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丨“解诗学”视域下的新诗阅读问题

作者:张桃洲   2022年10月19日 10:41  社会科学文摘    25    收藏

摘要

自诞生以来,新诗就面临阅读的难题。针对持续的“不懂”责难,诗人和研究者以各种方式做出回应和辨析,其中孙玉石提出的“重建现代解诗学”设想具有积极意义。新的“解诗”实践既试图缓解新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又要回应诗歌本身的“晦涩”等问题。不过,虽然“解诗”表面上清除了文本词句和内容的理解障碍,但究其实质并非旨在消除“晦涩”本身,而是借助不同角度的释读彰显诗歌的“晦涩”特性,从而维护诗歌的文类边界。此外,“解诗”所倚重的“细读”方法和“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因未能保留诗歌中的“含混”“不确定”因素而显示出其限度。由此,需要摆脱既有“细读”的单一、封闭性,在阅读中置入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视野,培养兼容、开放的新诗阅读习性乃至风尚。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股编撰新诗鉴赏辞典的风气悄然兴起。数十种新诗鉴赏辞典和导读类新诗选本的先后推出,给人形成的强烈印象是,似乎某些关于新诗阅读的具有共识性的原则和范式已然形成。

可是,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尽管读者们的案头摆放着众多鉴赏辞典和选本,但新诗阅读引起的困惑与争议之声依然此起彼伏,“诗正离我们远去”的慨叹和“读不懂”的抱怨仍旧不绝于耳,以致人们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当代诗歌阅读何以成为问题?”

 

“不懂”迷雾与“现代解诗学”重建

 

从新诗历史来看,新诗阅读面临的最初或首要困难,乃是对诗歌文本的理解。这是造成一波又一波“懂与不懂”争论的主因。可以说,“看不懂”犹如幽灵一般,伴随着新诗发展的各个阶段,尽管每一次“看不懂”斥责都不只关乎阅读和评价,其背后还多少隐含着别的话题(观念本身的分歧和立场、诉求的争执等)。

因此,多数鉴赏辞典和诗歌读本预设的基本目标,便在于打破词句理解上的屏障,进而尝试着改变读者的阅读观念和习惯。陈超如此解释自己撰写《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的初衷:“那些不绝于耳的严苛的责难,常常是建立在非艺术本体论的基础上的,或是用简单的社会功利尺度去评判诗歌,或是以‘不懂’、‘脱离大众’来羁束诗人的探索……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决意要撰写一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出于同样的理由,孙玉石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开设现代诗导读课程,其课堂成果结集为《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出版。正是在授课过程中,他提出了“重建现代解诗学”的设想。与此同时,孙玉石着手研究鲁迅的《野草》这部以艰深、难解著称的作品,和遭到非议的20世纪20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象征派,并先后出版《〈野草〉研究》和《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

按照孙玉石的说法,他引导学生读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诗或研究《野草》和象征派诗歌,其出发点是“以史鉴今”“以史援今”,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三十年代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诗潮迅猛发展的势头,使得广大的诗歌读者和传统的诗学批评陷入了困惑境地。‘晦涩’和‘不懂’的呼声向一群年轻的诗歌探索者压过来”;“被称为‘朦胧诗’创作潮流的急剧发展和嬗变,将对新诗真正繁荣的期待和艺术探索的困惑感一并带到批评家和读者面前,诗人的艺术探索与读者审美能力之间的鸿沟,又像三十年代现代派诗风盛行时那样成为新诗自身发展的尖锐问题。”由此,20世纪80年代重提“现代解诗学”,就有了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等倡导、践行“解诗学”相通的理论前提和现实语境;并且,孙玉石的“重建现代解诗学”中,包含了对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废名、袁可嘉、唐湜等的“解诗学”观念与实践的梳理与阐发。

不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在80年代,“解诗学”都是克服理解焦虑的产物。正如洪子诚指出:“80年代在大学课堂上出现的这种解诗(或‘细读’)的工作,其性质和通常的诗歌赏析并不完全相同。它的出现的背景,是‘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而“解诗”对诗歌“晦涩”“难懂”的应对和处理,至少引发了两方面议题:一方面,如何借助“解诗”引导读者重新看待和处置“晦涩”在诗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解诗”的目标是否仅止于通过消除文字障碍、“还原”文本涵义而使诗变得“明白清楚”?

 

为“晦涩”辩护:诗的“逻辑”

 

尽管“晦涩”在现代主义诗歌中尤其突出,但实际上,“晦涩”也许是所有诗歌进行革新的某种动力。借用意大利学者波吉奥利(Renato Poggioli)的说法:晦涩是诗歌“对日常话语的平庸陈腐和松散拉遢所作的必然反应”。这正是晦涩在诗歌创作与阅读上的双向效应,它既可以被视为创作者刻意反拨陈腐、松散语言,尝试或探索崭新诗歌语言的一种表现,又可被看作诗歌文本撼动惯常阅读心理和方式、挑战社会与审美陈规的一种样态。如袁可嘉所言:“现代诗中晦涩的存在,一方面有它社会的,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也确有特殊的艺术价值。”他针对新诗遇到的“晦涩”质疑,提示了一条基于“作品的有机性与整体性”的“解诗学”路径。

一般而言,诗歌的“晦涩”部分地源于“没有进一步信息或适当的语境”,但也有相当部分源自文本表达的模糊性和涵义指向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晦涩”与读者的能力、方法甚至态度也有很大关联,如李健吾指出的:“晦涩是相对的,这个人以为晦涩的,另一个人也许以为美好。”他在将“晦涩”视为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特性(语义复杂而充满歧义性)之表征的同时,认为“晦涩”是读者与诗人(及其作品)之间的经验隔膜所致。甚至有人不无偏激地断言,恰恰是陷入惰性的读者“制造”了一首诗的“晦涩”。

由于诗歌特性与读者预期之间的错位,包括众多鉴赏辞典在内的连篇累牍的解读文字,似乎未能从根本上弥合诗歌创作与阅读的裂隙。一方面,从目的和指向来说,“解诗”也许并非旨在(和能够)超越乃至消除“晦涩”本身,毋宁说“解诗”的过程,是借助不同角度的对文本的释读,进一步彰显诗歌的“晦涩”特性,让读者更加辨清“晦涩”之于诗歌可能具有的积极功用。显然,“解诗”有助于敞开“晦涩”外表掩藏下的某些独特诗艺——语词的怪异、思维的超常以及隐喻、象征、通感、省略、跳跃等手法——的运用,让读者领会其中的运思理路。可是,这样做不是将那些“难懂”的诗歌文本“改头换面”,使之变得浅白易解。相反,“解诗”之后的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诗歌文本的“晦涩”仍保持其本然状态,以其“封闭”“隐蔽”“模糊”的型构期待着一次次新的解读。

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固执”的读者来说,“解诗”也许并不能解开他们心中的“晦涩”谜团,虽然“解诗”试图清除文本词句、内容和表达上的理解障碍。因为,让读者接受诗歌不是仅仅通过释读词义、讲解主题、辨析诗艺就能实现的,即便字句“明白清楚”,也仍会有一部分读者感到难以领略诗的奥妙。这就显出不同读者之间在诗歌阅读取向和“思维”上的差异,同时也暗含了读者(及写作者)对诗歌特性的认知的分歧。

比如,力主诗歌必须“明白清楚”的梁实秋,建议“把诗译成散文”后检验诗歌的价值,由此引发了围绕诗与散文两个文类之间区隔的论辩。商榷者大多站在“为诗一辩”的立场,从不同层面阐述诗歌自身的属性与“逻辑”。施蛰存强调:“诗的逻辑与散文的逻辑是大不同的……新诗的读者所急需的是培养成一副欣赏诗的心眼。不要再向诗中间去寻求散文所能够给予的东西。”

 

 “解诗”的主体性与细读的限度

 

既然读者与作品之间总会存在某些难以跨越的隔阂,那么“解诗”对于诗歌阅读、理解的意义何在呢?

众所周知,朱自清等的现代解诗学,既在内在需求上与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兴起密切相关,又在理念与方法上得到了英美新批评的实际启发(经由当时先后来中国任教的I.A. 瑞恰兹、W. 燕卜荪的直接传授和被译介过来的T.S. 艾略特的诗作与理论)。因此,他们的解诗样态虽然不免带有感性的成分,但其解诗方法颇具学理性。朱自清在经过较多解诗实践后总结心得说:“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这其实就是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

孙玉石总结现代解诗学的方法时,将之归纳为“开放式的本文细读”和“有限度的审美接受”,并认为“解诗学的文字也就是以自身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给读者一把接近和鉴赏作品的钥匙”。不过,逐字逐行“把任何一种风格的诗解通”,或“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的做法,可能要面临诸多悖论性难题。其中关键一点,是“解诗”实践中的主体性问题——解诗的权力握在谁手里、这种权力究竟有多大。

依照洪子诚的观察,“在现代社会,由于对读者阅读、阐释的主动性的重视,和阅读上参与意义、情感建构的强调,读者的权力有很大增强。而作为沟通文本和普通读者的,处于中介地位的解读者,其优越地位和权威性又更胜一筹”。那种逐字逐行“把任何一种风格的诗解通”的解诗行为,导致了“正”“负”几乎可相互抵消的双重后果:“将一个看起来扑朔迷离的诗歌文本加以疏解,寻绎其思维、想象的‘逻辑’,廓清其语词、意象的关联和涵义,使其隐藏的‘文义’得以彰显”,这“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伴随的‘负面’影响是可能推演出这样的错觉:能够负载各种解读理论、方法,或需要智力和广泛知识支持加以索解的诗便是‘好诗’”。貌似中立的技术化解读,包裹着某种不易觉察的,以繁复、深邃、高智力为价值尺度的“好诗”政治,这确实是需要省思的。

更值得深究的是,解诗是否必须对作者的意图或文本“原义”进行“复原”,“亦步亦趋”地“将看来含混不明的语词、意象,及其结构所包含的意义一一予以落实”,使之明晰化?在洪子诚看来,这种“复原”式解读,既可被“看做是解读者主动参与创造的意识的欠缺”,“也可以认为是解读者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而且“有可能造成对文本的感性成分的遗漏”。这就要思虑如何重置解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应该“留出空间给予难以确定的,含混的事物,容纳互异的、互相辩驳的因素”。有别于“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方式,这种保留“含混”“不确定”因素、保持“磋商”“对话”姿态的解读,也许更能够建立一种良性的“解诗”主体性。

那种“巨细靡遗”的“炫技”式解读,或“穷根究底”以至“一览无余”的解读,都有着各自的弊端。因为,“从头到尾、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完全’的阐释”“恰恰破坏了一首诗的完整性。因为它不允许一首诗中有任何未经阐释的空白,不允许沉默在诗歌中的存在和诗歌在沉默中的存在。而一首诗底部的沉默是构成其完整性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这也昭示了作为解诗方法的细读的限度。

 

新读者的诞生:通往开放的新诗阅读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现代诗研讨会上,日本学者是永骏(Korenaga Shun)提出:“诗的读者要组织自己的解读体系,因为它里面也潜藏着艺术的自律性所造成的破坏和再生的力量,批评家之间相互提出多义性的解读并进行讨论才能构筑普遍性的诗学。”所谓“多义性的解读”自然有其值得期待的意义,并渐渐成为新诗批评的某种共识,虽然它容易脱离具体的写作和阅读语境而流于空泛、沦为毫无约束力的“准则”,而且常被混同于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无达诂”。

那么,在鉴赏辞典类读解未能发挥效力的情形下,在比利时裔美籍批评家德曼(Paul de Man)的“解读就是理解、诘问、熟悉、忘却、抹去,使其面目全非和重复”等解构主义观念洗礼之后,应该怎样重新认识阅读的价值和方法?如何展开有效的新诗阅读?

一个无可回避的疑问是:“阅读是由文本、读者的主观反应、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及阅读习惯分别决定的,还是受上述因素共同制约?”参考英国文论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的“阅读构型”(reading formation)概念:“阅读构型——由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语境所决定的独特阅读策略——是不断变动的,而不是绝对的或永恒的。它们‘不断被重写,从而进入各种物质的、社会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语境’”,可知阅读是一个反复被建构的过程,需要不断与周边语境中的诸多因素发生互动,其间充满了变化与调整。此外,还有论者提出一种“理想的解读”模式,其中包含了将阅读从文本向外扩展的路径:“理想的解读应涵括四个层面:第一是诗文本,第二是文类史,第三是文学史,第四是文化史。这四个层面就像四个同心圆,处于中心的是诗文本。”

这些都对拓展新诗阅读“思维”富有启发性。回顾新诗历史不难发现,与新诗长期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相对应,新诗阅读的“向内转”也越来越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倘要让新诗阅读保持鲜活而有效,就必须打破狭窄、琐碎、僵化、悬空的阅读范式,将新诗阅读引向更加开阔、开放的空间。近年来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对一些“经典”所做的“再解读”可资借鉴,那些“再解读”案例采用的实为一种全新的“细读”。在具体操作上,这种“再解读”包括“细致的内层精读”和“广泛的外层重构”两个层面,其中“外层重构”要“在文本与其语境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这个语境并不是一个实物性的具体存在,而是多层次、多形态的意义网络;文本与语境之间也并非简单的单向决定的关系,而往往是丰富错综的相互牵动和交织”;与此同时,“再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

当然,这样的阅读并非简单地摒弃文本细读,而是摆脱既有细读方式的单一、封闭性,在阅读中置入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视野;也不是阅读视角由“内”向“外”的单向移动,而是力求在向“外”的同时返回“内”,将“外”引进“内”,从“外”的眼光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内”,从而培养一种兼容、开放的新诗阅读习性乃至风尚。

责任编辑:王傲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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