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乡愁》

　　余光中的这首《乡愁》深受人们喜爱，堪称当代乡愁诗中的经典之作。
　　首先，《乡愁》一诗，之所以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喜爱，关键在于此诗的诗意诗境暗合了人们尤其是中国传统伦常文化的精神与情感。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人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伦常”。“伦常”就是传统文化中“五伦”与“五常”。所谓“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与朋友，“五伦”的标准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五伦”化生而出，且作为调整“五伦”关系准则的“仁”“义”“礼”“智”“信”就是“五常”。在中国古人那里，“五伦”“五常”，乃至“五行”之间均有一一的对应关系：父子—仁—木，君臣—义—金，夫妇—智—水，兄弟—礼—火，朋友—信—土。故而，“伦”“常”之间在古人那里自然也就具备了“相生相克”的关系，富有思辨性与人情味。而且这种“伦常”文化发端于古老《周易》，《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由是观之，中华传统伦常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堪称悠久而又厚重。

　　传统伦常文化是产生中国古代礼乐典章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情感特质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承继与发展。在人伦情感层面上，“五伦”“五常”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个体关系的亲、敬、友、爱;从道德伦理角度观之，“五伦”“五常”展示的是忠、孝、信、义这种调整人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治世文化精神。这种情感特质与文化精神，有如自然界主宰物种特性的遗传基因一般，在往古来今、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子孙中代代相传，永续不绝!

　　毋庸置疑，“孝亲”“恋家”“思乡”“爱国”是国人心中和脑海里挥之不去、弥久愈坚的情愫与文化精神，而且极易触发情感上的共鸣和文化上的认同，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这种情愫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更广泛流布于古今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最近，我国正处在新冠肺炎防控的关键时刻，一条片名《飞向中国》的小视频，拍摄记录了中国南航一架从澳大利亚墨尔本返回广州的飞机上，没有回国的旅客，澳大利亚华人把各自购来的医疗防控物资摆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无偿捐给深处灾难中的祖国和与病魔作殊死抗争的同胞。此情此景，此时此刻，不由得人们不为此哽咽与泪目，这种无以言表的伟大的爱国、爱乡、爱同胞之情，不正是对传统文化情愫与文化精神的最好诠释与最生动的承继和弘扬么!就文学艺术作品而言，随手翻开古典诗词，思乡思亲之作比比皆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刘长卿)、“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孟浩然)、“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宋之问)、“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刘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明月有情应识我，年年相见在他乡”(袁枚)……今人艾青更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余光中作为老一辈学人和文学家，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自然也深谙此理。他的《乡愁》诗中通过对“母亲”的思念与怀念，对“新娘”的眷恋，以及对祖国统一的期盼，正是对中国传统伦常文化精神与情感的诠释，尤其是诗人把这种富具传统文化精神的情感，置于悠远而阔大的时空里，在耐人寻味中直达心灵最柔软最敏感之处，让人难以忘怀!

　　其次，《乡愁》一诗，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共鸣与认同，还在于此诗契合了中国传统伦常文化的思理逻辑，升华了伦常文化的精神与情感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治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情趣与文化精神价值的确立。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体现了儒家“仁孝”思想与情感的基本思理逻辑与特质。儒家之“仁孝”思理过程，在于将狭义的“孝亲”推及到尊敬尊长之“悌”，由事亲推及事君，最后推及到“爱众”，由个体到群体，由家庭到社会，由伦理到政治层层上升，从而使“仁孝”思想与情感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

　　诗人余光中创作《乡愁》，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文化精神与个人情感的积淀，也反映了儒家这一伦常文化的特点，我们不妨从他出版诗集中管窥一斑。1950年22岁的余光中在他的《中秋夜》诗中写道：“秋月爬上矮矮的围墙/向着天井里张望/堂上有个老太太……台湾的月饼哪比你做的香/台湾的月色比家里的凄凉……娘呀你在何方/谁能将儿这块月饼/丢过面前的海洋。”表达的是对母亲思念。1954年10月17日的《初别》寄托了他对妻子的眷恋：“一颗晚星忍泣在西方/湿湿的含着晶亮的泪光/这别后第一个宁静的黄昏/我怎能/怎能遗忘……我怎能遗忘昨晚的时刻/你的叮咛绕在我耳旁/等明日第一颗晚星出现/让我们相互/相互地怀想。”第二年(1955年)的6月25日，余光中更是以《邮票》为题，表达了对故国、故乡、亲人和朋友的无限思念与惆怅：“一张娇小的绿色的魔毡/你能日飞千里/你的乘客是沉重的恋爱/宽厚的友谊……何时能回到天方的故国/重归你魔师的手里/而朋友和情人也不再分离/永远相聚在一起。”1964年5月31日，诗人十多年难以排解的思乡、思亲之情，伴随着他那颗滚烫而又充盈着惆怅的心，统统被揉进了《月光光》中：“月光光/月是冰过的砒霜/月如砒/月如霜/落在谁的伤口上/恐月症和恋月狂……我也忙了一整夜/把月光/掬在掌/注在瓶/分析化学的成分/分析回忆/分析悲伤/恐月症和恋月狂/月光光。”由是观之，经过22年的沉思和沉淀之后，1972年1月21日，诗人余光中胸中积淀的情感终于如火山般喷发了——他串珠成链，发而为诗，于是这首包含思亲、思乡、思国之情，且诗意诗境层层递进的伟大诗篇——《乡愁》就此诞生!可以说，这首诗的成诗过程无疑为读者阅读和接受此诗，以至于产生情感共鸣作了文化心理上的铺垫。

　　最后，《乡愁》一诗，之所以成为当代乡愁诗中的经典，在于余光中在其诗作中，以艺术的方式体悟和宣泄了与中华传统伦常文化相关的、相对恒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情感。

　　所谓经典，其所蕴含的核心价值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改变，且对人们具有相对恒常恒定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其本质而言，经典既是价值认同的一种方式，也是民族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和标志，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成为凝聚民族、肯定民族身份的一种知识资源。人们通过经典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为一个人找到赖以生存的群体抚慰和个体归宿。

　　记得2002年8月，中国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应邀来湘西州团结报社讲座时说：“作家必须熟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一个连本民族传统文化都不知晓的作家是不合格的，他的作品不可能得以流传，更不可能成为经典。”余光中先生学贯中西，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余光中并不承认文学“进化论”和“退化论”，他在《楚歌四面谈文学》一文中说：“同为大艺术家，以技巧，以表现方式见长的作者，往往吸引许多追随的时人和后人，而形成派别。例如李白和杜甫，同为盛唐诗宗，但杜甫可学，而李白不可学，因为杜甫似乎更‘技巧化’。可是学杜甫的人，往往只能学他的技巧，没有他那种先忧后乐的胸襟，怎么攀登他的境界呢?”在谈到文学艺术审美时，他认为：“在艺术世界里，‘美的’便是‘道德的’，而‘不美的’便是‘不道德的’”(《儒家鸵鸟的钱穆》)。关于文学素材的处理与意境意象的构建，余光中先生更有见地：“问题是‘事’字如何解释，如果那只是指‘时事’‘事件’‘国计民生’而言，就未免太浅近了一点，如果把它解释为‘人间事’‘值得关心的事’‘永恒普遍的事’，那就更有弹性，成为广义，当可为各家各派诗人所接受”(《从天真到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由此而知，余光中之《乡愁》是在其文学创作思想指导下追求与传统人性美这一普遍而又相对恒定恒常文化价值的结晶，其文学艺术价值为人们普遍认同，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特质，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