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暨年度扬子江笔会对话实录

作者:综合   2021年11月26日 15:07  扬子江诗刊    98    收藏

2021年10月24日,第四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暨年度扬子江笔会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本场扬子江笔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新诗创作——汉诗在海外的传播”为主题,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西川,阿根廷国会大学教授孙新堂,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黄梵,首都师范大学教师、阿根廷诗人白翼林等进行了深入研讨,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主持了本场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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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狄马加                    汪政                    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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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新堂                    黄梵                    白翼林




下面是本次笔会的交流记录——

时间:2021.10.24  上午

地点:江苏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300会议室


汪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在线上收听收看的各位诗友,我们今天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新诗创作”的大家讲坛。

出席今天大家讲坛的嘉宾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委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还有西川教授、黄梵教授、白翼林教授、孙新堂教授。我们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诗歌是全人类的,同时也是国家的、民族的。诗歌的传播、诗歌的创意在一与多之间去交流、去对话。我们今天之所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概念上去讨论我们汉语诗歌的传播,实际就是在一与多之间讨论它的规律。

今天大家讲坛的各位嘉宾,不管是在创作还是在翻译方面都非常有心得、体会、贡献和成就。下面有请各位大家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首先我们有请吉狄马加主席。


吉狄马加:非常高兴能到江苏师范大学参加这个论坛。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诗歌写作或诗歌交流的关系。我觉得当下来谈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大家知道现在疫情还在全世界传播,尽管这样,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我们的文化交流活动并没有停止。当然,交流的方式有很多改变,有的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有的就是完全通过线上来进行交流。

诗的交流有很多障碍,除了疫情的原因,还有别的原因。但是诗人没有停止写作,诗歌同样也没有停止交流,这就反映出诗歌实际上是跨国界的,也是跨民族的。它通过翻译传播到全世界,传播给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

大家知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事。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谈到全人类共有价值,人类要共同追求的价值。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诗歌交流,我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

远的不用说,我们从近代以来,整体上是西学东渐的过程,当然比我们更早一点,像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开启了它的新发展模式,也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很大作用。很长时间以来,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所了解到的更多的还是西方传过来的文化。尽管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我们的文明史有5000多年,但是我们对国外的影响或者说对西方的影响比较有限。我们重要的现代作家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去,和我们翻译他们的作品进来是不成比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又翻译了很多世界经典作家、特别是影响了整个世界文学进程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客观讲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有影响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其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价值都是非常高的。许多这样的作家,包括拉丁美洲的作家,已经悄悄改变世界,实际上所谓的文学中心和非中心已经发生倒置。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的经济不一定是非常发达的,但是他们的文学传播非常快。当然这个有语言的关系,比如非洲重要的作家,一部分是用法语在写作,一部分是用英语在写作,这是殖民者带过去的特点。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这40多年,综合国力和开放程度都大幅度提升,中国大量的作家作品也在这40多年里被国外或者是海外翻译。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尽管如此,我们翻译国外作品的数量和他们翻译我们作品的数量仍然是不对称的,只是说差距有很明显的缩小。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去参加国际上的诗歌节,但是在国内举办的国际诗歌节,主要还是2000年以后才多起来。这反映出我们的开放性越来越大,我们和世界的融入度越来越高,国外对中国诗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如果把这种交流放在更大的国际环境和整体的国家综合发展格局中观察,它的价值就会更加清晰。

再简单说一下关于翻译的问题。翻译问题有很多经验教训,当然也有成功的。在翻译上,信息必须对称,否则很多翻译可能是无效翻译,甚至可能在汉语里面这首诗很优秀,但是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就把这首诗糟蹋了。有一部分翻译家曾在中国学习,汉语水平也不低,但是未必能把诗译好。翻译怎么能更有效,是需要我们在国际诗歌深度交流中做的事。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和国际交流已经形成很好的渠道,但是如何深度地、高水平地来进行翻译,这是需要我们下一步做更多工作的。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对我们思考下一步如何进行深度的国际诗歌交流是有利的、有价值的。我就说这些。


汪政:吉狄马加主席讲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回顾了我国诗歌翻译的历史,第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阐述了诗歌翻译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关系,第三是回到翻译本身、语言本身,并且对我们诗歌的对外翻译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下面我们有请阿根廷国会大学教授、翻译家孙新堂先生。


孙新堂:谢谢汪主席,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扬子江诗会,来到江苏师范大学,刚才马加主席已经谈得非常具有高度。我在拉丁美洲生活了十年,匈牙利也生活了一年,我自己一个爱好就是诗歌翻译,在中国当代诗歌在拉美的翻译和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结合一些工作实践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当然我也拟了一个题目:“中国当代诗歌在拉丁美洲”。我希望能够探讨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诗歌写作、翻译、评论等方面的交流模式,我也在进行这种模式的建构和实践。

我从本科到博士都学西班牙语。在中国,西班牙语交流也发展得比较快,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我这儿有个PPT,但是内容比较多,我们就不一一展示。中国诗歌被译入拉丁美洲,最早是在1920年代,墨西哥的一个诗人把几位唐代诗人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中国诗歌在拉丁美洲的翻译情况,就像刚才马加书记说的,严重的不平衡。根据现有的统计数字,截止到2020年,中国文学作品经翻译在拉美出版的只有148部,而拉美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有1015部,之间相差非常悬殊。

中国当代诗歌在拉美的翻译、出版等工作有什么传播特点?首先是我们中国在主动推动。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有一个翻译工程叫“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这里面包括几部诗集。这套丛书先是在中国出版,后来跟拉美合作在拉美出版。近年来,在拉丁美洲,我自己也主编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的选集,比如在智利出版的《中国当代诗选》,是我主译,收入了43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还在哥伦比亚、古巴等国出版了一些诗集,不少是我主编甚至全部由我翻译的。《海上的霞光》是在墨西哥出版的,收录了15位到过拉丁美洲的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我还跟拉丁美洲的一些文学杂志合作。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跟智利作家协会主办的《辛普森七号》杂志合作,出了一期中国文学专刊,前言是我写的,整一期是中国当代作品,这在智利作协历史上是第一次。《笔记本》杂志中国当代诗歌专刊是由聂鲁达基金会主办的,译介过马加老师的作品。《笔记本》杂志创刊20多年了,用整整一期的篇幅来介绍中国当代诗人,这也是第一次。除此之外,我本人还是西班牙杂志《路灯》的翻译总监。在2000年以前,确实在拉美文学杂志上只能偶尔看到中国当代诗人一两首诗歌,单独出版的诗集是没有的。而今天,每一年至少有几部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会在拉丁美洲出版。

艾青跟聂鲁达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艾青在后者的邀请下也去过智利。我在拉丁美洲设计了一个中国作家讲坛项目,到现在为止邀请了60多位中国当代作家,包括20多位诗人。疫情阶段我们也没有间断。我们也邀请拉美的一些作家来参加交流活动,这样中国作家在当地同学院交流,跟本土作家对话。我们也邀请当地评论家为中国作家写书评。拉丁美洲有非常深厚的诗歌传统,一些国际诗歌节都是上万人参加,最近几年也有中国诗人的身影。中国诗人的参与基本上都是我跟他们协调。

当代中国文学在拉丁美洲交流,最主要的挑战还是翻译,翻译的质量和数量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数量极其少,影响力处于边缘,我十几年前去拉美的时候,他们根本提不上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字。现在这种情况是得到了改观,但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间,而且没有形成中国和拉丁美洲诗歌广泛的对话。

我们中国和拉丁美洲都是有深厚诗歌传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探讨更好的交流模式。走出去需要合作,需要跟当地的机构、尤其是比较有名的机构合作,请他们支持汉语活动。我们跟当地的拉丁美洲主要国家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参与了他们举办的大型活动。他们也逐渐在阅读中国当代诗歌,比如智利作家迪亚斯,他是智利作协前主席,现在也是中国文学的粉丝了,我在那边主持的活动每场他都会到,他已经为我们中国作家写了20多篇评论。拉丁美洲的大学都在开始建立中文研究中心,有的有中文系,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可以使我们当代诗歌得到更好的传播。我们中国诗歌跟拉美诗歌之间有非常多的共通点,大家有认知的需求,有交流的愿望,有非常大的互动空间。我们目前跟拉丁美洲很多出版社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推动当地出版中文作品。在20年前没有一个拉丁美洲的出版社把中国文学作品当成它出版的方向,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有不少出版社成立了中国文学作品编辑部。而且拉丁美洲各大学的出版社也在考虑出版中国作品。就是这样一种立体的合作模式,促进拉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促进与拉美诗人的对话和交流。再用10年时间我们可以初步形成一个中拉诗歌的共同体。谢谢大家。


汪政:谢谢孙新堂教授,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案例。而且孙教授也呼应了马加主席的论点:诗歌的交流是建立在国际交流上的。同时又把我们海外的诗歌传播途径做了非常好的解读,现在确确实实是一个立体的、主动的传播,是翻译和写作同步进行,我们共同努力。


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诗人、翻译家西川教授。


西川: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扬子江诗刊》组织这样一个活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40年之后重新回到徐州。在这样一个场合谈汉语诗歌的传播,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不太好谈的话题。我想就我所知道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如果你讨论文化交流,你一定要讨论文化交流的背景、文化交流的信息、文化交流的规则、文化交流的习惯,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否则交流是交流了,但是能不能达成一个有效的交流,这也是一个问题。刚才马加和孙新堂老师都提到了,中外翻译的比例问题。英语的比例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每年翻译100本英语书,英语世界翻译中国书大概是2本,它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当然,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翻译西方的出版物,努力想让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应该把信息交代给大家,有可能听着不那么舒服,但都是事实。

另外我也发现,我们会拿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状况来想象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状况,用我们中国古典诗歌在国际上的接受来比照中国当代诗歌的在国际上的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在讨论诗歌之前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语言问题,所以在进入诗歌之前先说说中文在国际交流当中的处境。中文是联合国几大官方语言之一,但是我们知道,开一些国际会议,做一些国际交流,三种基本的国际工作语言里面是不包括中文的,这三种基本的语言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我们去参加任何一个活动不需要翻译,只要是这三种语言里边你会一种就可以,所以中文的不妙处境就开始显现出来。我们有14亿人说中文,中文是一个使用人数巨大的语种,它有着辉煌的文化记忆,这个是事实。但是在当下,在国际交往的使用频率上,它排在越南语之后,在国际上能用越南语交流的人甚至都比能用中文交流的人还稍微多一点,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当我们想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究竟用什么语言来讲中国故事,这实际上成为一个问题。英语是怎么推广的?我曾经在不同场合谈到过英语是怎么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中文应该做这样的研究,做这样的系列推动,这个系列推动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诗歌的翻译和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诗歌被翻译了,可是被翻译和被接受是两回事儿,接受里边又分专家的接受和普通读者的接受。专家的接受、专业文学读者的接受和普通读者的接受,这个都是不一样的。一部诗集在外头出版,但是一部诗集的发行量没有多大,有的小出版社出版诗集发行量几百册,一部诗集发行量能到1000册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如果一部诗集到2000册就非常厉害了。我听说拉美的情况,很多人跑来参加诗歌节,但是不买诗集,那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不一定在拉美,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来听一个诗歌节相当于来看一场歌剧演出,拖家带口,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会买你的诗集。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做文化传播的人,心里得有数。传播也遇到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诗歌在拉美、在北美、在印度、在亚洲、在东欧、在西欧的传播,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你的书由哪个出版社来出版,出版之后的书评由谁来写,全是门道,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比如,在西班牙语世界里面哪些出版社是重要的,在法语世界里哪些出版社是重要的。现在国外注册一个出版社很容易,出的书的印刷风格、设计风格、排版风格等不太像那边主流的出版物,这个东西一眼就能认出来。所以它不完全是一个统计数字的问题,一个数字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这里边的技术性工作非常多。实际在不同的场合,做出版的朋友已经在讲这些事了。

而且国外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有很多契机。比如汪国真当时火的时候要做亚洲第二个泰戈尔,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亚洲第二个泰戈尔。泰戈尔的神话是怎么回事呢?欧美面临危机,而泰戈尔说我们东方可以拯救你,泰戈尔跑到西方大喊东方文明的优越性,然后他一年之后就得了诺贝尔奖。叶芝、佛罗斯特都为他写赞歌,他们为什么要称赞泰戈尔,是因为欧美文明本身遇到麻烦。但是泰戈尔这一套在中国吃不开,为泰戈尔在中国唱赞歌的是徐志摩、林徽因、梁启超,当时左翼的知识分子对泰戈尔太反感了,在一个军阀混战的时候来讲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你疯了吗,这就是当时的文化处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细想拿泰戈尔来想象我们自己在国际文学交流当中的可能性,一定要小心,每个故事背后都有它的逻辑,这个逻辑展现给你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是非常不讨好的。

我还想说一点,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关于翻译的问题,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写作的问题,就是你的写作观念,你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下写作,然后再谈这种写作被翻译的问题。写作观念里面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涉及你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涉及你的创新要朝着什么方面创新,我们很少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把翻译问题、文化传播问题当成一个技术活,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最后一点,各个国家的文化存在不一样,你往美国推的这套不一定能推到欧洲去,你往欧洲推的不一定能推到拉丁美洲,你往拉丁美洲推的不一定能推到非洲。你不得不说美国在出版方面是一个最大的文化市场。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围绕着大学转的,欧洲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围绕着大学转的,欧洲的知识分子是围绕着报纸转的,围绕着专栏,当然大学里也有一些。所以不同地区的文化形态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做文化传播、诗歌翻译,需要做很多文化情报的搜集,需要了解现场。


我只是把背景的东西跟大家交代一下,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汪政:谢谢西川教授,他非常冷静地分析了目前文学翻译、传播当中的一些问题。这恰恰证明我们在对外交流上已经到了一定的层次和水平,不是麻木的。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态度,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清醒认识,我们才能反过来推动写作,使我们的写作成为一种有翻译和国际交流背景的写作。


下面有请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也是小说家、诗人、诗歌教育家黄梵老师。


黄梵:谢谢汪政老师,谢谢《扬子江诗刊》的邀请,还有主办方江苏省作协、江苏师范大学。

我们的翻译比例太悬殊了,记得我去美国的时候见到了很多汉学家,当时这些汉学家的宏愿是争取每年翻译5种中国文学作品,再过十年争取每年翻译10种到20种,但是法国翻译到美国去的作品每年至少50种以上。

另外我想说一下在翻译过程中的观念问题,也讲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当年庞德从中国古代诗歌里吸取意象用于现代诗创作,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道理。为什么说意象提取非常重要?因为它等于是把思想视觉化,这时候我们每个人对视觉的解读是有分歧的,在这样一种分歧下一定会产生多译。反过来,意象对诗歌的传播也非常重要,因为意象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个天然的优势。观念的概括力特别强,但是由于观念在不同语言中概括的范围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翻译一些概念的时候,它的歧异性、不对等性使它的还原性特别差。但是你翻译意象的时候不一样,比如沃尔科特写的一个意象:大海抓住海岬的把手,烹饪一盘暴风雨。各种语言还原意象的能力都非常强,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七八十,你能看到这个画面。所以我就发现,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能够大量保留的是意象,而大量丢失的是概念,这是我们在翻译诗歌时可以注意的重要观念。而且意象在我们汉语里面天然有优势,甚至是一个主体。

像刚刚西川老师讲的,翻译,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它的有效性是比较差的。我个人的感觉也是这样,最有效的翻译是个人与个人的交往。你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和外国诗人的友谊,可能会促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交流。我在跟世界各国的诗人交往时,我们有共通的心灵,我们有一种诗歌的精神共同体,这成为我们传播的一个基础。再加上现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对现代困境的深入体验,我们所写的意象,在许多国家那里是共通的。我们的生活在相互靠近,这样一种生活的靠近就为我们文学的传播提供了理解的基础。

这两年我和一个出版社合作翻译了大概30位中国诗人的诗到美国去。这本诗集是有几十个汉学家参与的,到现在我听到了很多反响。那家出版社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找了一个汉学家逐字逐句去核对,去修改英文的表达,说我们一定要让这本诗集达到美国诗人也觉得很棒的程度。所以我当时有一个观念,所谓好的翻译,其实就是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也让他们觉得是好作品。我们在读外国文学作品时,为什么会选择译者?比如王道乾翻译的杜拉斯,我愿意看。因为他的汉语已经达到极致,使得这种翻译作品在汉语中也成为杰作。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那翻译就是真正成功了,让每一个接触这个译本的人对中国诗人肃然起敬。

所以我想到歌德在两三百年前就预言的“世界文学”。我觉得这个概念最有可能先在诗歌领域实现,因为诗歌的共通性特别强,大家对于多样性的认识也非常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时机已经到了,但是怎么做,我们确实要讲究方法、讲究专业,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课题。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汪政:谢谢黄梵教授,他已经阐述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诗歌能不能翻译?有人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但是黄梵恰恰通过个案来解说诗歌是可以翻译的。那么诗歌为什么是可以翻译的?就在于人的生活是相通的,而且这种相通的程度正在越来越高,这是诗歌可译的一个基础。我突然想起柏拉图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有个“绝对理念”,我们的文艺作品称为“影子的影子”。实际上有些时候,翻译也可以这样去解释。


下面有请最后一位嘉宾,首都师范大学的白翼林老师,他的西班牙语名字是Guillermo Bravo。


白翼林(孙新堂翻译):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次扬子江诗会,特别荣幸能跟这么多中国的大诗人来讨论诗歌。第二,非常抱歉我不能用中文来给大家说我的观点,其实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文学盛会的邀请,我每年都说希望下次能用中文来讲,但是今年还是讲不了。刚才各位老师讲的我都能听懂大部分,但是我用中文讲还是有困难,希望明年我能用中文讲,明年不行后年。

我在准备发言的时候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中世纪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当时欧洲的诗人都是吟游诗人,一个村一个巷地走,打扮得非常光鲜,把老百姓召集到广场进行诗歌的诵读和吟唱。后来欧洲有了印刷术,今天有了电话,有了网络包括智能电话等。刚才孙老师在发言中也提到了,今天的立体传播方式包括出版社、互联网,我们作为出版人也面临着非常多的新挑战。今天阅读的方式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世界变平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更加的扁平化,像我们读一本书,一会儿去玩手机,一会儿去看电脑,大家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导致我们对现在世界的了解方式发生了变化,对文学主题、形式、主体的认识都发生了改变。举一个搞笑的例子,有一个很漂亮的模特,她的社交账号有400多万的粉丝,她在腿上纹了一句杜甫的诗,然后发到网上,结果有200万点赞。我也做出版,但文学传播赶不上她400万的点击量。对这种新情况我们也应该进行研究。

我跟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一个学生有过沟通,他对中国的想象还停留在唐诗宋词之类。但除此之外,阿根廷人对中国也有科技非常发达的想象。我觉得这两种对中国的想象都是不全面的。所以我成立了一个叫Mil Gotas的出版社,想把一个当代的、日常的中国介绍给西班牙语世界,尤其拉丁美洲。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多,像西川老师去阿根廷诗歌节影响非常大,当地报纸以“明星”形容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这些访问、作品的译介,中国对国际文坛来讲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梦,而是真实的。而且中国研究西班牙语文学或拉丁美洲文学的专家也在增多。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书店专门卖西班牙语书籍,这个书店刚开始成立时,大家都是买马尔克斯这些作家的作品,而现在都是买新生代作家的书。我希望,我本人和我的出版社也能够为这样的交流增加一份力量。再次感谢邀请!


汪政:感谢白翼林教授,也感谢孙新堂教授的翻译。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期的大家讲坛就到这里,再次谢谢各位嘉宾。我们之所以把主会场设在江苏师范大学,也是因为江苏师范大学在海外华文的研究方面是一个重镇,今天众多该校老师和学生也参与我们这个讲座,向你们表示感谢。同时,向线上收听收看的诗友们表示感谢。

总而言之,我们从古代谈到现代,从国外谈到中国,交流是不可阻挡的,交流会越来越充分,一个可见的世界文学正在向我们走来,人类也将处于一个文学共同体。再次感谢大家!

责任编辑:王傲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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