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来，自然和生态书写蔚为潮流，《十月》《诗刊》《人民文学》《草原》各立名号，大力倡导。有的叫自然诗歌，有的叫自然写作，也有像《十月》这样，叫生态文学。如果我们大家投个票，选一个名号，我比较倾向于“生态文学”。

这件事要从“自然”说起。“自然”是个老词，老到老子那里，老子“道法自然”，这是中国精神的根基。“圣人任名教，老庄明自然”，晋人论孔孟老庄之异同，结论是模棱两可的“将无同”，名教和自然一体两面。“自然”派生出的文学和美学传统根深蒂固、至大至远。

但也正因为这个传统之深远，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自然而然，身在此山中，我们容易忽略这个传统本身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最近在学术界，谈山论水成了显学，巫鸿从图像史、美术史的角度去讲，哲学家们以山水为中心，梳理远古自然崇拜以降的观念演进。我对此没什么研究，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远远地看去，感觉他们都不大谈图像和观念据以展开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东晋之后，山水诗大兴，对后世影响甚巨，“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诗很美，但是，大家别忘了，写诗的是谢灵运，那是王谢世家啊，王谢堂前的燕子都知道这世上有阶级，谢灵运的诗怎么可能是人与自然浑然为一。表面上是人和自然的问题，稍微推敲一下，这里边还有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当年衣冠南渡、门阀政治，世家大族一路跑到江南，一边掠夺一边改造，建立起一套压迫性的生产方式和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一小撮人鄙视欺负绝大多数人，然后谢灵运他老人家站在社会顶端，穿着木屐倘佯山水、澄怀味象。历史的镜头也是势利眼，只追着他，他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伺候着，在史书中都自动屏蔽。物我两忘，物我之间那一大群人也忘得干干净净。《宋书》本传里说，谢灵运“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原始森林里开一条观景小道，把“林密蹊绝踪”的问题解决掉，这活儿肯定不是他拎一把大斧自己干，谁干的？还不是一群农奴。所以他后边有一大套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支持，他的审美精神是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分泌物。这种情况在古代大致如此，王维写那么多山水诗，很美，很静，但他是有辋川别业的，他是一个贵族抒情者，所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陶渊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陶渊明在他的时代本来就是特例，直到宋代经过苏轼等人的阐发，他才获得经典地位。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审美意义上、抒情意义上，一定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运作出来的结果，这个关系我们看在眼里的是“人闲”“夜静”，后边一定有广大的不闲不静。

当然，时移世易，这些诗已经脱离了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土壤，它不再是长在地上的花，它成了天上的星星，成为飘浮的能指。现在读它的时候，除了我这般杀风景的粗人，都不会看它背后的东西。谢灵运、王维是伟大的，一千多年后他们的诗依然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口头，支配着我们的感受和表达。对于一般读者，这就足够了。但作为写作者、研究者，我们恐怕还是应该想得更多一些。处理人与自然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背负着强大的传统，这个传统，它的观念、情感、修辞，都已经脱离了本来的语境，已经成为自动的抒情装置，预装在我们脑子里，它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写不出所见，甚至根本无所见，眼前有景道不得，一大堆古人的话在我们心里等着。

我当编辑的时候，很怕诗人或散文家写自然、写山水、写乡土。有些人一提起笔来就“乡绅”附体，看山看水、看土地看村庄，都像个古人，而且是有闲的、其实也是有钱有势的古人。他要是穿越到东晋，肯定一头扎到谢灵运身上，到唐代，就是王维，扎到陶渊明身上也是个小乡绅啊，要不然他就拐个弯，飞过太平洋，扑到梭罗身上去了，反正他不会扑到千年前一个普通农夫身上。乡绅气是我们文学里一个老病根，时不时发作，也不限于和自然、乡土的关系。

日本的柄谷行人早就提醒我们，自然风景并非纯然客观之物，是通过主体的认知装置生产出来的。说白了大概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你在什么社会位置上是什么人，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景，风景是你的镜子。古人讲“景语”即“情语”，放大一些看，也是这个意思。“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揽镜自照，英雄妩媚，跌宕自喜，但写这词时，他毕竟也是一方豪强。

中国现代以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是周作人等人花鸟虫鱼的路径，上接古人特别是晚明，终不免像周作人那样，“绅士鬼”附体。还有一个是从西方浪漫主义、梭罗等等接过来的路径。这两个路径有冲突，互相还瞧不起，但其实，作为现代主体，他们至少也是表兄弟或堂兄弟。我们文学中讲人与自然，其实主要讲的是“我”与自然，吾与天地独往来，做排除法，把中间一大摊事全删掉。在这一点上，现代传统和古典传统接得特别顺畅，周作人他们接晚明、接谢灵运王维，梭罗一脉是洋皮土骨，其实是接陶渊明。但接得这么顺畅也有问题，这可能说明那个面对自然的现代主体还没有充分发育起来，更没有为自己发明一套新的认知装置。或者说，在我们的现代文学中，人与自然、“我”与自然的书写还没有经过现代语境的充分考验，不是从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分泌出来的，基本上是从古代穿越过来，从西方空降过来。在人与自然之间，还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中介，还有一个广大的生活世界，我们对此并没有充分地领会，这一切都没有收入主体之中。休看他在大地上、村子里转来转去，俯仰感叹，实际上，大地上的事不在他心里，他的心里是一大堆文本，他的写作是案头写作。“我”不在捕鲸船上，当然就不会遇见“白鲸”。这个问题一直悬置在那里，直到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起，猝然面对超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人和自然的关系一下子高度紧张，而我们毫无准备，没有一套有效的认知装置。

——但是这话也不准确，我们其实曾经发明了一套非常独特的认知装置，不是从古典中来，也不是从西方浪漫主义那里来的，主要来自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十七年的文学艺术里面。一些年轻的学者对此做过研究，比如上海的朱羽，他写了一本《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就是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建设、农业集体化对自然观念的重塑，所谓“改天换地”，与此相应的是文学艺术中新的认知和表现模式。确实是这样，我们看长安画派的画，刘文西、石鲁等人，极具革命性，从古典绘画看下来，到这里忽然别开天地，有了全新的气象和语法，山水和自然不再是被静观玩味，它被置入一个庞大的行动和实践的视野里，由此带来了艺术上一系列革命性变化。这就是新的认知装置，后面是一个新的现代主体的生成，这是属于“我们”的“我”，是现代人民国家的主体性的确立。在文学中，你读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也有很多山水乡土的描写，但是完全没有乡绅气、士大夫气，生产方式的巨变、社会政治实践与自然景物深刻地相互映照，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另一种相亲，不是静观的，在心与物之间有了政治和劳动。

——这是革命性的，是非常超前的现代。与古典传统不同，也与西方传统不同，这是中国独特现代性的产物，出自人民主体，构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新传统。非常可惜的是，这个传统后来被悬置起来，很长的时间里被遗忘了。很多画家八九十年代又退回去了，还是笔墨意趣那一套，加了一些装神弄鬼的现代技法。在文学中也一样。

这个新中国新传统的革命性意义应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我”与自然的关系，从“我”出发回到“我”，不管在古典视野里，还是在西方个人主义视野里，自然都被收进了自我的“内面”，自然作为“大他者”、作为人类生活的条件、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的浩瀚意义由此就被屏蔽、就失落掉了。西方面对自然时那个“我”与殖民经验、与资本主义侵犯“荒野”的经验密切相关，这个我们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又把自己五六十年代的那个革命性传统悬置起来，剩下什么呢？恐怕就只剩下单薄的趣味与心情，现成的抒情装置空转起来，复制和输出成熟的、没有难度的修辞。

所以，我赞成“生态”。“生态”是个新词、新概念，当然不是说概念越新越好，重要的是这个新概念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打开了新的的认知空间。“生态”包含着总体性，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和，你可以说“我与自然”，你说“我与生态”就很怪，生态所对应的一定是广大的人群乃至人类。这个关系不仅是审美的、哲思的，更是实践的和社会性的。英文的生态这个词是“ecology”，Eco据说源自希腊文，是“家”的意思，这个家是人的家，人既为自己建设一个家，又被这个家所限定和塑造，而且，我再推论一下，既然是个家，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场所、一个海德格尔式的栖居的地方，它还包括着生活世界，包括着切实的生产生计。在古典视野中，人和自然关系的关系是不怎么讲生计的，能想到这儿的人都没什么生计问题，它被很自然地屏蔽掉了，只剩下哲思和审美。但在生态视野中，你绕不开具体的人的生活，它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收了进来。这也是“生态”这个概念的力量所在，它表征着某种总体性“危机”，自然不再仅仅是抽象、绝对之物，它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巨大的人类活动的对象和后果显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家”陷入了危机，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等等，而且这种危机必须通过全球规模的人类行动、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通过社会和生活的革命性变革来解决。所以“生态”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建构性的，它认识和想象一种总体性危机，然后把“我”“我们”和全人类都放到这个危机中，去展开总体性的行动。它当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这个人不仅是审美的、内面的“我”，它同时必须是“大我”，必须建构起更为自觉、更为主动的社会主体。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有一个讲演，呼吁停止砍伐森林。森林当然很重要，但这位首相忽然要表现一下他的诗人气质，他说，那些自然界的“大教堂”是我们星球的肺。我想，我们的很多诗人也会这么表述，森林是人类的圣殿等等。这很有修辞效果很抒情，据说源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说，“森林是奉纳神性的原初神殿”。但是，我在《法国理论》的公号上看到，法国人把首相大人狠狠挖苦了一通，大概是说，生活在森林里的亚马逊人可没想到那是教堂或神殿，砍伐森林关系到他们的生计，而他们的生计又深刻地被嵌入全球生产流通体系里。也就是说，你不能置身亚马逊木材做成的家具之中，然后吟唱圣殿，按那个法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种美学诈骗。在生态视野里，最应该警惕的，恰恰是绕过人类生活的根基飘在天上抒情的“我”，首相大人忽然飞起来扮演诗人，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在我们的作家或诗人那里，可能是真糊涂，或者是懒惰和迟钝。抒情是重要的，但问题是这个情从哪儿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更大的认知装置，或者说，我们要建构起更为广大的、很可能充满矛盾的主体，把自然和人，把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感受方式都放进去，把人的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放进去，以强健、复杂乃至庞杂的主体去观看、想象和书写。我的总的感觉是，在这里，纯文学的小说家们最为迟钝，这也难怪，他们已经被训练出了某种洁癖，不愿让梢大一点的、不那么“文学”的事物打扰自己，无法把“我”与绝对、抽象的自然之间横亘着的巨大世界收纳进来，所以一点也不奇怪，这几年能够有效、有力地处理这个主题的是比较边缘的科幻小说。在诗歌中，我看得少，不敢乱说，但欧阳江河的《凤凰》有这个气象。

话说到这儿，必须重提刚才谈到的新中国的传统。我们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看待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和创造。中国走出了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现代文明新形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在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确立了人民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是一体的，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之所以要完整地引述这一段，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被放在五位一体的总体性里，放在文明发展道路的总体性里，在这里，贯穿着一个巨大的、又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的主体，就是人民。

这就是我赞成“生态文学”的原因。因为由这个“生态”可以通向新中国的经验、新时代的创造。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性的生态，在“人民”的主体性中，新的视野在我们眼前打开，新的认知装置必定会被发明出来。我们看电视剧《山海情》，你也可以说它是生态文学——这个时代的电视剧差不多就等于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它就是在中国人民的生产生计中，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发展和创造中去重新认识和观看自然，重新界定人和自然的关系。

所以，选择“生态”不是词的问题，不是概念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主体的位置和构成问题。生态文学当然包括自然书写、博物学书写等等，但就文学整体来说，一种人民主体乃至人类主体的生态视野可以脱去乡绅气、士大夫气，在人和自然之间把广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收纳进来，在这样一个总体性上去重新想象，人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人的新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我们中国人如何为人类创造和展开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学面对着新的广大空间，它不仅仅是想象和决断人如何与自然相处，它也在想象人如何与自己相处、人和人如何相处，甚至想象如何成为一种新的人。这种新人不是回到千万年前，不是回到小农经济，而是说我们就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面向未来，我们回不了头，继续向前走，但我们要重新设定人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回应这个命题，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文学的未来。

李敬泽，批评家，散文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有评论集《为文学申辩》《致理想读者》《会议室与山丘》《跑步集》等，散文集《会饮记》《咏而归》《青鸟故事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