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 ，生于1942年，北京人。著名诗歌评论家、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师范学院分院讲师、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诗探索》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作协理事。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王单单是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2016至2017年，在单单驻校期间，我与他经常有机会在一起聊天、喝酒、谈诗。单单个子不高，一张娃娃脸，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大孩子。可这个大孩子，喝起酒来常是一醉方休，谈起诗来颇有舍我其谁的气势，写起诗来也确实有股灵气，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时有令人叫绝的构思呈现。

2017年7月初，单单离校，依依不舍地与我告别。听说他回到云南昭通不久，就被派到乡下扶贫了。由繁华的京城高校到边远的贫瘠乡村，这巨大的地域、文化的差距，我不知单单是怎样适应的；他的大孩子的性格与扶贫干部的形象，又该如何统一？我心里在暗暗地为他担心。2019年12月中旬，我到云南昭通学院参加 “第九届新锐批评家高峰论坛”。在昭通三天，有两个晚上是与王单单一起度过的。此时，他正在昭通市昭阳区的一个回汉杂居的村庄扶贫，听说我来昭通了，他白天出不来，只能晚上到宾馆来看我。这次见面，我感到他的孩子气消退了许多。他说他们村的扶贫组共有三个人，其中的党员任村支部第一书记，他具体负责上级布置下来的相关工作，周六、周日不休息，节假日也不放假，而且平时也不准请假。另一个晚上，我特意去昭通的紫光小区看望了他。他家住在14楼，房间不小，显得空荡荡的，因他扶贫长期在村里住，不常回来，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住在镇雄县。他说他扶贫已快两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没有忘记读书，更没有忘记他是个诗人，他不停地用诗歌把自己在扶贫工作中的点滴感悟写出来。

2020年2月23日，王单单发来诗集《花鹿坪手记》初稿，并附一信，内称：“这是我离开北京这两年写的诗歌，准备再写点后交给出版社，诗集名字暂定为《花鹿坪手记》，花鹿坪是我扶贫村庄的名字。上次昭通一别，甚是挂念，遵嘱寄上拙作，以此向老师作一个我的写作汇报”。我读了这部《花鹿坪手记》的初稿，一股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灵动的构思中融入了深沉的思考，内心的热烈与外表的冷隽构成强烈的反差，我为他诗歌中的新变感到庆幸。兴奋之余，我给他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谈了我对这部诗集的看法。我建议他紧紧围绕花鹿坪扶贫这个中心选诗，把这两年写的但与花鹿坪无关的诗删去。我鼓励他调动自己农村生活的积累，既要扎根花鹿坪，又要跳出花鹿坪，把花鹿坪看成是整个中国大地脱贫致富的伟大变革的一个缩影。诗中所写的人物，要有客观生活的依据，但也不应是生活现象的简单实录，应当有适当的集中与概括，尤其要深入到人性的层面，折射出这个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特征。

2020年8月下旬，王单单在结束了两年的扶贫工作之后，完成了这部《花鹿坪手记》。他第一时间把诗集发给了我。当我在电脑中打开这部诗集电子版的时候，感到一种由衷的欣喜，也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部诗集比起初稿有了很大提高，更为厚重、集中、强烈，更能给人一种知性的启迪与情感的冲击。毫无疑问，这部诗集不只表明王单单诗歌创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当下诗坛而言，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建设性意义。

在扶贫工作队员王单单看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作为一个年轻人，能亲身参加这场变革，这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扶贫攻坚不是豪言壮语，不是信誓旦旦，而是扎扎实实，拼搏奉献，这里最根本的是需要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与一颗仁爱之心。

王单单是农民的儿子。他出生于云南东北镇雄的一个叫官抵坎的村庄，与他扶贫的昭通农村相距不是很远。如他所言：“家住滇黔交界地上，从不甘于它的落后与边缘，命中注定这辈子要像故乡的植物一样，为了触摸到阳光，只能在贫瘠的大地上破土生长。”（王单单：《诗歌作伴好还乡》）在他前些年所写的《堆父亲》《母亲的孤独》《父亲的外套》等诗作中，能看出他对故乡、亲人的深厚的感恩之情。这是他笔下的父亲：“这些重叠的补丁，二十多年了/总焊在父亲的皮肉和篾箩之间/磨通之后又被再次缝补上/前几天，我从它破烂的布层里/抠出几粒干瘪的豆芽/摊在手心时/真像我死去的亲人/在田野里睡着的样子，难道/要在它芽尖抹上我的血/才可以救活下一个春天/难道，要我穿上这件外套/你才能认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父亲的外套》)。正是出于“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自觉，他来到昭通乡下的花鹿坪扶贫时，才没有外来人的陌生感，而是很快就在村中找到了自己的父老兄弟——

陈哑巴在贫困户信息表上/摁手印，摁不出任何指纹/我把他拇指拿起来看/泥巴敷了一层。我没有/让他洗掉。我默认/这泥斑，就是他的指纹/这里面藏着他的命（《花鹿坪手记》Ⅰ）

这勤劳的老实巴交的村民，不也一样生活在他的故乡官抵坎吗？

老寡妇陈石芳扎了一个稻草人/给他穿上丈夫生前的衣服/敲了几次门，都无人应答/后来我在菜地里见到她——/睡着了，偎着稻草人”（《花鹿坪手记》Ⅱ）

联想到单单写他母亲的诗句：“她刚回到家/钥匙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像往常一样，刚进屋/就给墙上的遗像讲述/瓜秧的长势，或玉米成熟的情况。”（《母亲的孤独》）——这两位母亲的精神世界又是何其相通！

可以说，王单单写昭通的花鹿坪，也正是在写镇雄的官抵坎；他写花鹿坪的农民，也正是写自己的父兄。他置身于花鹿坪村民之中，像在自己家乡一样。他的《花鹿坪手记》，再现了贫困农村在扶贫攻坚中的深刻变革，洋溢着血浓于水的真情，袒露着他对花鹿坪人的深切关怀与大爱。

他赞美那位把牛看得比人还要金贵的“放牛郎”：“姜华家院子里晒着一桶水/每次都是姜华俯下身去/饮了一口，确定温度后/才让牛喝。/他说牛喝冷水容易拉肚子”（《放牛郎》）。

他理解那位六十二岁的李家英，有养老金还要每天去苹果园打零工，为的是给自己的儿子减轻一点儿负担，省下一笔“赡养费”。诗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她是一位母亲，和我母亲一样/矮小，瘦弱，带着一股韧劲”。

王单单为花鹿坪村民身上闪烁的美德，为他们的点滴进步感到自豪与骄傲，也为他们的某些堕性、愚昧感到焦急与羞愧。他在《激发帖》中训斥懒汉，在《融化记》中苦口婆心地劝说不砌牛圈的养牛人，在新冠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他劝阻了要嫁闺女的村民办喜宴，制止了刚从湖北回来重点隔离村民的麻将牌局……这不只是扶贫工作队员的职责，更是面对最贴心的人才会做出的关爱的举动。诗人的确是将自己生命里的爱和痛都倾注到诗歌当中了。

王单单扶贫的后期，正赶上新冠疫情流行。贫困的乡村如果再染上疫情，那双重灾难的前景不堪设想。偏偏昭通就成了省城昆明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地方。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扶贫队员春节没有休息。王单单正月初三一大早，就敲开了返乡人员的大门，询问外出时间、交通工具、有无咳嗽、体温正常与否？与这些返乡的可能携带病毒人员近距离的接触，王单单没有护目镜，没有手套，仅仅有一个过了时效的口罩，就像他说的，“这时候/防控约等于赤膊上阵/这时候/入户，就是入虎穴”。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他没有逃避，没有退却，他的诗歌中记录了与返乡人员的对话：“你从哪里来/——湖北荆州/身体有无不适/——低烧//听到这个/我刻意提了提口罩/心里有点矛盾/要不要提醒他/不要和我凑得太近”（《来自一个青年诗人的新冠疫情一线防控报告》）。这种真实而微妙的感受，非亲临抗疫第一线者不能道出。抗疫，不只是人与冠状病毒的搏斗，更是人性的较量。面对焦灼与欣慰、恐惧与希望、逃离与坚守、泪水与微笑……作为诗人的王单单真实地写出了他的感悟：“好的口罩，/当具备两点：/一是把病毒挡在嘴外/二是把谎言挡在嘴里”；“朋友们都在写诗/而我固执地认为：/疫情肆虐之日/形势严峻之时/真相即诗/生命即诗/除此之外的抒写/都是可疑的行为”；“当口罩成为我们共同的脸谱/辨别一个人，不同的声音/显得尤为重要//切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这是诗人在非常时期发出的良知的呼唤，也是疫情肆虐时植根于诗人生命深处的心花

在两年的扶贫工作中，王单单与他的扶贫战友一起共同奋战，花鹿坪村所有贫困户均已脱贫出列。而对诗人王单单来说，在圆满地完成了扶贫任务的同时，更使他对自己的人生和诗歌创作有了深一层的感悟。他说：“我总觉得写诗就是输血的过程，一味地输出只会让自己的写作变得越来越苍白，而诗人要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更为深刻且有质感的生活，而花鹿坪，正是我进入这种生活的入口。”“我写花鹿坪扶贫系列诗歌，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两年，我不是去体验生活，而那就是我的生活本身，许多素材早已烂熟于胸中，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个主题在呼唤我的写作，而不是我要为了完成这个主题去写作，二者区别很大，关乎心灵的活跃与抒写的自由。”（《中国诗歌网访谈：关于诗歌、扶贫以及〈花鹿坪手记〉》）这段话说得非常好。无庸讳言，当诗坛上充斥着大量苍白的、缺血的平庸之作的时候，当“同质化”成为当下诗歌脱不开的创作魔咒的时候，当诸多年轻诗人为找不到突破的门径而苦闷的时候，听听王单单这段发自内心的感言，投身到社会大变革的实践中去，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无疑是有普遍意义的。

就诗歌审美的艺术追求而言，如果拿王单单的第一部诗集《山冈诗稿》相对照，《花鹿坪手记》也是有明显变化的。单单的前期创作，尽管不乏鲜活生动的篇章，却是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安排结构的，呈现出来的是一雕栏、一画础……。但《花鹿坪手记》却是以一座整体建筑的壮观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亚里斯多德指出：“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政治学》，朱光潜译稿)。花鹿坪作为一个村庄，人物繁多；扶贫两年，发生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如何把这些鲜活的、散乱的生活经验，经过提纯与升华，转化为诗的经验，这需要在结构上下大的功夫，所谓“着色原资妙选材，也须结构匠心裁”（赵翼：《论诗绝句》）。王单单把花鹿坪村民的生存状态及其在扶贫攻坚中的变迁，以及抒情主人公作为扶贫工作组成员所做的工作及其感悟，分为“花鹿坪群像图”、“花鹿坪风物谱”、“花鹿坪扶贫记”、“花鹿坪变迁帖”、“花鹿坪防疫记”五辑，而把他早期所写的“脱贫攻坚以前，乡村、农民及其他”作为第六辑，附在后面，两相对照，这也十分必要。散落的砖、石、木料，按照诗人内心的蓝图结为一个整体，一座美丽壮观的诗歌建筑就呈现了。“九叶”诗人唐湜说过：“真正的诗，却应该由浮动的音乐走向凝定的建筑，由光芒焕发的浪漫主义走向坚定凝重的古典主义。这是一切沉挚的诗人的道路，是R.M.里尔克的道路，也是冯至的道路。”（唐湜：《论意象的凝定》）。王单单似乎在有意无意间，追随里尔克、冯至，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让他的诗歌成了凝定的建筑。

为了营建这座大厦，诗人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这里我只强调一点，那就是叙事手法的创造性使用。我没有问过王单单是如何给诗集命名的，我猜想当初他可能会有《花鹿坪记事》或《花鹿坪手记》等不同的选择，但诗人最终选用了“手记”，实际也暗示了他的艺术追求。那是因为“手记”近似“随笔”，除去有叙事的一面外，还有随意生发的一面，它更放松，更自由。王单单所秉持的叙事原则，不是传统叙事，传统叙事的基本特征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的讲述，如黑格尔所说：“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而王单单的叙事不是以全面地讲述一个故事或完整地塑造一个人物为目的，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这与袁可嘉提出的“新诗戏剧化”的理论有暗合之外。袁可嘉认为：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袁可嘉提出新诗戏剧化的原则，要点在于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也就是说，把知性的思考与情感的抒发结合起来，既避免感情的直接宣泄，又避免对世界的直接议论。王单单对此心领神会，他在《花鹿坪手记》中运用新诗戏剧化的手段可称得心应手。

比如易地搬迁，是为不宜居住的贫困户彻底解决生活问题的重要措施，即使是写一户人家的搬迁全过程，也将是一篇长长的报道。但王单单写来，完全是另一种笔墨：

搬迁进城后，他们住在十四楼/从窗子看出去，远处的山脊上/树木似乎在慢慢地变绿/他把儿子揽在怀里/“最远的那个村就是我们曾经的家/你看那里的云，就挂在树顶”

——一直到天黑了，儿子挣出/他的怀抱，打开屋里所有的灯/“爸爸，从老家那边看过来/我们现在像不像天上的星星？”

（《易迁户》）

诗人在叙事中，把易地搬迁的具体过程虚化了，却以一个特写镜头，用抒情的笔墨写出易地搬迁的农家父子的一段对话，对旧居的深深的脊念，对新居带来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尽在不言中。

再如这首《小户主》：

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户主，十岁/户口册上共三人，还有两个姐姐/分别为十四岁和十二岁

但此户并非建档立卡户，家庭人员/也无享受低保。我在怀疑/这是否属于漏评？多次上门核实/得知其父七年前死于矿难/获得赔款六十万，除去这些年建房、生活费等/还有二十万存款，由其小叔家代为保管

我问他们的婶娘/孩子的母亲呢？她把脸扭向一侧说：/死了——

没过多久，村里人告诉我/这女人就是孩子们的生身母亲/只是嫁给小叔子，成为了/另外一家人 

这首诗的叙事存在着一种戏剧性结构。表面看来，这首诗的主人公是“小户主”，但实际的主人公则是“小户主”的亲生母亲，一个命运不幸的女人。叙事简洁，却一波三折，结尾揭出谜底，讲述了一个女人悲怆的、无奈的故事，戏剧性的结构带来语言的巨大冲击力，令人扼腕叹息。

乡愁是中国从古到今的诗人永远摆脱不开的情结。王单单也是一位怀有浓郁乡愁的诗人。他说：“在故乡，只要大声说话，隔着山丘与丛林，村里人都能辨别出我的声音。我希望在诗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庄，我希望站在村口喊一声，人们就知道是我回来了。”（《诗歌作伴好还乡》）这些年来，王单单通过诗歌创作，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村庄。感谢扶贫生活，给了他一个历史的机遇，让他的生命，让他的故乡与花鹿坪融合起来，对他来说，花鹿坪不再是一个地名，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成了凝聚着他的生命、他的成长、他的意志、他的情感的诗的家园，成为他安置乡愁的精神原乡。对王单单来说，这才是他参加花鹿坪扶贫并写出《花鹿坪手记》这部诗集的意义所在。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