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1年末的一天，我正在去南京的高铁上，忽然接到郑敏先生的女儿——诗人童蔚的电话，她告诉我说，老太太可能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了，让我与师大文学院说一下。我闻之愕然，虽说有数年没有见到老人家，但一直听说她身体尚好，怎么忽地就有了这样一个消息呢。

心中掠过一阵悲伤。我知道，102岁的生命已足称得上圆满，但毕竟她的离场，标志着新文学彻底成为历史，最后一位仅存的新文学的硕果，也将走入先贤和古人的行列。她的离去，将会让这个曾经璀璨而浩繁的星空，这曾名角云集的舞台，最终完全空寂下来。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我马上与单位取得了联系，把可能要做的事情做了建议。

然后，在新年开始后的第三天，我听到了她离去的噩耗。

天气也倏然开始寒冷起来，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里尔克的一句诗：“精疲力竭的自然，却把爱者收回到自身……”

这是《杜伊诺哀歌》中的诗句。仿佛时间也会疲倦，大自然也会有她不能持续柔韧与刚强、慈悲与大爱的一天，也会躺平。

这一天终于来了。

而她正是受到里尔克、奥登等诗人影响的一代人，属于黄金的一代。到她这里，新诗似乎已渐渐找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写法，一种前所未有的深沉而清晰、内在且安静的表达。当她在1942年秋季的某个时刻穿越昆明郊外的稻田的时候，我确信中国的新诗，经历了一个关键性的、值得纪念的片刻。

而八十年过去，到现在这一刻，曾经足以称得上繁华的“九叶”，已经凋谢干净——最后一片叶子不但穿越了世纪，也穿越了那些几乎不可能穿越的苦难与迷障，直抵新一个百年的二〇年代，几近乎成了一个传奇。某种意义上，他们这个群体，正是上承了新诗变革探索并不厚实的家底，外接了由里尔克、叶芝和奥登们所创造的智性与思想之诗的启悟，经由20世纪40年代的艰难时事，以及西南联大那样特殊的精神温床的繁育与呵护，才有了他们更趋智慧和知性的写作，这标志着刚刚经过一个青春期的新诗，终于有了一个正果，一个成熟的明证。

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历史的细节，比如他们的前辈冯至的引领，还有她所学专业，哲学的支撑，等等。

天空仿佛有雪花飘落，寒风呼啸着席卷过去，仿佛在刻意地提醒，一个时代就要在这岁尾的寥落中结束。

但那是属于另外一些人的工作。那些与历史有关的大词，围绕这一代知识分子，这一代诗人的恩怨纠结、是非沉浮的评价，可能不是我能够完成的，甚至也无须再行梳理，它们已早有定论。而另一些属于个人记忆的细节，却在片刻中渐渐清晰起来。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几帧岁月的剪影，与郑敏先生相识二十多年的几个微小的私人场景。

二

我与郑敏先生之间，虽没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师承关系，但认识她却非常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具体是哪次会议上，记不得了。那一次，在会后的饭桌上，大家兴致很高，便开始读诗。有人点我，我便背诵了她的那首《金黄的稻束》。此诗我在读书时就很喜欢，自然背得纯熟，也得了掌声，她对我便有了印象。记得她是用纯正的北京腔说：“张清华，你的声音很好啊，你适合学美声。”

我说，我一直敬仰会用美声歌唱的人，想学而未有机会呢。她便说，等一会儿，我来教你。

以为她老人家就是开玩笑。那样的会上，她哪有时间教我呢。后来便把这一节搁下了，年深日久，也早淡忘了。

大概是2015年秋，老太太过95岁生日，我随几位师友去她在清华园的家里看望她，大概早已错过了生日的正点儿，但是老太太依然很高兴，那时她头脑还算好，精神头很足，也很健谈，就是爱忘事儿。她女儿童蔚告诉我们，她已有点“老年性痴呆”了，专业一点的说法，便是得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初时不信，说，老太太这么有精气神，怎么会有那病呢。话音未落，她便问我，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说，我是张清华呀。她便说，对对，你看我这脑子，你是在北师大工作吗?我说是啊，老太太，您不是很多次来学校参加活动么，我一直负责接待您呀。她马上说，呵哦，想起来了，你不错。

于是就又谈笑，说了些别的事情。过了五六分钟，她又问，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说，我是张清华呀，您一会儿就不记得了?她马上道歉，说，啊，对不起，我现在的脑子坏掉了，不记事儿啦。张清华，我们认识有很多年了吧?我说是啊，怎么也有二十多年了。

她忽然说，张清华，你声音不错，应该学美声，我教你唱美声吧。我说好呀，郑敏先生，您二十年前就说过这话呀。她说，你过来，我便随着她来到另一个房间。这时，好逗的刘福春也过来了，他说，老太太您不能偏心眼儿，您也得教我啊。老太太被逗乐了，便说，一起教。刘福春，你先开口唱一句我听，刘福春唱了一句，她说，不行，你不适合学美声。

她转头又看向我，说，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大家便都笑了，知道老太太这忘事儿已经是没办法了。她说，你把刘福春唱的这一句再唱一下，我便随口唱了一句，“在那遥远的地方……”老太太马上说，你适合，我来教你。

老太太便从音阶上开始教我唱“啊——啊——啊——啊——啊”，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反复了几下。说，发音的部位应该是颅腔，要掌握气息，用气息上行来发音……

我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学着，老太太一会儿也没多少精神了，加上刘福春在那儿不断插科打诨，也就歇了。非常奇怪的是，老太太一共问了我不下十次“你叫什么来着”，却一次也没有问过刘福春。我们便逗老太太，说，您这叫选择性遗忘啊。

遂大笑。

吃饭的时候，老太太的胃口很好，也很开心。就是每过十分钟，就会再问我一次叫什么，而且她完全不记得刚刚问过一遍，每次问都像是初次。这让童蔚有些尴尬，对她说，人家来看你，还请你吃饭，你就不能记住这仨字儿吗?问了十几遍不止了。

末了，告辞的时候，老太太又问，你叫——对，你是张清华。我记住了，你声音条件不错，抽空来，我教你美声唱法啊。

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太太。

三

更早先的时候，大概是1998年春，北京文联和《诗探索》编辑部，召开了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现状与展望”的研讨会，史称“北苑会议”。我那时才30冒头，还在外省工作，有幸忝列此会，自然印象很深。那次会是在北苑的某个地方，那时这一带还是典型的郊区景象，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北苑会议中心”还远未建成，街上流着污水，乱得一塌糊涂。但会开得却非常热闹。

那一次，郑敏先生是与会者中最老的一位，坐在那儿，好像一位慈祥的祖母。但奈何她精气神儿足，所以主持人让她第一个发言。老太太发言的内容，是略述了她之前发表的几篇文章中的意思，大意是反思新诗的道路，语言和形式上的问题，还引述了德里达的哲学。她的发言，明显与她一直以来的身份和形象不一样，因为在大家的眼里，她是老一代诗人中十分“前卫”的探索者，现在居然反过来了。她认为新诗的写作，因为只强调了“言语”而忽视了语言，故而把汉语——甚至汉字中原有的那些丰富含义都慢慢丢失了，写作者也因此丢失了原有的文化身份，变成了双重人格……这些反思当然都很有启示性，只是如此总结近一个世纪的新诗历史，也许又显得有些过于苛刻了。

照理说，郑敏先生的这个发言非常书面化，理论上，也因为涉及了结构与解构主义的方法，而显得很“玄”，所以实际上是很难回应的。主持人评点完之后，会议好像陷入了一个停顿。隔了几秒钟，上海来的李劼突然说，我来说几句吧。

这个李劼，说话向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郑敏先生发言一开始说自己不懂诗，我以为她是谦虚呢，听完以后才知道，她是真的不懂”。这话让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现场空气仿佛僵了五秒钟。我注意到，郑敏先生虽然有点错愕，但还是一直笑眯眯地盯着李劼，并没有不高兴。

李劼接下来讲的，其实与“当代诗歌的现状”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兴趣好像也不在诗歌方面，而是对解构主义的“虚构”理论的阐发。他兴致勃勃谈论的是前南斯拉夫的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卡的一部电影，叫作《地下》。

随后发言的是欧阳江河，他回应了李劼的发言，主要关键词也是“虚构”，他那时大概也刚刚写下了《市场时代的虚构笔记》，认为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与虚构有关——股票、资本、经济、日常生活，乃至文本本身，文学或诗歌的“态势”“趋势”都是虚构出来的。如果说李劼只是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而江河便是从阐释学的角度，给予了完整系统的解释。

两个人的发言，都有叫人拍案惊奇的效果。但会间休息的时候，陈超起身对李劼说，李劼啊，你刚才可有点过分了，你说别人不懂诗也就算了，说郑敏先生不懂诗，可是有点儿大逆不道。

李劼笑笑，完全不当回事，他也不去向老太太道声抱歉，而是径直出门，吸烟上厕所去了。

这时还沉浸于疑惑中的老太太，叫住了从她身边走过的欧阳江河，说：“江河，石油也是虚构的吗?江河说，石油本身不是虚构，但它的价值是虚构出来的。”

“那么，母亲呢，母亲也是虚构的吗?”

老太太终于有点急了。可是欧阳江河不假思索地说，“是的，母亲也是虚构”——随后他大概又解释了一句，说，“关于母亲的理解，这个文化是虚构的”。

老太太摇摇头，再没有说话。

这是我第一次对老太太有深刻的印象，也对她产生了一点点的歉意，虽然冒犯她的不是我。毕竟我们这些与老太太坐在一起的人，年龄都不大，她比我们所有人的母亲都要大，更不要说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写下了传世之作。

四

但不管怎样，我与郑敏先生的交集，还是有一点可以提及的，就是2015年我编选了一套“北师大诗群书系”，其中有一本《郑敏的诗》。当然，编选的过程中，我基本都是与童蔚联系，并没有敢多打扰到老太太。这套诗集，是考虑到要把北师大的“文脉”做一些梳理，从鲁迅的《野草》开始，北师大校园的诗歌传统，当然也离不开在这里执教四十余年的郑敏先生。

这个编选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我心中关于她的诗歌写作，似乎生成了一个有岁月痕迹、有时间链条的印象，也让我清晰地看到了她与历史之间的对应。

这非常关键，一个人在历史中，也许不一定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但他或她，究竟怎么认识、以什么样的文字与这历史对话，则显得至关重要。从中我们会看清楚一个写作者的灵魂，它是否足够坚韧和独立，是否与真实和正义站在一起。在这一点上，郑敏先生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一次，是在北师大。在主楼七层，文学院的会议室里，记不清是一次什么主题的会了。那次郑敏先生依然是讲诗歌的语言和形式问题，印象中应该是2013年，或者稍晚。她讲着讲着，声音忽然越来越高，显然是兴奋了。她忽然说：“我现在其实非常愿意讲点课——张清华，你不请我来讲点课呀?”我当然听出了其中的一点幽默的意思，连忙说：“好啊好啊，郑敏先生，我们可求之不得，您要来讲课，那还不得爆满呀。”

又是童蔚打断她：“您说什么呀，人家这是学校，讲课都是按课表计划来的，怎么就要请您来讲课啊。”

老太太便捂嘴笑笑：“说，我也就这么一说，算了算了，说多了。”

一不小心，这一场景成了永久的遗憾。确实安排一个偌大年纪的老先生讲课，也是一件麻烦事，学校如今的管理制度，也确有难以逾越的僵硬处，但至少做一点讲座，哪怕是系列讲座，还是能够安排的。可毕竟老人家年龄太大了，出行需要专人陪护，稍有点闪失便很难应付，所以就迁延了下来，以至于成了她的一个再未能实现的遗愿……

五

几天后，是八宝山告别的一刻。

一月的寒意，围困着每一个前来的告别者，在大厅外的广场上，大家哈着热气，互相打着招呼。或许与时令和天气有关，我注意到，原来期望中黑压压的送别人群，其实并不多，有不到百人的样子。起先我很诧异，郑先生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新诗，更影响了当代，一生也是闻名遐迩的学者和教育家，为何居然堪称寥落，身后的哀荣亦未有我想象中那样盛大?

思之良久，我忽然意识到，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因为先生活得太久，不止她的同代人早已作古，就连她早年的那些学生，也几乎都到了耄耋之年，或许有许多也早已不在人世。人生至此，实在是繁华阅尽只剩凋零了。在告别人群中，我看到了年近八旬的吴思敬教授，便和他说起自己的感受，他也感叹道，是啊。即使比郑敏先生晚一辈的人，也所剩不多了。

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强烈的悲伤和哀戚。因为确乎她的一生，她的终点，已是一座高出人世的雪山，常人的体察力和情感，在这样一座冰峰面前，已经显得过于渺小，没有悲伤的资格。倒是与她同时代的那些英年早逝的人，那些历史中的落英，更让人感叹唏嘘。这一代人，经历得太多了，而她则是真正见证了该见证的一切。

沉缓的哀乐，仿佛在低声讲述她漫长的一生，在朗诵她那些充满睿智与思想的坚定的诗句。仿佛那田野的稻束在黄昏的光线中，还依稀述说着一位少女，对一切衰败的母亲的哀悯，对那不朽的劳动、苦难和生存的赞美。她在22岁时，就写下了那样不朽的感人诗句。

如今，她静静地安卧在鲜花丛中，走入了那永恒的光线，终于也成为一尊雕塑。

我随手写下了一首小诗，题为《悼郑敏》，也录在这里——

九片叶子中的最后一片，最后

于今晨凋零。像先前所有的飘落

一样安详，静谧，悄无声息

就像世纪冰山的下陷，岁月的末尾

带着无边的凉意。几近静谧的塌陷声

哦，这世纪的凋零，仿佛慢镜回放

已经历太多风雪，太多波澜泥泞

一百年，田野里横躺的稻束仍照耀着黄昏

一个母亲的疲倦已带走了无数另一个

她坚持了那思的姿势，朝向，还有

遥远的历史。告诉我们，站立本身

是多么重要，还要再经历多少?多少

岁尾的悲哀，多少落雪后的空旷，多少

比死还要深、比沉默还要虚无的寂静?

当一月的风想用寒意测量这叶子的分量

你已从雪花的高度，无声地落下

这汉语因此，而一片肃穆的洁白……

谨以此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