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诗究竟应该怎样切中现实，才能更好地表达反讽主义者和反讽时代的关系，是自有这个文体以来不断得到讨论的老话题。理论家们把新诗切中现实的能力，颇为时髦地谓之为及物性（transitivity）；并敦请新诗充分发挥这种性能以自重。否则，它将等同于无力回应外界的那喀索斯，那个自恋的幽闭者。^【1】但问题的核心，也许并不在于新诗是否已经拥有及物性，或是否应该拥有及物性；到底何为现实，究竟现实为何，才配称核心问题，因为现实并非自明之物，也不拥有不证自明的品格和德性。不同的文体，意味着观察世界的不同角度，进而意味着被切入的现实各不相同。^【2】现实是多维度的、多重的、多层次的。作为与反讽主义者气味相投的独有文体，新诗只得从孤独的自我出发，从它原本不确定的命运启程，观察这个遍地垃圾的世界，这沟绝望的死水，并诉诸经验的精确性，而不仅仅是或浓稠或寡淡的情感。在现代汉语诗的只眼中，反讽时代几乎处处都是异象——

由于你的存在，对我而言，

世界不过是一种温习。重新开始，

或是，重新迷惑于自我。

会飞的自我确实是一次很好的演习。

……

就仿佛站起来的世界有赖于

你能用单腿独立在优美的睡眠中。

……

世界有极限，才会有你

尖锐地对立在人类的麻木中。

（臧棣：《仙鹤丛书》，2010年）

从逻辑的角度看，原本有无数种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宛若历史有无数种可能性（历史因此必须要容得下“假如”一词）；^【3】所有的可能世界在化为现实世界的当口，都理应童叟无欺，机会均等。为何偏偏只有一种可能世界变作了现实世界？这个幸运者到底何德何能，竟然一至于此？这等神秘之事无从解释。同理，原本有无数种可能仙鹤（“可能仙鹤”在构词法上模仿了“可能世界”），但现实世界中的仙鹤唯有一种：它“能用单腿独立在优美的睡眠中”。这等神秘之事也无从解释。仅仅是因为“世界有极限”，才会有仙鹤“尖锐地对立在人类的麻木中”吗？那唯一的仙鹤，当真是为了让“世界不过是一种温习”这么简单并且乏味？很容易看出来：诗人和现代汉语诗对此所做的联合报道，不可能是事情的真相；能够“站起来”的“世界”，也并非“有赖于”仙鹤“能用单腿独立在优美的睡眠中”。事情的唯一真相是：像仙鹤一样，这个被唤作现实世界的苍茫时空，这个满是垃圾、历史迷雾、死水和反讽主体的反讽时代，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无从解释的神秘性；和仙鹤一样，这个世界之所以只能有这番颜值、此等腰身和该种德行，只可能一决于神秘莫测的天意，直接与命中注定比邻而居。这就是现实（或世界）的神秘性；因为世界（或现实）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那样的方式存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维特根斯坦因之而有睿智之言：“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 ^【4】即使是看上去无所不能的上帝，也会受制于某种神秘的力量，以至于不得不创世，不得不发动大洪水，这跟凡人们必将遭遇贝多芬（Ludwig Beethoven）所谓的“不得不”^【5】并无二致；发动大洪水和创世，乃上帝命中注定要完成的任务，或者必尽的义务，何况祂还只能创造某种特定样貌的世界、某种特殊款式的大洪水。全方位并不是上帝的同义词；这种性状的上帝，并不拥有其崇拜者或信徒赞美的那种能力：“你改变工程，但不更动计划。”^【6】那仅仅是因为原本只存在唯一一种计划，充满了不由分说的宿命色彩；上帝能“改变工程”，却对“更动计划”一事无能为力——它必将受制于它的造物主身份。因此，上帝及其创造的世界（或曰现实）一样，也必须认领它命中注定的神秘性。

和拥有自我的新诗不同，现实（或曰世界）从来不曾有过独立的自我，它的神秘性是被决定的、被给定的；现实并非理性真理或必然知识宣称的那样，已经被彻底祛魅。新诗因其个性鲜明的自我，既不屑于充当诗人“言”自家之“志”的道具、“抒”自家之“情”的器物，又不可能像干瘦、乏味的新闻报道那般，仅仅从现实的表层叙述现实，还号称它叙述的现实真实不二。新闻报道总是乐于自欺欺人地认为，它以真实为第一要务，却没有弄清楚：表面上的真实顶多是二级真实或次生真实；最原始的真实只能是现实的神秘性，或者被神秘性包裹起来的那个看起来真实不二的现实，因为它何以如此的原因不可能得到任何合理、有效的解释，唯有归诸命运和天意。但现实的神秘性被各种文体严重忽略，确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故事；喧嚣一时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7】、无边的现实主义论^【8】、新写实论^【9】，莫不一致认定：现实是唯一的，诸种文体只须瞻仰和描摹其尊容，就大体完事。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观点（它在汉语思想界早已耳熟能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毛泽东则将这种性状的现实认作文艺的源头，体验生活一度成为各种文体必办的手续，必入的洞房。但一首轻描淡写的《仙鹤丛书》有分教：新诗迫切需要切中的，不仅是理论家们心目中唯一的现实（亦即新闻性的现实），更是现实从娘胎处自带的神秘性；^【10】作为文体的新诗要想和作为文体的新闻报道区分开来，以获取唯有新诗才配拥有的观察角度，就必须首先关注世界的神秘性；^【11】放弃新闻性的现实，将之作为衣食父母预留给其他文体，转而关注现实的神秘性，这是新诗为自己认领的重大任务以及现代性。

1994年，臧棣有一首短诗如是说：“世界的秘密取决于诗，/这样的想法也许有点早。”（臧棣：《初夏》）这是新诗和诗人对“世界的秘密”与“诗”的关系做出的联合申明、联合鉴定；这个鉴定和申明实在当得起“正误参半”的谥号。仅仅是不加分辨地说“世界的秘密”，的确有些突兀，甚至唐突，还有些抽象难解；把现实的神秘性合乎逻辑地认作“世界的秘密”，就显得既具体，也得体，还将真相大白于天下。现实的神秘性（亦即“世界的秘密”）不会取决于诗（至少不会首先取决于诗），它是新诗必须切中的对象，否则，新诗就失去了它的文体合法性——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当真能够自绝于现实；而“这样的想法”不是“也许有点早”，恰恰是来得太迟了。《初夏》小心翼翼地使用“也许”一词，表达了新诗和诗人摇摆不定的犹豫心理；而之所以犹豫，原因正隐藏于臧棣的另一首小诗之中。这首诙谐的诗篇却故意忍住了诙谐，乐于如是发言：“当别人说我们蜻蜓点水时，/他们的意思刚好相反。/而且更难堪的是，即使插上翅膀，/飞临蜻蜓点过水的湖面，/我们也干不出来那么美观的事情。”（臧棣：《点水》，1996年）从元诗的层面上看，“我们”意指处于合作状态之中的新诗和诗人，“他们”（亦即“别人”）可以被视作正在观看“我们”作诗，并且期待着“我们”出洋相的那些人。“他们”不理解现代汉语诗为何物，更不懂得新诗拥有一个始而孤独继而幸福的自我。^【12】因此，在“他们”的指责中，“我们”作诗，不过是蜻蜓点水于庞大的现实，毫无力量，也近乎无聊。事情的真相是：相对于现实的神秘性（亦即“世界的秘密”），“我们”和“我们”作出的诗“也许”连蜻蜓点水的境界都难以达到；因为和现实的表面相比，现实的神秘性更难以被把握、被捕捉。对于新诗来说，现实的神秘性拥有必须被把捉，却难以被把捉的二象性（duality）；正是这种复杂难缠的局面，迫使《初夏》用了“也许”一词以示郑重，也以示慎重。^【13】

臧棣另有一首短诗如是放言：

我用芹菜做了

一把琴，它也许是世界上

最瘦的琴。看上去同样很新鲜。

碧绿的琴弦，镇静如

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

但并不缺少线索。

弹奏它时，我确信

你有一双手，不仅我没见过，

死神也没见过。

（臧棣：《芹菜的琴丛书》，2013年）

芹菜可以被做成一把“最瘦的琴”；弹奏这把琴的那双手，甚至连“死神也没见过”。这就是被诗人和新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力切中的神秘性，它为充满迷雾的现实（或曰反讽时代）所独有。但对于新诗这种性嗜神秘性的特殊文体而言，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西渡认为，和言志、缘情的古诗不同，新诗乃是创造一个新世界，^【14】赵汀阳将这个世界直接称作可能世界。^【15】但似乎更应该说成：新诗始以切中世界的神秘性实现了自我，继而创造了一个以神秘性为内容的新时空，^【16】这个环环相扣以成诗（亦即新时空）的过程不仅意味着幸福，还等值于幸福。那把以芹菜为原料制作的琴，以及那双连死神都无缘瞻仰的手，是诗人伙同新诗的自我制作出来的；与此同时，不仅被制造出来的结果具有神秘性（这结果由那个唯一幸运的可能性化约而来），制作过程也富有神秘性（为何一定要这样而不那样制作，只能归之于天意）。作为一个特定的事件，新诗及其制作者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那样的方式——切中现实的神秘性，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性，却为“世界的秘密”始料不及。新诗的自我在其初始时刻，就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为了理解自我，就需要理解世界；反之，你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自我。这不是一句空话，不只是一个辩证法，它是实实在在在理解中发生的。”^【17】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值得注意的循环；这个循环为痴迷于神秘性的新诗所独有：现实的神秘性和作诗的神秘性互为母子关系，他（它）们必须相互造就，彼此催生。但这恰好是新诗切中现实的神秘性的一般方式：新诗的长相不仅取决于“世界的秘密”，也取决于新诗催生神秘性的这个神秘的过程。它带来的结局之一是：“世界的秘密”不会在一开始“取决于诗”，但最终要“取决于诗”，以至于诗人和新诗即使“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也因“并不缺少线索”得以绝处逢生。

新诗在其初始时刻获取的自我是孤独的，所以它渴望合作；同时也是自我怀疑的，所以它必须反思自我以获取踏实的存在感。自我的孤独境地有望通过合作进入幸福状态；自我的怀疑状态则有望通过反思自我，使新诗恒久地处于元诗的境地。张枣有言：“在绝对的情况下，写者将对世界形形色色的主题的处理等同于对诗本身的处理。”^【18】这种性状的元诗意味着：新诗总是与神秘性，那“形形色色的主题”相纠缠；新诗唯有虽艰苦但准确地切中现实的神秘性，才能获取它的文体合法性，以取悦于新诗自身的伦理而达至幸福的境地；新诗在元诗的层面处理它和神秘性的关系，亦即作诗的神秘性与现实的神秘性彼此催生、相互造就。这个过程虽曰艰难，却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臧棣暗示了一个重要并且深刻的诗学问题：作诗的神秘性既催生了现实的神秘性，也成就了诗篇的神秘性；唯有充满神秘性的诗篇（或诗篇的神秘性），才称得上满足了新诗的自我，遵从了新诗自身的伦理。新诗的自我本能地要求诗人和它一道，走向对神秘性的表达。新诗很自信地认为，唯有它自己，才能和现实的神秘性互为镜像；它自身的幸福必须通过互为镜像来完成。这就是新诗为自己认领的伦理：新诗必须切中现实的神秘性以实现自我而达至幸福的境地；新诗因之而等同于幸福。对于这个问题，臧棣与同他合作的现代汉语诗一样，显得非常自信：“只要这世上还有一种警觉/由神秘的饥饿来决定，/它就敢肯定，我身上拥有/你无法抗拒的东西。”（臧棣：《火中的栗子》，1995年）而自有新诗以来，洞悉和践行这个诗学道理的实属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新诗的制作者至今仍自外于新诗的现代性，甚至无缘得知新诗自身的伦理。更为可悲的是：“人们不会注意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的缺席。”^【19】处于昏睡之中的人不可能被唤醒。西渡目光如炬，早在1997年，30岁的他，就非常幸运地称赞时年33岁的臧棣为源头性诗人。

信哉斯论。

诚哉斯言。

——文章选自敬文东的《自我诗学》

【1】参阅罗振亚：《21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参阅罗振亚：《21世纪“及物”诗歌的突破与局限》，《诗歌月刊》2019年第2期。

【2】参阅敬文东：《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小说》，《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22日）中，就为1644年的明王朝的幸运设想了很多种可能性，虽遭非议，但这也许恰好是史学家兼诗人的郭沫若的高明之处。

【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前揭，第96页。

【5】参阅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5页。

【6】圣奥古斯丁（S.Aureli Augustini）：《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页。

【7】参阅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8】参阅加洛蒂（Roger Garaudy）：《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8—100页。

【9】参阅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10】钟鸣之所以认为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一诗“未辱白话文学的革命”，就在于这首诗触及了现实的神秘性，而不是切中了新闻报道眼中的那种表面上的现实（参阅钟鸣：《新版弁言·枯鱼过河》，钟鸣：《畜界·人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11】其实，还有另一种思路可以支持此处的结论。以中国为例。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可谓波澜壮阔，以至于让“魔幻现实”这个词羞愧难当；魔幻现实刚好是新闻报道大展身手的好时机，却不一定是诗的好时机，至少新诗在表达这些魔幻现实时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比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无数诗人书写了无数诗作。为什么没有哪怕一首诗传之久远？就是因为诗人们聚焦于表面的现实，不懂得新诗的自我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参阅谢有顺：《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但诗如果把触角伸向新闻报道不感兴趣的神秘性，也许就能找到唯有诗才能表达的角度。事实上，小说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参阅敬文东：《何为小说？小说何为？》，《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12】新诗自一出现，就被广泛质疑，至今未休。梅光迪就曾致信胡适：“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还告诫胡适：“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转引自吴奔星等编：《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08页）甚至连浸淫新诗数十年且大有成就的郑敏女士晚年都嘲笑新诗为笑话（参阅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凡此等等值得深思。这也是臧棣必须直面的问题。

【13】臧棣认为，“19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臧棣：《90年代诗歌：从情感转向意识》，《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初夏》和《点水》就写于1990年代。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确实既有“历史的个人化”，也有“语言的欢乐”，但整个并不影响此处的立论。理由很简单，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

【14】西渡：《散文诗的性质与可能》，《诗刊》2020年第3期。

【15】参阅赵汀阳：《二十二个方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0—262页。

【16】说古代汉语的中国人面对的现实当然也充满了神秘性，但古诗对古人而言，只是言志抒情的工具，表达的是个人情志方面的东西，无须触及神秘性而能自立；宋儒（比如二程、朱熹）的说理诗正因为意在说理，就更无须触及神秘性。对这个问题臧棣有很深入的思考（参阅臧棣：《诗道鳟燕》，臧棣：《骑手和豆浆》，前揭，第356—366页）。

【17】陈嘉映：《如何好好度过这一生，就是哲学》，《新京报》2019年6月29日。

【18】张枣:《当天上掉下来一个锁匠：北岛〈开锁〉序》，北岛:《开锁：北岛一九九六 —— 一九九八》，九歌出版社，1999年，第11页。顺便说一句，正因为新诗恒久地处于元诗状态，本文此前如此这般解析《初夏》和《点水》就不存在牵强附会之处。

【19】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45页。

【20】参阅西渡：《凝聚的火焰——90年代校园诗歌透视》，《山花》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