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力斌相识也早，那是在2005年，在北京大学五院前面的草坪上，当时《北大研究生学志》组织了一个关于“诗歌中的声音”的小型讨论，记得参与者还有徐则臣等人。大家盘腿席地坐了一圈，是个下午，阳光温暖，打在每个人的脸上。当时大家是否自我介绍、谈论了什么具体内容、是否有会后聚餐，我已经全然不记得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大家还是用手机短信和邮件保持联系。但那一次我们就算是认识了，力斌长我一些年岁，举手投足之间给人老成持重、亲切熟稔的感觉，后来我们又因为各种事情——大部分可能是诗歌活动——见过很多次，印象深刻的有两次。

一是一次活动后，我们结伴去地铁站，不知道怎么就谈起了中国革命，他用热切峻急的语气向我讲述他对革命蕴含的正义和公平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出生的我们都找到了共同的价值诉求。另外一次一个小饭局，他带了两瓶“竹叶青”，我本不善饮酒，以前也没有见过这款带有一点药味的“酒”，不但不陪他喝，还故意“挖苦”这酒的种种毛病——其实都是临时编造的——力斌毫不在意，一边乐呵呵地说不该带这种大家喝不惯的酒，一边自己一个人把酒给喝了，然后笑呵呵地和大家告别并百般承诺下次一定带别的酒。熟悉了以后，也零碎知道了一些他的“艰难历程”：在山西读完本科，进了一家大型事业单位，工作稳定，家庭幸福。如果不是着了文学的魔怔，中产阶级的生活指日可待。但文学的执念如此之深，终究是考入了北大中文系，成为研究生班上“最老的学生”，然后是读博，就业，拖家带口在北京重新立足，个中的艰辛不一而言。力斌兄曾写过一篇极好的文章描述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我在北大的修炼》，有兴趣的读者诸君可以一读。力斌兄经常说“文学误我”，这四个字，有自嘲、反讽和戏谑，但更有坚持、乐观和赤子之心。

力斌爱诗、写诗，对诗歌的痴心不改。我常常和朋友开玩笑，30岁以前写诗都不算真正的诗人，除了那些天才诗人，很多人只是一种青春期的情感表达。但如果一个人30岁以后还需要写诗，还需要通过写诗才能找到生命的价值，这才是真正的诗人。力斌就是这样真正的诗人。他不但一直在写，而且不断地调适自己写作的坐标系，用更切合自己生命和经验的语言和形式来完成写作的进步。在这一坐标系的调整中，他遭遇到了杜甫。在一首写给杜甫的《夜读杜甫》中，力斌这么写道：

江山与他没有关系他只在皇城办过公

半夜三更睡不好觉还想着皇帝的事情

乱世以后才忆起老婆忆起孩子留恋家庭

国家的小吏往往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

与有些诗人从杜甫这里学习修辞和技艺不太一样，力斌向杜甫的靠近更多是一种心灵的领悟，他在杜甫的诗歌里读到了一种与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情绪和经验，这一经验，被指认为是一种超越时空距离的日常性经验：杜甫的日常经验和力斌的日常经验之间产生了对位。这一点，也正是诗歌之所以成为“可能性”叙事的本质所在，8世纪的“可能”在21世纪依然是一种“现实”。从最基本的生存经验出发，写那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艰难苦楚，这是老杜的道德和美学。我在力斌的诗歌中读到了这种东西，他有一首写给在外打工的弟弟的诗歌，真挚感人，这是社会之真和情感之真的结合，力斌尊重这种“真”，并不惜将自己的“小”展示出来，这是力斌诗歌有力的地方。对杜甫的热爱还促使他写了一本厚厚的杜甫诗歌研究著作，这是一本个性之作，并不符合一般学术著作的规制，但恰好是这种“不合规制”使得力斌真正走进了杜甫。

在生活中，力斌是随和的兄长和值得信任的友人，在学术和工作上，力斌是一个有立场、有原则的人，他出身劳工阶层，对普罗大众有一种血脉相亲的认同。即使读完了博士，变成了京城里的“文化人”并管理着重要的文学期刊，但是能感觉到他的赤子之心不变，这不仅从他朴素的衣着、谦逊的言辞和因为操劳而略微憔悴的面容上看出，更能从他热心的诗歌公益事业中看出。这两年，力斌做的很有价值的一个工作，就是和诗人安琪合作编选了好几年的《北漂诗篇》，按照力斌兄的说法，这是“国内第一部大型的北漂一族诗人诗选”，在我的目力所及范围之内，确实如此。这部诗选为那些无法进入到文学既有的生产机制，但同时又渴望表达和写作的诗人提供了一个园地，这是另外一个诗歌场域，这些人如果严格按照学院的定义甚至都不是诗人，他们的作品也离学院的标准很遥远，但这些诗歌是真实的人的生命和经验，是活生生的历史实在，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的语言和美学——这是劳动者之歌，也是诗歌的民众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力斌做了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但看得出来，力斌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而自满或者自傲——他肯定认为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工作，而在我看来，这普通的工作，却是诗歌真正的“道”。

这么说来，力斌首先是一个劳动者，然后才是一个诗人。或者说，如果连劳动者都做不好，怎么能做好一个诗人。说来也巧，正好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完成这篇关于力斌的简短文字，那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诗一样的句子：“劳动光荣！ 劳工神圣！”一起谨记之并践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