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草堂诗歌奖获奖名单公布 娜夜摘夺“年度诗人大奖”

作者:乔雪阳、曾琦   2021年11月19日 09:57  红星新闻    1499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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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曾说,在成都举办的“草堂诗歌奖”实际上是向杜甫致敬,同样也是向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致敬。诚然,孕育四年的“草堂诗歌奖”,已经成为了成都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11月19日上午,由《草堂》诗刊社与成都商报社共同主办的“草堂诗歌奖”公布了第四届获奖名单,娜夜摘夺年度诗人大奖,安然、西渡获得年度实力诗人奖,年度诗评家奖颁给了耿占春。“年度青年诗人奖”也很令人期待,青年诗人王二冬凭借《时间的形状》、 彭然凭借《我们在梦中从不愿睡去》(组诗)、田凌云凭借《荒谬地活着是多么必要》(组诗)最终获奖。

“对一个尚在成长和探索中的写作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份莫大的勉励和肯定。”田凌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草堂诗歌奖在全国的位置和《草堂》诗刊在诗坛的位置相同,高质量的文本、强大的诗人阵容和人们对于这个刊物的渴望和崇敬。在彭然心中,他很感谢《草堂》诗刊一直鼓励和扶持新人,并希望能有更多的诗歌写作者在这里得到成长。“感谢编辑老师和评委老师们,感谢‘草堂诗歌奖’,这是一个驿站,给我们停顿,又催促我们奋勇前行。”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诗歌世界,红星新闻记者对几位获奖诗人进行了专访。

据了解,本届草堂诗歌奖没有对外进行征稿,而是通过邀请全国知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编辑、读者等,推荐过去一年公开出版的文学期刊上的优秀文本,在经过初评和复评后,最终在入围诗人中遴选出获奖诗人。此外,颁奖典礼将会在今年成都国际诗歌周上举行,具体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届草堂诗歌奖获奖名单


年度诗人大奖

娜夜,《大地涌动着草香》(组诗),《草堂》2020年第1卷


年度实力诗人奖

安然,《族的胎记》(组诗),《草堂》2020年第1卷

西渡,《返魂香》(组诗),《诗潮》2020年第1期


年度诗评家奖

耿占春,《求索秩序——新世纪二十年诗歌写作》,《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年度青年诗人奖

王二冬,《时间的形状》,《草堂》2020年第1卷

彭然,《我们在梦中从不愿睡去》(组诗),《草堂》2020年第3卷

田凌云,《荒谬地活着是多么必要》(组诗),《长江文艺》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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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诗人娜夜:

从不低估读者的感受力,

这使我的写作一开始就剔除了赘肉


红星新闻:2012年你离开兰州,开始了移居生活,一些高质量的诗歌也随之呈现,比如《向西》《移居长安》《移居重庆》,你怎么看待“行走”和诗歌之间的关系?

娜夜:这些年,移居成了我生活的关键词。熟悉与陌生,干燥与潮湿,荒凉与葱郁,欢聚与孤单,这些极端变化与冲撞,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诗与人相互建构,彼此洞开。


红星新闻:你在许多场合都朗诵过《想兰州》,能不能谈谈它的创作过程?

娜夜:是的,这也是我唯一能读好的一首诗。无论多么紧张,“想兰州”这三个字一出口,人就脱离了现场,回到这首诗里……

它不是一次创作,更像一次默写,命运早已为我准备好了。


红星新闻:如今,电视剧《三十而已》、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等,都将女性的年龄与女性的成长挂上了关系。过了50岁的你,如何看待年龄这个问题?诗歌的宽度和深度真的会随着时间不断扩展吗?

娜夜:自然规律,身心健康就好。

每年奥斯卡颁奖晚会上,最吸引我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演员,岁月经过了她们,也馈赠了她们独特的气韵,真诚的笑容。

或许吧。也不一定。宽度和深度不是评判诗歌文本的标准。


红星新闻: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近期有什么创作计划?

娜夜:意味深长!从1985年一直写到今天,仍将继续。

没有计划,不知道下一首诗在哪儿,每一首诗都像一个寻找自己声音的哑孩子。


红星新闻:你在组诗《大地涌动着草香》中有这样一段:我的诗集一定要越出越薄\去掉硬壳序跋\白纸黑字就好……就我来看,这一段更像人生经历了很多之后,更愿意去掉浮华,用简单的眼光看待万物。你在写这一段时是怎样的情愫,应该不仅仅是说诗歌吧?

娜夜:这首诗写于世界读书日。我想说,对于一个作家,只有文本是有价值的。我手边的这本《呼兰河传》,卷边,褶皱,四角缺失,依然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红星新闻:你怎样看待诗人和读者以及公共空间中诗歌与市民的关系?

娜夜:我从来不低估读者的感受力,这使我的写作一开始就剔除了多余的赘肉。有些诗的确需要读者有一定阅读准备和生命体验,艺术感受力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无法言说。

现在,地铁上、石壁上、隧道和溶洞里,都会看到张贴或石刻的诗句,手机里也此起彼伏,诗应该渗透到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


红星新闻:草堂诗歌奖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了,每一个诗歌奖项都希望能够长期地、向上地举办下去,并成为品牌。对于草堂诗歌奖接下来的开办,你有怎样的建议?

娜夜:草堂诗歌奖是向伟大诗人杜甫致敬,其影响力注定持久而深远。

我觉得草堂诗歌奖的评奖作品应该不问来处,只重文本,以传承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精神为标准,用开阔包容的姿态,赢得诗人的尊重。


红星新闻:对很多诗人而言,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总会因为各种原因,让写作发生变化。纵观你所有的诗歌创作,其内核一直未变的是什么呢?

娜夜:诗人的作品和自身的生命状态息息相关,变化是必然的。

时光流逝,有些词语在你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突然看见,一愣:那是很久以前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些正待你去经历,体验,抒写……始终不变的是你对分行这种形式的热爱。


红星新闻:成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城市,从成都国际诗歌周,到各类诗刊,还有各类诗歌奖项,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诗歌氛围浓厚。你觉得,“诗意”基于“城市”,有怎样的特别的影响?同时,诗歌会给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带来怎样的愉悦?

娜夜:一座拥有杜甫草堂和《草堂》诗刊的城市,必将是一座赢得世界瞩目、深受诗人和诗歌爱戴的城池。成都的诗意像它绵密的雨雾无处不在,无疑会带给市民诗意的触动和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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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实力诗人安然:

《草堂》以内容为王,很有说服力


红星新闻:你的诗歌和你的气质一样,浪漫、温柔、细腻,这样的诗歌创作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同时,女性诗人的诗歌是否会涉及更多关于情感、关于内心柔软的部分?

安然:谢谢夸奖。诗歌风格可能与自己的诗歌美学追求有关。评判诗歌的标准有很多,当下的诗歌派别也很多,但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首先写出来的作品必须有诗歌的样子。在这个标准下,写的时间久了、多了,也就逐渐有了自己的写作惯性和语言风格。

我觉得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内心都是敏锐的、柔软的,无关男女。从古代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到叶芝的《当你老了》、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阿米亥的《爱与痛苦之歌》等,男性诗人写起柔软的内心情感似乎比女性还要猛烈。当然,在当代社会,很多女性诗人写作的题材和方式更加多元。


红星新闻:你平时创作诗歌的方式是怎样的?

安然:我的获奖作品《族的胎记(组诗)》,内容来源于我的民族——满族。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会对自己的写作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异质?作为一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长久生活过的写作者,我有必要用笔墨记录下那段历史、那种文化,以及那些逐渐消亡的珍贵的存在。比如,在《鹰猎:海东青》中,我描写了满族人的图腾——鹰飞翔时的样子以及当时满族人生活的地域境况,同时凸显了满族人对鹰的喜爱和敬畏。于情境中表情达意,同时符合诗歌的审美与均衡。


红星新闻:一首好的诗歌,总会有诗人的哲学思考在其中。你是哲学硕士,这样的专业素养是否会给你的诗歌创作带来一定影响?

安然:我的哲学专业一定有利于我的诗歌写作。虽然哲学偏理性,文学偏感性,但不可否认,文学的创作需要逻辑,诗歌的创作同样需要逻辑。我的导师陈晓平教授是逻辑学、心灵哲学的专家,他不会要求我读休谟、波普尔、冯友兰……但是,他要求我须有康德那样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很难,不仅有利于写诗,更有利于生活。


红星新闻:你曾经说过“《草堂》是四川诗人的催产师”,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草堂》诗刊在诗人发掘、新人培养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安然:《草堂》创办于成都,草堂又是杜甫的故居,在历史上已有诗歌的传承性。《草堂》在诞生时,似乎就光芒四射,现在已然拥有良好的口碑。作为一家纯粹的诗歌刊物,其版面的设置,多少会稍微偏于四川的诗人。不可否认,一个作家或诗人的成长,离不开持续地发表。

作为一家刊物,灵魂人物是主编,其次是编辑的7个能力的综合体现。《草堂》的“封面诗人”“实力榜”“最青春”……这些栏目的设置,涵盖了老、中、青诗人,作者覆盖面比较广。其次,设置了年度诗歌奖。晨钟催人,相信获奖的诗人会在众人的掌声中对自己的写作拿出全新的内容。另外,在我的印象中,《草堂》比较包容,无论作者身份的贵贱,都以作品内容为王,这对于深耕于文学创作的人而言,比较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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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实力诗人西渡:

批评是个苦差,如果可以选择,

我宁愿一辈子只写诗


红星新闻:您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在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这五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您开始向诗评家的领域进军?这两个身份的重叠是否在某段时间令您矛盾,您如何平衡创作和批评?

西渡:大学期间,我的志向徘徊在写诗和古典文学研究之间,新诗批评并不是我的选项。后来从事诗歌批评,主要受两个事情的影响。

第一个事情是1991年戈麦的离开。戈麦生前只发表过极为有限的几首诗,除了身边几个友人,中国诗坛几乎没有人了解他。为了向读者介绍他,我不得不学着去写批评文章。我最早的几篇批评文章,都是关于戈麦的。第二个事情是1996年臧棣把《山花》关于校园诗歌的一个批评约稿推给了我,我因此写下了第一篇批评长文。这篇文章在《山花》发表后,被吴思敬老师看到了,吴老师据此认为我还可以写点文章,就不断向我约稿,推荐我参加诗歌界的学术会议。我从偶尔为文,到长期卷入诗歌学术,很大程度上是被吴老师“逼上梁山”的。

创作和批评是性质很不相同的两个工作。诗歌创作有一定被动性和偶然性,你要善于等待,很多时候确实是“功夫在诗外”。很多表面上与写作无关的事情,借助于偶然的机缘,就成了写作的材料或动机。我自己的写作努力在偶然性和自觉的工作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但总的来说,诗歌写作本身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批评则不然,它虽然也需要敏悟和洞察的能力,但更需要很多的笨功夫。诗歌创作要求快,凭直觉、敏悟迅速捕捉形象、情绪、感觉;批评则是慢功夫,依靠逻辑分析、推演、概括,一点点进入、接近你批评的对象,更别说材料的收集、考辨等等细致的功夫了。所以,批评是个苦差,聪明人所不为。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宁愿一辈子只写诗,不写文章。我的文章大多是应邀而作,但很少会收到写诗的邀请。可以这样说吧,写诗主要是一件私事,批评则近乎公务,有更多的社会性。在我这里,通常情况下,私事总是为公务让路。实际上,很难在两者之间达成很好的平衡。写文章多了,诗的产量自然就减少,至少对我来说,诗产生于闲逸,忙乱之中是不会有诗情的。当然,批评工作也会让你的写作变得更自觉。创作和批评的交替进行也有利于维持你和缪斯之间的良好关系。被动的等待有一个危险,缪斯很可能因长时的缺乏互动把你完全忘记了。最重要的,写作的过程本身必须有批评的参与,对于现代诗来说尤其如此。现代的大诗人多数同时又是大批评家,从这一事实也能看出个中消息。


红星新闻:您其实已经在全国获得了很多诗歌荣誉,这次获“草堂诗歌奖”,您内心依然会有波动吗?这个奖项在您心中有怎样的地位?您觉得该奖项在全国而言,有怎样的文化助推作用?

西渡:其实我获得的诗歌荣誉并不多。四川自古是诗歌重镇,一个来自四川的诗歌荣誉对每个诗人都意义非凡。“草堂诗歌奖”在诗坛有广泛的认可度,获得这个奖项对我更是极大的荣誉。我要说的是,“草堂诗歌奖”的评奖机制表现出了对诗人和诗歌真正的尊重,它不需要诗人自荐、投稿,遴选工作完全由评委会承担。而且我这次获奖的作品既没有发表在《草堂》,也没有发表在四川的刊物上,这样的结果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钦佩的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这和许多诗歌奖的做法迥然不同。我想,随着“草堂诗歌奖”等诗歌活动的持续举行,它对当代诗歌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会越来越大,成都作为“诗歌之都”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衷心感谢各位评委的厚爱,也感谢诗歌奖的主办单位《草堂》诗刊社和成都商报社。


红星新闻:您曾说,“大诗人情结会把一个诗人提早毁掉”,对于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诗人难道不是靠着一首首获得肯定的诗歌,和与比自己水平更高的诗人学习,让自己获得进步吗?

西渡:诗人需要不断进步,不断成长,大诗人尤其如此。诗倾心于未来,诗人也理当如此。“大诗人情结”则是提前把自己置于大诗人之列,自满于已有的写作成绩,过去的成绩成了诗人成长的阻碍,这样也就毁掉了诗人的未来。


红星新闻:在您的创作启蒙阶段,有来自于古体诗的震撼,也有来自于国外诗歌的宏大,并令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回头来看,您会给年轻诗人怎样的建议?

西渡:最好的作品都来自于热爱其工作的人们。热爱诗,并以全部的热爱投入侍奉缪斯的工作中去。这是我一直对自己说的,现在我把它转送给年轻诗人——如果有人愿意接受的话。


红星新闻:以获奖诗歌为例,讲一讲您的创作过程,以及想要表达的情感或意义。

西渡:我刚才讲到,我试图在写作的偶然性和自觉的工作中达到某种平衡。我有不少作品也是得自偶然,但《返魂香》这组诗更多的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工作。这些诗都是依据我国古代词牌、曲牌的名字来创作的。写作的动机是由计划本身强行规定的。可以推想,各个词牌最早的歌词应该与名称有密切的联系,但后来歌词内容与名称逐渐失去了联系,除了个别的作品,原初的歌词也失传了。这时候一个词牌对作者只意味着一种格律,也就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关系。我这些诗则试图回溯到这些词牌的源头,追寻出它们的原始动机。我认为在这类原初动机中存在着最新鲜,最勃然郁然的生命冲动,也跟民族独特的审美倾向、文化心灵有关,我希望可以用现代汉语把它们呈现出来。这些诗,就题材而言,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在向传统致敬和回归。它们当然是一种致敬,但它们却不是回归。所谓回归,总是把传统和历史看作已经过去了、固化了的东西,但我想呈现的是一种现实,依然活生生的生命的现实。其中的一首《鹊踏枝》中有一行诗:“花开,如神在。”在这些诗里,我要呈现的就是那个古今会心、赓续而同一的如花开放的生命中的神。


红星新闻:成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城市,从成都国际诗歌周,到各类诗刊,还有各类诗歌奖项,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诗歌氛围浓厚。您觉得,“诗意”之于“城市”,有怎样特别的影响?同时,诗歌会给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带来怎样的愉悦?

西渡:诗和城市是互相成全的。一个诗歌氛围浓厚的城市成全了诗,作为反馈,诗也会给城市带来它的祝福。这样的城市不一定得天独厚(当然成都本身是得天独厚的),但一定独得人和。感受诗意的能力是与幸福有关的一种能力。据我所知,经济排名并不特别靠前的成都,幸福指数连年排名全国第一,这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想,它一定和成都市民出色的感受诗意的能力有关。拥有感受诗意的能力的人整体人格更健全,对现实更具洞察力,对各种现代焦虑有更强大的免疫力,也就拥有更强大的幸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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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家耿占春:

成都的文化活力令人赞叹,

这其中有诗歌的一份力量


红星新闻:您的获奖作品《求索秩序——新世纪二十年诗歌写作》,如何理解“求索秩序”一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新世纪二十年涌现出的诗歌,是否有一种共性?

耿占春:这篇文章所说的“求索秩序”,自然指向的是内心生活状态及其话语表现,在物质生活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人们的内心世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处在混沌或断裂之中。诗歌写作寻找着对这一状况的回应和语言表现。这可能就是差异很大或不同风格的诗歌写作之间的一个“共性”吧。


红星新闻:作为诗评家,您看待诗歌的角度与诗人有何不同?您会更侧重于用哪一方面来看当代诗歌?

耿占春:做评论如果与诗人有什么不同角度的话,那就是从事批评的人首先是一个读者,一个解释者,一个释义者。看待当代诗歌的角度有很多,我自己偏爱从语言出发,因为说到底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听起来这好像无足轻重,可现在哲学、人类学等思想领域也倾向于把人界定为语言的动物。


红星新闻:您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曾说,“批评家还是要更多地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对作品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一个批评性的判断”,那么,您是如何平衡批评与点赞之间的关系的呢?

耿占春:当评论好的作品时确实在“点赞”呵。与人们在教科书里耳熟能详的古典诗歌不同,现代诗的阅读欣赏还需要一种新的“诗教”,批评或许也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挑出好诗给予“点赞”也是有意义的。就我本人所理解的“批评”而言,它意味着将诗、语言、感受力与想象力,置于更宽广一些的语境中进行讨论,揭示出现代诗正在进行的探索、它的未完成性和可能性。

我怎么觉得“大众的评论”或眼光很难投射到一个批评家身上呢?他从事的或许是关乎大众的事业,但至多得到小众的理解。这让我已经感到满足了,不满足的唯有对自己。


红星新闻:您觉得诗歌评论对于推动诗歌发展有何特殊意义?在获得如此多的奖项后,您还记得自己的诗歌批评理想吗?如今是否实现了这一理想?

耿占春:批评或阐释有助于一些喜欢诗歌的读者更好地理解现代诗,如果能够为现代诗点赞就算是一种贡献。

说起来我还真没有诗歌批评方面的理想,原本有写诗的理想,青年时代很多人都有过写诗的理想。话说回来,即使能把诗歌批评做到令人满意,也还需要增加自身的感受力、理解力。


红星新闻:很多人都很好奇。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或许因为行走,因为经历,而萌生出创作灵感。诗评家一般会在怎样的情境下,对诗歌有评论的欲望?您在写一些诗歌评论时,会是怎样的环境或过程呢?

耿占春:确实如你所说,批评没有写诗那么依赖或期待灵感,批评需要发展理性的技艺,“释义”的能力或许就隐含着一种认知欲望,发现文本微妙的意义并通过解释将其释放到另一种话语空间,这意味着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一个手艺人,需要日积月累的劳作。


红星新闻: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您平时和年轻人交流的时间很多。您怎么看待与年轻人交流这件事?

耿占春:我渴望着这些交流,为自由真实的交流感到欣慰,我也是交流的受益者。


红星新闻:对于获得“草堂诗歌奖”年度诗评家奖,您内心是否仍有喜悦之感?您如何评价这一诗歌奖项?它对于成都文化名片的建设,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力?

耿占春:是啊,不需要个人申报的荣誉总是令人愉悦的,哪怕来自一个朋友、一个读者的认可都让人喜悦,何况这是来自一批优秀诗人和批评家的认可呢。但不得不承认,不知为何,快乐的能力也在丧失。

草堂诗歌奖已是近年来国内一个重要奖项,它与成都国际诗歌周一道,成为了这个有着无限活力的城市的文化名片。可以说,许多令人向往的城市都不一定是人口最大、资本最集中的城市,却一定是隐含着文化价值的城市。成都的文化创造活力令人赞叹,这其中有诗歌一份力量,应该为成都的诗歌事业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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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青年诗人王二冬:

草堂诗歌奖是一股清流,

梳理着当下诗坛最纯粹的脉络


王二冬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他看来,草堂诗歌奖的设立,其公正、透明、客观、专业,以文本为上,赢得了国内诗人、诗歌界的高度认可,诗人以获得此奖而感到荣耀。“因此可以说,草堂诗歌奖是一股清流,梳理着当下诗坛最纯粹的脉络。”

谈及王二冬,更多人都在讨论他的一个专属标签——快递诗人。是的,90后的他是快递行业从业者,因在《诗刊》2020年第七期刊登《母亲,我在武汉送快递》《该怎样将一个快件递给你》《亚洲一号》等,撞题当年北京高考语文微作文题目之一,“请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快递小哥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而在网络悄然走红。

“在我进入快递行业的第四个年头,我的观念已经在悄悄转变。”王二冬告诉红星新闻记者,2018年6月,从济南辞掉别人眼中稳定甚至有些风光的工作到北京后,他对事物的思考逐渐由自我内省向外省逼迫内省转变。于是,快递系列作品的创作自然而然就生发了。“这不是对乡土经验的否定,也不是对城市经验的赞扬,而是两者的有效统一。这背后,是多年亲历行业与诗歌写作经验的双重结合。”王二冬认为,快递把乡村和城市结合在一起,有效填补了彼此对立的鸿沟,像是一条线,把自己紧紧牵在手中;也像是一个网络,把每一个点上的个体串连成面上的人生百态。

一年前,在与红星新闻的对谈中,王二冬说道,他一直都保持拒绝甚至批判的态度对待新生事物或行业,他认为,一个诗人要与时代保持基本的距离,诗意的产生需要时间的沉淀。他仍然固执地写故乡,写内心世界的乌托邦。不过如今,他认为,赋予并谈论一个快递的诗歌意义,其实就是探讨新时代诗歌的意义和新时代诗歌如何创作的问题。“快递是新时代的象征,收快递已成为老百姓新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在这之前,我们写到类似的主题时,那都是绿邮包、信封、鸿雁、驿站等。但在今天,我们写快递,书写的是科技、创新、融合、链接、绿色、赋能……新时代诗歌,不是新兴词汇的密切堆砌和新意象的简单拼接,而是诗人切身融入到人民生产生活的实践之中,用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用诗歌创作技巧,将新时代的画面变为流淌的诗句。”

作为一名90后,他创作诗歌的角度总是有很浓厚的自我风格。他说,“古人讲,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歌创作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舞枪弄棒赚个吆喝。诗歌在平衡生活、工作的背后,其实平衡的是自我的灵魂和普适的社会。诗歌将继续支撑我走向越来越远的未知。”他认为,每一个90后,每一个青年诗人切入时代最快速的方式就是从诗人所最熟悉的、正在从事的行业做起,从事业的链路与日常的琐碎中挖掘创作的素材。如快递行业,四百余万从业者每个人都是“勤劳的小蜜蜂”,酿造着不同的味道;几百亿包裹的背后是无数个家庭的喜悦和无数环节的中转与奔跑,每一个快递都讲述着一个故事,聚集在一起就是一部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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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青年诗人田凌云:

诗意一直在心中,只需要被唤醒


2017年,田凌云正式开始诗歌创作。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大学是一个喷发期,“因为当时特别的离群和孤独,所以写了一些比较有抗争情感的诗”。毕业之后,经历谋生的困境,一度一筹莫展,她所写的诗歌,在情绪和语言上有所转变。等到工作后,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一些理论性的书籍,虽然有更多的创作激情,但她认为那时的诗歌,“思想大过情感、结论大过现象。所以我开始努力回到现象、感受本身”。直到今年,她的诗学体系才逐渐稳定并成熟起来,写作的题材也有拓宽,不仅突破了自我,也开始关注周围的一切,并随着阅读范围的多元化,越来越明白诗歌的力量。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始终提醒自己要突破年龄的局限,不偏执不浮躁不虚伪,以最朴素的生命姿态,对待最应该真诚的诗歌和必须真实的自我。” 田凌云说,作为一个高敏感度的诗人,她常常会与陌生人聊天,并与他们同悲同喜,将内心波涛汹涌的情愫呈现到诗歌里面。

谈及成都,田凌云激动地表示,这是她渴望的充满诗意的城市,“成都在我心里也像一个诗意的坐标,想起那里的一切,就只有美好。诗意一直在人们心里,只是尚需从繁琐的生活里稍稍抽身,来唤醒自己诗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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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青年诗人彭然:

诗歌于我更多的是“陪伴”,

让我用另一种方式审视自己


1996年出生在云南昭通的彭然,其诗歌启蒙是从大学时在昭通学院读书时开始的,那时,他加入了文学氛围浓厚的野草文学社,“第一次在文学社报纸《守望者》上看到大家的习作,自己也模仿着去写。看到自己的作品登上报纸时,既有偷偷的欣喜,也有在意他人看法的一份忐忑”。彭然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创作诗歌时,会将目光投向自己,书写自己的过去和内心情感。但很快,他发现了弊端,“这会让自己变得模糊,不利于找到诗歌中的真挚,所以我至今的写作仍是无头苍蝇,我的文字也一样随遇而安”。

“陪伴”是诗歌对于彭然的意义。因为诗歌,他遇见了许多喜欢写诗、热爱文学的朋友。“我们每次谈起自己半吊子的写作,又振奋又失落,又真诚又空虚。我相信很少有什么事物会让人觉得拥有了又似乎从未拥有。”彭然认为,诗歌的语言让人能够触及到灵魂更深处的地方,当他用诗歌回忆往昔时,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审视和观察自己曾经的一举一动,能够借诗歌看到那个张牙舞爪或者蜷缩沉默的自己。

责任编辑:王傲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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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征稿启事 (现代诗、旧体诗、书法、朗诵、标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