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政治高度，来切入和讨论文化文艺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正所谓“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直接关系着全民族、大历史、总体社会层面的显性结构改变，那么中国文艺和中国新诗百余年来的发展，则一直是在以自己独特的、专门化的、领域性的方式，追随、呼应、印证并阐释着建党百年来中华民族生存奋斗的风起云涌、天玄地黄。

回顾一百年奋斗历程、放眼新时代文艺创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引人注意、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思考领会的新表述新说法。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总背景下，中国诗歌面临着全新的生态语境和发展空间。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我个人的感受是，在中国诗歌的未来发展中，需要在“历史”和“时代”两个方面认真思索、深入探讨、聚力突破。

着力建构新诗创作的历史意识，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命题。理解历史，无疑是解读当下、规划未来的基本前提，因为历史的脉络结构，总是会无形又深刻地决定当下的社会结构，乃至决定当代人的情感结构、话语结构、认知结构。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了的事”，它依然并且总是活着、构成了现实生活的影响因子乃至结构要素。在地质学领域，有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人类世”，将其作为与“更新世”“全新世”等并列的地质学新纪元；这样做的理由就是，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地球上主导性的地质学要素，它更改、甚至决定了地球此刻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地质结构及地貌特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展开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正类似于“中国社会主导性的地质学要素”，它直接塑造了今天中国社会、中国生活的结构特征，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与情感世界。甚至具体到语言，中国人今日的表达习惯、词语体系，我们“说什么话”“为什么这么说话”，都与这百年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此意义上，铭记历史、理解历史、表现历史，毫无疑问是诗歌和诗人们肩负着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然而，“历史书写”其实是百年新诗内部相对薄弱的环节。中国古典诗歌在此是相当强大的，“怀古”“咏怀”类的诗词数目甚众且多有经典之作，“遥想公瑾当年”变成了极富民族性格辨识度的抒情姿态，“大江东去浪淘尽”背后也几乎沉淀出一种（处理时空与个体存在关系时的）经典性的文化无意识。汉语新诗在历史书写方面，明显薄弱——或许都不必同古诗词比较，即便同“年纪相仿”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相比，汉语新诗在历史题材领域也显得成果不足。陈晓明教授在《是否有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四》一文中，认为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在史传传统的影响下，其叙事内容则是以民族国家事迹为主导，必然是要指向民族国家的大事要事。也就是说，它终究是关乎文明的大叙事”。而在他看来，最能展示一国文学之根本特质的“成熟状态的代表性作品”，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正是这些作品，在对家族故事和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书写过程中，袒露了漫长且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记忆刻痕及心灵秘密。客观地说，中国新诗还没有产生出太多能够以总体性姿态、与“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对话的作品——而这并非仅仅是用“文体区别”或“抒情传统”便能够解答和“翻篇”的话题，毕竟在历史上，屈原、杜甫等诗人的创作，其实都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至少是“历史感”。

这种情况的背后，固然有“诗歌”内部的原因，古典诗词在“历史抒写”领域的过分强势（除了前面提到的屈原和杜甫，更宽泛的“怀古诗”“咏诗史”名篇佳作同样不胜枚举），的确会影响新诗的表达空间和表达自信——毕竟，天才如李白，也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时候。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要从“历史”本身上找。今天我们面对的“历史”，同古人面对的“历史”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古人谈及历史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其实是一套循环的时间结构，所谓“白发渔樵江渚上”，高悬且具超越性的，永远是“白发渔樵”（在本质上，这是文明的符号、文化的形象），“古今多少事”，王朝更替、聚散兴亡，则是在他天荒地老的俯视中“都付笑谈中”。历史看似是动荡的，其实又是稳定、可把握的，“一壶浊酒”就可以把它消化掉，或者说，只用一壶酒的工夫就可以重述一遍那种深入人心、已被不断确证过的，“兴亡论”“周期律”式的（熟悉的自然世界周期规则与人类社会历史周期规则在此近乎同构）对历史运动的归纳总结——比历史本身更加稳定的，是我们面对历史时的认知姿态及表达方式。这是一种典型古典式的历史观、时间观。

而如今，我们面对的，却是线性的现代历史时间。那种循环重复的历史逻辑崩塌了。胡风当年的长诗题目在此显示出极可玩味的象征性和预见性：《时间开始了》。线性推进的历史是质变性的；在今天，伴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市场的拓展，这种同时涉及表层经验及深层结构的变化，甚至已不仅是质变性的、而且是加速度性的——近年来，“加速理论”正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关注热点，我们都意识到这种加速会对主体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改变。德国学者罗萨的这一段论述，我认为是精当的：“对主体世界来说，社会世界的结构与文化的变化，比世代交替的步调还要快。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社会世界不再是稳定不变的。这对身份认同的模式与主体形式带来深远的影响……一切，都越来越被新的弹性的、‘情景式的自我认同’给替代了。弹性的情景式自我认同可以接受的所有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的参数，都是暂时的。”（[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理解与认同变成了“情景式”的，其“参数系”也成了“暂时的”；个体面对自我时如此，面对历史时亦如是，这是认知行为中惯性存在的自然结果。

诗歌是一门紧紧围绕着语言展开的艺术，而一种真正活着的、具有时代特性的诗歌语言，必然以“言说”与“经验”之间血肉交缠的成熟状态为前提，必然要求语言对时代经验的高度吸附以及对后者的充分的审美转化。迅疾的、弹性的、“情景式”的认同模式，严重地压缩了语言吸附时代经验的空间,也压缩了语言转化时代经验的时间。一切变得难以把握、难以预期，其在艺术领域造成的结果是，“审美体验”在很多时候，就在“审美晕眩”的阶段戛然而止，来不及抵达“审美表达”的语言长跑终点。也许，面对这样的总体局面，新时代诗歌应当做的，恰恰是要去“反转惯性”“反转引力”——要学会、并且习惯于，不断从情景式的日常经验世界之中，提炼并重塑具有总体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去创造出诗的、美学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全新“参数系”。这的确很难，然而值得一做。

某些已有的创作实践，或许已经在提供有益的经验、做出自觉的尝试。例如“全面小康”主题诗歌创作。“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近些年我们经历的一件大事。古典农耕文明的抒情与叙事，很多时候都是沿着“温饱富足”（背后是“存续繁衍”）这一条“潜意识脊椎”展开，它深刻地关乎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性；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便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语，老百姓辛辛苦苦劳作就是盼望能生活安定富足——这是更加复杂的“家族血缘”“价值伦理”等文学元素得以衍生的根本前提和逻辑基点。到今天，这种高悬在历史潜意识深处的愿望即将实现。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不妨将它视为某种价值时间的完结与重启。中国诗歌在处理“全面小康”主题时的表现，某种程度上是超出我原本预期的。许多佳作，能够对这“大历史”“大主题”加以语言意象的转码、归化，以独具文学性的方式，把公共经验转化、吸纳为独创性的审美经验。在我个人看来，王单单诗集《花鹿坪手记》是其中具有代表性、足够“留下来”的创作成果之一。在王单单的笔下，抽象的、总体的、千头万绪的社会历史活动，常常能够落地为具体而精准的形象和动作。例如令我印象格外深刻的《山顶》：

吴太明在轮椅上已经三年了

新房封顶时从楼上掉下来

终生残疾。自此

他只能在路边开个小卖铺

每天赚四五块钱养家糊口

天气好的时候，他吃力地转动轮椅

他想去山坡上坐坐。但似乎

有股力量在身后拽着他

无论怎么使劲，那两只轮子

总是往后退。驻村队员何美看见后一口气将其推上去。坐在山顶上看着自己的小卖铺

看着自己天天挣扎的地方

周围竟然绽放着几簇桃花

他终于忍不住了，任由泪水

静静地滚落脸颊

在艰难的生活资源积累过程中遭受严重损耗（“新房封顶时从楼上掉下来”），长久困居在逼仄且被圈定的空间内勉强维生，这是吴太明的生活，也是颇具代表性的“贫困”生态。显然，吴太明试图脱离这种境遇（“想去山坡上坐坐”），但凭借一己之力无法实现（“有股力量在身后拽着他”），直到脱贫攻坚的实践展开（有驻村队员来“助推”），他内心深处的愿望才终于得以达成。吴太明来到了山顶上。他的愿望在形式上实现了（登高远望），同时驻村队员作为外力的介入，无疑也象征着其愿望在本质上的实现（脱贫攻坚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坐在山顶上的吴太明是一个风标般鲜明的形象，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光芒同时照拂在他的脸上。这已经写得很漂亮，但王单单并未到此收手，他还要甩出一对酝酿已久的“王炸”：诗的最后，吴太明在山顶望见了自己“天天挣扎的地方”，他发现了，他流泪了——在小卖铺的旁边，竟然开放着桃花。

“桃花”，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然而在这里，桃花已经不仅仅是“意象”、不再是庞德意义上理智与情感的瞬间结合，它是一个类似于人的“形象”、一个可供对话的“对象”，浓缩和固化了无数的语言、无数的行动、无数的故事——其内在容量无疑远超简单的所谓理智或情感的范畴。事实上，王单单本可以让吴太明望见一些更直接、更“扣题”的事物，例如望见整齐的田野、新起的安置房、街巷里奔忙的驻村扶贫干部……或者更抽象一些的，望见“希望”“明天”。但王单单不。他一定要选取最独特、最精确、“容量”最大的那个词、那种形象。于是他找到了桃花，几簇原本未曾被“发现”过的桃花——在阳明心学的意义上，这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原本并不存在的桃花。在这个最审美化的、最“属诗歌”的对象中，应然而理想的世界与实然而跋涉中的世界重叠了我们看到了最为重大的时代关切，那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桃花”（注意，我在此使用的已经是加引号的“桃花”）的在场，以及吴太明对近在身边却长久无睹的“桃花”的最终的发现——这种“意识”、这种“凝视”、这种“目光的抵达”——本身也不妨被理解为历史意识的觉醒、对时代大潮的见证。桃花很小，但它在这首诗里四两拨千斤地绽开了关于历史和时代的想象。

由此带来的启示之一是，“高举高打”“以空击空”式的图解口号型创作，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大历史”“大时代”的有效表达。“诗的方式”是重要的。因此，在今天，诗歌必须要努力强化新时代诗歌对新经验、新话语的捕捉和消化能力，用具体入微的“时代经验书写”“时代话语建构”，把“大时代观”和“大历史观”树立得更丰满、更鲜明、更具美学感染力。我想到张执浩发表于2021年的《手机里的菩萨》：

从云冈石窟出来

手机里多出了很多尊菩萨

在去往雁门关的路上

我一路翻看着他们的情貌

痛苦被放大了

欢乐被缩小

菩萨啊，这么多的砂岩之躯

任由岁月涂抹

这么多的残肢

依然在行走、抚摸和讲述

而我独爱最小的那一窟

他像我小时候

不谙世事

以为哭泣就能得到所求

以为欢笑就能满足所有

诗的落脚，在情感，在人生，在于个体处身于浩瀚世界、复杂社会时的自我意识及现实体验。有趣的是，关于这一切的表达，固然起始于文物遗迹（云冈石窟）和古老的宗教意象（菩萨雕塑），但其与个人知觉相联通的方式，却是具有高度当下性的：被凝固和复制（“手机里多出了很多尊菩萨”）、被带离原语境从而被充分个人化（“在去往雁门关的路上/我一路翻看着他们的情貌”），并且在绝对科技化的肢体动作中获得审视：“痛苦被放大了/欢乐被缩小”。重要却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这首诗的背后有一个潜藏的动作，那就是两根手指同时在手机屏幕上滑动：放大和缩小手机里的照片。这种局部与总体间的切换，“小”与“大”、“有限”与“无穷”间二律背反式的辩证统一，绝妙地呼应了全诗力道十足的最后两句：“以为哭泣就能得到所求/以为欢笑就能满足所有”，以极其当下的、“后人类”色彩的、带有“对无意识动作的意识”的方式，重新对“人生在世的根本处境”这一重大而经典的命题进行了再阐发。

这首诗或许并不与“大时代观”“大历史观”直接相关，但它可以将我们此刻的话题进一步引向深入。例如，这种对“当下性方式”的开掘令我想到，青年诗人的创作值得收获更多关注（尽管张执浩并非年轻诗人）。诗歌界应当鼓励和引导与新时代共同成长起来的“诗歌新力量”，有意识地去处理表达新时代的新经验。年轻人对新经验的敏锐、对新事物的触及，很多时候甚至不是主动选择或有意识培育的结果，而是被社会运行规律直接“当头指定”的。前文的例子中，谈到了手机。智能手机已经深刻地修改了我们的行为习惯、交流方式乃至身体姿态。今天我们会广泛、普遍地使用社交软件，那么就不妨以微信为例，因为这一社交软件及其运作形式，已经深入到今天多数人日常生活工作的毛细血管网里，成为了我们嘴、耳、手、脑的延伸器官——换言之，它正在成为一种“习焉不察”、悄悄麻木化的新经验。事实上，我们“80后”“90后”这一批人，大致可算是微信的第一批用户。因为我们同时符合历时性和共时性双方面的条件：历时性上，我们刚好在微信问世的时候，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及意愿，可以购买使用微信所必须的智能手机（那时候比我们更小的人还在读书，没有消费能力；比我们更年长的人则面临组建家庭、生育抚养等压力，在第一时间常常缺少消费意愿）；共时性上，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新兴传播媒介的直接目标受众，因为年轻人是社交属性最活跃的群体。因此，我们对微信——或者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是对广义的移动终端和自媒体——的经验、记忆、感情、认知，的确具有相对的特殊性。可以说，青年群体自然而然地身处时代经验的最前沿，他们对时代新变的敏锐、他们个体生命体验与时代新经验间近乎“原生性”的契合优势，是新时代诗歌产生佳作的重要内驱动力之一。

我进而想到与“手机经验”高度关联的“地铁经验”。二者的结合搭配，是极其具有“都市文化”气息和质地的，“陌生人社会”的情感处境、“加速时代”的内心境遇，皆可由此获得似“小”实“大”的表征。“90后”诗人张晚禾有一首诗叫《没有一辆车到四惠东》：

没有一辆车，到四惠东

这个城市，没有一个人

从苹果园，到四惠东

从这里，到那里

没有一个人出走，没有一个人

乘上一辆，到四惠东的车

这个城市，没有一辆车

从四惠东出发，开到一个

不叫四惠东的地方

这个世上，没有一座城市

会有一个地方，叫四惠东

所有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

会让我到那里去

会让你从那里来

就像我们不会乘同一辆车

到四惠东相爱

北京地铁1号线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分别是“苹果园”和“四惠东”。这首诗让我联想到卡瓦菲斯那首著名的《城市》，然而，张晚禾的这首诗里，似乎更多了些看似“冷”“酷”，实则柔软温暖的执拗。这是一个不指望“找到”却不放弃“寻找”的故事，这是一群在“没有”中守护着“有”的人。四惠东，地铁，地铁里的人，许多个“这里”和“那里”，甚至“爱”……这一切之所以会在“没有”和“不叫”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到底还是因为，它们早已在我们的心底生根发芽，成为了我们个体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复杂的、深沉而深刻的内心体验。它正于轻描淡写间悄然抵近我们时代的情感本质，并在这座城市不为人知的地下深处、在漫长无尽的地铁隧道中，绽放出它的光。2021年8月25日，“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号推送一篇文章，《太棒了！地铁1号线八通线本周日起跨线运营！双向无换乘直达》。四惠东不再是北京地铁1号线的东尽头。那天，我给张晚禾发去一条微信：“以后这世界上就真的没有一趟地铁从苹果园开去四惠东了……它们改去环球度假区了。”晚禾回复，“以后就是平平无奇四惠东了”。但是，真的从此平平无奇了吗？一个时代里并不存在绝对平平无奇的事物，正如一个人的生命一样。至少，一首名为《没有一辆车到四惠东》的诗留了下来。在这首诗里，四惠东依然是“世界的尽头”，是一切路程终止、一切希望敞开的地方：它不仅与形而下的时代记忆相关，更与形而上的时代心灵相关。

在特定的年纪、特定的年份上，张晚禾以及我们，会挤北京地铁1号线，而那时的1号线以四惠东为终点。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注定会与特定的、独属于他们青春记忆的“时代浪头”相逢，并且这“浪头”将很快地铺展成社会层面上的普遍经验。时代产物的最初“靶向性”往往精确地指向青年。而这种“靶向性”，不恰恰是诗歌所应格外关注的吗？并且，这种“靶向性”，不也正浓缩着一个时代最新、最本质的呼吸吗？在此意义上，时代经验永远是常新和独特的，每一代青年人对生活的隐秘体验和理解角度永远是常新和独特的，我们也有理由充分地给予期待、关注和鼓励，让这些常新而独特的年轻人，去不断写活写好我们常新而独特的时代。时代新，诗亦新，人亦新。新时代中国诗歌的繁荣与发展，需要“时”“诗”“人”以一种相互成就、相互阐明的方式，把各自的那份“新”交融辉映在一起。

（来源：《诗刊》2022年第4期“诗学广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