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余秀华是近年起来的女诗人。我一直忙于研究历史文化，近年文学写的很少，诗歌写的更少。所以，对余秀华及诗关注的不多。对于她的争论，偶尔也只是看上几眼，有说她是有天赋的诗人，也有负面评价的，不一而同。

这两天，我找出余秀华的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随手翻了几首，感觉仅读过高中的脑瘫诗人，其实诗写得挺好的，挺耐人寻味的。如《点种》：

它跳了一下，落在窝外了

红得如一句没有说完的诺言

天那么蓝

老天，你在种我的时候

是不是也漫不经心

这是她写和父亲一块儿种花生，结尾自然地写到了种自己，自己是个脑瘫的人，是不是也被“漫不经心”种的呢？而说一粒花生“红得如一句没有说完的诺言”，想象奇特。

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有过身心俱裂的许多夜晚

但是我从未放逐过自己

这是《给你》诗中两句，语言干净利落，很有诗意。也表明虽然她是个走路摇摇晃晃的脑瘫之人，但也有正常人的欲望，也从没有自暴自弃地放逐自己，而是有着自己的人生梦想与追求。

作为一个残疾的乡下人，走路离拉歪斜，说话口齿不清，外带流着口水，就是下地干活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么干的利生，甚至可能只干些力所能及的轻生活儿。所以，这一切就决定了余秀华的人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么圆满完美，被丈夫瞧不起，遭世人冷眼，就是离婚而再婚后又遭到家暴等等。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她以一颗敏感而丰富的诗心，把一切寄托于诗，使她在生活中做不到的、追求不得的，尽在诗中去想去做去追求。就像生活中得不到真正的爱情，便在诗中写《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或者给一个人写诗，又给另一个人写诗，表达心底的爱慕。也仅此而已，不会得到爱的回应。她应该是明白这些的，所以也就不会奢侈地希望这些，自然也就不会有希望后的失望。只要抒发了自己的情怀，也就够了。

而这么写，大概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就是一些网民对她有些非议，她也敢直接开口回怼，不留余地。作为一个残疾的女人，敢爱敢恨，且在诗里尽情地表达，这需要多大的胆量与勇气！应该说，余秀华虽脑瘫，却只是瘫了她外在的身躯，内在的智商、思维等并未瘫。所以，当她生活之外，才能够全身心地寄情于诗，从而成就了余秀华的天赋。

有人说，余秀华诗的内容比较狭窄，也正是由于她这多年就生活在家乡这个碗大的地方，，日出日落，日复日，年复年，就是干活、吃饭、结婚、带孩子这些琐琐碎碎、枯燥乏味的事，一天天打发着她压抑的人生。因此，我们不能站在常人的角度，来过多地苛求她。如《我爱你》诗中所写：

巴巴地在世，天天吊水，煮饭，定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刻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

这些美妙的事物好像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尽管这样，她还是有自己美好的愿望与追求，尤其还有诗。就像《我们爱过又忘记》“代后记”所写：

于是想到诗歌的功效。

许多人说我的诗歌是个人抒情，不关心国家社会。亲爱的，关心是要实际付出的，我们不能在一个高大上的话题上粉饰自己。比如灾难，诗歌有什么用？比如腐败，诗歌有什么用？

诗歌一无是处啊。

但是，诗歌通向灵魂。灵魂只能被自己了解，诗歌不写自己能写谁？

说到底，写作就是写生活，而视野的开阔与否，是直接与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的。李白上可接触到皇帝，一旦得不到重用，实现不了兼济天下的报复，便“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当兴致勃勃地游历天下，便张口吐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诗句，这吞天吐地的气势非诗仙不能写出。杜甫在“安史之乱”的动乱奔波中，才写出“三吏”“三别”，才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朽诗篇。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余秀华也难以例外，但她能够以诗的形式，把自己的生活很诗意地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极其真切。

我觉得这就谈到了写作需要注意的一些重要问题，一是文学的“真善美”的真，如何把自己的作品写真，真的感人，真的甚至令人颤栗。写到这地步不容易，余秀华的诗是毫无遮掩地写出了自己的灵魂，写出了自己的本真。当然，这种本真不是说生活中什么都可以写，不是什么生活写来都是诗。余秀华写爱情，但不会去写家庭的琐事，比如男人怎么骂他，或者再婚的男人如何家暴她。这些她不写，因为这些不是诗。诗从生活中来，但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诗。所以，这个“真”是一种艺术的真，而非自然生活的真，这是有区别的。

二是与“真”相伴而生的，就是来表现这种真，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是一定要放得开的。不仅笔下要放得开，更重要的是思想、思维方式要放得开。写作中，拘谨、拘束不行，那样是一定写不出好作品的。比如余秀华写《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定是经过千思万想，才这么表达出内心的真切感受。她似乎没有顾忌，如果没有敢于去揭自己疤痕甚至丑陋的勇气，一定是下不了笔的，也一定是写不出来的。

三是不去习惯地逢迎、迎合，踏踏实实就写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写自己的生活。我始终认为，如果一味地逢迎，一味地迎合，是写不出更好的东西的。当然，有些必要的社会活动，文学也是需要做的。但根本上，文学是需要焕发内心的创作动力的，是我要写，我想写，且努力按着文学的规律写好。这才是创作，写出的才是“这一个”。

余秀华应该就是她想写，她要写，所以她的诗才有她自己的面貌、特点与风格。

说到底，文学写作应该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一种事业的坚守，是需要持之以恒地一生来努力做的。而在长期的坚持与坚守中，一定要耐得住干扰与寂寞。文学写作不是一时之事，更不是逞一时之能，显一时之齐儿，就可以轻易做好的。文学不是头上的花环，胸前的饰物，更不是一个人张扬的标签，推介的名片，这些与真正的写作无关。而写作一旦搁笔，日后想再拾起来就难了。没有一个大作家，不是活到老写到老的。巴金是这样，浩然是这样，王蒙快九十岁了，还笔耕不辍呢。而余秀华以后能走多久，走多远，走到什么地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对于每一位作者而言，都希望写作成功。而写到一定程度遇到的障碍，我想莫过于如何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有时候不一定是语言，也不一定是技巧，很大程度是人格的力量，包括思想境界、思维方式等等。通过余秀华的写作，我们如果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是如何放开胆子，放开手脚，突破自己作的茧，也就是打开自己，写出真正属于自己更属于社会的文学作品。所以，这种人格力量、这种思想境界、这种思维方式的突破与转变，就至关重要了。记得当初王蒙曾对我说，我看你可以写小说，有写小说的才华。我那时在写散文，随口问怎样才能写好小说呢？王蒙说，你使劲想就行。现在想来，这“使劲想”应该包括放开胆子，打开自己吧。

至于余秀华，一个脑瘫之人在文学的路上，歪歪扭扭地孤独地走着，走出了影响，走出了掌声，也走出了鲜花。可她在掌声和鲜花下，还是较为清醒的。在《我们爱过又忘记》“代后记”写道：

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有人喜欢把自己看成导演，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野心。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哭笑尽兴。该活着的时候活着，该死的时候去死，没有顾忌。只是现在，命运的错位里，聚光灯打在了我身上，我能如何？我本来就是这个角色，本真即为表演。

一直有人问：你现在成名了,生活有什么改变？天，让我怎么回答？生活是什么，是一个接一个的细节。我参加的那些活动、节目怎么能叫生活？我虽然不会对这美意警惕，但是的确无理由欣喜若狂。我爱这浪漫，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我心孤独，一如从前。

其实，这篇代后记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既然余秀华能写出这么多优美的诗歌，那么这样的散文我想应该也是写得出来的。

2022年7月19日草，20日改，21日晨再改于善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