策略产生影响
  9. 每日好诗第419期(旧体诗)入围作品公示
  10. 第416期“每日好诗”公开征集网友评论的公告
  1. “唐诗之路,诗意台州”第八届中国诗歌节诗歌征集启事
  2. 铸就新时代文学新辉煌
  3. 每日好诗第419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4. 2024“春天送你一首诗”征集选 |第三辑
  5. 中国作协召开党组书记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6. 2024“春天送你一首诗”征集选第四辑
  7. 第416期“每日好诗”公开征集网友评论的公告
  8. 2024年“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征稿启事
  9. 东莞青年诗人展之四:孔鑫雨的诗
  10. 每日好诗第419期(旧体诗)入围作品公示
  1. 2024年“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征稿启事
  2. 中国作家协会致全国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新春贺信
  3. 每日好诗第415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4. 2024年橘花诗会诗歌征集启事
  5. 最后的高音:论吉狄马加 | 《作家》24年2月号
  6. 每日好诗第415期(旧体诗)入围作品公示
  7. 新华社特稿丨习近平:文化传承创新的引领人
  8. 每日好诗第416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9. 第413期“每日好诗”公开征集网友评论的公告
  10. 每日好诗第414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1. 中国诗歌网开通“《诗刊》投稿专区”
  2. 《诗刊》征集广告词
  3. 清新旷达 笔底无尘——读温皓然古典诗词
  4. 同舟共济,以诗抗疫——全国抗疫诗歌征集启事
  5. 关于诗和诗人的有关话题
  6. 寻找诗意 美丽人生——上海向诗歌爱好者发出邀请
  7. 赏析《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8. 以现代诗歌实践探寻现代诗歌的本原
  9. 公告: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评选相关事宜
  10. 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征稿启事 (现代诗、旧体诗、书法、朗诵、标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