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轼《定风波》

丘麦

苦难沧桑见真情，微言大义慰生平。

穷经品读圣贤训，守拙行藏浅薄名。

欲缚苍龙磨利剑，为擒猛虎展长缨。

莫言秃笔终无用，会挽狂澜大厦倾。

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年方21岁的苏轼在应礼部试时所作申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令主考官欧阳修和副主考官梅尧臣大为赞叹，欧阳修认为该文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脱尽五代宋初以来浮靡艰涩之风”，“有孟轲之风”，甚至断言“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在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宣传下，风华正茂的苏轼声名大噪，风头一时无两，连曹太后（神宗的祖母）也喜欢读他的诗文，成了他粉丝团的核心成员。

虽然拿到了官场的入场券，拥有较高的起点，但步入仕途后的苏轼却没有一路顺遂。众所周知，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受尽坎坷，经历生死，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但这一路风雨，这一路艰辛，这一路坎坷，这一路苦楚，他以祸为福，以苦为乐，坦然面对，自我调侃，没有消沉，没有失落，没有抱怨，文学殿堂永远可以听到那《赤壁赋》《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华美乐章，从他的笔下永远也看不到那软绵绵的情诗与愁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45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后所作的《定风波》。散步途中风雨忽至，本是令人扫兴的事，友人深感狼狈，兴意阑珊，苏轼却全不在乎，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昂首前行。寥寥数笔，它记录了诗人的不屈，展现了诗人的坚韧。经历了乌台诗案，诗人已成长为关东大汉，他只会吟“大江东去”的豪迈，他只会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

如果镜头可以回放：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诉谈新法弊病，因此受到王安石等人的排挤。苏轼于是自请离京任职，这便到了杭州，后来又调往密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也正是这一年，乌台诗案拉开序幕，一盆特大号的脏水出其不意泼向了他。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人称乌台。后人把此案称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一场官场的角力、一场民心的较量。双方均以诗人为棋子，人性之卑劣、手段之残酷、政治之黑暗展露得淋漓尽致。

脏水不是本来就脏，而是有人不断朝水里丢下污垢，有意把水扰浑；苏轼也不是本身就错，而是庙堂风云诡异，尔虞我诈、抹黑搞臭对手已成常态，一着不慎，他便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诗人究竟犯了何事？苏轼不过是给神宗皇帝的《湖州谢上表》中无心吐槽了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翻译成白话，意思是“皇上也知道我本人是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虑我年老不爱生事，按照我的能力，在地方管理百姓还是称职的。”然而，到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眼里，这句话就变味了，变成了他本有二心，对皇上不敬，公然埋怨皇上对他安排不公。这是显然是授人以柄。于是，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拉开了帷幕，一把明晃晃的利刃插向诗人的胸口。

在官场，扳倒对手的手段基本上还是沿用历史上奸臣贼子们构陷忠臣良将的老一套办法，诸如歪曲事实、牵强附会、无中生有、罗织罪状、无限上纲、激怒权要和不讲道理，仗势欺人，等等。有了论点，还需要论据，还需要帮凶。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苏轼当时出版了新著《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于是，一些人就撸起衣袖，充当“来俊臣”“周兴”这样的狠角色，他们认真研究苏轼在大宋各类媒体平台大小号公开发表的诗文，从中断章取义，捏造罪名，妄图挖掘出诗人埋怨皇上的“铁证”。正是苏轼这些信笔写来的诗词，为他的政治命运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首先由何正臣发难，挑起对苏轼的构陷，接着舒亶（dǎn）接棒，补充构陷苏轼的大量“证据”。在此基础上，对苏轼积怨甚深、重量级的御史中丞李定才披挂上阵，主导指挥对苏轼的构陷。这样的“组合拳”，既能给苏轼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又能威吓那些试图想为苏轼讲公道话的正直之士缄口不言，更能引起拥有最高决定权的皇上重视，以达到一举将苏轼置于死地的目的。

何正臣原是监察御史里行，一个不在编制员额内的御史台工作人员。他急于转正，一心想寻找“立功表现”来实现往上爬的目的。于是他首先从苏轼谢表中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戴上“讥刺朝政”“妄自尊大，愚弄朝廷”的帽子，大获御史中丞李定的欢心，从而引发了一起轰动朝野，差点把苏轼处以极刑的“乌台诗案”。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是一个善打小报告的狂热分子。他经过4个月的潜心钻研，找出苏轼几首有非议朝廷倾向的“问题诗句”，他如获至宝，马上上表弹劾。舒亶是北宋词人，他创作的《虞美人•寄公度》是一首佳作，但他的艺术成就与人品成反比。他在揭发苏轼的同时也揭发了自己的恩人张商英，他的那位恩人正是举荐他做官之人。神宗皇帝看了他的表，就降了他恩人的职，贬到江陵。这似乎是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而正是此人与何正臣等人一起打小报告给宋神宗，诬陷苏轼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讽之意。这封感谢信宋神宗已看过，本来觉得没什么问题。但舒亶却苦口婆心地分析说，文中有“讥切实事之言”，而且意图谋反，“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就是证据。“愤”的是苏东坡，“惋”的是皇帝，忠义之士没有不愤惋的。虽然他是胡诌乱造的，能让素来“注重公众形象”的宋神宗心头一颤，从而对苏轼起了疑心。

“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盖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监察御史中丞李定是“乌台诗案”攻击苏轼最凶的重量级人物。他是一个丧父之后不回家服丧而被司马光唾骂的人。古人非常重视孝道，父母逝世必须服丧三年，而这位大人却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隐瞒父丧不回家守孝，贪恋权力。他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窜升上去的，惯于见风使舵、唯利是图之人，他以心胸狭窄，嫉妒心极强著称。苏轼名满天下，文采斐然，深得神宗皇帝的赞赏，他对此早已嫉妒之至。为了牢牢抓住手中的既得利益，阻止苏轼有机会奉召入朝，他在苏轼的谢恩表和一些诗词作品中断章取义，大肆行诬蔑和弹劾之能事，企图置他于死地。

又如知谏院张璪，最善于窥测风向，左右逢源。元丰年间张璪官拜参知政事时，朝臣群起而攻之，其中刘挚的话切中其要害：“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随王珪，党章惇，谄蔡确。数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这就把张璪毫无操守、有奶是娘、谄媚权贵的小人嘴脸勾勒出来，十分贴切。张璪原是苏轼的同年进士，两人入仕后又在凤翔同事两年，交游颇密。在乌台诗案中，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推治，竟蓄意致苏轼于死地。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奉劝宋神宗宽恕苏轼，张璪竟闻之大怒，当面斥责帮苏轼说公道话的王安礼，惟恐苏轼得以免死。

又如，一个芝麻小官李宜之。他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一个园林写过一句诗词，居然不加核实，也敢给皇帝上书，上纲上线，说什么“这样的诗没有正能量，会影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进取心，还会使大宋王朝的人才政策得不到落实”云云。为何一个小人物也胆敢跳出来蹭热点、踩苏轼一脚？李宜之参与这“乌台诗案”的原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落井下石”。事实证明李宜之达到了目的，历史用另一种方式记住他的名字——他终于遗臭万年了。

还有沈括，也曾因嫉妒而伤害过苏轼，他的杀伤力最大。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有张衡后，他是第二个正史有传的科学家。他们曾经却是好同事（一起在崇文馆工作）、好朋友，诗人离京时曾写诗给他，他经常与苏轼通信，所以收藏苏轼的诗词最多，与诗人私交不错，诗人与他在信中无话不谈，也因而拥有最权威的解读权。沈括为何对昔日好友恶言相向，友谊的小船话翻就翻？据史料记载，一次沈括作为中央巡查组组长巡视江浙一带，出发前，宋神宗单独召见沈括，勉勖、叮嘱一番后，神宗突然提起了苏轼，并嘱咐他：“子瞻（苏轼的字）到杭州两年有余，我甚是想念，你去杭州的时候，应多多鼓励他，回京后，将他的表现汇报与我。” 宋神宗此言，弦外之音，大有“重新起用苏轼”之意。沈括听罢却惊出一身冷汗，他这时考虑的是自己，如果苏轼重返朝廷，东山再起，我的地位危矣。此时的沈括已经不再是崇文馆里那个虽然比苏轼大5岁，却只比苏轼早一年进入崇文馆的好友，他已混成政客，只考虑自己的得失。沈括知道苏轼的才干不在自己之下，神宗的叮嘱，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引发了他的妒忌心。所以回京后，他除了大力赞扬新法的成效，对苏轼的政绩只字不提。他极为阴险，还搜集苏轼的近作，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写了很多非议新政的诗词。世道无常，你用真心对待的人，也许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成为压死你的最后一棵稻草。

古往今来，忠良与奸佞如冰炭一样势不两立，难以相容。忠良是奸佞之辈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中，本来就是品质恶劣、见风使舵、恩将仇报、反覆无常的小人。查阅史料，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还有不少，如董敦逸、孙升、韩川、杨康国、王彭年、杨畏、安鼎等人，在此不一一叙述了。

性格决定命运，苏轼这种狂放不羁、耿介直率、不慎语言的个性招怨、树敌太多，使他在政治生涯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人成虎。倒霉的苏轼，祸从天降，做了新旧政争旋涡中的“代罪羔羊”。一堆小人始终盯着苏轼不放，积极向宋神宗打小报告，从不同角度构陷抹黑，在这些人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结伙陷害、集体围剿下，终于动摇了宋神宗心底最后一丝对苏轼的信任，宋神宗接受了台谏们的“控”状，还以为不过找苏轼来问个明白而已，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后来才觉察到他们对苏轼实陷冤诬，意图救赎，但这场文字狱却已轰轰烈烈地烧了起来，苏轼终究没逃过牢狱之灾、皮肉之苦。

根据《东坡乌台诗案》记载，御史台于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审讯结果。即苏轼从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底，“诗案”都处在审讯即“根勘”阶段。审讯的结果就是“供状”，苏轼“供状”的每篇都涉及另一个人（首先是王诜，其他如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苏轼与之发生了诗文唱和或赠送的关系，这些诗文被列举出来，追问其中是否含有讥讽内容。供状分列了大约四十篇。御史台在“供状”定稿已经提交后，还继续深挖苏轼的更多“罪状”，尤其是与驸马王诜交往中的“违规违法”事实。

御史台对苏轼的指控，大多属于刻意引导，牵强附会。如解读《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御史台认为，这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轼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又如解读《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御史台认为，这是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迫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苏轼写成数万字的亲笔供述，对大部分指控供认不讳，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苏轼到底在御史台狱中受了受了多少刑，受多少苦？没人知道。后来苏轼在《狱中寄子由》写道，“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可以想象得出，审讯者会常对他通宵审问。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从中可以想象苏轼身处深牢大狱的惶恐与无助。

或许这就是跌入泥潭的人所共有的境遇。你身处高位，春风得意时，万众仰望，大家都为你歌功颂德，说你如何好如何水平高如何爱民如子，浑身上下都是优点，毫无瑕疵；当你交上华盖运掉入泥里，之前对你敬若天臣、视若亲朋的人会一夜之间离你而去；你的朋友圈也会在一夜之间清理得干干净净，似乎从来不曾结识。

但善良的人爱苦受难，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有几名狱卒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文豪，便轮番照顾他，尽力保障他的饮食生活；他的弟弟苏辙和朝中的好友不怕受牵连，接连上书为他开脱，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和弟弟王安礼也上书神宗，劝说：“圣朝不宜诛名士”“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一向欣赏苏轼诗文和为人、身患重病的神宗祖母曹太后也替他出面求情：“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或许是这些人的求情，或许根本审不出什么，或许宋神宗动了恻隐之心，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来也不想滥杀无辜的宋神宗最终下召释放了已关押了130天的苏轼，把他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充团练副使（相当于县武装部副部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肯定大失所望。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人生是自己的，一定要活得精彩。苏轼不需要向陷害他、打击他的人说任何的言语，因为他改变不了那些人总想置他于死地的想法，诗歌就是他手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武器。磨难总是能推进人的成熟，苏轼成熟于黄州这穷乡僻壤之间，成熟于孤独之中。自黄州始，小官员苏轼活成了大文豪、全才巨匠苏东坡。从此，官场少了个溜须拍马的苏轼，文坛多了位响遏行云的苏东坡。他撰诗并书法的《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书法界公认为“天下第三行书”。

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诗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他一反谪官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常规，在诗文中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豁达乐观精神是令人最钦敬的地方，他在黄州的五年时间，在政治上虽然是低谷时期，但在创作上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在看透世间冷暖、寄情山水之际，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黄州寒食贴》等387篇流传千古的诗文和书法作品。除了作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山鼻祖和“唐宋八大家”、书法家、画家等斐然成就，他还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励志典范，他“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境界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作者：麦和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