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很像地球大气中的积雨云，变幻出各种宏伟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形体，这些巨大的形体高高地升出诗云的旋转平面，发出幽幽的银光，仿佛是一个超级意识没完没了的梦境。

——刘慈欣《诗云》

一、云的变形史

观看一朵云，感受它。云中满是古老语言的美妙，它散漫而具体地飘浮在天空，供人指认和仰望；它也是“说”这个深奥的动作，无人能说清它究竟是什么。“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云是彻头彻尾的“诗歌事物”。在“说”变得异常困难的时刻，“云”仍能够给人带来希望：“蔚蓝的天上，/ 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白云”（胡适《蔚蓝的天上》），云曾以这样单纯的形式哺育了牙牙学语的中国新诗。即便是迥异的语言传统也同样如此，像巴什拉所总结的那样，云总是轻盈、上升、变幻莫测，云就是想象和诗歌本身（巴什拉《空气与梦》）。

“云”是汉语赐予当代中国诗歌的礼物，也是某种当代精神的结晶，它将一种诗歌的可能性赋予了如今琐碎、机械的信息生活。我们中那些最为敏锐的个体发现了这一点。在《云》中，曹僧写道：“云友入市，聊赖青天 / 作云会”，他将“云游”“云散”“云聚”等古意十足的词语放置在当下的语境之中，汉语的古老想象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成为真实、恢复生机；炎石的《云中饮》描述与友人“云喝酒”的情景，通过“无线电贯通了世事的茫茫，/ 信息化又迭代出新的山岳”，深刻地揭示了汉语世界那种普遍性的情感结构、曾由杜诗所完美筑成的久远忧思，在今天出现了怎样复杂的变形；刘阳鹤的《异处云游》保存了当代人异化了的情感模型，尝试制作了一种有关“屏幕”如何在人心中划下鸿沟、我们又能如何“出逃”的“屏幕诗学”；叶飙在《浦项中心》中形塑了一个互联网“大厂”集群的场景和一位颇有时代特色的“商业奇才”形象，想象其职业素养使他不假思索地将“云”视为某种“资源”以待“组织调整”……

“云”之诗似乎在告诉读者，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然而至，中国新诗必须作出它的调整；甚至，这调整在一些青年诗人那里早已开始。过去十多年中，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诗人涌入了读者的视野。2019 年末，复旦大学图书馆诗歌资料收藏中心举办了全国首次大规模80 后诗歌研讨会，集中展示了80 后诗人诗歌和诗学的进展。在此基础上，一些青年学者对春树、胡桑、王璞、肖水、徐钺、叶丹、郑小琼等17 位80 后诗人进行访谈，并于2021 年以《为了漫长的告别与相遇：80 后诗人访谈录》为题集结出版。而他们的后来者，以“90 后”为主体的一批青年诗人，则在这十年中渐次登场，在诗歌刊物与民间自媒体的推动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向读者们展示他们独特的语言。

从外部机制来看，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已习惯于在屏幕小小的空间中阅读诗歌，诗歌就已然与过去不同了。新媒介如微博、微信、豆瓣、小红书的兴起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诗歌场域的运作，获得了青年诗人群体的青睐。借此，诗歌一度专业化、纯粹化的阅读空间被他们主动地转变为芜杂的生活化的阅读空间。在读者的手机屏幕，诗歌正如其所应是的那样，镶嵌在世间万象之中，回到它曾缺席已久的人类诸多精神形式之间的竞赛轨道上。这背后可以看到的不仅是青年诗人们对读者预期的转变，同时也是他们对“诗歌何为”等问题之看法的转变。此种文学的“物质性”因素的变化，也在文本层面上影响了当代青年诗人的写作，这种影响或许还要很久才会变得足够明显，但一定会非常深刻——就像19 世纪末报刊的兴起对中国近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那样，它意味着诗歌的言说对象、它所需要参与对话的语境、写作者的言说方式等都必须做出重要的改变。

而从文本层面来看，这一代青年诗人的诗歌拣选出了当代生活同以往相比最具异质性的因素，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些因素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深刻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结构。这种改变不再是已流行了几十年的抽象概念，而是从方方面面突破了我们想象的切身经验。环顾四周，没有一件造物不在小小屏幕中存有它的拟像，没有一种事件不被历史强大的力量所裹挟，被转译为一串数码，甚至生存的本质也如同一段电磁波穿行在浩渺宇宙之中。如今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数字时代的前夜，然而对于这样陌生的明天，古老的诗歌似乎还没有及时做出它的反应。它会缺席吗？或者它仍会像过去数十个世纪里那样，作为一个缔造者加入这场盛大的宴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越来越普遍地构成了当代诗人写作的背景音，在一些青年诗人那里则更为明显。在风格与气质、外部机制与内在形式等诸多方面，数字时代的经验同知识性、语言实验性等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我们破译这一代青年诗人诗歌的密钥。

二、文明的孩子

观察、描述这一代诗人的主体特征，“知识”是一个绕不开的概念。一个直观而普遍的文本现象可兹佐证：自卞之琳在诗中引入了艾略特式的繁复诗注形式以来，还从没有哪一代诗人如此热衷于引语和注释。这一点不仅意味着知识作为某种局部因素被吸收入诗歌，还必须认识到，以引语和注释为代表的副文本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知识的呈现模式，是福柯所说现代知识型对历史原则之强调的体现。因此具备这一特征的诗歌本身整体上也具备了知识的性质，成为了某种知识的类型。

副文本的普遍性只是一例，知识在方方面面影响到了这一代青年诗人的写作。这一代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他们的写作呈现出知识性的特征是一种必然，各学科门类的专业知识为他们的诗歌提供了材料与方法。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人文领域的知识，前人的文本或思想也影响了他们诗歌的主题和结构。王彻之的《一位女士的画像》《魔鬼》《弹吉他的人》《美杜莎》等诗歌以一种结合起雕塑艺术与社会分析的笔触精确地描绘混乱、冲突的当代生活，但是在异域求学的生活史场景之外，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世界文学史中的诸多母题常常被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深埋在诗歌的纹理之中。除人文学科以外，那些在过去无缘于诗的知识门类同样得到了青年诗人的调用。安德写于2013 年的《波函数》可以说是此类文本的代表，这首诗在当时的青年诗人群体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波函数》的成功之处在于将颇为扎实的量子力学知识所带来的深奥糅合入诗歌的神秘，以一种物理学研究式的冷静语调将日常生活的庸常背景替换为宇宙的视野。近年来青年诗人们多有此类探索，如贡苡晟的组诗《侵略蓝星计划》大胆启用专业的化学知识来调节日常生活的景深，散文诗《一场暴雨的精细结构》使用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和数据分析的知识构造一场关于情感的狂想，都令人耳目一新。

此类文本中，拓野的组诗《讲座哀歌》十分特别，这组诗的每一章都以一次讲座为题，如“第一讲：重读本雅明《拱廊街计划》——听王璞、胡桑讲座”“第二讲：18 世纪法国绘画、观众与公共生活——听沈语冰、刘超、张晓剑、张颖、宋炀、王维嘉讲座”等等，组诗后更附上了数十条注释。这些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诗歌不仅在每一章中探讨具体的、有时是变了形的知识，以及诗人由是而来的思考、感受与想象，更在组诗的层级上将“知识- 诗-生活”本身问题化、现象化，这时组诗的旨趣就不在对具体的知识及知识体验的书写，而在呈现一代人与知识深度相处的精神境况，笔锋所至不乏一种独到的批判性。

诗歌对知识的兴趣，还同一种历史意识结合起来，指向了现代人的“乡愁”。这一写作路向同样吸引了众多青年诗人，王辰龙的《劳动公园》《三三〇一俱乐部》等诗对童年时代老工业区空间的重塑，李海鹏的《转运汉传奇》等一系列诗歌对话本小说等传统文学精神的激活，胡了了的《完璧》《吴梅村》等诗对历史人物兼具学究、演绎与镜鉴性质的书写等，都成功地将有别于此时此地的文化空间召唤到读者眼前。在这类写作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青年诗人们对母语和文化传统的热爱，以及传承、改写的野心。此类主体性特征的建立过程中，知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各门类学科的专业知识、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汇聚到这些文明的孩子手中，古老的汉语被他们艺术化地锻造为人类文明的公共空间。

阐明知识性与历史意识的特征及相关的文本现象仍非我们分析的终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本现象的帷幕后面是一种冷静、克制的主体，过往诗歌中常见的膨胀的自我与排他性的抒情已很少能够看到。熟悉当代诗的读者会认为这和强调“拒绝隐喻”“零度写作”的九十年代诗歌一脉相承，然而进一步思考，我们将发现类似的现象背后的生成逻辑是如此的不同。

九十年代诗歌从宏大、公共化的观念系统中抽身，其“零度”的那一面所指向的方向其实恰恰是自我，是对于自身生活“现时性”的一种开掘和守卫^①。因此九十年代诗歌的零度风格同“叙事性”的结合几乎是必然的走向，诗歌意识的重心在于拆解既有的观念，重新认识到生活的本体正是一个个细小、偶然、甚至无意义的事件。这是九十年代诗歌留下的宝贵财富，这一代青年诗人从一开始就获益良多。然而在这之外，青年诗人们还用强烈的求知欲创造了叙事性的平行线，一种对于自身之外宏大世界的浓厚兴趣被重新纳入了诗歌，与既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诗人个体经验的基石足够牢固，卡尔维诺所言柏修斯的利剑拥有了值得挥舞的对象，美杜莎不再是堂吉诃德的风车，而是沉重的肉身经验本身。如此，诗歌的知识性就不再是对生活世界的遮蔽，而是丰富。

这种知识性的写作中还蕴含着另一种可能性，它与早期中国新诗的“初心”遥相呼应，那就是新诗关于“说理”的诗学构想。胡适早年常提倡新诗的“说理”，早在1914 年他就以蒲伯、华兹华斯、歌德、白朗宁为参照，认为“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朱自清则说“‘五四’之后……说理的诗可成了风气”。早期中国新诗倾心于“说理”，是因为中国新诗的诞生本就同一种启蒙意识和认知世界的渴望有关。然而这种风气很快就消失了，尤其是在郭沫若成名以后，“抒情”几乎成为了诗歌写作的唯一要义，这构成了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第一次总体性风潮的转变。此后，新诗对“说理”的探索仅在冰心、卞之琳、冯至、穆旦等少数诗人那里保存下来，至今仍未得到充分地展开。乐观地看，这一代青年诗人对诗歌知识性的开拓，或许将能够擦去百年积尘，使中国新诗最初的梦想重见天日。

三、数字景观

从经验的来源、具体的风格偏好与重要主题层面来看，那些永恒的话题：生活之甜与苦、青春的疼痛、炽热的爱、形而上的沉思等，构成了诸多优秀青年诗人的主题并得到崭新的表达。然而正如本文开篇所说的那样，生活与诗歌的变化正如“云”的变化，在近十多年的岁月中悄然发生。今天诗歌将现身何处？毫无疑问，它曾经的土壤依然存在，从头顶的天空白云、从古寺的晨钟暮鼓和栈桥破碎的浪花、从杯盏的欢歌或是夜半时分一双泪眼之中，我们仍能够看到诗的身影，它们是属于诗歌的经典时刻。然而当你在嘈杂拥挤的地铁中心烦意乱；当你拿起一袋三明治，便利店的售货员抬手扫码并重复着“欢迎光临”；当你打开电子游戏回到属于你熟悉的小镇提起你的宝剑；当你入睡，你附近小小的液晶屏之下，电子的奥德修斯依旧漂流在数以亿计的晶体管之间，在这样的时刻，诗歌之心会感到迟疑吗？

青年诗人是我们时代勇敢的冒险者。炎石、曹僧、叶飙等青年诗人不约而同地书写了电子游戏《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为他们带来的体验，将以电子游戏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新经验纳入诗歌；蔌弦的《谷歌里的旅游记者》和曹僧的《朋友圈的患癌青年列传》关注新媒体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生动地刻画了“随十指/ 瞬逝的足迹解锁”的信息检索方式和“两分隔”却又“共一片大好页面”的当代社交形式，同时又展现出信息和娱乐时代个体生活的分裂和荒谬，轻盈戏谑的风格背后是一种悲悯或清醒；杨碧薇的许多带有未来色彩的诗歌如《梦回帕米尔》《从侧面看她的鼻梁挺而拒绝》呈现出对新技术的乐观态度，《我们的父辈》则把握到新技术的历史感，“反客为主的互联网”与“VR 影像”成为了承载两代人亲情的装置；康宇辰的诗歌如《十年间》和《局内人》等对“一天十小时学问，一天四千字成品”的“小霸王码字机”般异化了的当代知识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淋漓尽致的书写，她用“你的论文/ 通约于美好生活吗”为同道中人留下诘问；方李靖的《黄色起重机》《一场城镇化运动的观察笔记》等诗歌记录了以工程机械为核心物象的现代工业在当代生活与个体心灵中引发的震撼与问题，同时也意识到这是深深嵌入一代人成长历程之中的不可分割的肉身经验和生命记忆：“全城被召唤的孩子们，/ 正以新一代的速度/ 穿过与他们同时诞生的广场”。繁多的新经验也拓宽了青年诗人们的想象力。张小榛的组诗《机器娃娃之歌》将日常生活与一种后人类的视角结合起来；诗人“我是蝎大人”的长诗《登月疑云》依托阿姆斯特朗登月一事，将宏大而瑰丽的想象填入诗歌，天文学、物理学、互联网、各类公式和数据在诗中与神话、历史一同塑造了一个当代人想象的边界。他们的作品充满了过去从未被道明的新经验与新诗意，同时也与前文所说“新媒介”“知识性”等特征关联起来，成为复杂、专业壁垒化的当代社会的速写。

从诗歌史的角度看，诸多文体当中，诗歌本是最为敏感的一种，常常它是其时代最前端的触角。至少在波德莱尔的时代它仍是这样，这位先驱的诗歌为我们点亮了“现代性”的概念，今天我们仍必须借助它以描述我们自身的处境。波德莱尔对其所处现实的卓越的洞察，他笔下的那些“仅仅由灯光、金钱与薄纱构成的人物”（《不可救药的悔恨》）、那因无处不在而逐渐抽象化了的葬礼与阴霾、那些丑陋的脚手架和骇人的公共马车，仍然默默指引着诗歌的前路，他的诗就像一段地质层深埋在今日世界的下方。尽管不能将现代性理解为某种绝对化的东西，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来供我们反观汉语新诗的质素。过去，我们的文学将现代性具体地理解为城市、工业、资本等外在现象与颓废、分裂、虚无等主体特征，进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诗这只时代触角的发育是不对称的：现代性主体状况的书写遍布早期中国新诗，但它们仿佛凭空建立起来，鲜少显示现象层面的依托。尽管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早在百年之前便已是一座“东方巴黎”，有诸多名家活跃在这里，新诗对城市、工业与资本等现象的见证依旧少得可怜，相较而言，不用说同时代的小说，即便是在晚清竹枝词中，来自外部世界的新经验也不可谓不丰富。这一状况到八九十年代才有所改观。然而，很快，现实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的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以对城市和工业文明的书写为代表的现代性经验尚未得到中国新诗的充分发掘，数字时代的种种景观又从根本上溢出了城市、工业的观念框架。

中国新诗将何去何从？生逢信息时代的开端，这一代青年诗人较早地、甚至是从童年时期开始便与计算机、互联网等打交道。借用何言宏的话来说，他们是根本上区别于“印刷文化”的“网络文化的第一代人”“生来就生活和沉浸于数字世界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② 。青年诗人们早已看清了自己的天职——中国新诗不会因过去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它寻找着新的“骑手”乘风去开疆拓土。

数字时代的经验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数据中心》中，曹僧描述了一个这样的家园：“星星闪烁，山仿佛山的样子/ 水却是水的汹猛和永逝”。这是属于“数字原住民”的家园，和过去象征着永恒与稳固的故乡比起来，这里的一切显得如此易朽。那肇始于波德莱尔《小老太婆》一诗的重要主题——现代速度带给人的震惊体验、它反人性的那一面——现在也出现在这里，而同马车相比，芯片内部的速度是人的感性更加难以理解的：“相伴，不一定是肩并肩的距离/ 你动动手指来到大厨近前/ 看美如何降神进几块食材/ 我眨眨眼，成为监控摄像头/ 惊悚着速度如何集锦为人祸”。然而《数据中心》和我们习以为常的批判视角、卡林内斯库所说“文化现代性”的视角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尽管这里有着种种“不适”“疲倦”和“泛滥”的“悲欢”，可它仍可以是亲切的，甚至这信息碎片的混乱空间中仍有重建共同体的可能，可以“用我的电，和你的电相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家园得以从我们消逝已久的故土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就像拇指猴攀在摇摇的草茎上”，在《数据中心》那富于批判性的复杂嗓音之中，读者听到数字时代在诉说着它自身的田园牧歌。

四、从语言到话语

青年诗人对语言的关注是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中国新诗史可以说是一部语言自觉的历史，自新诗诞生起，语言的效率、及物性、音乐性、逻辑性等问题便一直为诗人们所关心。在许多读者的观念和论述中，青年诗人的“语言”常常同“技术”“修辞”“实验性”“文字游戏”等概念纠缠在一起，成为一种夹杂着猎奇与不屑的标签张贴在他们的文本前。然而如果仅仅将语言理解为某种技术性的、甚至是表面性的因素，我们将看不到关于语言的诗学在许多青年诗人那里的丰富变化和丰饶的意义，因为事实上，一个认真对待诗歌与生活的诗人不会看不到语言从来都不是某种孤立的东西。

我们先从人们津津乐道的“语言游戏”现象入手。在《谐音瀑布的鱼悦》一文中，艾洛抓住王敖诗歌倚重谐音的文本特点，探讨这类文本背后的诗学逻辑，他的分析截止在诗歌的感受力、愉悦与审美上。这一观点很有代表性，不知不觉中，经历八九十年代，在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审美自律”“语言自律”的观念已经深深烙印在当代诗歌的精神结构之中，这类观念将诗歌归为一种纯粹的自指，一套封闭的、关于感受和美的系统，其最经典也最具诱惑力的表达，就是张枣的“元诗”概念。然而张枣本人恰恰又是“元诗”概念最深刻的批判者，在同一篇文章的后半段，他回到汉语的立场，为词替代物的现代诗学感到深深的忧虑。

重提这段故事，是为了重新审视某种关于诗歌语言的俗见。即便是在最具游戏性的诗歌文本当中，诗歌语言的意义也绝不会止步于此。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语言游戏是青年轻盈、戏谑之性格的表现，也是他们对诗歌目的的一种反思，面对生活之沉重他们选择以语言的奇谲来反击。但仅从诗歌写作内部的小传统去理解此种写作是远远不够的。在《AuNaturalisme ！》一诗中，秦三澍赋予了诗歌一种杂语的特性，诗歌混合着汉语与法文，四处散落着“自然主义”的行话、肥皂剧故事、酒吧嘈杂的攀谈、耳语与电话，诗歌也不乏“递出把手，手指/ 都不给！”这样词语自我增殖的现象，甚至故意将法文“历史中不存在可能”与友人的误译“电子竞技不相信眼泪”并置在一起……从这一极富游戏性的语言操练中，在迷人而又拒绝释义的“文之悦”以外，读者将发现当代生活真实的逻辑和节奏。秦三澍深谙语言游戏的诗学何以成立，它事关诗歌的“真诚”：“能在诗里包容下噪音还不够，最好还诸噪音以噪音，这涉及写作的真诚。数码的当代性重置了我们的语言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语言游戏者从来都不是语言自律论的信徒，语言的游戏并非生活的对立，而恰恰是对生活的发现。

另一方面，看似追求自由的语言游戏又往往十分讲究规则，这时它同中国新诗的另一个梦想殊途同归，那就是新诗格律化的诗学构想。在这方面同样出现了许多年轻的探索者，其中李意奴的实验十分突出，他的十四行诗如《雨中缙湖》《晚归吴泾》等对音节的衡量十分考究，同时兼顾诗意，语言极尽雕琢却又不留痕迹。对语音字形、同音异义、关联词与节奏等特征的关注，最终将导向完善汉语之美、推动汉语发展的心愿，像海子所说，青年诗人们正在“建筑祖国的语言”。

在青年诗人们对语言方方面面的推进之中，还存在一种重要的方向。在曹僧的《最最》《新的》《淘》等“字典诗”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将语言问题转换为话语问题的写作思路，从而与语言自律的观念彻底分隔开来，诗歌不再将语言视为某种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而是发现语言恰恰是当代生活中最重要的景观，语言景观的背后存在一系列意味深长的社会文化情况。“字典诗”中的第一首诗《最最》十分典型。这首16 行的短诗中“最”字出现了37 次，仿佛一场“最”的狂欢，然而诗歌的关键却不在那些纯语言的问题本身，而在于发现萦绕在“最”周围的一种“话语性”，诗歌以一种鲜明的反讽语调揭示了流行于强势话语之中的“最”如何是一场骗局，它在个体的思维运作中又是处于一种怎样的荒诞状态。此外，还有《哈哈哈》一诗对网络流行话语中“哈”的修饰作用的呈现、对其流行背后所依托的那种道地的国民性格与气质的洞察；《淘》对“淘”字在传统文人、市场逻辑、电商广告等多套话语体系中流转、增殖和变异过程的聚焦，对“淘”如何变得不再创造意义、如何在资本的引用中成为了一种空洞的形式的揭示……曹僧的这批作品扎入了当代诗的一条少有人涉足的小径，在这里诗歌不再是根本上对抗既有话语的另一套话语，而是一种根植于既有话语的话语批评。这背后我们能够看到鲁迅杂文的影子。

自诞生以来，新诗的语言问题从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文言到白话的变革本质上是话语方式的一种民主化的转变，是将自由表达的天赋权利交还给每个个体的过程。七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崛起”继承了白话诗的这一语言原则，它们对当时社会文化话语体系的冲击不亚于当年的白话诗；稍后的第三代诗歌则是更为彻底地贯彻了这一原则，在“pass 北岛”“拒绝隐喻”“反崇高”这类否定性的诗学口号之中，不难发现那种打破言路桎梏的冲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新诗的根本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语言自律的信念同样生根于这一场域之中，然而它在带给我们不可估量的启发的同时，也将自身致命的缺陷遗传给了当代诗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种朝向“话语”风景的写作生逢其时。事实上，话语性的写作在姜涛、韩博、王璞等当代诗人那里已结出了许多成果。对话语的关注将使诗人发现“语言自律”只是一种幻觉，同时他也将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可以施展他对于语言的抱负。话语性的写作引入了带有实体性质的、携带了种种权力结构、阶级意识、生活世界的话语，如此一来，同样是语言形式的诗歌就具备了它无可替代的优势，诗歌的工作也就有了更为明确和富有意义的内容。

五、走出“九十年代诗歌”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把25 岁看作是一个大致的界限，可以区分诗人的青春期和成熟期。这个界限大体上仍是有效的——越过这条界限，不论是主动或是被动，诗人再也不能回到自身的小传统当中去了，因为即便是诗歌的全部历史，同辽阔的世界相比依然是狭窄的。或许如佩索阿所说，心可以“略大于整个宇宙”， 但心不能直接等同于诗歌。越过这条界限，意味着诗歌必须首先放弃它的骄傲，认识到它应当以何种姿态被安置在今日的生活中，如何同工作绩效、外卖订单和抖音短视频打交道；把青春的疼痛和先贤的教诲放在一边，不论它们是抽象的或是具体的，以审视一个陌生人的态度去审视它在你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此后它才可能留存、继续生长，找到自身意义的去向。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许多青年诗人已经越过了这条界限。这一代青年诗人是幸运的，受益于越来越便捷的信息流通，加之生活相对富足、受教育程度较好、文化环境繁荣等，他们的写作起点普遍较高，他们比过去任何时代的诗人都更容易了解到世界范围内前辈诗人已抵达了怎样的高度、同代人的写作又出现了哪些最新的进展。这同时也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传统的压力之巨大同样前所未有。诚如张清华所言，不同于前几代诗人每每以反叛与挑战者的姿态集体出场，这一代青年诗人“并不以否定或批判前人为先决条件，未曾有‘弑父’而自立的经历”^③。这或许恰恰是“起点高”所致，也可能和一代人的“学生气”有关，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整体上已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历八九十年代的激烈碰撞，中国新诗在新世纪进入了一个看起来将会十分漫长的消化、沉淀期，突破性的诗学建设鲜少出现。二十多年来，再也没有种种“主义”的激烈交锋，似乎具备生命力的新思想已经被穷尽了；也再没有某种新的诗学话语能够像“知识分子/ 民间”“中年写作”“元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等概念那样，能够对整个诗坛产生总体性的影响，提供具有相当普适性的方法论。姜涛所言“十年变速器之朽坏”的情况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

然而，正如前文试图阐明的那样，一场不乏挑战性的诗学变革已经随着时代的季候悄然而至。这一代青年诗人的写作生涯才刚刚开始，却已从新媒介、知识性、数字经验与语言实验性等诸多方面，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诸多新的可能性。雪莱曾想象所有诗人像一个伟大心灵的许多思想，自天地开辟以迄于今日一直在书写“一部伟大诗篇”（《为诗辩护》），而今或许正是这部史诗即将更换章节的时候，遥远的读者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翻阅到此，并发现这一代人如何辛勤地开拓了自己的生存。

（选自《诗刊》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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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李少君：《现时性：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倾向》，《山花》，1998 年第8 期。

②何言宏等：《全球视野下的中国Z 世代文学》，《文艺报》，2022 年5 月25 日。

③张清华等：《新时代与90 后诗歌》，《诗刊》，2019 年7 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