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首次为新诗发声至今，已经一个世纪有余。百余年来，中国现当代新诗在彷徨与奋进中发展至今，不断尝试与多元文化碰撞，试图开辟崭新的发展道路。关于中国新诗的百年变迁，实在有太多问题值得去探觅研究。

一个优秀的诗人必定非常看重自己与时代既契合又疏离的关系，所以艾略特才会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称诗是“有意义的感情的表现，这种感情只活在诗里，而不存在于诗人的经历中”。对所处时代之“意义”的焦虑，也使得很多诗人的诗歌立场时时偏离诗人所在的时代现场。诗人们要么刻意回溯到诗经时代的古典语境，要么沉浸在对技巧过度迷恋的巫术性的词语火焰里。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诗歌因其特殊的质地，与心灵、时代的相通程度最为紧密，故而又是最灵敏的测温计，紧随时代的步伐，感应时代的悲欢。对于当下的诗歌来说，“新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因为在新时代的空间里，正在发生着历史巨变，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在中华大地上谱写着壮丽的史诗。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近14亿中国人民的磅礴力量，正在这个空间里淋漓尽致地演绎发挥。如何讲述和书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诗歌尤其应当注视当下时间与空间的全新更替。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既为诗歌提供了新的主题、新的灵感，也必然对诗人个体造成新的冲击与挑战。如何在这巨大、斑斓而壮阔的时代洪流中看见自己、重新建立自我坐标，如何树立凸显人民性的价值取向，是诗人们应该深入思考和实践的重要问题。

当下部分诗歌作品的艺术水准较差，呈现出庸俗化、消费化、琐碎化、同质化的不良倾向，表达情感多流于表面，一如朋友圈里多是点赞之交，或如快餐手纸用过就扔。新的八股语言以及大量庸俗、暴力的网络用语泛滥，绯闻八卦、猜测臆想、撒娇斗嘴，都能写进诗里张扬，误把琐碎的个人意见当成公共常识。一些诗人过度强调“诗意”，却连最基础的捍卫语言纯净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每个诗人都需要凝聚审美品质，写出具有审美独特性的作品，强调人文精神的在场，就像保护和建设绿水青山一样呵护、净化我们的母语，让其回归典雅和道地，这一点至关重要。

良知的缺席、精神的休眠和惰性，也是应该警惕的。当代诗歌创作中存在一种个人化写作和部分追求闲适意味的倾向，这不仅使诗歌在思想维度上显得漂浮，也使得很多文本疏离底层，少了心怀天下的情怀。如果诗人们整天关注的是吃喝拉撒等琐碎事务，那么关于星空、关于人类自身、关于公正、关于精神、关于未来的东西就会缺席。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写诗仿佛变得轻而易举，写诗的“自由”被过度消费。人们对诗歌的接受方式和认知体系被改变，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民间话语纷呈万象，使诗歌具有了更多不确定性。也正因为这样，诗歌的价值得不到公众应有的肯定。当然诗人本身的原因也很重要，自我鼓吹与圈子化盛行，部分诗人过分膨胀、放任自流，使高洁傲岸的诗歌精神病变为低俗嚣张，诗意的绵延无尽变成直白杂陈，甚至连一些最浅显的诗性常识也被消解掏空，各种形式的诗歌活动比诗歌创作本身更加繁荣，这都在无意中伤害了诗歌自身的品质。诗歌本是语言艺术的精髓，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崭新的时代里思考“诗歌何为”，呵护其珍贵的品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诗人的使命是还乡，当我们的肉体不断被丰富和强大的物质招安，我们的心灵是否还能承受住无家可归的煎熬与折磨？诗歌写作的原动力就是追问世界，探询世界的隐秘和真相，就是在我们的内心与外部世界摩擦、矛盾、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去打开世界的切口。要对时代进行追问，仅仅练习修辞和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拥有对接历史、现实和想象的能力，并从日常中提炼出神性。这是区分熟谙回车键的诗歌技工和真正优秀的诗人的重要标志。优秀的诗人向来善于抵达属于人类整体命运的那部分，这也是他最高苍穹的边界，而非有限的、迟疑的、欠缺诚意的部分，也就是沉重而烦琐的肉体的部分。

在今天，“写什么”已经不是首要问题，关键是要看诗人能赋予自己的文本什么内核，也即“怎么写”，是以一种松垮的“葛优躺”的姿势来写，还是以直视生命与未来的严峻态度来写？诗歌的尊严来自其精神品格，我所理解的诗人的失败，绝不是没有足够数量的发表和出版、不是错过了某些奖项，而是放弃了审美和精神追求。当下人们的生活被密不透风的现代性所裹挟，但看看我们身边，社会文化矛盾、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依旧突出，环境污染还在，留守儿童还在，空巢老人还在……中国对现代性的建构还远未完成。作为诗人，又怎么能抛开这一切而只谈论自己？

曾看过一篇文章，以女诗人林子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爱情诗《给他》及其与《诗刊》编辑雷霆的通信为例，提到编作之间、诗人之间的书信是重返诗歌现场的重要切口。1980年代，诗歌在中国一度极为流行，大家通信时的措辞委婉雅致，与今天互联网上或草率或粗俗的攻击大不相同。今天的微信交流固然更便捷，但也呈现出更多碎片化的倾向。孔子云“诗可以群”，既指诗人之间“群居相切磋”，也包括诗歌对社会群体的感化与提升，诗歌之“群”对诗艺的提高乃至心灵的养成影响至深。今天大大小小的诗歌节，或可重建某种断裂或重温“从前慢”，今天的各种“危机”也未尝不是一种新鲜的挑战。

当下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诗人面对空前冗杂的信息与诱惑，最大的难题是选择太多，无所适从。很多写作者一直在求多求快，“五色令人目盲”，然而少也是一种力量。优秀的诗人一定是在权衡质与量时将“质”放在首要位置的人，优秀的作品也绝不是通过量产而得来，而是经过千锤百炼、去粗取精而成。我读伍尔夫的传记，说她经历了很长的写作训练期，写了大量作品却并不试图发表。“她身上存在一种自我克制。忍耐并不是人们谈论最多的文学美德，这不是一种谦卑的标志，而是高度警觉的自我尊重的标志。”作为写作者，我读到这句话时很感动。具有毫不妥协的高标准和慢慢接近标准的耐心，这才是写作的正确姿态。

生活、真理、诗，有时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字，诗人们不应该口称对生活真诚、对真理热爱，却在行动上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情。如此看来，是不是被叫作“诗人”并不重要，写作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看见与省察自我，除了对号入座的生活，应该还存在一个诗意的世界。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言，诗歌是“以不死的词语那燃烧的盐组成的”，诗人应视“盐分”为与碳水化合物同等重要的生命养料。

作为诗歌隧道中的凿光者，我们青年诗人应当自觉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当诗歌为自己带来一丝微光时，便也带来了“诗人的胜利”，诗人的胜利与诗歌的尊严永远不在互联网经济的巨浪中，不在朋友圈的碎片轶事里，不在阅读量动辄“10万+”的速朽鸡汤文中。对于生活，能做到“不矫饰、不怯场”已属难得，愿好诗能给予人们这样的品质和勇气。这就是我与诗的关系，我相信，永恒的星空与壮丽的自然，比起我们必朽的肉体与心灵，更能代表我们，也更应代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