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何以是重要的。

诗比叙事更为长存。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叙事时常为思维画地为牢，语言的秩序与文字的逻辑，在创造的同时进行抹杀。每一次向外的写作，同时也是向内的僵硬同化。叙事把一切纳入正轨，把混乱的事实言说成一条长线，而其对言语的有序保留，同时意味着更多混沌细节的失去。叙事既是文明与秩序，也是思维的规训。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语言如旧钞票的那个比喻，可语言不仅会被用烂，语言也会在单一思维中逐渐失去生命力而腐烂。

而诗的使命，在这种意义上——诗是文学之灵的清道夫，它奉命去割掉文学中腐烂的那一部分——对抗我们亘古的规训欲，对抗我们对文字的“刈草”般的刑罚，对抗各文明以自我为中心的异类清杀，对抗语言中集体无意识中作茧自缚的安全感。它创造新的秩序，新的感受，新的思维——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将提供给无数渺小心灵，以超越历史时间的永恒能力。

诗的长存，意味着一刹心灵对庞大历史的超越。

我曾在台北故宫见到一颗鬼斧神工的洁白象牙球，方寸之间，二十三层圆球无比精妙地嵌套转动，这是一个家族的数代工匠父死子从的故事：一代代人抓着同一个球、一双双雕刻的眼睛从明亮到眼花、再传递给下一个人继续雕刻，于是它烧完上百年的时光和无数生命的热血方才问世；正如西班牙那座从1882年建到了今天、建了几百年仍未完工的圣家族大教堂，它们在时间的工艺中层层累叠，无数工匠的巧思如制造璀璨珍贝的风沙，无法分辨，共筑奇迹。它们的长存，代表着这层层叠叠的几百年的长存。

而诗不一样，它诞生的过程须比生命时间更短暂，而唯其短暂，能够制造一个个渺小思维的长存。唯其短暂，能制造一刹稍纵即逝的感受的永恒——它本绝不该长存，一个雕刻师在象牙上的信手一雕，如何能抵达数百年雕刻的震撼？一个建筑师短时间内堆起的小房，如何能制造一座大教堂的千年矗立？而诗就是这种奇迹的东西——一人心灵世界的刹那一转，将抵达千百代无数心灵的长震共鸣。一刹的床前白霜般的月光涌起的柔软乡愁，一刹的绿风绿枝浮荡着露台上的梦，老诗人的魂灵于巴黎的落水管里升沉的忧郁时刻，历史无法在精神上断代但人类文明确实在某个时刻看见了无尽的荒原。

生死轮转，而一代代心灵仍在共鸣跳动。

正如那只瓮，当它被摆在群山头顶的一刹，万物被树立起亘古的秩序和感知的方式。

诗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好”的范畴。

诗完成了对于“永恒”的悖论式解答。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是更严肃的。”历史所说的是个别之事，而诗所说的是无尽的可能性，是一切人类的普遍性。诗的光芒不在天边，而在每一个人身上，当我们获得感受的那一刹，我们的心灵恰恰成为这永恒之环上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文学》提供了我们时代感知的储存空间。

一切在消逝。关于我们过去的一年，你可以说它无比特殊，也可以说它平凡如常，而它正在从我们眼前渐渐沉入历史之海。在岁末翻看过去一年“星群栏目”的诗歌，我们感受到一颗颗心灵的柔软光芒，感谢这个时代仍有文学刊物如此珍视诗歌——这些脆弱的诗性声音被安放于纸页，如同汹涌海面上空的，那寂静的星。

时间会沉落。

而星星不会沉落，我们将不会记得太阳之下每一日的细节，但我们能被重新唤醒对于过去瞬间的感知——这是藏在《北京文学》里的的星星，当我翻开纸页的那一刹，那些心灵的光芒又照在了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