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2022精品研推工程第五期

“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作品研讨会

时间：2022年11月2日14：00

地点：北京文联大楼六层第二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王虓

学术主持人：老贺

现场主持人：黄希婵

王虓：首先代表作协欢迎各位老师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是北京作协副秘书长王虓，很荣幸主持今天的研讨会。我先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嘉宾：

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 宁肯

北京日报高级编辑 文化批评家 作家 解玺璋

翻译家 刘楠祺

诗人 诗评家 文艺理论家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陈均

诗人 阿西

诗人 艺术家 旺忘望

诗人 莫卧儿

诗人 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杨碧薇

北京企业家协会会长 诗人 黄建华

诗人 王键

诗人 黄希婵

现代汉诗手稿收藏者 诗人 樊杰

另外，今天研讨这本书的作者，也都是诗人，他们是：童蔚 莫非 高星 海城 殷龙龙 刑天 宋逖 老贺 守静笃  

全体嘉宾与诗人合影

著名诗人 林莽

著名诗评家 唐晓渡

王虓：这次研讨会是北京作协时隔数年之后再次开的诗歌专题研讨会。北京作协历史上还是有比较好的诗歌传统的，有很多优秀的诗人，而且从1980年以来，在新诗发展历史上有几次比较重要的会议，可以进入新诗发展史的会议，都是由北京作协主持召开的，最著名的就是“盘峰诗会”。但是到新世纪以后在诗歌方面开展的专题研讨活动相对少些，今天借着《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这本书的研讨会，能够跟从事诗歌写作的朋友们共同相聚在一起来研讨诗歌的创作，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虽然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但是作协的传统，是在研讨过程当中大家只谈诗歌，可能有的朋友和您对诗歌的见解不同，但是请大家给予彼此足够的宽容、包容，意见不同不要影响彼此之间的友谊，这是作协一直以来的传统，希望各位能够帮助我们一起延续这个传统。谢谢大家。

接下来主持权交给老贺和黄希婵。

王虓

老贺：大家好，这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也是一个诗歌的缘分，有幸在北京作协做这么一个座谈会，非常感谢北京作协和王虓老师，以及北京作协一直帮忙的老师们以及工作人员。

今天开场，我想先读一下林莽老师专门给这个活动写的一个祝词，本来我们一直想请林莽老师来主持这个活动，林莽老师是中国新诗开始，从六七八十年代，从郭路生到朦胧诗一直是一个重要诗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见证者，整个现代诗歌流程发展的见证者，包括从《诗刊》《诗探索》到北京作协里面的诗歌线索这个传承的建立，都是极其重要的。很遗憾他今天没有到场，下面我读一下林莽老师的祝词。

老贺

林莽文字发言内容：各位师友大家好，首先祝贺“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诗歌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并向本书作者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是你们衔接了近几十年北京现代诗歌的传统，并将它引向新的高度。中国新诗一百年是跌宕起伏的一百年，但近几十年中它同样经历着社会与文化观念的变革，新世纪以来在不知不觉之间人们的文化认同与艺术审美的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着悄然的转变，曾经甚嚣尘上的一些事物在我们并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沦为沉寂。在这几年里逐渐发生诗歌美学的变革是潜在的，循序渐进的，总体上逐步走向成熟的。当我们拂起那些大量的、表层化的、还未能进入写作门槛的分行文字，你就会发现有许多诗人作品已经更具有语言、艺术审美价值和更为深入的文化意味。

我们的新诗不再是依赖社会公众情绪和追逐表面的现代手法与时髦风尚的稚嫩时代，它正在回归现代汉语艺术的正常形态。在这本诗集中，许多诗歌作品深入生活细节和生活本身的自我体验，不再是那种类同化、表层化、私有诗意的虚假写作，诗人们更加关注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生命节奏和文化诉求。一些诗歌作品能够很好的传达自然景观与现实生活场景中的人与物，将自然景观融入心灵的画面中，在变化的场域里体现丰富的可发性的诗意之情。一些作品具有很好的想象力，在他们努力寻求语言艺术的幻象，并在语言的叠加与变换中呈现出更有意味的诗情。一些诗歌作品具有对生活现实的透彻认识，并能通过简明而清晰的表达，将潜在的译绪传递给读者。一些诗歌作品通过对现代手法透彻领会和应用，另诗歌内涵具有更丰富的意味和层次，诗人们在努力探寻诗歌语言艺术的真谛，他们的写作是脚踏实地的，生命的感受是明澈的，亲情的真实细节是呈现的，爱是调动真切体验的，回忆是具有体温的，想象与现实是相衔接的，景物是可触摸的，哲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考和自己的体验紧密相连的，我们看到一首优秀诗就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完美的，它是有个性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它不需要承载过多，但它需要是一件完美的、独立的艺术品。

一首短诗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一首长诗同样也应该是完美的整体，一首简单的诗或一首复杂的诗都应该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一位诗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掌握了语言艺术方法的能工巧匠，他应用语言的艺术与生命经验、文化经验融汇在一起，并赋予它感人的魅力。一个诗人的能力就体现在他是否将一首诗从容的、别具一格的完成好。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阅读大家诗歌作品中所感到的、所想到的，再次谢谢你们的诗歌作品和这本诗集的编者。在结束这段简单的文字时，我想用我的一首诗与大家共同探讨现代艺术的一个基本问题，诗的题目是：

向现代之狗扔了块石头

什么是现代艺术

皮娜·鲍什说：我舞蹈，因为我悲伤

在德国她的剧场那么广阔

我见过她煤矸石山上的露天舞场

肢体的语言不再唯美

塞尚因沮丧而画下那些灰绿色的作品

梵高因想念而有了十几幅燃烧的向日葵

安妮·沃霍尔用波普尔完成了

对资本复制的控诉

只有先锋概念和娴熟的现代技巧

那也只是匠人的手艺

没有心的颤栗 没有灵魂的波动

那只是向现代之狗扔了块石头

一首谈现代艺术思考短诗，请诸位批评。再次向诗人朋友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并祝愿大家写出更好作品。

谢谢。

林莽，2022年11月1日。

老贺：林莽老师这个不光是祝词，还有他对这本诗集的感受、认知与期许。今天跟我共同主持的是诗人黄希婵，黄希婵是很优秀的年轻诗人，请黄希婵先自我介绍一下。

黄希婵：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研讨会现场，我是主持人黄希婵。《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是1986年周国强主编的《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三十五年之后遥远的回响，该诗集2021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集也是今天诗群之后第一次系统梳理北京本土诗人。三十几年的发展，北京从地理上的空间变成文化现场，从北京诗人成长的家乡变成隐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乡。作为成长地标与时间流淌的北京诗歌线索并没有中断，从“X社”、太阳纵队、郭路生、白洋淀诗群、朦胧诗、圆明园诗社、幸存者俱乐部、手稿等一路延续下来的独立、开放的北京诗歌传统、北京诗歌精神也在每一位北京诗人身上自由的延展着。

本书的编者是老贺老师，2003年老贺在北京创办了猜火车文化沙龙，2010年他与友人联合创办北京新青年影像年度展，让更多带有个人创作特征的独立艺术品渐渐被大家发现。老贺老师，也请您跟在座老师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您想到为北京诗人来编辑这么一本诗集？

黄希婵

老贺：好的，我尽快说完，然后请其他老师来讲。

唐晓渡老师因身体原因来不了，我给大家念一下他的文字发言：

唐晓渡文字发言内容：很遗憾，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加今天的研讨会，蒙你（老贺）信任，希望我能在会上率先发言，我答应了，而在同一天我得知诗人、翻译家、我们共同的老朋友，也是“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作者之一的马高明兄不幸去世的噩耗，现在请允许我在缺席的情况下将原先答应的发言和对马高明兄的深切悼念，以及向他在当代诗歌写作和翻译方面做出的双重杰出贡献致敬，和二为一。

在收录本诗集的《遗嘱》一诗中，马高明以他的幽默化身为一个木匠，这位木匠发言说“我最后的一件家具一定要做的一鸣惊人，以隆重的装殓我的影子之一。”我们都知道他这个话的意思。我们同样知道，正如我们迟早会成为他笔下的影子一样，他这么说不过是道出我们共同的心声，这心声和他另一首诗《节日》中写到哭声是一回事，因它们都从远方传来，也向远方传去，如果这种无形的传递同时也是诗歌的薪火相传的方式，我想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甚至要说这同样是把我们维系在一条无分古今中外诗的精炼方式。谨祝今天研讨会圆满成功。（唐晓渡）

老贺：晓渡兄说的这个正好也是我想说的缘起，前些年去探望马高明兄，在他家看到1986年《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看到之后我才产生这样的想法，当年周国强梳理当时的北京青年诗人16家，之后北京诗人是不是要梳理一下，今天还一直在创作的诗人是不是要梳理一下。产生这个念头是在几年前，应该是16年或者17年，动过这个念之后就来做这个事情。同样我也觉得这个缘起跟马高明兄相关。我们认识是在94年九月画廊，因为他又是我们这个书里一个重要作者，从时间顺序上，从八十年代来讲，他都是非常重要作家，也是一个翻译家。九月画廊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化空间，承载了很多文化活动和传承，所以我也觉得应该先向马高明先生表达一份悼念和思念。

我看到这个书（《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以后觉得应该做这么一个梳理，做梳理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京诗人怎么界定？我当时界定在北京出生、北京成长、北京创作。这里有一个局限性，诗歌其实是没有地域限制的，但同时要有一个边界的话好梳理。它既是一个局限又是一个边界，这个边界让我更清晰地看到线索，线索就是从当年朦胧诗一路下来。而且我想到八十年代是地域的北京，今天已经是文化现场，完全是中心，今天的地域和当年的地域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这条线索应该有，尤其在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因为中国朦胧诗的诗人们群星璀璨，后来所谓的北京籍诗人，实际上是在被他们光环覆盖的。尤其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他们的地域性还是很强的。再年轻的也许因为网络原因，可能具有更为相同的语言和文化现场。

所以我想梳理这个，因为这个时间段梳理还是有一定价值，我里面主要收的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朦胧诗以后的诗人，从雪迪、童蔚、阿坚开始，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这个可能占80%左右，70后、80后、90后选了三四个诗人。这条线索地域性很强，因为上一批人成长的时候地域性是相对封闭。那个时候成长的还是跟北京各类特征相关的，它也是跟北京的变迁相关的，它提供一种观察的角度和观察的思路，和美学上的角度，也可能它最终不成立，诗歌就是广阔的，但是应该记录下这个线索。

就是这几个动机同时存在，我把它做出来。出来以后也收到一些回响，也做了几次活动，去年在鼓楼西做的活动也是非常好的一次，今天在作协，这又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不一样的活动。今天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书里的诗人来了九个，有些人没到很遗憾，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感谢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共同来探讨这本小书。

我以此来回答希婵的问题。

黄希婵：谢谢老贺老师的分享。下面进入嘉宾发言环节。首先发言的是宁肯老师。宁肯老师是北京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宁肯文集》，长篇小说《天藏》《蒙面之城》《三个三重奏》《环形山》《沉默之门》，散文集《北京城与年》《我的二十世纪》，非虚构作品《中关村本纪》，曾获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4亚洲周刊十大小说，首届中国香港红楼梦推荐奖，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作品曾翻译成捷克语、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下面掌声有请宁肯老师发言。

宁肯

宁肯：特别感谢诗人老贺，刚才他也谈到编这个诗集的初衷，如果没有一个相当的深度，恐怕是很难以一个诗人的身份编这样一个诗集，来和1986年做的诗集衔接起来。

我对诗歌也是有种情结，早年我也写诗，我是诗歌的一个“逃兵”。从另一方面说，诗歌也培育很多很多人。这是双方面的。我知道写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首先写诗非常非常之难；第二，写诗非常非常不确定，一个人很难用一生时间和诗歌联系起来，一般人做不到这点，但凡有些机会、有些其它的可能性都不会接触诗歌这样一个位置上、这样一个战壕里面，这是极其个人化的，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位置。凡是一以贯之下来的诗人，我都觉得是人类最重要的兄弟，这点非常可敬。

对我来讲，我写诗也投入很多很多时间，我从1979年受到朦胧诗的开悟，当我在美术馆看到星星画展，看到北岛、江河他们的语言出现，整个那个时代一下子通过他们的语言剥离开了，它不仅仅是诗歌的革命，是整个时代的革命，一个精神上的革命。朦胧诗的语言非常像是一次对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语言，或者中国人的眼睛（文学的眼睛）实施了一次白内障的手术，在朦胧诗之前，我们的语言完全是处在白内障的状态，而我们还不自知，朦胧诗的出现就像手术刀，一下把我们的眼睛拨开了，反正当时我觉得我的眼睛被打开了。像北岛“水洼里破碎的夜晚”。“星星永远是星星吗？”我记得当时美术馆墙上就那么写着，在那个年代对星星提出质疑，而且用那种方式“星星永远是星星吗？”像江河他们“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就像举起高高的锁链，就像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还在我的手中抽搐。”那样的语言和当时充斥在整个中国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是一个革命，是一个闪电的状态，闪电劈开中国的眼。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诗以后我好像一下被劈开，之前的我是一个人，之后的我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也是受到朦胧诗的影响开始写诗，开始模仿它，用那种腔调去说话，但是非常艰难。我认认真真写诗写了将近十年，从79年一直到89年，一直在写诗。这十年之间我整个发表的也就七八首诗，第一首诗是1982年在《萌芽》发的，当时我还在上大学，非常稚嫩。我断断续续一直到1998年发表最后一首诗，也不到十首诗。我是一个诗歌的“逃兵”，我觉得坚持不下去了，无论从生活，从诗意本身，都使我难以前进，最后我逃到散文里面，等我放下诗歌去写散文的时候，我收到很多的赞扬，这种赞扬让我非常非常惊讶，在诗歌里我从没获得，但我发现是诗歌让我在散文里面与众不同，在小说里面与众不同，所以我对诗歌非常有情怀。当知道要开这个研讨会的时候，我私下跟王虓说这个研讨会该开，从哪个方面都该开。

谈论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诗的角度太多了，每一首好诗都提供一种认识的角度，都提供一种标准，很难统一去谈论它。任何一种理论在一首诗面前可能都是不太恰当的。这本书里所有诗我都看了，但我挑一些感觉特别亲切的而且我也想说一点话的诗，我没有挑到的也是非常好的诗，但是我感觉特别亲切的、有感而发的、多少也想在今天发表一点谬论的。

一个是童蔚的诗，比如她写的《一号地铁》《新街口》，我还没有读诗，看到“新街口”这几个字就感到新街口好像又回来了，新街口现在是什么样，当年的新街口在哪儿，现在是什么样，这三个字就能触发我太多的东西，而且这首诗我也很喜欢。另外她还有一首诗叫《一号地铁》，更让我喜欢，我们天天坐地铁，而且一号地铁的通车，我记得是1970年左右北京有一号地铁，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去八宝山扫墓，我们从琉璃厂一直走着去，就像长征一样，大家去悼念先烈，回来的时候坐地铁。所以一号线地铁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物，一个活着的文化遗产，它和其它的地铁线都无法相提并论，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对一号线地铁都是一往情深的。

我读两句这个诗。“地铁一号线，这是一条虚拟的线路，你竟然走不出地铁一号线。”我读第一句话就觉得确实走不出地铁一号线，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走不出去，是一种情感的、记忆的、经久不息的。“也走不出隐蔽的暗流，有一个车站名叫乌托邦。延伸隧道里的词语和等车人串联起的长造句。”

像这样写北京的、写我们最切身感受的，而且是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北京地标性的事物，它所涵盖的我们生命的体验、经验，这样的诗，特别是在“北京当代诗人”的语境下，如果没有“北京当代诗人”，只是十九人诗选或者某某年代诗选，像一号地铁线这种标志性可能淹没在全国的话语里。它具体呼应到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这本诗集的总题目和她的意图呼应上了，当初我们接触到这个诗集题目的时候是对北京有一个期待，对北京经验的一个期待，我们都是北京人，我们一起出了这本书，我们现在一起谈论这本书，北京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也特别想在这个诗集里面找到北京经验的诗，这首诗让我特别感动。

除了新街口、一号地铁线，北京这样的资源太多了，还有一类是生活方面的，比如日常生活方面的，殷龙龙的北京经验的书写，我也给大家读一段。他有一首诗专门叫做《北京故事》，这首诗的后半段特别神奇，诗歌就是要突破限制，打破常规，唤起你和经验直接相对应的感觉。

比如最后这一段，“一家一户大俗大雅，门上喷鲜红的对联。”这一看就是北京的生活。“青砖灰瓦，颇有前朝的入时之风。人们晒太阳，码蜂窝煤，生老病死，勺上雁么虎，把所有昆虫送回家，那些大白菜堆在驴打滚的地方，给人添不是。”这里还有北京京味语言的味道，更为神奇的是下面，这就是龙龙诗歌的特点，看起来好象不合逻辑。接着说“张大妈姓屈，曹大妈姓杨，刘大妈姓迟，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母亲就说我，没魂儿。”完全不合逻辑的几个罗列概括，虽然我没有理解得特别准确，但凭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大杂院里面张大妈、李大妈，实际上都是一个大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黄希婵：感谢宁肯老师的精彩分享。

老贺：我补充一下，刚才宁肯老师说上一本《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不是马高明编的，是周国强编的，我是在马高明家看到的这本书。

黄希婵：下面有请陈均老师发言，陈均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出版有专著《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时代激流中的诗学----戏曲与文化》《昆曲的声与色》，诗集《亮光集》，小说《亨亨的奇妙旅程》等，编有《小说北大》《诗歌北大》等，下面有请陈均老师。

老贺：我再补充两句，陈均兄对中国新诗的系统研究很深入，他对中国古典比如昆曲这一类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进入很深，这是他的职业。

陈均

陈均：谢谢黄老师跟老贺老师！

我读这本书的想法：

第一，这本诗选以北京籍或在北京生长的诗人为线索，提供一个集中阅读的文本。这本诗集里的诗人年龄与时代跨度很大，至少四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四十年的时间，北京的变化非常大，里面有些诗人，比如在朦胧诗时代已经成名的诗人，如刑天等，很久都没读到他们的作品，而这本诗选提供了阅读的机会。还有八、九十年代的新诗人，较少为人所知。这可能是这本书的一个首要功能。

第二，它理清了一条诗歌史的线索。刚才大家都提到《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这是一个朦胧诗的经典选本。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是高三，当时被当作“黄色读物”被老师没收，所以印象尤其深刻。现在编选的这本诗选和之前的诗选形成承接关系，具体来说是诗歌谱系的延伸和转向。我们此前谈到朦胧诗，一般认为由北方尤其是北京诗人发起，产生影响。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诗歌史的不断重写和重新叙述里，朦胧诗的这种地方意识慢慢被削弱，以至于其起源会被渐渐遗忘。这本诗集重提北京诗人，实际上再次提醒朦胧诗运动中的北京因素，这也是对于诗歌史的重塑和重写。

第三，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北京的样本和可能。现在的北京，一方面是国家的中心，全球化的文化场所，从元代以来，北京就是一个五方杂处之地，全国各地的地方艺术来到北京这个场域，经过融合与再造，形成全国性的艺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化的反面，是作为地方性的北京。作为地方性的北京意味着什么？这本诗选的诗作就可以提供很多样本。我归纳为“北京语调”，比如里面使用的方言，像王一舸的诗里面写到 “人样儿”，“人样儿”就是北京的方言。这种利用北京方言的诗，在新诗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闻一多和卞之琳当时运用北京的方言写作，如《天安门》、《飞毛腿》等，他们当时模仿北京方言在新诗史上做出创造。但是如果我们用纯粹北京的方言去要求的话，就会发现它不标准，他们只是吸收方言这种元素来写自己的诗。

再就是地名，刚才宁肯老师提到里面使用的地名能够调动北京的经验、北京的记忆。还有语气，这些诗人虽然都不太一样，时代、年龄、性别、表述方式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就是他们的语气。北京人的那种语气，很少发现像卞之琳那样的写作方式，比如卞之琳写一句，后面加一个小括号，里面是他的第二语言、他的内心独白。北京诗人可能会有一些内倾性的表达，但是并不是卞之琳那样绝对的区隔。这本诗选里的诗大多都是一种宣述调，有一种滔滔不绝的响亮。

上述的“北京语调”， 可以将北京出生的诗人、北京成长的诗人和其他的北京诗人区分开来。这和小说不一样，小说有北京口语、北京方言、北京的内容，很容易区分。但是诗歌一般很难区分。读完这本诗选，从叙述的语气、语调，以及事件、地点里蕴含的经验，都能够观察到这些区别。

此外还有一点，除了在语言、在描述对象上的北京性之外，在精神上，可能也会具有某些特别的气质？比如，即使在描写大院的生活，虽然看似纯粹客观的描述，但我们仍然能读到某些自嘲、反讽，这些其实也是一种超越的精神。这和我之前提到的宣叙调，也往往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指向，可能是这本选集中大部分诗人诗作表现出来的共同气质。这些特征构成了作为地方性的北京。这种地方性的北京和作为全国化、全球化的北京之间的关系，既互相渗透，也相互反抗。所以，不仅仅是诗歌本身，而且是诗里所蕴含的社会史、文化史、情感史诸多层面，都可以通过反复阅读来获取与体验。

黄希婵：谢谢陈均老师的分享。接下来发言的是莫非老师。莫非老师不仅是诗人，也是摄影家、博物学者，出版有《词与物》《莫非诗选》，自1988年以来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西和希腊、阿拉伯、捷克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发表出版，曾多次参加国际诗歌艺术交流活动。2018年9月出版《风吹草木动》，这本书曾获得中国出版协会2018年中国三十本好书、中国教育报2018年年度教师喜爱的一百书前十名的成绩，他的《摄影与自然诗篇》的跨界作品，《万物有生有命系列》也曾入选中国教育榜2018年度教师最喜爱的一百本书。下面有请莫非老师发言。

莫非

莫非：诗人还是应该让他的诗歌说话。这本诗集，老贺能够编出来，我大概知道其中的难度，在纯技术层面。恐怕只有老贺能把这些诗人召集起来。北京的诗人，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独来独往的，很少有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坐下来。好像别处的诗人倒是可以经常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容易召集起来，但北京很少有这种机会。

前面的诗人，朦胧诗那代人我都比较熟悉，跟我同龄的也比较熟悉，但后面的诗人我就不那么熟悉了，这也跟阅读范围有关系。我自己写诗时间比较长，一直没有中断过。除了诗歌这件事，我似乎没有做别的事。刚才宁肯老师说可能干点别的也很有意思，但是既然已经在这诗歌上都赌上了，输光了，也无所谓。好多人说把诗歌当成生命。对这种说法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人指出，你要是把诗当成生命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为了保自己的命就可能背叛好多东西。那时候我就有点警惕，诗歌这件事你要是喜欢的话就做，但要做好准备，可能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也挺好。诗歌不可能给你带来诗以外的人人都比较看重的那些东西，不要有什么奢望。诗人除了写诗之外还要生活。好在我的生活比较简单，写作也比较简单，这样才能做下去，否则的话我可能早就干别的去了。

摄影在诗歌之后。对我来说，也是另一种写作。通过对植物的拍摄，对微观的自然世界也有了更深切的领悟。我几乎把北京的植物都拍过了，包括它们的四季变化。我总是更喜欢在认识它以后，而不是在不认识的时候才拍摄的。我本来想通过摄影寻求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就像宁肯说的不写诗可以写小说。我不会不写诗，但我遇到了麻烦，写诗也有瓶颈，你觉得走不动了，那时候我就想换一种方式，通过摄影来看，因为摄影本身也是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

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诗人，我说的自然主义诗人是指那种博物学意义上的。写诗，比如写一片树叶，写一棵树，它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含糊其辞，是因为没“见过”一片树叶、一棵树到底什么“情况”。我们只有山水词章，没有自然文学，比如梭罗那种意义上的自然文学，为什么？从来很少关注我们身边那些活生生的细小的东西。中国的诗人也好，小说家也好，包括电影里面，说(表达）的东西都是模模糊糊。这里有我们语言的麻烦，也有传统的原因。我们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喜欢大概齐。

《诗经》里面有大约150种植物。自然界中很多植物在消失，但是我们注意到没有？所有的诗经植物都还活着，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所有这些植物我都考察了，我都拍了，全国各地，主要是黄河流域，因为《诗经》就生长在黄河流域。说明当时的诗人都是写的身边经验，所有那些后来变得重要植物，从自然变成了文化，一直到今天，先是自然优势，后因“长”在《诗经》里从而取得了“文化优势”，比如荷、梅、李，包括我们吃的东西，比如荠菜、苦菜、大豆，那时的诗人写的都是身边的东西，也只有身边的东西才更具生命力，不光是它成为文学以后的生命力，还有当时写的那个东西本身也一定充满生命力的，否则的话它早就消失了。它取得这个文化优势以后，对它的传播更加方便了，比如梅花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意象），包括芍药、木瓜、蒹葭……现在我们去一个地方，当我看到《诗经》里的植物就感觉特别亲，很明显，这就是诗经文化塑造的结果。

十年前，我曾经花费了几个月在南美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就是达尔文考察过并启发了他的进化论灵感的那个群岛)旅行并拍摄野生动植物。在那里当我一个人漫游的时候看到家乡也有的植物，我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就跟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老朋友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感觉当地那种有生命的东西跟你产生了关联，你突然觉得这个地方不再陌生。这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其实也表明了人在自然中是多么渺小。这种体验很强烈，也很有意味。

从博物学到自然摄影，对我都是一首诗。虽然诗歌从来没有带来过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它确实让我感觉到生活在北京，你能够写诗，而且居然写到了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人类很多时候有“自然缺失症”，而园艺这个东西是非常治愈的。我在自己在家里阳台上也养各种植物。早上起来你看到它们开着花，有了结果，每天都是新的，一个人不可能每天都是新的，但是植物可以。每天都在不断的开花，甚至落花的时候你都有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们还是多到自然中走一走，看一看，仿佛是最有意义的阅读。跟植物在一起是非常纯粹、非常清爽的，它可以启发诗人很多东西。一旦接触了大量事物的细节，你的世界就会更加辽阔。诗歌如果没有鲜活细节的话，也就没有了想象力。而没有了想象力，我们的语言就是枯萎的没有活力的“濒危植物”谢谢大家！

黄希婵：谢谢莫非老师的分享。下面请解玺璋老师发言。解玺璋老师1953年生于北京市，曾任《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副刊》主编，同新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高级编辑职称，北京作协第三、四、五、六理事会理事，理论和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喧嚣与寂寞》《一个人的阅读史》等，今年热衷于人物传记写作，由于近现代人物多有心得，已出《梁启超传》《君主立宪制上》《张恨水传》等多部作品。

解玺璋

解玺璋：其实我是从八十年代接触圆明园诗人开始的，像北岛、多多他们这些人反而接触特别晚。我当时因为要写圆明园，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了，我的印象里，那边北京的诗人很少，最多的我印象中是贵州的、四川的、云南的，再往下可能还有两湖的，真正北京的诗人不多，另外就是一些画家在那。

当时最让我佩服的是诗人能够忍耐这种穷困，那时候的穷困，各位老同志们可能都有感受，真吃不上饭，我们凑钱到北大吃一顿一块五的饭就算很高兴了。我记得有一个画家可能卖给大使馆的人一张画，得了400块钱，整个圆明园的这些群众们都得到一次吃方便面的机会。那会儿真是特困难，有时候那些诗人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写诗，这点让我特别感动。我当时为什么想写圆明园？我在那住了好几天没回家，黑灯瞎火的，村子里根本没有灯，不像现在圆明园修得那么好，那时候都是水田，村里的小路要摸着黑走到这家、那家去跟人家聊一聊。我接触诗人，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对诗人有点感觉。

再有就是后来到了九十年代，我有一个同学拉着我说做一个纪录片，就是做白洋淀诗群和星星画展。我们录了有十个人左右，我还跟着芒克他们一起到白洋淀住了两天，他们找一找当年在那插队时的感觉，跟我们谈谈当时插队时的生活、怎么创作之类的。我们那时候想做这套纪录片，采访了包括画家，星星画展的那些人，有十来个人。后来那个美国老头又撤了不支持我们俩，这事就没办成。我印象中跟诗人关系比较近乎的就是这两回，跟采访都有关系。

我为什么觉得诗歌不好碰？它有点像音乐，古代人说诗无达诂，我觉得诗无解，没有一个确定的这首诗谁可以解读一下，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你想解读一首诗真是挺危险的，很容易留下笑柄，诗人一看，我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因为诗跟人的心灵有关，它是心灵流淌出来的东西，它甚至有点漫无边际的，有点像早期的黄河，你说它从哪个地方入海？山东、河北、河南都是它的入海口。它是漫无边际的一个东西，反正是很难的，它跟人的情绪、情愫，包括跟人一闪念的东西相关，他把这个写成诗，我们想解读这个诗，这确实是特别困难的一个事，为什么我害怕谈诗就是这样。我写了很多评论，电影、电视剧、戏剧、文学，我都敢写，美术我都敢写，虽然我儿子说我不懂画，也批评我，但我敢写，因为它有抓头，诗没有抓头，音乐也一样。当时我跟叶小刚交流，音乐没办法写评论，特别是无标题音乐，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诗也是这样，诗人们写出来了它就是一首音乐，一首诗就是一首音乐，没办法评论。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的，我就是学宁肯的方式，我读这个诗的时候，一边读一边往书上写字，我当时有些什么想法，也是我的思绪，就把它记在诗旁边。

比如第一首诗，雪迪的《我的家》，这首诗真是写的挺美。

我的家在午后一个温暖的日子

结满葡萄

我的妻像只红色温柔的小狐狸

把她细细的手

探入我音乐交错的胸中

窗子的玻璃上趴满蜜蜂

花朵在一个个字里开放

我的妻穿着红色的衣服跑跳着

把朝向阳光的门带得咣咣地响

我坐在一把古铜色的椅子里

听远处的庭院里草根吵闹的声音

听一滴水慢慢渗进一块石头

一只鸟，在远远的

我的思绪中

啼叫

这诗写得是不是挺美的？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如诗如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后来我又觉得它像我原来读过的一首苏轼的词，“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它的意境有点像这个，我看的时候瞎琢磨，产生一些联想。

其实最早的时候，特别是跟圆明园诗人接触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诗人跟现实和命运是一种对抗的关系，是一种对命运不屈服的、抗议的、对抗的，有时候诗人一朗诵特激动，我记得在北大有一次参加诗歌活动，一个一个都慷慨激昂的，那是当年诗人的形象，和现实、和生命、和自己的处境对抗，至少得是一种姿态。但是后来的诗，这个东西就比较少了。可能我这个也是一种偏见，也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

比如童蔚的《新街口》，我也是觉得这个诗有点意思，我原来读这个诗时候，我觉得她应该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但今天看到还挺年轻的，她写到“不会忘却——旧书气味，画本纸卷被过路人揉搓。”后来我想这个书店就在新华书店对面，在马路的南边，我都能想象出来她写这个。还有“一条小路，相遇和那星群骑自行车把黑发和刘海，就留住了那忧郁的脱俗。”我读这诗的时候就想起上中学的时候骑着车，如果再带个女同学，那爽，就在马路上疯跑。她的诗会引起你好多生活当中的经验，我读了好几遍，琢磨她写的都是哪儿。因为新街口太熟悉了，我现在也老去新街口，新街口百货商场，我们家买衣服就奔那，别的地方不去。所以这个诗确实写的有点意思，有味道。

还有《一号地铁》也挺有意思，有很多你的经历、体验，在这里都能找到对应性的东西。

还有阿坚的《不怕一生的失败》，这首诗有点八十年代的气质在里面，对抗命运，对抗现实的那种东西，“我们想按着自己的意志生活”，八十年代的人对自我的自觉性特别强烈。阿坚还有一首诗，老贺这本诗集里面没选。当年牛汉跟谢冕老师编《新诗三百首》的时候选了阿坚的《向音乐掷去》，那个诗三卷本，按照英文字母排序，阿坚排在第一个。他这首诗我也特别喜欢，他说“用一块语言向音乐掷去，回声很久才走过来。”中间还有好多句，后面结尾说“永恒的音乐之河正飞速延长，爱的子弹还没爬出枪口。”你得琢磨它这个意思，它的味道就在这。所以我一边读，一边又把那三百首找出来看。

宁肯：阿坚还有一首，叫做“诗人醉了，酒从眼睛里流出来。” 他的那种生命体验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还有一个，《胡同拽着死胡同有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莫非老师的，我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起了庄子对天地之间的描述，不一定对，这是我自己想象的，我读这个诗觉得有点《逍遥游》和《齐物论》合在一起的味道，有那种深层次震撼的感觉。他写到万物归一，这里说“野菜和皇帝一样慢慢消失”，真是这样的，野菜和皇帝可不真是慢慢地消失吗？再万寿无疆的人早晚也都得消失。王羲之当年写《兰亭集序》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您也是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看到这样一种生命和天地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感动我。

我后来看西川这篇《思想练习》，我也特别提醒自己这一点，你要切记切记，不要强做解人，你不能解读这个诗，你只能感受这个诗，你只能体验、体会，把你的生活经验和这个诗融在一起的话就是一个最好的阅读体验了。他这一大篇，都是讲尼采的这些东西。

再有一个是《尽量不陈词滥调地说说飞翔》也特有意思，杜甫写过飞翔，李白也写过飞翔，但他们俩的飞翔并不一样，杜甫说“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天，濯足洞庭望八慌。”也挺有气势的，里面深沉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李白写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晴天览明月。”他这个劲头跟杜甫又不一样，我们再说飞翔，能说到什么程度？这里面也写得很有意思，也挺神奇的，跟咱们古典的诗圣们都有一拼。

反正我读了以后经常有感慨，我没有这么读过诗，这是我在阅读当中极其新奇的经验和感受。就说这些，不对的地方大家多批评。

黄希婵：感谢解玺璋老师的分享，您对诗歌的热爱溢于言表，看到您密密麻麻贴了小条。精彩的分享总是让我们忘记时间的流逝，也请后面发言的老师把控一下时间。接下来请高星老师发言。高星老师自幼喜欢画画，也一直从事诗歌创作，喜爱旅行、收藏，曾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大型摄影纪实性画册《精华名人》获中国摄影出版社优秀作品奖，自2000年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民间手工工艺人，对手工制作的过程程序进行实地采访，出版《中国乡土手工业》，高星老师曾出版诗集有《高星诗选》《词语诗说》《胡言乱语》等多部作品。

高星

高星：因为这是“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这是对北京经验的定义，还是对北京身份的定义的选取。我最近在看王朔新出的小说，里面大量都是各种各样的北京话，有的也是原来说过，但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但我看他的书里有的字写的也都是错别字，我就说那个编辑，因为这个书是王朔口述出来的，编辑校对的时候怎么断定这是王朔的本意还是他写错了？比如“那谁”写的是“内谁”，北京人说话是“内谁”，但实际上那个字是“那”，但编辑写得是内外的“内”，让北京的氛围更强烈了，我在读的时候恍惚觉得他写的汉武帝的事是真的吗？我又怀疑他那么浓重的北京话，现在活着的是真的吗？就是这种交错穿插的感觉。

具体到这本诗集，真正运用北京话写的，也就是阿坚和龙龙、一舸。其他人，像我，我可能写北京外面的诗更多。

前两个礼拜老贺和多多上我们家去，多多说诗人到老了就写长诗。他的意思是没有敏感、没有创造力，你要搞经营，不如短诗那么难写。我当时心里一咯噔我不知道老贺咯噔没有，因为我现在习惯写长诗，实际上我的长诗也不是长诗，都是一堆碎片的东西，因为我的时间也是碎片的，我不像臧棣、莫非每天都有写作的惯性，我现在都是自己找点由头，比如我现在写的最多的都是上西藏去的，我觉得在这没有什么新鲜感，就去外地，外地的地理、地名，再加上点当地的风土人情，怎么着也都有点素材，再组织起来弄个长诗。所以我的写作状态就是这样。

黄希婵：谢谢高星老师的分享。接下来发言的是刘楠祺老师。刘楠祺老师是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长期从事外交和对外经贸事务，译著有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耶麦《春花的葬礼》和《埃德蒙•雅贝斯文集》等，获2020年春风阅读榜金翻译家奖，2022年金青藤国际诗歌翻译奖。

刘楠褀

刘楠祺：大家好，非常感谢老贺的邀请。我可能更多的是以一个北京人的身份出现的，因为在座有那么多作家、诗人、评论家，我本人不写诗，只是一个法语文学的译者。说起老北京，我确实是个老北京，母亲家在密云，根据家谱，是明代来的，从山西。据说老祖宗在山里面种地，挖出一个强盗的藏宝洞，里面都是元宝金银，铜钱银元之类的，由此发家，号称“钓鱼台王家”，据说是密云县四大姓之一。我父亲的家在房山，在磁家务村，我九十年代专门去考察过一次，我小的时候总以为我是不是和满城汉墓的中山靖王刘胜也就是说和刘备是一支的？后来九十年代到这个村子祭祖，看一看我父亲过去住的地方，问村里的老人，他们说我们这一支是光武帝刘秀之后，这样就跟刘备没什么大关系了。

我说了这么多的意思是，我的确是一个老北京，这样就带出了我想说的第一个感想，老贺去年出的这本书《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在鼓楼搞了一次座谈会，那次我也参加了，我觉得老贺作为一个有情怀的朋友，这本诗集的出版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为什么这么说？除了八十年代那本《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我没读过），这个是作为地域性诗人群体的第二次结集出版，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将地域性的诗人群体做这么一部诗集，在中国甚至在国外好像都很少见。很多诗集都是按照一个流派，或者按照一个时间节点，比如十九世纪，或者白银时代，或者象征派、浪漫派，都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这部诗集作为一个地域性诗人的合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但是北京地域的这些诗人，实际上诗歌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想法，这个想法从两头去讲。第一，确实这些北京诗人都是北京生、北京长，像莫非、高星、臧棣、马高明、西川、宋逖、张爽、老贺他们的诗，能够感觉到他们对北京的感受，特别是出现在他们诗中的胡同、新街口、一号线、雁么虎儿，这些是耳熟能详的，确实带有地域风格，让人一读便心生亲切。但是有相当多北京诗人不是那样的。同一个话题的第二个角度就是，实际上随着朦胧派也好，圆明园也好，走到今天，这些诗人的眼界更宽了，他们见到的世面更多了，他们引入的新的词语、新的概念更多了，虽然是北京诗人，但他们的诗并不仅仅局限于北京。我个人是很喜欢有地域性风格的作品的，所以我和宁肯兄一样，也希望北京诗人的诗中能有更多的北京特色。

宁肯：对诗人来讲这是一个矛盾，因为诗人应该是无国界的，没有地域性。但如果你有地域性，反而也让人看了特别亲切。但你以地域为追求，可能不完全是一条正确之路。

刘楠祺：我自己在译诗的过程中发现，中国老一代翻译家中有很多人是有意识去吸收一些当时的语言或者当地的语言，引入到他们自己的作品中的，你能够在他的文字中看到他们特有的风格，而且由于这种风格的连续性，使我们在读到这样文字的时候会发现这就是傅雷的风格，或者就是陈敬容的风格或是罗玉君的风格，这是能够感觉到的。

刚才我说到了陈敬容先生，她是我同学的母亲，所以我上大学时有幸拜见了她，她对我翻译波德莱尔的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她对中国的当代诗，特别是对朦胧派以来的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57年，她在《译文》发表了九首波德莱尔的诗，她突破法国格律诗的限制，把《恶之花》译成了自由诗，她没有刻意去还原原作中的韵（ABAB，ABBA，AABB），而代之以一种宽泛的平仄和有意无意的韵脚，这样就使她的译诗具有了一种似有若无的音乐感，展现出了原作的内在节奏和情绪。这样的译诗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批诗人的影响或者冲击力，可能别人都代替不了。比如诗人柏华就曾经谈过他在读陈敬容先生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震撼，他没想到诗还可以这样写。从那时开始，到后来圆明园，到今天的十九家，我能感觉到这种源流没有变，只不过在用词上、在眼界上、在范畴上好像更宽了。

黄希婵：谢谢刘楠祺老师的分享。下面发言的是殷龙龙。殷龙龙老师1962年生于北京，1981年开始写诗，早年曾参加圆明园诗社，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99年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曾获得“御鼎诗歌”大奖，《诗歌报“临工奖”》，诗探索年度诗人奖，出版过诗集有《旧鼓楼大街》《我无法为你读诗》等多部作品。

殷龙龙

老贺：龙龙谈话不太方便，他昨天写了一段，我来代他先念一下。

殷龙龙文字内容：老贺的这本书《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编的恰是时候，朦胧诗那代人已经老去，而这代人正在老的路上。阿曲强巴1986年编的那本《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说实话我没买，等着他送我。那时候有好些书没买，到不是别的，那时候我可以去图书馆借书，北京大的图书馆我都去过，新华书店也常去，去那看几十本书，买一本就不错了。

那时候年轻也有精力，我最初接触诗歌当然是古诗，上中学写过，随后接触过外国文学、艺术，接触现代派思想，自己也就不知不觉喜欢新诗和现代诗，随后认识一些朋友，加入圆明园诗社，圆明园诗社宗旨就是在废墟上重建家园，那时候聚会还历历在目，忘不了，正如一首好的诗死活忘不了，北京的诗人一代又一代，没有辜负历史，也没有辜负读者，他们都是时代的弄潮儿。（殷龙龙）

老贺：这是龙龙写的，刚才好多人谈到龙龙的诗歌很有北京的气质，我个人体验，龙龙是一个在园中飞翔的诗人，但他不是特别缥缈飞翔的，他是具体的，在任何地方，比如在杯子、在他的身体上、在他的病痛上，包括他周围各个地方，都随时可以让语言起飞。他除了北京生活处境，他的身体处境、生存处境都很可感地体现了出来。所以龙龙在北京诗人里面给我的启发是很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的诗歌里面既有抒情、意象、唯美，也有解构、反讽、批评或者很口语。他可以把这些整合在一起，他可以解构和调侃，抒情并用，唯美和反讽在一个句子里很奇特又不违和，但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庄严感。

黄希婵：谢谢殷龙龙老师对本次活动的支持。接下来请阿西老师，阿西是当代诗人，早年在学校和法院、报社工作，也曾闯荡俄罗斯和广州，有近作集《词车间生活指南》《诗和集（2017-2021）》，诗论集《词的寂静》等，获过首届屈原诗歌奖，首届浦江华人诗一等奖。

阿西

阿西：我想从历史和当下这两个维度来谈论《十九家》。

首先，这本诗选第一时间让我想到了八十年的《十六家》，这不仅仅是一次创意的巧合或时间的顺展，更是三十多年来北京诗歌发生发展的必然。回溯这些年，我们知道北京一直都是中国诗歌的最重要的“本营”，汇聚了此一阶段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大量诗歌写作者，而北京本土诗人的身影一直都是其中最重要的集群之一。因此，从《十六家》到《十九家》，让我们在历史的往复中看见诗的循环与递进，看见一批新的诗人走在诗学探索道路的新前沿新高地。

其次，从当下的维度来考察、审视和品鉴，会发现《十九家》的作品，普遍具有异常坚实厚重的大气象，既能够在语言成功学上颇多建树，更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立诗之本义。我学点数学，有时喜欢用反证法或逆向思维看问题。我认为，《十九家》之作至少在这样三个层次上是非常好的：一是远离随意性，所编入之作体现了足够的沉稳与沉淀，是陈酿之臻品。我们知道，当代诗随意性太强一直都是令人诟病的问题之一，许多所谓的诗都是跟风似的写写道听途说之感悟，写写未经大脑充分过滤的新闻随想，图一时之口快，博小圈子内一时之眼球，这种诗不仅让诗人们感到厌烦，也让普通读者失去或减低阅读诗的兴趣。但《十九家》之作，都体现了诗人们最高的专业精神，就是阿坚这样的文本也是非常具有思想深度的，它们不是随意二是随性，而海城的诗作更是具有一种情感的沉寂与情绪的克制；二是克服了碎片化，所编诗作普遍具有相当程度的完整性。这里的完整性，我指的是诗意的完整性，它包含了诗人的诗学观念与美学的追求。当下，我们处在信息化时代，海量信息向狂风吹拂的暴雪一般，没有任何方向地席卷着每个人的感官系统，让人频生慌乱与恍惚，难以立定神闲，静思细观。因而，大量的诗歌往往都是手机上的碎片写作物，有的是吉光片羽，有的则纯系短句快闪，很难形成有价值的历史叙述或时代叙述。虽然是分行体，但绝不是诗神的漫步。回到《十九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些非常具有独立精神的诗歌写作者，有的一直远离诗歌圈而默默写作，保有自主的系统性，有的甚至不玩手机不发微信圈……是的，这些诗人力图保持了一个诗人完整的心，这也是他们能够在诗学道路上致远而行的主要原因；三是杜绝空心化，所编诗作饱满度普遍极高。当代诗的成就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说是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段。但同时，可能也是最复杂甚至最混乱的，几乎是难以“公推”标准的（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是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空心化之作。一方面，在修辞上极端考究但如果剥茧抽丝，就会发现层层词语的外套里面没有灵魂之核，就像永远拿不尽的俄罗斯套娃，当然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纯语言诗，但数量过大则令人生厌。另一方面就是各种小段子分行之后，以诗的名义发布，而且往往还要标注为先锋等说辞，也败坏人们的诗胃口。而在《十九家》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些非常值得尊敬的写作者，他们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极高的要求，因而具有一种实打实的语言特质。

对这十九家每个诗人都是值得认真研读的，他们有的早就出现在《十六家》里，可谓是新时期诗歌最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有的是当代诗最优秀的诗人获奖无数，有的一直都在默默为新诗的发展而躬身探路令人敬佩，有的则勇于痛陈时弊无惧词语的风险，有的年轻却实力与才情俱佳……我相信，同《六十家》一样，这也将是一部献给时间献给未来的一个重要的诗歌读本。祝贺各位入选诗人，祝贺编者老贺。

《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1986年出版，主编，周国强，时隔35年老贺主编《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

黄希婵：谢谢阿西老师的发言。接下来是刑天老师，刑天是圆明园诗社成员、幸存者俱乐部成员，著有个人诗集《隐痛》。

刑天

刑天：莫非说的特别棒，不过我和莫非还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虽然是同代人，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前辈，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他已经出诗集了，那时候是油印的诗集，叫《棕榈树》，星星画会的马德升给配的插图，他的诗到现在我都能背下来，“风总是和你好，总是把南方的故事讲给你听。一片片叶子是一面面展开破碎的心。”这是献给他爱人的。我读他诗的时候是19岁，他比我大四岁，我是他们那拨里最年轻的，我都老了，但他还是很执着的，很棒。

但是所有诗人不能像他似的，拒绝一切机会把生命赌一把，那不行，我们作为一个人，诗人首先是一个人，我们也有七情六欲，我们也渴望不同的生活，甚至为了不同的生活咬的牙都碎了，当诗人不能成为一个职业，当诗不能给我带来金钱的时候，而我又有很深的对金钱占有欲望的时候，怎么办？我要走一条满足我的生活、生存欲望的路，诗歌不是放一放，诗歌不用放下，虽然诗歌绝对不是我们的生命，但诗歌是我的生活方式。诗歌如果是我们生命的话，我会尊重生命，我会为生命背叛我们很多美好的东西，甚至信仰，我们看看今天的电视剧、影视剧里嘲笑的那些生命，比如伪军们，他们不知道君子死国难？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那些人物里面很多也很优秀，例如，洪承畴、例如崇祯最后的“宰辅们”----那些执掌国政的东林党徒，那些所谓著名的清流人士。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冯道，唐及以后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历事五朝、八姓（八个家族）、十一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前后为官四十多年，他不知道那些大义吗？他不是以儒生领袖自居吗？所以诗歌不是我们的生命，诗歌如果是我们生命的话，我们可能会为了它而背叛很多。

但是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后来从事什么，无论我们在生命过程中干别的什么，最终摆脱不掉诗意的生活。这就是我对于诗的感觉，简单归纳一下，诗不能给我带来威士忌，但诗能给我带来荣誉，带来灵魂的安适。现在当我走到大街上，当我在互联网上流窜的时候，当我和别人杠的时候，别人都知道，哥们儿，你是圆明园诗人。那个圆明园不是圆明园画家村，我们圆明园派诗人比他们早多了，为什么当时扎根在圆明园？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经常在圆明园有聚会，那是一片废墟，我们那时候每年10月26日，一年里面必须有一次，老侯、小赵、莫非、马德升，多多去没去我不知道，反正老侯老去。每年都有一次聚会。所以那成了一个----按照王朔的说法，全北京市的人渣儿全都聚在那了，当时就是那种感觉。圆明园是当时的诗人、作家、画家、摄影艺术家、歌手的圣地。

简单来说，诗歌不是我的生命，但诗歌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可以为了我的生存去干任何事情，当然，我有底线。

谈到诗歌的创新，去诗意几乎和非诗化是一样危险的。包子没馅儿褶子再多也是馒头。你想蒸包子，你必须有馅儿，这是前提。伊沙们写的不是诗，这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指出过，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去诗意和吃包子去包子味儿是一个道理。

所以，诗的创新一定是诗的创新而不是非诗的创新，你跨入到了非诗领域，然后你告诉我你是诗人，你是几个意思？你天天写非诗，却让我承认你是诗人，这不搞笑吗？

黄希婵：谢谢刑天老师。下面请旺忘望老师，旺老师是艺术家，诗人，设计师，中国美术报艺术总监，幸存者诗刊跨界栏目的主编。

旺忘望

旺忘望：为什么摇滚都出在北京？北京一下有那么多乐队？最后我发现北京人最大的特点是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一种社会批判的意识。这是皇城根下赋予的独特意识。

返回来再看老贺编的这本诗集，我读完之后的感觉有点像刚才高星说的。里面有一两个人因为写了北京的景，北京的事能看出是北京人的写作。除此之外如果不贴北京的标签，还真看不出来是北京人写的。刚才宁肯也说了，这些诗里头如果再没有北京经验的话，就是一个挺正常的诗人写的。他不像王朔小说有很强烈的北京感，就是那些北京土话和北京经验。

目前看，最重要的是老贺把这些人攒起来，搞了这么一条线都是北京土生土长的，这个比较重要。至于北京有没有诗歌流派和特征，从这本诗集里还看不出特明显的特点。所以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一个时期北京诗人们的写作概况，这是有价值的，以后会再有人攒出一本来，延续这个线索就会对文学史有价值。

再谈一下我对诗歌的理解。因为我做设计，搞绘画又写诗。诗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一个精神出口。因为画画可以卖，有时候也可以为了卖钱画一些画。设计完全就是商业，那就是为客户服务。所以，唯有诗歌没什么用，半分钱都挣不着，它反而对我来说特别纯粹，我精神的输出是靠诗歌，我如果不写诗歌的话，估计我就会累死了！就会很分裂。我每次写完诗歌精神上很爽，也就是灵魂很舒服，诗歌也疗愈了我潜意识里的伤痛。所以，我非常感谢诗歌，也感谢我交了这么多诗歌界的朋友。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黄希婵：谢谢旺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是童蔚老师，童蔚老师是诗人、作家、绘画者，生于北京，著有个人诗集《马回转头来》等，1992年参加第23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部分作品译成英文发表于国外诗刊。

童蔚

童蔚：我是一个喜欢写字，但是特别不会开会发言的人。今天参加这个会，我还是挺感动的，我觉得诗人在这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处于很特别的位置，今天我们居然能坐这儿开研讨会，感动！平常我们几位诗人很难聚到一起，由于这本书，呈现出了北京当代诗人的微观景致。我觉得，是由于老贺这个人有特殊的直觉，另外，如果有谁动了延续的心思，也很难把这个事做起来，在纸上呈现这种灵魂的表达。再有，《北京当代诗人19家》出版后，如果没有很好的氛围，完全可能被忽视、扔在一个犄角，在诗歌出版艰难的年代尤其如此；所以值得珍惜。

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在朋友圈里说，一个北京诗人必须非北京诗人。我当时就是这么感觉，因为有一个悖论在我心里。如果把自己只限制在北京诗人好像不太对。我这个想法与经验有关，在一个单位里，可能都是来自各地的同事，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是北京出生的，所以我对北京人这个身份特别迷茫，我在大多数人中从籍贯上看是极少数的，而作为北京人我对当代这座都市又所知甚少，所以，我还是承认自己是诗人吧，但在情感方面我出生这里，写作在这里，所以我是北京诗人；可我是地道的北京人吗？我现在真是画一个特别大的问号。现在的北京，地貌变化大，文献里考证出的北京，又出现特别多非常宝贵的文献，比如一本叫《隐没的皇城》的书，是一位留法学者写的，他能考据到那么仔细，过去内城里的一块砖石是怎样的由来、怎么样的消失，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完全不知道，我现在踩在一块砖上，这块砖周围两百年前什么样、一百年前什么样、五十年前什么样，脑子里应该可以转出很多风景，所以我真的觉得，作为北京人，我甚至挺不够格的。包括圆明园，原来我们从学校就跑到圆明园去玩儿，那是一个废墟。现在的圆明园就像一个人化妆以后，很不自然的。但是那里面挖出了很多典故，包括皇城的大量的资料，我们怎么能把身边的素材变成诗歌？直接的引用是不对的，因为有的东西用散文会表达得更好、更对头，但诗人要想采到北京的地气，将这些人文的典故变成我们自己的诗歌，转换成与诗的语言，我感觉这个功力，我自己差得太多了。

另外，老贺主编的这本诗集，给我很大的触动。其中的一点，是我也开始思索“北京诗人”的特点，我认为，大多数北京诗人有一个特别，就是比较的“有容乃大”。而这个感受，来自于诗人马高明的第一任妻子黄琼柳的启发，她见到我的时候（那时候八十年代，她是女诗人，从广西来北京）她跟我说，“我们早已有神交！”，我当时一听，心就打开了，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我觉得写诗的人就要有神交，我们并不是组织一个什么小团体、几天见一次面，我们可以很长时间不见面，但是老贺主编的这本诗集将大家联系起来。我就先说这些吧。

黄希婵：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请宋逖老师。宋逖老师著有诗集《融摄·光之书1937》和音乐随笔集《流亡的语速》等，亦从事小说创作。

宋逖

宋逖：我昨天还在找刑天的诗集《隐痛》想重读，今天就见到刑天了。我写诗比较晚，但我是一个有“朦胧诗”情结的人，当初我读多多的诗集、北岛的诗集，包括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幸存者》杂志，记得里面还有童蔚的诗《小木马》，当时我觉得很遥远。另外说一点，我自己虽然生在北京，但绝大部分时候没有把我自己定义为“北京诗人”，在我看来，北京有北京诗人吗？只有朦胧诗诗人。所以当老贺找到我的时候，我比较纠结，我说我是北京诗人吗？但其实我本名就叫王京生，是我父母给取的，意思是姓王，在北京出生的，但只有一个外地人才会这样给孩子起名，我父亲是江苏人，50年代来北京后一直在铁道部工作。

老贺这个诗集在我看来有两个特别珍贵的地方：第一个珍贵的地方，老贺的这个“北京选本”是一个“连接”，他连接一个可贵的“旧世界”，一个可贵的八十年代，一种朦胧诗状态的东西，而这种珍贵的“连接”在很多当代诗集里已经找不到了。比如在这个诗歌选本里有刚刚去世的马高明。有莫非、高星、阿坚、刑天，他们在八十年代已经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当然还有两位最有北京特点的诗人，一个是童蔚，一个是殷龙龙，他们的创作也超过三十年。老贺的诗歌选本体现的这种“连接”，这种并非止于文学史意义上的“连接”。这种早期的气质是特别珍贵的，它有一个“旧世界”的东西，就是珍贵的往日世界，同时这个“旧世界”也把我们带到一个新世界，带到未来。这一点应该值得特别注意。

第二，我最近也对北京的早期诗歌感兴趣（如果真有“早期诗歌”这个概念的话），比如我当年的一位很熟的朋友，也和宁肯老师很熟，就是散文作家苇岸。苇岸最早也是写诗的，但我和他交往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诗，只有在今年才在他出版的日记里读到了大约二十多首苇岸写的诗，那种八十年代的风格，早期北京的气质，气息很弱，但一下把我给抓住了，我觉得这是真正诗人写的诗。以前我和苇岸交往的过程中，我要求过多次，他也没有给我看过他写的诗。我觉得苇岸的诗也是北京诗歌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止庵。止庵去年刚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受命》，里面也讲小说里的主人公作为一名诗人参加诗歌活动，止庵在早期也是一名诗人，用笔名“方晴”写作。我觉得这两个人也是另外一种意义层面上的北京诗人。

在朦胧诗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化沙龙，就是位于北京西便门的铁道部文学沙龙，沙龙的主人是鲁双芹、鲁燕生兄妹，他们那个沙龙里当时有芒克、根子、多多等等都在那里活动。我也是最近才读到鲁双芹写于1971年的一些诗歌，从这一批诗歌作品来看，她的诗歌才华完全不逊于当时有名的朦胧派的诗人。这种早期意义上的北京诗歌也是应该由北京诗歌评论家进行深入研究的。

就说这些，祝贺老贺。

黄希婵：谢谢宋逖老师的分享。接下来发言的是莫卧儿，莫卧儿老师是中国作协会员，曾参加鲁迅文学院第31届高研班，著有诗集《糊涂茶坊》《当泪水遇见海水》《一个终生与自己为敌的人》，曾获得第五届徐志摩诗歌奖，第四届北京文艺网国际诗歌奖。

莫卧儿

莫卧儿：大家好，刚才听各位前辈和老师发言，反复重复“神交”、“灵魂”、“精神”之类的词，我印象很深刻。今天坐在我对面的老师，有几位是大家彼此都知道名字，但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交流过，当我们的眼睛一接触的时候，彼此会心的微笑，话全部都在眼睛里，我觉得这是诗人交流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刚才各位前辈和专家已经阐述得非常全面和深刻，关于《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这本书，我的发言试图从这本书中几位女性诗人的诗歌谈起，兼顾当下诗歌创作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对刚才各位的发言有所补充。

谈论《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中女诗人的诗歌，我在这采取的原则是两个：一是有话则多，无话则少，不强谈。二是如果由某位女诗人引申出来一个议题，不一定是说这位诗人存在什么问题，大家不用对号入座。

首先我是看张爽的诗，这个女生非常有灵性，蓬勃的创造力随处可见。就选进《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中的诗来看还不够尽兴，还想看她更多的诗，因为她好像另外一个身份是画家，作为读者也希望看到她有关绘画以及跟艺术有关的诗篇。

童蔚老师的诗，这是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诗人，她的才华不用赘述，我这里想引申的话题是谈及诗歌的野心。

说到“野心”这个词可能大家觉得是贬义词，我在这里是指诗歌上的规划和建构力，可能和年代、和大环境有关，50后、60后诗人更擅长大题材的把握和长诗、组诗的建构。我这里是说相对而言，不是说现在的诗人没有擅长这块。为什么说诗歌的野心不容小觑？随便举几个例子，卡洛斯威廉斯的长诗《帕特森》写的是一个地方，来反映世界的这种努力，试图开创诗歌新局面的雄心。如果没有这个长诗，可能大家记住的就是威廉斯的《红色手推车》之类的小短诗，但不可能跟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比肩并称为美国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同样，没有《诺日朗》的话，前辈杨炼的地位可能也要打一些折扣。而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路易斯格丽克如果没有对圣经故事系列改写的实践，她的《野鸢尾》最后也不一定拿得到诺奖。由此可见，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达到何等造诣，可能和他对自己的要求、对诗歌的规划和建构力是密不可分的。

这些年我自己也一直在写作现场，给我的感觉，尤其是女诗人，从70后以降，比较缺少诗歌上的野心，大多是守着面前的一亩三分地，守着自己的生活越写越窄，越写越自闭，和隔代诗人相对交流比较少，比如90后和90后的一块玩，60后玩的多好像也只是60后，缺少一种破壁的动力。

再说一下袁玮的诗，我挺喜欢这位女诗人，她的诗歌是以生活经历为基础，她的诗歌是身体和心灵过滤后的真切感受，叙事与技巧有机结合在一起，相对简洁的口语表达在80后诗人中非常普遍，袁玮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我对她的生活经历也有大致的了解，她给人非常强烈的诗人合一的感觉，给人真诗人的感觉。

再说一下瓶子诗，这好像是一个90后诗人，有艺术学历的背景，知识面也比较宽，从她的诗歌可以清晰看到她旅游的地方也挺多的，包括国外。中国一二线大城市有相当数量的80、90后群体的年轻诗人，从小的生活条件相对60后、70后优越，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但是生活阅历相对比较少，这几年通过对这一群体的观察，我发现一种新的写作现象，我自己姑且把它命名为“知识崇拜型写作”，这种类型的诗歌者通常是把新鲜的知识有可能当成艺术上的发现，而把技巧当成重中之重，而一些不是真正懂得诗歌的读者间接或者直接抬高这种写作，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值得警惕，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流动，诗人更应该相信的是自己的体验，也就是身体和心灵过滤之后的沉淀，知识文化可以作为诗歌的有益补充，但绝对不是衡量诗歌水平的决定因素。

著名女诗人玛丽·奥立弗曾经说过：“虽然我在认知的边缘玩耍，但我理解，我的使命不是认知，而是看，是抚摸，是爱，这是我前行的道路，轻轻的穿过粉红色的城关。”事实上文学艺术以观念和知识为主的写作并不可靠，这点也可以从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比如在经历中世纪漫长的思想禁锢以后迎来文艺复兴的全面解放，之后又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至今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诗人和艺术家又觉得后现代把人引向迷茫和紊乱，又纷纷提倡和实践相对理性的创作。

这三年我抽时间重读不少著名诗人的作品，越来越有那种感觉，就像奥哈拉那种类型的，在当时是很时尚、时髦的诗人，觉得没有办法跟迪金森、吉尔伯特、卡尔菲斯这一类的诗人相比，后一类诗人的诗更能够对抗时间，打败时间。

总结一下，我的发言主要表达了两点：一是关于诗歌的野心，提出如何跨代破壁，互相取长补短的问题供大家思考。二是强调大城市年轻的有良好教育背景的诗人如何去转化知识，让它服务于诗歌写作。最后祝贺包括主编老贺在内的十九位北京诗人，我预感《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是会载入中国当代诗歌史的。谢谢大家！

黄希婵：谢谢莫卧儿老师的祝福。接下来请海城老师发言，海城曾在《诗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诗探索》等文学杂志发表诗文，1997年出版诗集《永远的守夜者》，同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诗作选入多种年度诗歌文本。  

海城

海城：各位老师好，很高兴参加“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作品研讨会。我参加北京作协纯诗歌研讨会有两次，这是一次，第一次是1986年在昌平南口所开的“新诗潮”研讨会，那个会特别著名。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年青，因为需要“老中青”来参会，当时我的启蒙老师韩忆萍就把我叫去了，我那时在首钢上班，他是《冶金报》的文艺部主任，常发我的诗作，是他带我去参会的。时隔三十余年，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我便不禁想起那个会了。

刚才莫非兄说他写了好多年，当然他比我有名，包括刑天、殷龙龙等在座的一些诗人早年就相识，他们几位都是《圆明园》诗社骨干成员，我当时跟《圆明园》诗社有过交往，包括社长代杰、黑大春、大仙等曾有过亲密接触。

1985年夏，老友张开山兄想以石景山古城艺术学校的名义，要办一个诗歌班。那时候社会上流行办各种班，比如围棋班、象棋班、吉他班等，他非要办一个诗歌班，我说能行吗？他说咱们试一试吧。后来就在一个小学门口摆一块牌子，写上谁讲课，收费多少钱，很简单很随意的样子。当时请了顾城、杨炼，唐晓渡、王家新、刘湛秋、王燕生、朱先树等老师前来讲课，最后一期，是大仙兄来讲的。那个系列讲座，我虽为组织者之一，同时也是听课者，这些老师关于诗歌的各抒已见的独特讲授，对我之后的写作影响是挺大而深远的，因为那时候的我们，读书不是想读什么就能读到什么，而是遇到什么就如饥似渴地读什么。碰到喜欢的诗，我们都手抄在本子上，包括北岛、芒克、顾城、舒婷等诗人最初的诗，均是在传读中抄下来的。后来有幸结识林莽老师，亦师亦友，保持情谊绵绵持久的交往，他对我写作上的鼓励与中肯的指正，我甚为受益。一路走来，没想到现在已六十岁了，还在写，越写越对诗歌充满敬畏。早期年轻的时候，靠灵感写作，现在不那么想了，个人觉得真正能走到最后的，应该是年龄越长，还能保持创作活力的一些人，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要求，当然我也可能做不到，但我尽可能试图如此去做。

今天借开这个研会，也要感谢老贺，在这个书出来之前，他曾同我聊过他的构想，我说太好了，需要有人来做这个事。老贺有热情，有集北京本土诗人为一书的冲动，令人称道。

我个人只出了一本诗集，这中间我没有出过，为什么没出？我觉得写的不够好，现在也是一样。写诗对我来说，完全变成一种自我需要和心灵慰籍。我写出来了，觉得快乐，至于它有没有生命力，拥有多少读者，跟我没有关系。

黄希婵：谢谢海城老师的分享。下面请守静笃老师，守静笃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并留校工作至今，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网络诗歌学会签约诗人，《北京诗刊》主编。

守静笃

守静笃：非常感谢老贺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十分荣幸地跟北京土生土长的诗人们成为十九家诗人中的一员。我属于“老龄新人”，刚才听了各位老师分享了这么多的创作体会，我也是在认真聆听并记录诗人们诗歌创作体验和经历。

您们在写诗的时候我还在课堂上学习着法律，写诗对我来说是跨界，但是诗歌的种子是怎么种在我的心里的呢？我姨夫是北京语言学院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初中时每年暑假在他们家，给了我文学方面的启蒙和影响，在他家的书柜里我阅读到了许多外国经典名著伊索寓言、希腊神话，以及到后来的荷马史诗等，那时候就把诗歌的种子种在心里了。后来大学在法大，而法大出了著名的大诗人海子，但是我们没赶上近距离接触他，还是很遗憾的，但是我们法大同学都知道海子作为一个在诗歌界这么著名的老师、校友，还是感到非常骄傲的。听说昌平校区当时有一个“三四五诗社”，但是人不多，因为法大注重的是法学研究，几大法学院，重点研究法学学术业前沿以及法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后来隶属到教育部综合性大学以后，成立了人文学院，我也能有机会经常去旁听他们开设的文学课程，持续得到了文学方面的滋养，学生们各种社团也多了起来，我也参与过一些诗社的活动。十年前的昌平没现在繁荣，业余生活有点枯燥，我跟同学们相约一起到十三陵水库看夕阳，到莽山上春天踏青、秋天赏落叶，置身美景里我的诗歌种子又苏醒了，于是开始写诗，刚开始在网络上写，一直到现在陆续写了近十年，虽然一路摸索着写得不很成熟，但我一直没有停笔。我也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家里也是几代的北京人，但不是旗人，祖籍是山东蓬莱。这几年写诗下来，虽然有一些收获，但深知自己远远不够，需要跟各位老师和诗人们多多学习。非常感谢北京文联、北京作协的各位领导牵头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令我收获多多。林莽老师、宁肯老师、王虓老师他们提到北京诗人要延续诗歌的传统，脚踏实地创作，以及提示把北京经验作为一种更为自觉的表达，挖掘北京的记忆等发言以及各位老师和诗人们中肯的建言与探讨，都让我深感自己在今后的诗写创作中也要侧重关注北京的语境，加强对北京的书写、刻画与提炼。最后还是感谢老贺为我们付出的辛苦！谢谢大家。

黄希婵：谢谢守静笃老师的分享。下面请杨碧薇老师，杨碧薇老师是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出版诗集、散文集、学术批评集，曾获十月诗歌奖、扬子刊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

杨碧薇

杨碧薇：谢谢大家！我今天是来学习的，这本书给了我很多意外的收获。在老贺编这本书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在当代诗歌的阅读和研究中，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和思路。我每年都会读很多诗歌选本，其中包括各种年度选本，以及以群体、地域等为划分依据的选本，但是《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在我读到的选本中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不可替代的一本。

刚才各位老师也讲到，如今北京人和其他人杂居在一起，这其实涉及到一个身份问题：在杂居的环境下，如何辨识出“北京”的身份。这本书的缘起，在我看来正是基于一种身份焦虑，它首先有几个动力：第一个动力，是“全国化”。北京和其他城市相比，会更多地面临“全国化”的现实，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北京生活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也如此。这种现象，在我的老家云南就很少，在当下，人们不太可能大批量地跑到云南的小城市定居。第二个动力，是全球化的冲击。北京与中国大多数城市相比，有更多的国际化、全球化特征，它是站在前沿的。这两个现实层面的因素，催逼着北京这座城市不断向前跑，持续地处于发展和裂变中，并且这个裂变一定是早于其它地域的。对应到写作上，也就是一种“早熟”的特征。北京诗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用“早熟”来界定。这本书里选的诗，以及此前的《十六家》里选的诗，都呈现出早熟的特质。和同时代的汉语新诗写作相比，这一对比是很明显的。早熟的体现，一是完成度，即每个诗人自身写作的完成度；二是结实度，即具体文本和整体文本的结实度。

正因如此，第三个动力就是诗学内部的动力，并且它是在新诗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折射出新诗发展在当下这一特定阶段的面貌。北京诗人的写作，也为我们展现出当代诗的基本面向。如果以省份来划定，那么在别的省区，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整体面向。现在云南也算是一个诗歌大省，尽管有这么多诗人，云南的新诗写作可能只是展现出当代汉诗的一些切面，它在某些方面比较突出，却无法较为全面地呈现当代诗的整体面貌。而完整的面貌，在北京诗人的写作中，基本是成立的。

这个选本的编选，除了全国化和全球性的焦虑，以及诗学内部的因素，还面临着后现代的现实挤压。后现代有两个特征，一是去中心化。北京曾是中国诗歌的中心，但是九十年代之后，新诗的生产日渐变成群岛模式，加之互联网的助推，所有省份、地域都在发出自己的诗歌声音，北京的诗歌中心性被消解了。第二是去地方性，后现代消解地方性。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边疆”亦在消失中。我小时候生活在边疆，边疆生活和北京有很多不同。而现在，各地生活的差异在缩小。我老家的亲戚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外界对接。同样，北京的地方性、老北京的传统，也在不断弱化和消失，这也是老贺编选这本诗集的动力和背景。

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从《十六家》到《十九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新诗亦如此。《十九家》的产生，可以说是恰如其时的。因为我们需要对之前阶段的新诗现象、诗学问题，尤其是一些隐而未显的问题进行清理了。现在不少地域选本也在涌出来，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是河北的“燕赵七子”，一个是江南地区的“江南七子”。地域性的诗集选本，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争取注意力和话语权的努力。地方性的诗歌后起力量，尤其需要集中亮相，以群体身份获得更多注意力和外部资源。而这种报团取暖的方式，在很长时间内并不为北京诗人所用。自朦胧诗始，北京已是一个诗歌中心，它有既定的话语权基础。所以，我认为《十九家》的编选，首先并不是为了再度争取话语权，更多地还是基于身份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是现实中的，也是想象中的，同时是基于对前一阶段的诗歌生态的总结。从各方面来看，这个选本的产生都恰到其时。

再说一下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共性。老贺提到，当下每个人的写作都是独特的，我们很容易辨识出不同诗人的诗歌个性。但要挖掘共同经验，还是相对困难的。而我看到的共性，第一，是抒情背后蕴含的新诗观念。抒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这本诗集里的诗，普遍有抒情的特质。同时，它们还集中呈现了诗歌的基本观念——诗缘起于人本身的情感力量。这样的一种诗歌观念，以及对于新感觉的追寻，构成整本书的基调。雪迪、童蔚、臧棣的诗歌里，就有很多新鲜的感觉创造。桑塔格有一个很好的词汇，叫“新感受力”，我姑且借它来形容这本诗集。

第二个共性，是诗人的主体形象都非常鲜明。比如刑天的诗歌，背后有一种侠气，有对正在消失的江湖伦理价值的曲折反映，他的诗人形象也与此相关。阿坚、张爽的诗歌，形象也很鲜明，自由度很大。殷龙龙则是我阅读范围内，能将北京方言与新诗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他在诗歌里能用十分灵活的方式调度北京方言。高星又是另一种风味，这本诗集里，他的诗都是与边疆有关的，让我看到一种在地性，在“大地性”的背景下，他的语言抒发又是很舒展的。

我再谈谈年轻的一代。瓶子等北京年轻一代的诗歌书写，与当下的新诗话语构成了积极的对话关系。他们与前代的北京诗人在写作上的连接度或许并不是那么高，但他们的写作已进入新的裂变和生长当中；这个新的秩序，也是汉语新诗的整体秩序，折射出背后宏观的历史进程。

最后我还要说，老贺的选编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颇具当代性的实践。任何文化的建构，都需要创作与行动的合一，而老贺二者兼得，他的践行是双方面的，功不可没。正因如此，这个选本也更显珍贵。我相信，它的意义还将在以后被更多地挖掘出来。

谢谢大家！

黄希婵：谢谢杨碧薇老师的分享。下面请王键老师发言，王键是诗人，也是企业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湖集》的主编，诗歌作品散见于《诗刊》《上海文学》《星星》等刊物，作品入选各种诗歌选本。

王键

王键：首先感谢老贺的邀请，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我算是一个北京移民，我是89年参加工作来到北京的，到这也有三十多年，所以北京应该是我的第二故乡。从个人经历上讲，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我是一个晚到的诗人，其实我在大学期间，在武汉高校读书的时候，跟武汉的很多诗人，如张执浩、川上、剑男、沉河、黄斌等他们都很熟，我们一块写诗、一块玩儿的，玩诗社，玩诗歌流派，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年代，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后来我来到北京以后，渐渐离开诗歌写作，2010年又重新回到诗歌，这个过程非常奇妙，我在我即将出版的诗集里写了我的诗歌写作的历程。

我今天来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在座有很多老朋友，但大部分，特别是这十九家里面的大部分诗人我不认识，所以我很好奇，这十九家的作品、他们个人的写作经历，包括诗歌谱系的脉络，我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今天要来看一看。第二就是跟同行交流，很多都是前辈，特别是北京的诗人处在中国新诗发展的中心，现在在全球化的时代，刚才杨碧薇也谈到了北京的全国化、全球化，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选本选的是北京的诗人，但这种北京性和地域性是在弱化的，我们即使从这个选本来读的话，老贺前几天给我寄的书，我拿到以后读了两遍，也做了一点笔记，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说，但是你要把十九家拼在一起来看，这种北京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并不是太明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地址。

我讲一个插曲，我跟宋逖比较熟，我们是老朋友。他听说我要来，他说你别空手来，把你家的“外星人”带来。“外星人”是我们家养的一只斯芬克斯猫，它长的像外星人。这只猫年初从加拿大来到我们家，相当于也是移民到中国，回来时还被隔离。北京的很多诗人如多多、王家新、蓝蓝等人，他们都到我们家见过这只猫。这只猫刚回来时是我女儿在养，我没怎么管。有一天我意外从它的护照上发现它的出生地是在乌克兰，有具体的门牌号码，原来这是一只流浪猫，不，是一只流亡猫。它从乌克兰辗转到加拿大，然后来到中国。自从知道它出生于乌克兰，我突然对它有一种同命运、共呼吸的情愫，对它有了一个特别的关注，过去我是不管它的，现在它的饮食起居都是我照顾的，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猫奴。

我为什么讲这个插曲？我关注它是因为它来自于乌克兰，它有一个乌克兰的地址，这是它身份的一个记忆，一个印记，就像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诗人，特别是北京的诗人，我们的共同性是一个地址，就是北京的地址。西川说过一句话，他说诗人的身份在诗歌里就是一个地址，你在诗歌里面留下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当然也是生命的印记和精神的DNA,我们通过这个地址可以看见很多东西，可以看见诗人生命里的一些东西和他生活的某些侧面。所以这个地址也是一扇门，也是一个密码，我们通过它可以了解诗人的作品，而且有时候它是一个方便之门，我通过它比较容易进入到诗人的诗歌里面，它有时还是一个靠谱的或者比较准确的路径。

所以这个地址是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写诗？不管我们是北京诗人，还是从外地来的诗人，还是现在身居在外地的诗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我们是诗人，我们都是在诗歌的写作里、在诗歌的阅读里、在诗歌的寻找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所以老贺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把这个地址定位在北京。但时代的变迁和去中心化的趋势正把这个地址从北京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我刚才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本诗集怎么编？当然这个课题还是交给老贺。

这个书有十九个诗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一一说了，我说几个人，说一说我的阅读体会，也只能简要地说说。

首先说说雪迪，说到雪迪我想做一个小调查，老贺，你这十九家里，现在仍然在北京生活、写作的有多少人？

老贺：16个，马高明不在了，现在是15个人。

王键：那就是大部分人还是在北京，没有离开北京，这个也说明一点问题，说明北京人还挺念旧的，不像我就从湖北跑到这来了。但现在确实去中心化的趋势和全球化的趋势也导致很多人会离开。

雪迪的《词的清亮》这首诗，我相信他在异国他乡是有蛮多的乡愁，但他把乡愁写成了爱。这首诗我昨天还转发了一下，也可以给大家念一两句。“如果土地生长是一只含金的钟/我们想着爱,在疲倦中/走动。如果太阳//是只钟，纯金的钟/河流是回家的犟孩子/我们每一天等家人的信/数着年头。”

还有雪迪的《新年》，也是把异乡流浪人的孤独、疼痛与爱写得挺感人，时间关系不念了。

还有马高明老师的《箱子》，对封闭空间的描写，真的让我惊心动魄。《箱子》这首，很短，第一句话就是“箱子/钉子长锈的声音。”这个非常抓人。刚才也有老师谈到他别的诗，比如他的《遗嘱》，像是对他自己的预言，这很让人伤感。

第三个是莫非，莫非我久闻其名，但是过去读他的诗不多，这本诗集里的《一个》，写“一”，挺有意思，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成充满了“一”，“一”就是源头，是起源，是开始，也是归宿。但他没有直接这样去呈现，而是通过很多的排比句，通过无数的“一个”，通过对生活当中不同的场景、不同事物的“一”的描写，把它写出来，让我们去体悟，挺有意思。

诗集里也有一些大家，像西川。这里收的西川的一些东西特别有特点，刚才大家也谈到北京诗人的特点和共性，这个共性的东西我想应该是同一个地址带来的京腔、京味和北京的声音。我一直在关注西川，他这么大年纪一直保持创造性的活力，好像前几天《北京文学》还发了他几首诗，我也读了，很有意思。他自己说过要把诗写成“非诗”，去诗意化，这样的话他就觉得是诗了。其实他说他要去诗意化，他是说我们想象的或者我们称之为的“诗意”的东西，他要把它去掉。所以他做了很多探索，比如他的这些作品，语言都很平实，他通过这种平实的语言、非修辞性的语言去展开诗性的旅程。他似乎不怎么讲修辞，但是写出来又特别有趣，妙趣横生，好玩。比如他的《小老儿》，我不知道这个“小老儿”是不是北京的口语？他的《小老儿》写得特别好玩，很有趣。但你说它是诗吗？看起来不像是诗，像是说相声，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连排的，这种句群铺排下来，读起来让人有时候觉得喘不气来，但是很有意思，读得很过瘾。它又不像说相声，相声里的笑话、绕口令说完就完了，但你读《老小儿》《连阴雨》不是，它们读后会引起你的很多思考，他这里有思想力、有批判性在里面，有一种生命的东西，会引起你的沉思。这是它们高级的地方。当然它们也是实验性的，很好玩，很有创造性。北京的诗人，从朦胧诗开始都有这种传统，实验性、先锋性的探索，这种传统我从这里仍然看见了，所以我挺惊喜的。

当然西川的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讽，用大量反讽的语气来抵达当下，完成对现实的关注，这种反讽也体现了他的一种批判性。当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问题意识，西川在诗歌里面直接或间接提出很多问题，但他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让你去想，让你去思考，这个就好玩了。你把它们怎么归类？我想了半天，他这个可能还是一种智性的写作，但这种智性，他做到了智趣，这就有意思、好玩。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诗歌想象力还是很丰富的，古今中外，天马行空，这跟他写作资源和知识储备都有关系。西川的诗我是觉得需要继续关注，他的创作需要继续关注。

下一个诗人我说一下是臧棣。这些年臧棣通过他的“丛书”、“协会”、“入门”、“简史”等系列诗歌的写作，形成一个浩繁、数量庞大的诗歌集群，蔚为大观。我只谈这个选本里他的诗歌。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他对诗人和诗歌尊严的捍卫，比如他写仓央嘉措，写日本女诗人柳原白莲，写王尔德和兰波，写世界诗人日，都是这个选本里选的几首诗。这几首诗让我感动的是他对诗人和诗歌尊严的捍卫。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扩大引向了普通的个人，对普罗大众个体生命尊严的捍卫和赞扬，因此综合来看，可不可以这么来说，他试图通过浩瀚的写作完成对个人生命的开发、唤醒和赞美，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写了那么多系列的东西，最终构成一部生命赞美之诗。

当然臧棣的诗还有很多特点，比如他的语言密度非常大，但又做到了明晰、准确，他有很高的修辞技巧，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对比喻的运用。比如《一个签名的落日丛书》里面，他把“落日”比作“金子”，比作“浑圆的禁果”，而黑暗很可能是一头怪兽，它“伸出大舌头”。再比如他把蛇比作“盛夏的别针，将忠实的绿荫别在热浪中”“苦瓜苗则像像安静的灯绳”（《蛇瓜协会》）。当然还有他那首著名的“芹菜做的琴”（《芹菜的琴丛书》）。还有“灰烬像忧郁的偏方”（《银杏左边简史》）。这些比喻都很新颖，看了以后为眼睛之一亮，觉得很有意思。诗歌如果作为一门艺术的话，它就像深海一样，这里面需要不断发现、挖掘和创作的东西太多了。

下一个说下老朋友宋逖，廖伟棠说他是被严重低估的诗人，我同意这个论断。他有一首短诗《在臧灵噶记事》很有味道，今天没时间读了。他的词汇很特别，喜欢用长句子，重复但不罗嗦，辨识度高。还有他的穿越性，一会儿在当下，一会儿穿越到过去，站在当下说未来，穿越当下说过去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很特别。他诗歌里面的还有一种神秘性的东西，这个神秘性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一种阅读陌生化的体验，这个也很不容易学的。当然还有超验性的体验。有人说宋逖的诗是超现实主义的，我觉得有道理。

最后说一下老贺，老贺是这本书的主编。老贺有几首诗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向死而生的吟唱。为什么这么说？比如他写“我在呼吸中磨一把剑”，刚才已经有人读过了，当呼吸被磨成了一把刀刃像纸一样薄的剑时，那是要人的命的。他在《一物所赖》中说“最近几天我一直不干净/也就是说有一小块眠/始终没有醒来”“它是我生命中放逐的一座孤岛/为我保留一些秘密/或传承一抹香火。”还有一首，《我身体里每天都有一只飞鸟飞向往生》，这个表达更清楚，也基本上跟我们这本书“时间燃烧的灰烬”是扣题的。我就不读了，我都做了一些摘抄，今天没时间展开。

我就说这么多，其他诗人没时间再多说了，90后的像瓶子，也挺有特点。这本书我回去还要再翻一翻，再研读一下。谢谢大家。

黄希婵：谢谢王键老师的发言。下面请樊杰老师，樊杰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国际贸易工作，一直坚持诗歌写作，并常年收集当代诗人资料渐成规模，创建当代中国诗歌文献馆。

童蔚：趁樊杰还没回来之前，我再补充几句。我觉得早期那本（《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有一个特点，就是诗人们的语感和精神气质比较接近，因为都是一起冒出来的诗人，但同时又可以分为，像北岛那种锐利思想性的和多多那种超级感性的诗人、杨炼对文化资源的运用以及顾城的神话特色，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划分。那本诗集的语感和审美还是比较趋同的。但这次老贺主编的这本，就像各种各样的拼盘似的，他在选人的时候一定考虑到——比如很年轻的、比如学院派、海外的、圆明园诗派、民间写作以及男女诗人的比例，他一定是以“不同的风格”来整合的；所以，跟那本诗选的编辑思路很不一样。加上经过这么多年，诗歌写作也从源头呈现分支，收入其中的灵魂有了各种色彩、语调和节奏，就像写作本身有单线和多头并进之分。这也许是这两本诗集的某种不同特点。

黄希婵：下面把时间留给樊杰老师。

樊杰

樊杰：要说诗歌文献收藏这块可以多说两句，我跟刘福春老师、世中人老师的收藏有区别，我们三个人都见过面，也是朋友。刘福春老师主要是公开出版的文本。世中人老师主要是是诗歌民刊，我主要是诗人的手稿、信札，还有一些杂项，一般都是纸品的。我觉得纸比人寿，随便拿笔写在纸上的字，古人叫敬惜字纸，我现在感受特别深，我们随随便便写的字一定要负责，不能随便写。如果写的话，它比你的生命时间还长，肯定比人几十年的时间要长很多。

黄希婵：谢谢樊杰老师，下面有请本次作品研讨会最后一位发言嘉宾黄建华老师，黄建华老师是诗人，也是北京市企业家协会会长。

黄建华

黄建华：我说自己最不像一个诗人，因为之前跟诗歌界没怎么打交道，就是因为跟老贺认识以后，认识一些诗歌界的朋友。我主要写古体诗，就是自己喜欢，我走过不少大山大河，有感想就记录下来，也不发表。

刚才守静笃老师讲海子，我进入这个领域是跟海子有关系的，我有一次出差经过海子的家乡，我去了海子家，跟他妈妈、弟弟做了交流，之后找到了海子在法大时的同事和好朋友孙理波，并陆续认识了老贺等不少诗人。

我因为跟诗歌界打交道不多，又因为写古体诗，也不发表，所以我也不太像诗人，因此我本来也不想参加这个活动的，怕冲淡大家谈诗的氛围，我本来也确实有一个活动在京外，因为疫情临时取消了。换个角度看，这也是缘分，活动取消了，我还是愿意来这，就是因为

跟老贺的渊源，另外因为这本书我也知道了当代诗歌界很多诗人的名字，虽然你们当中很多人我都没见过，但名字并不陌生。所以我也愿意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说三句感谢的话：

一是感谢诗人们。每个诗人都值得敬重，每个个体都是鲜活的生命，在座每个诗人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闪光的，有灵感、有思想、有灵魂、有温度。虽然我写现代诗少，但是老贺这本书里的诗我基本都读了，我读每个人的诗都能感受到每个诗人大体的状态，虽然不同阶段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感谢诗人们，郑敏老师说“祝愿他们继续写下去”，我也觉得诗人们都要继续写下去，写出好作品。

二是感谢老贺。因为有老贺的存在，才有“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的诗集合在一起，集合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虽然大家都写诗，写诗的人很多，诗歌也多，结集的也很多，但是作为北京的诗人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很有价值。像《诗经》也好，《楚辞》也好，它都是诗集，总要有人做这个事情它才能流传下去，刚才大家都讲了，老贺做这本书的价值，至少在北京诗歌史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必须感谢老贺，也希望老贺后续继续做这样的工作，诗人们也能继续支持老贺，把北京诗人的地域诗歌文化传承下来。

三是要感谢北京作家协会。有你们这个平台组织，大家才有更多的机会坐到一起，尤其刚才王虓副秘书长讲很多年没有搞类似的活动，希望以后经常搞些活动。我也表个态，我也愿意跟作协联手支持做一些诗歌活动，希望王虓副秘书长多做这样的事，共同努力多为诗人们提供一些机会和条件，现在这么多诗人，通过多做活动把更多的好作品贡献出来。

最后我想说两句话。一是诗人们都各自努力做好时代的诗人。大家都生活在时代条件下，所有诗人都离不开时代，多写诗，做好时代的诗人。二是大家共同努力创造诗歌的时代。我们都很向往唐朝，因为那是一个群贤毕至，星光璀璨的年代，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这次活动是诗人的盛会，我既然有幸加入进来也不觉得是外人，我愿意和王虓副秘书长共同努力促进诗歌的一些事情。我就说这些。

王虓：谢谢黄建华老师。刚才好像是阿西老师讲，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是诗人，也不是说所有写下来的分行文字都是诗。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之所以没有搞诗歌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可能我们北京作协对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歌关注得不够多。

现在能感动我们的作品特别少，或者特别难以被普通读者见到、读到。所以老贺做的这个事特别有意义，把北京真正诗人的真正诗歌作品结集推出来，让大家有读到的机会。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也是让大家有见面交流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北京作协的本职工作，我们就是希望给真正热爱诗歌、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创造这样的机会。刚才我一直跟老贺说，今天这个会虽然准备了有一段时间，但是从整个会议效果来看还是仓促了，应该让时间更充分一点，我们应该到外面找个地方开，多开两天，让大家有更充分的机会能够发言，因为明显感觉到好多老师没有尽兴，应该让大家能够更充分的表达自己，这是作协工作真正的意义。刚才我也跟宁肯老师说，我最近开了很多的会，但是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而今天这个会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有触动的，是对北京作协在诗歌方面的工作有触动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也是我们要在工作当中去总结的。我在这也给大家表态，北京作协一定给大家尽量多的提供见面交流的机会。

谢谢大家。

黄希婵：谢谢上述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不知不觉中“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研讨会也接近尾声了，在会议最后我有一个问题，给本书的编者老贺老师，在时隔三十五年之久，在众多北京诗人中选择十九家集结成册是遵循怎样的考虑，为什么选择考虑这十九家诗人？

老贺：再占用一点大家的时间，我稍微说一下。

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一个想法，一个点子，觉得编这个挺好的。后来有点惶恐，就是碧薇刚才说的两种，目前后现代的语境就是去中心化、去都市化，我还回到一个地域，地域还在不在？实际上编的时候就伴随这个思考和一直下去。冲动当然也有，因为这里面很多诗人是我年轻时候就阅读的诗歌前辈，我很想把他们的诗组织起来。但是里面有一个担忧，尤其中心化写作、地域化写作跟诗歌之间是不是悖论？是不是冲突？一边编一边这么想。

这里还有一个情况，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借口，我觉得是一个边界，一本诗集应该有一个边界，没有边界的话没有观察角度，我想提供一个观察角度，甭管这个方向是不是能成为一个角度，但观察角度集中起来了，这个观察角度就是线索。我也曾经想过它的美学，实际上北京十九家或者北京散落的诗人并没有形成共同的美学诉求或者形成一个流派。八十年代在南方，像四川的一些诗派，南京的《他们》是有美学理念的，有现代观念的。但是北京，包括圆明园诗派也没有提供美学理念，完全是个人的表达、个人的呈现。所以这十九家也是个人呈现。十九家跟十六家里面有两个重叠诗人，一个是雪迪，一个是马高明，其他都是当年十六家里没有的诗人，它有一个连续性。

后来我想，如果没有共同的美学呈现，这个东西就是地域吗？后来又想到地域的私人叙事。私人叙事一般是指散文，或者小说，其实诗歌也是即隐秘又深入的私人叙事。那代的私人叙事里是不是能提供包括北京的成长？北京成长不光是北京人的成长也有这个地方成长的印记。出于这么一个思考，它提供一种可能性，提供一种呈现方式，提供一个观察角度。在一个去地域化时代与都市提供一种地域性的观察角度，这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伴随着这种思考与拧巴编的这本书。

另外，这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北京诗人，我很想把黑大春编里面，我写诗的时候受他影响挺大的，我很想把他编进来。大春觉得很好，但也明确表示是不参加了，他现在已是隐居生活了。还有手稿里的作者骆驼，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北京诗人，我也问到了，他说已经很久不写了，就不加入了。另外还有一些诗人，比如张驰，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写诗，张驰早年是诗人，我这里选的是一直在延续创作的诗人，如果当年写诗，后来不写了，或者不主要写诗了，没有延续创作的就不选。但是张驰，我刚把这个诗集定稿之后看到张驰的一组诗，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特点，但是很可惜，已经没法收进来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遗漏，遗漏的东西很多，十九家不可能是全的，但它应该可以代表北京诗歌生态，它的生态性还是能够表达出来的。比如阿坚的诗必须得选，阿坚完全是他个人的状态，刚才解玺璋老师和宁肯兄说到阿坚的诗，实际上他今天的诗已经有很大变化，有打油诗的性质，有儿歌、有口语、有顺口溜，很多是即兴的，写在烟盒上、卫生纸上，越来越自由。他的口语诗不是观念的口语诗，也不是废话，（废话也是一种观念）他就是在诗的当下状态，也许还有啤酒主义观念，总之他是北京诗歌圈乃至中国文化界一道特殊的风景。

50年代诗人的有四个，从60年开始有十来个，我想一定要连接到80、90年代，80后有一舸、袁玮，90后就选了一个瓶子。我认为袁玮是当下口语诗的代表，但是她的口语诗完全是贴近自己的一种感受，其实身体和内心是分不开的，并不是身体写作就没有内心。她的体验性在挑战某些观念，挑战某些禁忌、某些伦理、某些现实，所以她是很锋利的，这种锋利又返回自己的体验。北京也有别的年轻诗人，我没选，我想选一些更有代表性的，虽然有的比她名气还大，但我要选更有代表性的。这是个人趣味与偏见。

瓶子是最年轻的一个，90后看到的生活的事物已经变化了，这个物重新构成一个世界，就是词与物，词一变，这个世界就变了，所以她是用新的词与物产生想象力构建一个又陌生化，又有感触的世界，当然这里又融合了内在的北京经验。

我是最后才发现黄燎原的诗的。他80年代就是一个诗人，后来又做杂志、音乐节、画廊、写书等等一系列文化的重大事件，我以为他早就不写了，后来在微信上看到他有一阵天天发诗，只写日常性，很真实，很朴实，一看就是过来人，也许是“看山还是山。”

最后一个谈一下守静笃，她正式写诗估计也就十年吧，当然之前也有了不少准备。她总说自己是老龄新人，其实她的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有自己的风格。诗歌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修辞立其诚。二、进入语言。这个很难说清楚，或者说语言是目的。我同意谷风先生的评论，她注重将生命个体放到生活深处体验。而且是带有女性化的心理及身体的细微感受转化为语言敏锐的观察与呈现。比如：“我分不清那些融化的雪片，是天空缺掉的那一片”。比如：“而所有的面孔，都是尚未破碎的镜子。这样的诗句已经进入语言内部，将沉默逼出水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她的诗一直在进步。

所以我选择的这些诗人既有我的标准，又有缘分，又有偶然性，为什么是十九家？就是十九家，最后选谁不选谁，有时候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个人趣味。不可能大而全，所以他们只能代表一个阶段的诗歌写作生态，也是一种传承。当然这里也有好多不足，也有很多遗憾。

这个书出来之后受到那么多人关注，很重视，给予这么多帮忙，非常感谢一次次的活动。虽然刚才王虓老师说不用感谢，但我还是要感谢作协，我没想到在作协能做一次研讨会，这超出我的想象。非常感谢王虓老师，也感谢宁肯老师，对这本书那么大的支持。支持书是一回事，关键是能把这些诗人能聚在一起，又有一个诗歌温度，文学温度，丰富的现场。这也是让我觉得特别难得，特别感动的。

这是我的一些心里话，谢谢大家。

《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新书发布会暨朗诵会·鼓楼西剧场·202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