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诗歌三人谈 |王年军、李啸洋、李湘宇

作者:欣闻   2021年11月30日 09:54  诗刊社    534    收藏

由《诗刊》社编选的《初心、红旗与新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引发广大诗人的阅读和讨论,今天我们集中发布四篇青年学者的评论文章,一起来看看这部诗集体现了新时代诗歌的哪些特质,书写了新时代的哪些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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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诗歌:从历史书写中看见新“主体” ——读《初心、红旗与新征程》

王年军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这本题为《初心、红旗与新征程》的诗集,由《诗刊》社主编,选录了最近几年新诗中最为贴近生活、贴近当下的作品,读起来让人不禁联想到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功用的看法——艺术的作用是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下判断。同时,它也呼应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传统,正从旧的树枝上生出新的叶片。理论家立意高远,其最高标准实际上很难完全企及,而汉语新诗的作者们,也从一百年中形成的多样化的传统中,吸收有用的经验,并结合各自的实际,作出了一些创新,其中有很多好作品的共同之处,也可以通过及时的总结而成为我们创作上的铺路石。

这本诗集给读者的最大感受,想必是融合了现代主义美学和中国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因素。它是对西方现代诗的传统进行扬弃,又融化在汉语古典诗歌、民间文学及中国新文学血液中的结果,同时又以“美即生活”的责任感,对人民现实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关切。比如,“小浪底/像史蒂文斯田纳西州山顶坛子/物质的日出必有光芒,调蓄大水/……大浪拍岸,问候,黄河古老歌谣里/平原灶头的瓢,山楂树下的水翁”,这几句节选自《黄河诗篇》的诗行,把精准的意象和宏大的时空关系并置在极短的句子中,既援引了华莱士·史蒂文斯这样的盛期现代主义的名句,又出以“山楂”“灶头”这样富有中国本土风情、民间质感的意象,形成行文微妙的互文。诗中在坛子/堤坝/水翁三者之间建立了诗学的相似性,从而把一个形象序列中神秘的、经济的和生活的三个向度,紧密地凝结在一起。在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让群众喜闻乐见的句子中,诗歌并未退回到语言上的陈词滥调,而是用“物质的日出”等富有陌生化效果的词语,呼应了马雅可夫斯基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遗产,也为汉语白话新诗的语感,开辟了一些可能性。

诗选中有另外一组作品,体现了把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复杂多元的文化进行蒙太奇处理的可能性,从而在短小的抒情诗中裹挟了巨大的历史张力、修辞动力和情感空间。柯平的《红船》,用一首小诗浓缩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史、革命史、抒情史和文化史。“有关红船/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已说得很精辟了——/中国的革命/诞生在红船里”,诗人继而把眼光撤回历史的深处,写到大泽乡和烟雨楼、豪放词、采莲女,最终仍然收回到浙江嘉兴的红船。面对重大题材举重若轻,以朦胧的文化乡愁为主线,串起了以“红船”为珠玉的项链,尤其是以抒情的、唯美的诗句来杂沓厚重的革命史,从而在豪放与婉约,民间生活与政治生活,古代与现代,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了微妙的辩证关系,也使一首诗在读者面前敞开了其多异性、复调性和多维的解读空间。同样,在《就是那一盏马灯》中,诗人通过马灯联想到父亲、童年、一代人的乡土记忆,以及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中隐伏的遥远的历史,“一下子开启了时光隧道”。这几首诗形构了一种处理中国厚重历史的特殊的方法,那就是以几个核心意象为主线,在不同的历史叠层和记忆之间,制造一种时空快速切换的“蒙太奇”。“蒙太奇”本来是电影中常见的一种“剪辑”技术,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也是常用的,比如“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但用在新诗中,使一首诗的内在张力和表意空间达到最大值,却一直是不够成熟的;即使存在小范围的使用,也没有与重大历史题材相结合。而这里选择的几首,都把“蒙太奇”的技法用于处理中国历史中不同时空的叠层,尤其是从细微处入手,进入其“烟雨空濛”“山水磅礴”处,也许打开了新诗中处理相关母题的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路径。

笔者要谈论的另外一个方面,是这本诗选在“祖国”“父辈”“祖先”“历史”等关键词之间建立的有效联结。把祖国与母亲联系起来,本来是诗歌中的常见修辞,如果用传统的方式延续这种构造,可能让读者感受平平,觉得了无新意。但是一些优秀的诗人在这些旧的用法中进行了转化,其特征即在于“以小见大”,为本来是远景的画面拍摄特写,比如把革命史作为家庭史、生活史来书写,从而为读者“历史感”的获得铺平了道路。其中很多诗都是诗人们重游故地,在英雄、先烈曾经生活、战斗的地方,触景生情,而产生的怀“古”之作。伴随着“重走长征路”“回延安”等活动的展开,它也形成了人与历史之间特定的“复写”关系。在其中的优秀作品中,我们看到诗人们如何把“微观层面的生活”纳入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理的书写,通过亲切的、富有体认感的观察,既还原了英雄人物“人性”的一面,又为读者接受赢得了一定的“余裕”空间,把历史主体的强大动能转化为当代生活中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比如,在《枣园有老枣树开花》中,“枣花盛开在/《论持久战》的雄文之中”,通过描写毛泽东故居枣园的一棵树,在虚实结合、今昔辩证的关系中,为历史增加了可见的、充满实感的细节,在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现实生活的微小涟漪之中,碰撞出一种奇妙的关联。再如,在《春天》中,诗人写道:“我来到故乡的上空/我的年迈的父亲正在劳作/而更多的年轻的兄弟姐妹 不知去向/金黄的油菜花 漫山遍野”。无须进行过度解读,这里的“父亲”不仅是诗人自己的单数的“父亲”,它的感人之处,还在于它从特殊到普遍,唤起了中国人心中共同的“父亲”,以及作为我们黄土地的文化遗产的“父亲”,就像罗中立的著名油画所创造的那样。同理,“劳作”“油菜花”“年轻的兄弟姐妹”,也把迅速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中国的生态景观、劳动景观,以及变化中人们情感上的迷惘与困惑,在几行诗中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通过这些诗,我们能够触及一种新型的家国关系和审美体验。

关于这册诗集,能说的还有很多。尽管仍然有曙光、东方、黄河等意象,可以接续到穆旦的《赞美》等现代诗的体系之中,但是我们能够读到这些诗人关于当前生活的情感结构,生活的喜悦感、进步感,因为国家实力提升而带来的文字上的余裕。尽管有一些作品在质地上仍然有提升的余地,但是每一首诗都体现了一种关于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的情感强度。在时代的悄然转变中,一幅带有“盛世”感的帷幕已经拉开,在诗中我们能够捕捉的美学关键词,是高铁提供的速度,是制造业带来的力量感,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可以看到,如果说,在郭沫若的《女神》时代,当新诗刚刚蹒跚学步的时候,一个诗人的自我扬弃迎接了五四新文化所创造出的“新主体”,那么在今天,诗选中的很多诗人都有一种“站在地球边上放歌”的激情,不再是杜撰的、未来时的,而是现在时的、进行时的,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相应地,汉语新诗的内容和形式,都获得了自己的整合空间,也有更多的机遇,去在古今中外的丰富传统之上,实践和探索自身的新美学。



新时代诗歌的新气象

李啸洋

(文学博士,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


诗集《初心、红旗与新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是写给新时代的献礼和赞语,里面盛放了伟大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的兴国之路和“中国梦”。整体而言,本诗集共分为三个部分:红色诗、新叙事诗、新咏物诗。诗既回响着革命时代的红色涛声,又密切回应了当代生活,注入了时代特色。

第一部分是革命主题的红色怀旧诗。这类诗多以红色地标为题,陕北、遵义、延安、古田、杨家岭、赤水河、宝塔山与红船,通过苦难的过去追缅革命精神,书写薪火宏愿,进行精神洗礼。许岚的《党耀中华,祖国芬芳》以悲叹慨然的笔调书写中国的革命史。江非的《镰刀和锤头之歌》以象征性的笔法阐释革命精神:“半夜的锤头在敲打/镰刀在收割/在敲什么/敲这个世界的铁砧/敲着你的墙壁/敲着黎明前浓浓的黑暗……闪亮的锤头在继续为光敲打/镰刀在继续弯腰为大地收割。”“镰刀”和“锤头”是工人与农民的象征,诗人为其注入了新的含义。草树的《担架上的转折》书写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诗人超越了具体的事物,以中国病人来比拟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形象生动地描述长征的艰险历程:“路上修辞是一副担架/抬着一个词/嗞嗞作响因为沉重/病使重量超出自身/从瑞金到遵义/担架一路铺叙……词语越来越明亮/房间变得宽敞/一首史诗的全部意外/正是来自伟大的转折。”胡丘陵的《历程》选取1922等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将安源、南昌、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空间地理交织在一起,呈现红色大地上的共同精神。刘红立的《红》写诗人从遵义到茅台镇的红色之旅:“有一种颜色熟透了,就长出水滴一样/饱颤的缨子。”红色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深识”颜色,诗人举重若轻,将酒与革命、丰收与鲜血巧妙地放置在一起,五角星、赤水河、残阳、雄关、祭台放在一起,有了悲壮、昂扬、沉郁等复杂的情感。姚辉的《赤水河》发现了民族隐忍而坚韧的民族精神:“寻找一条河是异常艰难的。它弯曲,石头间潜藏的/苦难时起伏。”徐俊国的《每一座铜像都是铜在活着》,借铜铁的黑光来对应光荣与解放。张烨的《纪念》书写革命的血泪与铁花。缪克构的《我们的日子来了》写抗战胜利后群众在街上游行的场景。卢卫平的《赤水的水》用水的意象将古代和现代贯通起来,红色与古典交织,情感与历史辉映。此外,袁宏的《重走红军路》、荣荣的《重读<十六字令三首>》等诗也从不同的视角来书写革命精神。

第二部分是新叙事诗,新叙事包含工业诗、职业诗、时事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的响亮口号,这一诗歌理想在当代得到了践行。叙事诗所叙对象包罗万象,呈现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包括高铁、快递、能源、大国重器、十八洞村、南疆铁路、博鳌论坛、“蛟龙号”潜水艇、科学家、环卫工人、警官、长征、扶贫、文物保护、乡村振兴、劳动等,诗歌嵌入到当代生活中,通过共时性的文化想象与时代共振。

新工业诗的书写,跳脱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雄化的叙事模式和激情澎湃的情感路径,这些诗从普通劳动者的视角职业的视角,书写爱岗敬业的日常生活,情感真挚朴素。龙小龙的《熔炼》《炉火》《作业指导书》等工业诗将古典意味和工业操作过程都熔铸其中,读来别有意味。比如他的《熔炼》:“装置庄重严肃/每个技术员工作时都不苟言笑/只有传感器才知道/有一种梦,一直在上千度的热烈中升华/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这些纷繁的复杂程序交给计算机处理/鸿蒙与混沌浓缩于舱内/在光焰的深处推演宇宙裂变的奥秘。”《归来者的讲述》:“他说。他们做的事情,就是 /把春天的芽叶/嫁接在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上/他们扛着钢管、焊枪和铁架,跋涉千壑万谷/一锄一锄地挖,一块一块地搬/就是将阳光的种子植入泥泞 /将天空的拓片,嵌进一座座坚硬的岩壁。”李木马的《拧螺丝的人》《转体》《大山中的劳动》等诗是劳动者的素描,比如他的《一群猎豹潜伏在它的体内》写高铁动车组上劳动的工人:“动车库,将近凌晨检修结束的时候/大鲸和身旁的螺丝刀、手电、安全帽/都将小憩片刻/那几个疲惫的小伙子也是/动车组,一头大鲸/在我们的眼中/它更像一个长条形的白银色宫殿/透过金属的帷幔/我看见一群猎豹正潜伏在它的体内/哦,多么壮观的一群猎豹/它们绷紧了钢铁的肌肉/并肩挽臂,仿佛蹲伏在/比钢轨更低的地方/打盹、假寐,其实它们根本没有睡着。”

职业诗的书写路径较为多元,这类诗歌以人物中心,写人物的职业精神。比如汤养宗的《田畴上的父亲》写中国杂交水稻科学家袁隆平先生,诗人淡化了袁老的科学家身份,将庶民理想和国家宏愿放在一起,亲切地唤他为“父亲”:“为此,我更愿意把你看作田畴上的父亲/一个躬身于地头却敢为社稷苍生/真正用心于稻粮谋的人/你既是大米的王者又是田亩间最朴实的父亲。/中国得一人赢得了自己的粮仓。”王二冬的《北京梦——兼致快递员宋学文》写快递员宋学文忙碌的快递生活和他的中国梦,作者使用了“野马”、“奔跑”、“腾跃”、“紧急”等词汇,来书写快递员忙碌的日常。时代被梦想见证,梦想也被时代见证,所以诗人写到“你的见证,更是被见证”。

时事诗是应时事而做的诗,比如抗击疫情、扶贫工作等,包括王单单的《在飞机上俯瞰花鹿坪》、赵之逵《扶贫:春天的路线》、敕勒川《2020 封面中国:十八洞村的笑容》等诗书写中国脱贫攻坚、抗击疫情取得的重大成绩,诗人们以客观的笔触思考脱贫攻坚对于中国、中国人的现实意义,比如赵之逵的“读到‘两不愁’‘三保障/村子里的梨花,就开了。”敕勒川“没有一种美,是建立在贫困之上的。”不管是工业诗、职业诗、时事诗,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与依托:“祖国”。“祖国”一词成为书写的共同指向,也是解读诗歌内涵和意义的发动机。车延高笔下的《祖国》写深沉的爱:“祖国给我麦子的肤色,祖国给我黑白分明的眼睛。”祖国是生我养我的人,也是“把汗珠子摔碎当种子的地方”。唐力的《祖国奏鸣曲》的诗眼是“新”。诗人以诗的形式写新征程和新时代里的新变化。对诗人而言,不仅“身体中的朝霞是新的”,连“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间,从街道到阡陌都是新的”。这种崭新的感觉,“仿佛全都从一张洁白的宣纸中醒来”。作者未流于表面抒情,“新国家”和“新梦想”是由每一位新时代诚实的劳动者、建设者带来的:“他们挺起的脊梁/是大舜的脊梁,是大禹的脊梁/他们的背上,每一滴闪耀的汗珠/都在孕育一颗新生的太阳。”

第三类是新咏物。这类诗歌继承了中国古诗的言志传统,结合时代语境为物赋予了新意,比如竹子、白杨树、纪念碑、雕像、北斗三号、复兴号列车、大飞机、潜水器、战斗机等。张静的《白杨,戈壁滩上守望岁月的卫士》:“一株直立的影子,在时间的纵深里/是一棵历尽风霜的白杨,也是一位恪守的卫士。” 诗人以白杨树写戍边战士的挺拔身姿和坚强精神。王爱民《满山竹子为井冈山立传》:“井冈山的竹子,骨头长在外面/节节正直,叶如侧锋/ 如刀,如剑,曾陷敌无数/刚出土,像矛,像梭镖。”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用竹子于象征气节。王爱民的咏竹诗将竹子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写出了精神别样的韧劲与刚毅。魏天无的《椰子树》让乡愁结在硕大的椰子果里。李建春的《椰树上的椰奶》写海南自贸区,两颗椰子树、游轮和军舰构成了南国风景。潇潇的《儋州鸽子》将乡愁、悼念、童年的思绪都熔铸在南方地理中。此外,王自亮的《长江九章》、曹宇翔的《黄河诗篇》为古老的江河意象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

《二十四诗品》开篇介绍了古诗中的“雄浑”风格:“大用外腓,真体內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新时代的诗歌呈现出昂扬的气势,诗人通过“物象”寄寓时代情怀,呈现全新的精神气象和美好的生活理想。诗集《初心、红旗与新征程》内容真切,气象雄浑,超越了具体的生活,体现了伟大的时代精神。诗歌在时代之上,也在时代之下。诗歌丈量时代,书写时代的万水千山。诗歌是时代印记和语言的交换机制,诗所言说的话语表征了时代心理。在这本诗集里,时代吹响了最嘹亮的号角。



奋斗的新时代 人民的抒情诗——评《初心、红旗与新征程》

李湘宇

(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诗刊》社所编选的这部诗集,牢牢地把握了新时代的脉搏,勾连历史与当下,展现了新的时代张力。诗集回顾了新中国筚路蓝缕的革命史,生动具体地呈现出新时代下开拓进取的历史主体。聚焦人民的现实生活,刻绘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蓬勃景象,记录了疫情之下共克时艰的民众担当。与此同时,全方位地呈现出发展的时代群像,以诗歌记录下神州飞天、蛟龙潜海的壮阔场景,并将“一带一路”的倡议融入到奋斗的中国人具体的生活中,勾连家族史与民族发展史,以现实的关切展现出大时代下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贡献。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诗集以饱满的热情与民族精神赋予了政治抒情诗以崭新的内涵,展现了新时代的美学风貌。

诗集打开了历史的褶皱,以多样化和具体化的书写方式书写革命史,并将红色记忆具象化,使其成为一条巨大的“红船”,或是一片“红色的书签”,如李郁葱在《船上的幽光》中,将抒情与叙事生动地融合在一起,极富张力。与此同时,诗集中的地景书写令人印象深刻,以祖国的河山为媒,将丰富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当下的奋斗史相链接,融合自然与人文,展现出丰富的历史感,如曹宇翔的《黄河诗篇》所写:“河源生息对应我们心跳和血脉/……中国母亲河/你广被万物的胸襟……黄河啊/我们端出祖传青瓷大碗/一碗苦乐奋斗年华/一碗涛声江影。”王自亮更是在《长江九章》中,沿着浩渺的江水,将武汉、成都、重庆、上海、南京等城市记忆鲜活地呈现,赋予诗行以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情感深挚。与此同时,诗集中的传统诗词意象与时代发展的激情相互呼应,赋予了传统以新的生机。在地景书写中,既有屈原的“蕙兰”与“杜衡”,更有在疫情之下斗争过的“珞珈山樱花”。自然生灵亦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在西藏的土地上,“一只藏羚羊/倏忽一闪/跃过远山倒影。”而在这丰饶美丽的地景中,新时代的历史主体呈现出来,创造大国重器、守护边疆、奋力抗疫。此外,诗集聚焦乡土与劳动,将祖先、父辈、我们呈现在一个纬度中,以具体的家庭史表现了新中国以来的社会进步,过如李啸洋在《劳动之歌》中所写,在脱离了贫困之后,“坐进春天/花神就把自己吹绿了/……日光栖息在一片瓦上/光阴在祖先住过的地方安心养伤。”齐东平则以《家山墙的故事》书写了一家三代投身于钢建设的家族历史,从“爷爷”到“我”,历程由故乡的草原延申到海外,在质朴的亲情与热烈的奋斗书写中,赋予了诗歌以历史张力与情感空间。

其中,最为打动人心的是诗歌对人民现实的关切,不是颂歌与口号似的呐喊,而是以真诚的语言记录下每一个平凡个体的生命历程,描绘了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奋斗历程。以每一个具体家庭的付出,每一个具体人民的辛苦与疲惫、喜悦与幸福,展现出真正的进步与富强。在脱贫攻坚的书写中,有对老人心酸坎坷的描写,也有对少数民族青年朝气勃勃的赞颂,在生生不息的奋斗历程中,展现出中国人民那勤劳坚忍的民族精神。诗行书写了建设下的发展,而“让我感动的/不仅是那些高楼大厦/还有那些细密的乡愁”,人们彼此依偎,亲情温暖,书写保卫祖国的英雄,以普通人最真挚细腻的亲情,“姐姐走过去/花瓣里的雪就化了。”于细微出打动人心。诗集中有大量扶贫攻坚的书写,将人们的新生活以温情的笔触娓娓道来,“屋檐下/谁家的媳妇/芒果般俊俏/两个紫色婴儿/是她创造的珍宝”,流露出希望与温暖。而参与脱贫攻坚的奋斗者亦是烟火人间里的平凡人,各自守护着小家与大家,而“家乡做好了一大桌团圆饭/母亲,正翘首守望/ 来时我意气风发/如今回家/我把所有的美好/全部写进了诗行。”在脱贫攻坚的诗歌书写中,更多地看到的是具体的人民与生活,“朱家许的地”“方美兰紧缩的眉”,而只有真正地关注到每一个具体的人,人性与诗性才绽放出最本质的意义。祖国的富强,也正在于每一个人民真正的幸福中,可以欣慰地看到,“十八洞村人的笑容/像此时漫山遍野的花朵/灿烂地开放着”“这些被幸福加冕的笑容/又将被新的梦想照亮”。诗集记录了大时代下平凡个体质朴而珍贵的努力,在其中,有医生、警察、科研工作中、拧螺丝工、修路工等等,他们来自各自的命运,汇流成中国梦的主体。“一起歌唱美德/纯朴和爱情。”而这些“历史褶皱里/被光阴挖掘出来的闪亮/让我持续感动。”中国新诗诞生于个人主体性的解放,因此,“人”始终是新诗书写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新时代的书写中,个体的鲜活的情感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在昂扬的诗歌抒情里,闪耀着最为珍贵的人性光芒。

从诗歌文体上来看,本诗集并不仅仅停留于传统的政治抒情诗,而是以具体而真挚的语言和新的审美观念,融入现代生活的新意象、新主题、新风景、新感受,去展现新时代人民的新生活,在深沉的情感中,融入诗性与个性的关怀,境界开阔,富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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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傲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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