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词典》
霍俊明 著
长江诗歌出版中心
2019年秋,霍俊明决定写一部雷平阳传论。
此前,他已经写过两部作家传论,一是《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一是《于坚论》,都是数十万言的大部头。写雷平阳,是霍俊明“传论”系列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他近二十年跟踪阅读雷平阳的总结。
虽然对写作的难度有充分的估计,霍俊明还是没有想到,这部传论会一写两年、四易其稿,而且是一部与过往写作风格迥异的“词典体”。
2020年,霍俊明在《滇池》杂志“昆明作家研究”开辟专栏,集中写下六篇关于雷平阳的专论:《谁是雷平阳》《肖像小史或且作心僧》《黑白摄影术与视觉伦理》《树的传记与雨林叙事》《昭通:最后的标识或迟缓的归乡》《“父性”叙事或“正名”考》。这六篇,与霍俊明过往的文风和体例,已经有所区别。
霍俊明从事诗歌批评逾20年,深感许多文章写得“太像文章”,对宏大的“课题体”、切割式的“学报体”、体大虑周的“文学史体”,即便说不上厌恶,起码也是充满警惕。他想更新自己的批评角度和语言,去做一个“诗人批评家”,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
“批评必须用艺术家的语言说话,因为文艺界圈子里使用的概念是行话,批评的呐喊只有变成行话才能被听见。”
霍俊明所警惕的,便是“行话”所具有的森严壁垒和精英意识。他追求的,是区别于行话、灌注了生命经验的个人性的文字,是不仅为专业读者所接受也为普通读者所理解的文字,《滇池》专栏的六篇文章,正是这样的文字,它们被命名为“雷平阳词条”。
在“雷平阳词条”的基础上,霍俊明更进一步,决定把自己的雷平阳传论,变成一部《雷平阳词典》。
云南、昭通、基诺山、方言、叙事冲动、盐津、坛城、手写体、总体性诗人、异乡人、现代性秩序……以391个具体的词条而非空泛的理论理解雷平阳,以具体的血肉经验去填充而非以抽象的思辨去架空这些词语,大概是《雷平阳词典》的特色之一。它们背后,是一个批评家发自肺腑的对审美价值的追求,对纯粹的阅读之乐的享受,而非对某种时髦的“批评方法”的执迷。
2022年9月25日,拿到《雷平阳词典》样书后,霍俊明在朋友圈如此形容此书:
一部词典391个词条
一个诗人的精神简史
非制度化的个人档案
僻默之乡的杂俎广记
梦想之中的引文之书
《雷平阳词典》的序言里,霍俊明则说,此书是他与雷平阳的灵魂对话。
这一“对话”涉及四个文本:
雷平阳的属地性格、家族背景、日常生活、工作、交游、田野考察是第一文本;他的诗歌、散文、小说、考察、札记、摄影和书法是第二文本;霍俊明对前面两个文本的认识和解读形成了第三文本;除此之外,还有“隐藏文本”——雷平阳写在日记本上而从未发表过的诗,这些“未刊稿”,也是此书尤为珍贵的部分。
这四重文本,让《雷平阳词典》成为我们了解雷平阳的不二之书,但霍俊明写此书之抱负绝不限于此。
391个词条,一端是雷平阳,另一端是雷平阳的背景:他所置身的现实世界,他所抵达的精神世界,以及滋养他的地域、文化,等等。背景固然让主体更为醒目,但背景并没有坠入虚无,变得模糊,而是以其粗糙但真实的现场感,饱满但绝不臃肿的历史感,遥远但并非难以抵达的未来感,统领一切,理解一切——这种统领和理解,让《雷平阳词典》真正具有了百科全书般的指向。(谈骁)
内容精选
测绘员
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绘员”同样是雷平阳的精神肖像,“我非常喜欢‘乡村测绘员’这一命名,它的确十分到位地概述出了我的写作态度。客观、准确,但又饱含地图般的迷幻,这是我乐此不疲的写作方向。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我的乡村地图中,也许每一根笔直的线条都存在着想象。没有想象或许才是最大的想象”(雷平阳《83路车上的一个乘客》)。
作为文学领域的测绘员,他的重要责任在于用语言与地貌进行一次次精神对话,他要一次次纠正、确定精神的坐标和参照物,尤其在大地伦理遭受到挑战的时候这一责任会变得重要而又充满分裂和焦虑,“一再地,他描摹着自己的那些机缘性的思想与产生它的复杂地形,在写作的庞杂话语风貌之下,透露着他所生活于其间的各种隐藏的和公开的状况,直到显出思想的地貌。重要的还不是它本身,而是能够把一切观念与经验置入这个思想的地形中进行言说。他的话语是地貌、地形赐予的语言,日渐从柔弱变得粗粝。没有这个坐标,一个人就会随风而逝,他的脚下没有地形的根基”(耿占春《地形测绘员》)。
1977年7月,小学毕业,雷平阳的第一张照片
地方主义
雷平阳是一个地域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写作者吗?
关于这个疑问,可以让雷平阳自己来回答:“与普一楠的观点相反,马小雄认为《基诺山上的祷辞》,是我诗歌中的次品。他们的分歧综合起来就一句话:汉语新诗该不该有地域主义倾向?普一楠持肯定的态度,马小雄反对,他们各执一词,各自的理论后来完全脱离了诗歌本身。”(雷平阳《构树小径》)
雷平阳文本中的每一个地点和空间都对应了一个个的生命,对应了严峻时刻的精神记忆和见证者的喊魂。“我的记忆会一一喊出他们的名字:卡都卫欧人、波洛洛人、南比夸拉人、蒙蝶人、吐比卡瓦希普人、墨人和库基人;每个名字都提醒我这地球上的一个地点,以及我人生中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刻……他们是我的见证,是我的理论观点与现实之间活生生的联系。”(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
1983年考入昭通师范专科学校(现昭通学院)中文系。参加“野草”文学社活动,到昭通著名风景区大龙洞郊游
地气
草木有本性,地气潜通使然,山川和风物在地理区隔上的差异亦是如此,“这是一种原始的生态理论,它不需要高度发达的宇宙学或本体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雷平阳在写作中,一贯强调的是人气、地气与天气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文本充满了各种奇异的精神气象。尤其是对于地气而言,雷平阳总是通过细节、场景、动作以及地方性知识来强化土壤、动物、植物、矿物、气候与人的深层精神关联。“在某些体系中,‘气’被看作是一种无限的、流动的母体,按照造物者事前的选择而赋形万物,但是更常见的,则被看作当地土壤地形所放射的能量,即我们现在称之为‘生物群落’的活动原则。这些气活动的结果,便是形成各种动物区、植物区、矿物区,甚至文化区。”(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土壤生长什么样的农作物和植物,动物活动的边界,地下矿藏的差异以及人的面目、体型、性格的不同,它们都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地气”,“蜀郡无兔鸽。江南无狼马。朱提以南无鸠鹊。”(《酉阳杂俎》)这里所提到的“朱提”就是昭通。
1986年第一次从昭通到昆明出差,在翠湖。未曾想到,后来的2005年之后,一直生活在翠湖
旧
雷平阳从来不否认自己对“老事物”和“旧空间”的迷恋,他一次次书写它们,频繁叩访它们。
他是这个时代罕见的“怀旧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旧”和“不合时宜”所以愈发显得另类、孤独、无助。以往的法则失效了,雷平阳所喜爱的一切在当下都不能存在——甚至不能苟活,“到了晚上,白云还在天上 / 但已经看不清楚 / 白天,星斗也仍然在天上 / 但也难以在众多的光芒中 / 将它们找出来 / 有人把自己送入空门 / 他们也还在世上,却没了踪影 / ——我已经羞于谈论自己喜爱什么了 / 凡是我喜爱的,都找不到了”(雷平阳《我不知道》)。
2018年8月31日夜,昆明城突降暴雨,整个天空是一道接一道的闪电。
黑暗中的雷平阳写下了他作为一个“老旧者”的自白,同时也是一个无告者的呼号:“它的气象、事物和审美都是旧的,每一个字也是旧的。它所提供的一切,一如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张张照片、一次次的冲动和一次次的忏悔,存放在神秘的档案里。世界日新月异,我连反对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愿记录下来的场景和故事,能成为时间的骨头和血液,一直存在于我个体历史的出发点,继续坚硬,继续燃烧。”(雷平阳《旧山水·序》)
2013年在云南茶山上
慢动作
徐则臣说:“这是一个蜗牛都打算装上四个轮子的时代,我们的阅读慢不下来。我们要闪电般快速推进的情节,对信息量的胃口前所未有地强悍,谁会去读普鲁斯特的慢呢?”(《〈纯真博物馆〉和帕慕克》)
雷平阳是例外。
他一直慢的,是慢动作式的观察者和写作者。与此同时,快速、无方向感和碎片还形成了暧昧的假象和悖论,“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世界的时刻”(米沃什)。这对应的不再是个体时间而是总体性的世界时间,地方时间被抹杀、篡改和整体忽略。由此导致了“本地人”的时间错乱,导致“自我表达”的焦虑和个体主体性认知的缺失,而作家则是要恢复时间、空间、记忆和认知的特殊群体。“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资环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及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阿来《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
《养虎》 贺奇 绘
养虎
我的批评集《悬崖上的陌生人》的封面和封底使用了云南画家贺奇的一幅画,那是他为雷平阳的诗作《养虎》专门绘制的。
画面上是一个僧人和一只老虎对视的侧面像,仿佛随时都有血盆大口咬向对方,“对峙仍在天空里续接 / ——老虎想吃和尚,和尚 / 一如既往将面团扔进虎口 / 耗着,斗争着,绝望着 / 老虎与和尚,身体的地下室里 / 都还养着另一只老虎,都在怒吼 / 高过生死的欲望比万物 / 还要古老,还要持久”(《养虎》)。
“老虎”考验着人心和世相。他人即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以身饲虎的人毕竟只在公案和传闻当中。当“僧人”和“老虎”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以身饲虎,想到善与恶、人心与地狱。实则这是进退两难又不容回避的境遇,是曾经斑斓梦幻而如今成为黑白挽歌的世界景观。
雷平阳还试图“在老虎背上放了一张琴”,这有垂直降临感,不能解释也无须解释,就如海子“抱着白虎走过海洋”一样。
2021年7月14日霍俊明与雷平阳在昭通大山包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雷平阳词典》等专著、译注、诗集、散文集、随笔集、批评集等三十余部。主持“中国好诗”“天天诗历”“诗人散文”等长效出版计划。曾获中国文联年度文艺评论长篇论文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首届“诗探索”理论奖、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四届袁可嘉诗学奖、《星星》年度批评家奖、《草堂》年度诗歌批评家奖、首届金沙诗歌奖·年度诗歌批评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山花》年度评论奖、《广西文学》年度散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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