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亦晚。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与不少翻译家老先生有交往，却与方重教授缘悭一面，未及亲承謦欬，殊感遗憾。但这不妨碍我读方重先生译著，学习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人格品德。

幼承庭训，打实学问基础

方重先生（1902—1991）字芦浪，祖籍江苏常州，于1902年出生于安徽芜湖，因出生这天正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所以名“重”即由此而来。这是一个知书达礼、简朴贫寒的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方宾观，精通四书五经，却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曾自谓：受过张之洞时候的那种“新式教育”。当然，他也想把儿子引往这一教育途径。母亲是出身常州的书香世家，正巧，外祖父在家乡创办新式学堂，为常州县立“冠英小学”。这样，父亲就把7岁的方重送到岳父家，由外公拉着方重的小手，走进了这所学校。

说起方重父亲方宾观，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很早就考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长期进行国文字典的编纂工作。我手头一册厚厚的《白话词典》，就是方宾观所编，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民国十三年三月（1924年3月）。编者在此书的《例言》中说：“本书除北语外，所收方言以苏沪为较多，有两个原因，一、白话小说以北语和苏白为多，取材容易些，应用亦繁些。二、上海是交通中心，各地的方言都容易混合，容易传播，可谓最有介绍做标准语的资格”。近百年前方宾观对国语及其标准和应用，便有这样的认识，实属不易。他把儿子送入的这家小学，除语文、算术、英语、史地外，还有供学生玩玩的写字画画课，以多方面启迪学生智力。六年后的1915年，方宾观又把儿子送到上海，读同样的新式学校“民立中学”。中学基础打扎实了，他一举考取北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二），那里有孟宪承、林语堂等一流教师，方重的英文水平自然稳步推进。升入高等科时，他已矢志献身文学事业，主修英国语言文学专业。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方重与同学们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喊着激昂口号，冲进卖国贼曹汝霖的家。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只是凭着凡有志热血男儿都有的爱国热情参加了这次运动，没想到，从此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可以说，方重是一名爱国的老资格翻译家。1923年，方重从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先后入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师从国际著名乔叟研究学者塔特洛克教授等，从事英国语言和文学研究。幸运之神来了挡也挡不住，方重在那里与留学南加州大学的常州姑娘叶之蓁邂逅，并喜结连理。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有望得到终结。闻知这一振奋人心的国内形势，方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完《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和中国》博士论文后，不等学位证书到手，就毅然携带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回到祖国，投身教育事业，以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在清华同窗闻一多的推荐下，方重回国后，即赴南京，担任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英国文学教授。不久，又因闻一多之邀，出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方重的严格施教，在珞珈山的武大是出了名的。当年学生、我国语法学家章振邦先生不忘恩师：“先生奉行启发式教育，教名家名著，并不照本宣科，而是择其精华，深入讲透，其余的留给学生去阅读和思考。所谓举一反三、授之以渔吧。”如此，方重培养出章振邦、叶君健等一大批外语人才。

在武大教学管理中，方重也是以严谨著称。仅武大图书馆所藏英语类图书，尤为齐备丰富，书名一目了然，书籍井井有条，以外国作者的出生年代为序，重要英语作家的作品应有尽有，至今都有增无减。这与当年方重任武大外文系主任，前后15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青年方重

两项第一，蜚声中外文坛

武大教学之余，他勤奋译书，先后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近代英国散文选》《英国诗文研究集》，以及乔叟作品两种《特罗勒斯与克里西德》《坎特伯雷故事》。那时在重庆，印刷条件甚差，都是黄黄的土纸本。

1944年，应英国文化协会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邀请，方重前往英国讲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先后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其间，他接触到更多的英国原版文学作品，尤其是关于乔叟的第一手资料。他想，可以结合早年导师关于乔叟的教学课题，把从30年代后期着手翻译的乔叟作品，持续进行深入研究。他参照牛津大学1912年初版《乔叟全集》，以及1943年美国纽约出版的乔叟作品英文今译散文体本和诗体本等，投入艰苦的增译补译中。

乔叟用的是古代英文写作，翻译起来难度颇大。以《坎特伯雷故事》为例，其中《梅利比的故事》《牧师的故事》是散文体，其他多为叙事诗体，为了统一体例，译者基本以散文体翻译为主，重点在表达作品的叙事内容，又辅以注释，对作品的风格韵律加以说明，而有的抒情诗，则按原作的格律译出。翻译之难就在于此，尤其是诗体作品，要恰当而准确地译出原作内容、韵律、顿步等，对译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而作为中古英语译者的方重，对此慎之又慎，反复斟酌才下笔，可谓殚精竭虑。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方重才将乔叟全部作品译完，成为中国翻译家中，完整研究译介有“英国诗歌之父”的伟大文学家乔叟作品“第一人”，1955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坎特伯雷故事》，196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乔叟文集》（上下卷）。

记忆中，我第一次拥有的乔叟作品，即是这套两卷本的《乔叟文集》。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好友小蒋，提前一天到我家，天已经擦黑了，他悄悄告诉我，明天一早书店开售外国文学名著。翌日天未亮，我就到书店门口排队。每人随机购买，限书一种。我买到的正是《乔叟文集》，如获至宝。

在英国讲学的两年多时间，方重主要向西方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讲中国的唐诗宋词，讲中国的历代散文。尤其是讲到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其曲折人生、性格习惯、思想作品等等，引起了外国学子的极大兴趣，一些学生还试着用英文来翻译陶渊明的作品。

方重一一认真阅看，既为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真求学的精神所感动，又为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因为他们理解上的偏差谬误而感到不安。同时，他也感慨：“我在英期间，为了使英人更多了解中国文化，曾对照我国古代诗歌多种英译本，发现不少译文不甚确切，因此，在研究乔叟之际，倾力翻译陶的诗文，为中英文化交流作些努力。”他这样说，也落实在行动中，把陶渊明的全部作品找来，优选后以中译英，让更多的外国学子、学者进一步了解这位中国古代大诗人。1955年以来，方重把陶渊明的大部分诗文译成英文，并撰写了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到198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陶渊明诗文选译》英译本。经过前后近4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夙愿。北大教授王瑶读了此书后说：“方重先生真是一位理想的学者、翻译家，他的工作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互相了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贡献。”

方重认为，要较为透彻地了解一位古代文学家，就要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比如陶渊明，他有《闲情赋》《归去来兮辞》等，可称为田园诗人。但在他这些归田退隐的诗文中，还有“济苍生”的抱负，流露出关心世事与忘怀得失的矛盾心理。同时，只有对作者的思想有更充分的认识，阅读分析其作品，才能更深刻更有分量。可以说，方重是国内讲述研究陶渊明，并把他的诗文完整翻译并介绍到国外的“第一人”。

他始终践行着自己的诺言：“把中华文化精华传播海外，以振国威。把西方科学文化精华吸收进来，以振民风”。

老骥伏枥，奉献教学翻译

方重曾说：“我毕生只做了教学、翻译两件事”。围绕这两件事，他做了无以计数甚至事无巨细的工作。

1947年，方重完成两年多的英国讲学归来，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后担任外文系主任。1953年调到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任教。1957年调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西语系主任、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这年，成立上海外文学会，方重当选副会长，两年后升任会长。外文学会是上海外语翻译的专业团体，隶属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更是翻译工作者的家园。他每年要撰写学会总结，起草年度工作计划，主持各类研讨会、座谈会，比如“学会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如何区分外国古典文学作品精华与糟粕”等等。如今还有会员记得，方重主持学会年会时，一口流利的英语开场白，让大家开怀畅笑。他还要编印出版《外国文学研究》丛刊、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等书刊，以及编印《上海外文学会简报》，落实会员的研究课题，解决会员外国原版书缺乏、翻译资料难寻等困难。他不仅帮助会员完成课题，包括给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作增补和校订工作，这占去了他大量时间，自己还翻译了莎士比亚名剧《理查三世》，研究莎剧的艺术成就等，他也是中国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最早的译者之一。50年代后期，外文学会已发展拥有四五百名会员，包括“文史哲理工经”等各个领域的翻译精英，如巴金、朱雯、吴朗西、罗玉君、李青崖、草婴、任溶溶等，有近30种大小语种，颇具规模。会员们互相交流、研讨批评蔚然成风。

晚年方重

1984年，《中国比较文学》创刊，他被选为副主编，在创刊号上就比较文学的工作重点，他提出《应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见解。他指出：“比较文学”这个词，是从西方传来的，但“比较”这种方法，却是中国古已有之。我们中国人搞比较文学，就应当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如中西比较，中亚比较，中非比较，目的是促进本国文学发展。方重在对乔叟、陶渊明的翻译研究中，体会到不少中西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点。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中国文学史为什么没有出现史诗的问题。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方重也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专家之一。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廖鸿钧说：方重很早就具有比较文学眼光，提倡中西不同语种的学者广泛交流。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方重可谓开疆辟土的功臣。

1986年，方重在“上外”成为第一位英文专业博导。他说：“我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总觉得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做。愿今日的大学生研究生，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回顾一生时，会比我少一点遗憾。虽然年届80岁高龄，我仍在带研究生，从事繁忙的翻译工作，以及外文学会的工作”。

我的忘年交、95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吴钧陶跟我谈起方重，也是充满敬意。吴老说，由于自己从小生病，未初中毕业，在病榻上“躺平”6年，只有病历没有学历，且成了残疾人。但自学外语，将鲁迅和杜甫的诗歌中译英，其中得到了方重教授的诸多指导和帮助。吴老向我描述了方重的形象：不高的个子，肤色白净，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一派温文尔雅的气质，却是一位常常在家捣鼓煤球炉，在校提着暖水瓶，到开水间打水的淡定长者。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时，吴老有幸成为方重《坎特伯雷故事》重版再印的责任编辑，两人建立了深厚友情。在方重八十大寿时，吴老写了一首七律祝贺，其中有“吟诗乔叟垂文史，采菊陶翁傍棘篱”之句，高度概括了方重一生对中外文化的贡献。而方重自己晚年有诗云：“八旬半盲方重老，山光水色梦中绕。喜闻桃李满园开，尤怜落英墙外飘。”诗中表达了盼海外学子早日归来、服务祖国的殷切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