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旧体诗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创作成果，曾达到诗歌艺术的顶峰，此乃国人的共识。然而，如何看待新文学兴起之后由现代人创作的旧体诗词，近几十年在学界却是众说纷纭，以至在旧体诗词应不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方面，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1980年作家姚雪垠就提出一种“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即把“五四”以来的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编写之中。但现代文学史学者唐弢则认为我们这些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不应该走回头路去提倡写旧体诗，现代文学史不应该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为一个部分来讲。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旧体诗词值不值得提倡，应不应该入史，在现代文学史研究界仍然争论不休。李怡、吴晓东、钱理群、黄修己、马大勇等人主张将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统一考察，现代旧体诗应入文学史，但王富仁、王泽龙等学者仍然坚持唐弢先生的看法，主张维护现代文学的“现代”纯洁性。

延续传统文学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成果，在新文学时代应不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一些学者以自己的行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由李遇春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中期成果《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已经由人民出版社推出。该书通过对现代旧体诗词的全面搜集与整理以赋予其文学史形态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述史制度，即现代文学史不再是“现代文学之史”，也是“现代之文学史”，此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之外，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增加旧体诗这个文类。

《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体量巨大，体例周全，体系严密。该书以编年形式，叙录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基本发展状况。所叙录的史实，时间上以中华民国肇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断，计38年；空间上以中国内地为主体，兼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史实，还将域外诗词纳入其中，可谓东洋、南洋、西洋之诗词史料，尽行收编。是故全书多达20卷，字数逾千万，真乃名副其实的鸿篇巨制。体例上以征引文献为主，辅以客观陈述，叙录则事以时序、时以类次，依次胪列的内容有与旧体诗词相关之各类大事、旧体诗词群体性活动、旧体诗词报刊或刊载旧体诗词之报刊、旧体诗词作者生卒与行止、旧体诗词创作与评论之结集、旧体诗词作品与评论之发表与创作等等，时代背景、文学活动、传播媒介与创作成果统摄无遗。编者尝自谓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预设一立体编年叙述框架，其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时空经纬纵横交织，但以时间之维为叙述外层，以空间之维为叙述中层，进而又以媒介之维为叙述内层，藉媒介而嵌入史料，类似于将血肉充实于时空体中，由此形成现代诗词三维立体编年叙事新模型。”成书后，这一设计完全变成了现实。

这部以编年体的形式开创现代诗词整理与研究之新时代的学术成果，不仅以它完成的难度令学界同仁所惊叹，也以它体现出来的编著者宏阔的学术视野、执着的志业情怀和扎实的研究功底赢得称许。作为一种文学存在的旧体诗受到“现代”这一学科体制的压抑，无法进入现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百年来国人一直处在“现代”的焦虑之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因而以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新文学的现代性质为使命，对为新文学所对抗的旧文学形式十分敏感，唯恐沾上复古的嫌疑。还有一个原因是分科治学造成现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难以以涉猎旧体诗为正业，多数人也欠缺研治旧体诗的能力。《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的主编李遇春则是个例外。他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上早就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可谓年少成名。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对新文学个别作家作品的价值评判，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关注文学史的总体建设，正因此，在经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学术推进的学术环境里，他获得了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得以把握到文学史更新的大势，意识到文学史家的当下使命。他这样描述他对现代文学历史变迁的察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凡历三变：一变曰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左右对立，打破既有之左翼文学主潮述史成规，而还原超越左右立场之文学史本来面目。此即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发轫之由来。再变曰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雅俗对立，打破既有之精英文学主潮述史成规，遂还原超越雅俗立场之文学史本来面目。九十年代通俗文学研究与创作之兴盛可为嚆矢。三变曰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新旧对立，打破既有之新体文学主潮述史成规，以还原超越新旧立场之文学史本来面目。此乃新世纪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及创作之大势。

足见他为现代旧体诗争取文学史地位，是基于一种自觉的文学史建设意识，认清了时代赋予的学术使命，他才有意“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新旧分界线”。在他看来，“新与旧犹如鱼与熊掌可得兼”，说明他的学术追求是超前的，而学术态度则是稳健的，取中道而非偏至。

然而，要完成重建文学史秩序这一重任，仅有理想与志向是不够的。旧体诗的生产方式不同于新诗，无论是写作目的还是传播方式，都更加圈子化，更有私人性。编年史需要一手材料，要将散见于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里的浩繁的旧体诗及其与创作相关的材料最大限度地发掘、搜罗到一起，该要付出何等艰辛的劳动！当然还要有相应的研究能力。而李遇春恰恰是承担这一学史大工程的合适人选。李遇春雅好旧体诗词，为使现代旧体诗最大限度地以史的形态进入阅读和研究者的视野，他以不衰减的兴趣和惊人的毅力，“斥巨资，求诗集，搜孤本，觅珍版，南驰北骤，不遗余力。辟室藏书数万册，焚膏继晷十五载”（王兆鹏语），“所得旧体诗词，盈箱累箧，汗牛充栋”（於可训语）。当代中国，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全面地掌握了现代旧体诗的原始材料，对旧体诗的创作与发展情况有如此清楚的了解。尽可能完备的材料，是撰写编年史的坚实基础，但从研究材料到史述形态，还要经过文学史研究能力加以转换。李遇春正具备了编年史研究的丰富经验与较强的能力。他的学术训练完成于丰厚的文学编年史生产的学术土壤。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编年通史，就出自他读硕读博的武汉大学。该通史由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其断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则由李遇春的导师於可训教授主编，遇春作为当代卷的第二主编，全程参与了这部编年史的研究与编写，积累了经验，掌握了方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萌发了将旧体诗纳入现代文学史的想法，并开始收集材料。遇春撰述旧体诗编年史夙愿得偿，良有以也。

中国现代旧体诗编年史这一大工程的设计、启动与完成，主编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力量强劲的学术团队勠力同心、共同奋斗的结果。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由施以对、黄坤尧、黄仁生、沈卫威、钟振振、孙述学等几位高水平的学者担任子课题的负责人，保证了资料搜集的覆盖面和研究写作的学术水准。整个学术团队，抱着化解中国现代文学新旧体制之对立、还原现代文学的历史真相、重造现代中国文学生态、实现文学的古今融合、复兴中华诗词传统的学术目标，搜罗全国报刊杂志、诗词结集、社团活动、人物行止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教育、文学事件及新旧文化、新旧文学思潮论争，寻找诸因素之间的联系，考察现代诗词与传统文学的联系，辨析结合时代生活而吟唱产生的创新与变革，终于共同完成了卷帙浩繁的文献态的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北大教授周兴陆有言：“旧体诗词遵循并发挥了汉语汉字的特点，是华夏民族审美意识的艺术传达，塑造了中华儿女的审美心灵和艺术精神。”《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无疑弘扬了中华文学优秀的诗词传统，在推进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