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到生态,中国诗歌经历了什么?

作者:李少君   2022年12月28日 17:41  中国诗歌网    2558    收藏


自然作为家园和信仰


在汉语语境中,“自然”一词具有复杂多义的含义,除了指大自然之外,也可形容一种状态,比如自然而然,任其自然;还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这些意思又相互关联相互缠绕,显示出自然一词具有的张力。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道法自然”,就同时蕴含了这多种意义。

自然就是家园。在《诗经》《楚辞》等最早的诗歌中,就呈现出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诗经》中有大量关于草木的描述,如荇菜、卷耳、蕨薇、荠菜、芹、梅、栗、葛麻等,这些很多是可供食用、药用和制衣的日常必需品,《楚辞》里则有桂、椒、杜衡、薜荔、兰、芷、蕙草等,起着装饰美好生活的作用,这些诗歌里营造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

自然是人类的家园,除了生活的相互依存,还有更进一步的情感的体验。古人把人与天地作为情感共同体,天地是有情的天地,显示了人类与万物本能的亲和关系。理学家张载在《西铭》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把天当作父亲,地当作母亲,天地之间皆同胞兄弟,万物皆同类。这就人与天地万物的情感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天地之间就是家园。

因此,在自然这个家园里,万物皆有情。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天地乃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古人推己及人,由己及物,把山水、自然、万物当成朋友兄弟,王维诗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李白感叹:“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称:“水光山色与人亲”。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宇宙是“有情天地,生生不已”。天地、人间、万物都是有情的,所谓“万象为宾客”、“侣鱼虾而友麋鹿”、“小鸟枝头亦朋友”等等。情,是人们克服虚无、抵抗死亡的利器。世界,是一个集体存在、彼此感应、相互联系、同情共感的命运共同体。

自然还被认为是永恒的象征。自然之永恒性,体现在山水精神中。对照人类的有限短暂一生,山水是永恒的。作家韩少功分析:“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山水本身本认为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山水也成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人格的象征。

赵汀阳分析历史中的渔樵史学,指出:“渔樵一定要借山水以观历史,以青山去看青史,山水成为了一个纵览历史一切变化的常数尺度。山水不是历史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一切兴衰成败的无言旁观者,渔樵为之代言。渔樵站在山水的同样位置上,与山水一体,凭借山水的尺度,渔樵就有资格谈论历史,所以,对于渔樵,古今之事只是超越是非的笑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渔樵所谈论的是历史性,也即哲学化的历史,也就成为超越者,所见的历史乃是道的展开,‘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是此意”。

赵汀阳认为山水具有在地而不远人的超越性,因此山水被当作道的形象。作为道的显形意象,山水确实坐落在世界里,是人间世界的一个内部存在,与具有“在地超越性”的山水相对应的是熙熙攘攘的社会和似水流年的历史。仁者智者借得山水的尺度以观历史,因此能够平静理解人世。传说渔樵是山水之友,识得山水之象,于是渔樵被看作山水的代言人。这种渔樵史学,本质上就是指认自然山水的永恒性,还有超越性。

自然还是中国人的信仰。任何文明都需要超越性的向度。自然在中国文明中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推崇的都是自然神,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崇拜的都是与自然相关的神灵,比如与物质生产有关的神农氏、燧人氏、妈祖等,与人间生活有关木匠祖师爷鲁班、纺织女神黄道婆、药王孙思邈等,还有自然神龙王、雷神、风神等,都建立庙宇祭拜,各地则供奉着土地神,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

自然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其安抚人心慰藉情感的功效。自然山水具有强大的精神净化作用,灵魂过滤功能。诗人谢灵运很早就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汤传楹《与展成》文中称:“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里更进一步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看见山水,人们可以忘记一切世俗烦恼,可以化解所有焦虑紧张,所以古人称“山可镇俗,水可涤妄”,山水是精神的净化器。西方也有类似说法,比如把自然看作“人类的避难所”,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认为现代人应该到自然之中去“施行精神洗礼”。

所以,中国传统,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的亲缘关系。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是诗人灵感的来源。道法自然,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自然山水可以安慰心灵,缓解世俗的压抑。山有神而水有灵,王维称其水墨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董其昌称:“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诗人袁宏道说:“师森罗万象,不师古人。”以自然山水为师,是众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艺术实践的共同心得体会。

自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自然山水巨大的精神净化功能和灵魂疗治作用,导致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盛行,自然山水诗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都是伟大的自然诗人,写下过大量的经典杰作。


古典诗歌与自然


1、陶渊明

陶渊明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诗人,他的诗歌里,不仅仅有山水田园,更重要的是,他是真正的“道法自然”,他把自然作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把自己作为自然和历史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是真正地做到了在自然中安心安身。

陶渊明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诗人,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一般认为,自然作为一种观念,就是在魏晋时期确立的。魏晋时期名教和自然之争,开启了思想解放,启蒙了人的觉醒,“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种种观念束缚,冲破礼教的桎梏,是当时的一股潮流,并从此打开了任情任性的闸口。陶渊明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实践者和行动者。“归去来兮”,就是陶渊明的个人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宣言。

陶渊明的诗被称为“田园诗”,孙康宜认为“田园诗”偏重抒情,谢灵运的“山水诗”则偏重描写。还有论者称陶渊明是主观的、全身心的,谢灵运是客观的、局部的,一个重写意,一个则写实。

陶渊明的“田园诗”最重要的特征是抒情,一种扩大了的自我抒情,比如对田园的真心热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很满意自己居住的地方:“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对耕读生活的沉浸:“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对乡土的眷念:“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连风也是有情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渊明喜爱菊松兰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秋菊盈园”“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春风”“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等;陶渊明对自然的真心热爱,所以才会有退隐之后的由衷感叹:“久在樊笼里,终得返自然”。

因为陶渊明的隐逸个性,他基本上回退到了自己个人的空间,他不像谢灵运那样开山拓道,到处巡游。因此,广阔的大自然还在等待另外的人出场,那就是李白。


2、王维

王维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融合者和集大成者,在他和孟浩然之前,田园诗和山水诗各自发展。王维在更高层次上统合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他是以“道”或者说“禅”统合了抒情和描写,写意和写实,呈现出更高的自然意境。

王维时代,隐逸风气流行,王维将自己隐退在山水之后,让自然自己呈现。越往后,王维越来越更彻底融入乃至消泯于自然之中。

王维最主要的风格是“清”。首先是清新,王维所写皆自然清新风景,三五几笔,淡淡几句,就勾勒出清晰的景观,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比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等等,都宛如一幅幅风景小品画;其次是清静,最后都落入清静之境,其诗让人安心,比如“人闲桂花落,鸟鸣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最终落入一个万籁俱寂的世界,构成一个生机勃勃但又清明剔透的空间;还有就是清雅,王维的诗都有高妙境界,格调多为清雅,但内含生机,比如“雨中山果落,松下草虫鸣”,钱穆先生甚至认为这十个字就是一部中国哲学史,因为写清说透了万物生长消失循环不已生生不息的自然原理,山果自然成熟坠落,草虫鸣叫显示一片生机盎然,自然就在这样来来去去中轮回循环,这样空灵的境界就是宇宙的本质,人在其中可以领悟超然,看淡得失,最后落入澄静澄然境地。还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是如此,任期自然,将自己彻底交付本然自然,万事不再纠缠纠结,到达随心随欲的境界。

王维的诗,可以说将自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以致成为了山水诗的最佳典范。


3、李白

李白与自然一体,他仿佛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陶渊明和王维在自然面前是退却的姿态,是向内的,李白则是出击的状态,是外向的,其主体性如同那些崇山峻岭,醒目而挺拔。

李白自己就是崇山峻岭和大江大河,“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只有李白,如此张扬又如此自信。

李白就是云海翻腾、江河涌动的大自然本身。李白可谓天纵奇才,汪洋横溢,古人早有定评:“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

李白诗中多壮丽意象,上天揽月随处摘星辰,下海骑鲸顺手捞珍珠,可谓气吞山河、包孕日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样气势磅礴的诗歌,只有李白写得出来。李白喜欢宏大叙事,用一切大词:大鹏、大鱼、巨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绝顶等等,这和到处开疆拓土、万邦朝圣的盛唐精神是一致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青山相对处,孤帆一片日边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一生游历了无数名山大川,“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真正做到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也是其开阔自由精神和豪放壮观气象的彰显。

李白的诗歌风格,比起王维的精心精致精美来,更加自由恣肆,无所顾忌,所以他的诗歌风格更加变化多端,既有豪放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也有悲壮如《蜀道难》等,还有小清新的《玉阶怨》等,以及人世缠绵的《长干行》等等。


4、杜甫

如果说李白本身是大自然的化身,杜甫则是在自然中获得慰藉和安心。

杜甫总是将人事置于广阔的大自然背景下来展开:“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吴楚东南柝,乾坤日夜浮”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等,何其壮丽!杜甫能把景色写得如此恢弘开阔,其实还是源于其强盛的生命意志力,这种生命意志力使他任何时候都不气馁。所以无论他本人处境如何凄惨,他的诗歌仍然让人读来有一种生气,因为,大自然本身是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

《旅夜书怀》特别典型,这首诗只有八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杜甫晚年孤独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另一方面,这首诗似乎又一点也不悲凉,“天地一沙鸥”,其实,何人不是如此啊?何况还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样值得人生留恋的瑰丽景色。

还比如《秋兴》之一:“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前面还是“听猿实下三声泪”,最后却说“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杜甫总能从大自然中找到美丽、温暖和安慰,个人在自然的广阔中得到了慰藉。


5、苏东坡

苏东坡游于山水之间,不仅仅是游走,他还游心。

苏东坡的自然观和陶渊明相近,也是将自己视为浩淼星空长河中的一环,承前启后,所以他不焦虑,也不气馁,他怡然自得,游刃有余,在自然之中,心安理得地平静对待自己的遭遇,安度自己的一生,即使最困苦的时候,他也总有办法自得其乐,享受生活。苏东坡因为和陶渊明心有戚戚然,所以特别喜欢陶渊明,甚至专门写“和陶诗”。

《前赤壁赋》里就泄露了苏东坡的心底奥秘:“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人其实都只是自然长河中的一环,做好该做的事情就可,其他就交给时间和历史,所以苏东坡感叹:“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至此,苏东坡获得了超脱的心态,不再恐惧死亡,而是将自己托付于宇宙消长变化的时间长河之中。珍重当下,珍惜此刻,成为他最自然的选择。苏东坡最终达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可以说和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一脉相承。

苏东坡明了世界和生活的本质,所以总是乐观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人生下一场,即使不断被流放,但他认为自己平生功业,恰恰在三个流放之地:黄州、惠州与儋州。苏东坡的《定风波》最能体现他的从容心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的这种广阔胸怀,可以说是具有“天地境界”,所以其创作也是汪洋恣肆,相比陶渊明的恬然冲淡,苏东坡可以说包罗万象,以致要用“苏海”(韩潮苏海)来概括其创作。而苏东坡对自己的创作也有一个总结:“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干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就是真正的文无定法自然而然。因此,苏东坡的诗词,有豪迈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婉约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飘逸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明丽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等。

苏东坡自然观的成熟,象征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宋代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顶峰时期。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诚哉斯言!


自然重新被关注,成为生态问题


自然再次被关注,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的,那就是变成了生态问题。

所谓生态问题,与现代性有关。生态问题一次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都与环境污染有关,尤其一些重大的污染事故比如水污染、农药污染、鲸鱼大象猎杀、珍稀动物频临灭绝等等,还有就是和每个人有关的情况,比如温室气体上升、雾霾、沙尘暴、北极冰川融化乃至病毒瘟疫大爆发等等,这些表明上是外在环境问题,但其产生,也与人心的变异有关。

“生态”这个词古已有之,原指美好生动,南朝梁简文帝《筝赋》“佳人采撷,动容生态”;唐杜甫“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等等,后有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的意思。而在现代观念里,生态是指生物和生命的状态,及与周围环境、万事万物的关系。如果说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那么这个家园的内涵,已经被置换为环境——人和其周边网络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等外部世界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出现不协调,就是生态出了问题,生态系统被破坏,生态自然循环出现故障。所以,生态成了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

生态的和谐平衡,已经成为现代人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而在古代,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状态。

美国的自然文学发育较早,也许因为在工业化浪潮中相对欧洲后发,美国对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反省较早。有“美国文明之父”之称的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爱默生号召美国文学回归自然,他甚至说:欧洲大陆文化太腐朽了,需要自然之风来吹拂一下。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自然文学的发展,使美国文学区别于重人文的欧洲文学,使新大陆区别于旧大陆。确实,美国自然文学经典比比皆是,惠特曼的《草叶集》、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等等。

美国文学的生态问题,可以说直到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现才引起广泛注意,也可以说,自然写作从此转化为了生态文学。因为,生态危机让人们越来越有紧迫感。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著名的“土地伦理”,他说:“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野生生物就像和风和日出日落一样,自生自灭,直到它们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消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质量的生活是否要在自然的、野生的和自由的生物身上花费钱财。我们人类对于整个生物界来说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那么能够真正看到自然界中的鹅群的机会比在电视上看更重要,有机会发现一只白头翁就像我们有权利说话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自然这个概念被生态替换,本身就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

生态危机也反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是所谓“人定胜天”的僭越观念,完全抛弃“天人合一”的优秀传统。在西方,上帝死了,人僭越上帝之位,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自然的征服者,不再尊重自然和其他物种,将它们视为可任意驱使随意采用的资源和材料。自然问题从此变成一个经济问题或科技问题,而非人类所赖以依存的家园,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安居之所。自然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中国追随西方后尘,开始加快“征服自然”的步伐,在经济高速运转的同时,生态越来越陷入深重危机;二是所谓“文学是人学”的极端渲染,忘却了“道法自然”“万物有灵”的准则,抛弃了“境界”作为中国文学最高评判标准和最高艺术价值的传统。“文学是人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最著名的一句口号。在基督教背景下,这句话不难理解。基督教曾以关注人的堕落与救赎为借口,以来自天国的拯救为许诺,对人性强行改造和压制。文艺复兴以后,人的解放成为潮流,人性大释放,文学也就以对人性的表现和研究作为最主要的主题。 但“文学是人学”的说法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就是过度将自我人权置于其他生命的权利之上。人类优先原则,导致了其他物种甚至种族的大规模灭绝。中国现代也步其后尘,五四时期强调所谓“国民性改造”,夸大中国人人性中的黑暗面和负面,导致民族普遍地自卑和自贬,并且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人性被简单地理解为“欲望”,甚至,“人性恶”被视为所谓普遍的人性,说什么“人性之恶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至文学中勾心斗角、人欲横流、尔虞我诈、比恶比丑、唯钱唯权的“厚黑学”流行,其内容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每一页都充斥人斗人。从官场、商场到情场、职场,连古典宫廷戏、现代家庭情感剧也不放过。至此,真善美被认为是虚伪,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清风明月、青山绿水隐而不见。自然从当代文学中消失隐匿了,以致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在2000年前后逐渐出现时,仿佛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

这些问题累积,已开始走到一个极端。人的自我膨胀,欲望的无限扩张,导致出现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的胜利。《纽约时报》最近有篇文章标题就是“全球愈演愈烈的悲伤浪潮”,盖洛普每年对140多个国家的约15万人开展情感生活调查,去年,消极情绪数据创下新高。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一书对此分析:倦怠社会出现,是因为功绩社会对成功的过度推崇导致出现大量忧郁患者和失败者,人因此变得很冷漠倦怠。这一现象也与大量强刺激的过度信息轰炸有关,大数据巨大的信息量等同大规模精神杀伤性武器,撕裂个体。很多信息是虚假的,虚假信息喧嚣不仅让灵性消失,而且容易引发幻灭感和虚无感。这种强力持续刺激也导致了人的倦怠。韩炳哲另一本书《爱欲之死》,认为因为过度个人主义,过度自恋,导致人们不再关心关注他者,人类亲密关系断裂,导致爱欲之死,深度忧郁症者增多。但是,只要爱欲不死,人类就有希望。爱欲需要指向他者,需要心灵默契彼此回应。解决爱欲之死的问题,就是与他者和谐共处,与他者建立相亲相爱相依相守的关系。

自然,无疑是最大的他者之一,是人类的尺度和镜子,也是人类最应该敬重的他者,只有心怀自然,我们才能守住家园。自然这一人类的家园,是我们唯一可以寄托心灵抚慰情感之所,这样,人类才能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

海德格尔很早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呼吁回复天地人神的循环,人只是这其中的一环,反对把人单独抽取出来,作为世界的中心和主角,凌驾于万物之上。人应该严守自己的本分和位格,在天地人神的循环中葆有敬畏之心,谦逊行事。这可以说与中国古代智慧相互呼应。在生态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律,更要强调人类集体的自觉自律,构建人与自然的万物命运共同体。


从古典诗歌中学习什么?


面对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诗人往往会秉持最古老的价值,而最古老的价值往往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是人类价值的根基,是新的时代价值创造转化的基因和源泉。

所以,我认为,只有重新学习借鉴古代的自然观,才能最终解决现代生态问题。

在当代,秉持古老的自然观,就是一个当代生态主义的立场和姿态。

古人对自然的推崇,对当代诗歌很有启迪意义。比如对“境界”的推崇,就是对个人和环境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的强调。“境界”是古典文学的核心概念。“境界”一定是包含着他者的,一定包含着“无数的人们与无穷的远方”。中国诗歌强调“境界”其实与尊崇自然密切相关。王国维说:“有大境界则自高格”。何谓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就是一种精神层次与心灵品格。唐僧园晖所撰《俱舍论颂稀疏》称:“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就是人的精神等级,但这一精神层次的基础就是自然与世界,反映人的认识水平、心灵品位。境界里有景、有情,当然,更有人——自我。最高的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是“游于艺”,是“天人合一”,是安心于自然之中。追求境界,就是寻找存在的意义,其本质是一种内在超越。学者胡晓明称:“境界的要义,就是创造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在其中安心、超越、生活”。

境界的相关条件是自然,或者说,没有自然作为前提,就没有什么境界。古人早就说过:“山水映道”,瑞士哲学家阿米尔也称:“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学者朱良志说王维的诗歌短短几句,看似内容单调,但他实则是以情造出了一个“境”,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还有“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都独自构成了一个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涵生意的世界,是一个个完整又鲜活的“境”。在此境中,心与天地合一,生命与宇宙融为一体,故能心安。而按海德格尔的哲学,境界应该就是天地人神的循环之中,人应该“倾听”、“领会”与“守护”的那个部分。

杜甫更是“天地境界”的典型。杜甫早年是一个强力诗人,“主体性”非常强大,在他历经艰难、视野宽广之后,他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将关怀撒向了广大的人间。他的境界不断升华,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了一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杜甫让人感到世界的温暖和美好。杜甫被认为是具有最高境界的诗人,到达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所以历史称杜甫为“诗圣”。杜甫与自然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了,他精神深处储存着山河气势宇宙能量,所以永远达观积极,心怀天下。

当代文学包括诗歌如果关注自然,就应该继承或者说重新恢复或者说光大创新类似关于“境界”这样的美学观念、规范和标准。

还有对地方性文学的维护,也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古典诗歌对地方性的强调,其实就是对自然的尊重。古人很早就有“北质而南文”的说法,强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清末民初学者四川学者刘咸炘探讨各地地域文化特征称:“夫民生异俗,土气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楚人音哀则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蒙。”有一定地理和历史学的依据。美国诗人施耐德在现代语境下,将地域性理解为“地域生态性”,强调保持地域生态完整性,保护地域的整体生态,颇具现代生态意识。

江南文化曾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很长一个时间段,江南之美曾是中国之美的代表。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自然和生活融合,理想和现实并存,诗意和人间烟火共处。江南最符合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将“道法自然”变成了现实。“道法自然”是诗意的源泉,江南文化因此被称为“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也;““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亦江南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还是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难忘江南……江南曾是自然、生活与诗意的最佳结合之地。古代的江南诗歌,就是地方性成功的典范。


(本文刊登于《长江学术》2023年第二期)


参考书目:《存在与时间》(【德】海德格尔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论自然》(【美】爱默生著)、《盛唐诗》(【美】宇文所安著)、《历史、山水、渔樵》(赵汀阳著)、《抒情与描写:六朝文学概论》(孙康宜著)、《“自然”之辩》(杨治宜著)、《山河无尽》(【美】加里·斯奈德著)、《第二个经典时代》(吕正惠著)、《李白传》(李长之著)、《陶渊明传论》(李长之著)、《苏东坡传》(林语堂著)、《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日】小尾郊一著)、《倦怠社会》(【德】韩炳哲著)、《爱欲之死》(【德】韩炳哲著)、《终南山的变容》(【日】川合康三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洪业著)、《诗与文化心灵》(胡晓明著)等。



责任编辑: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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