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第七届中国诗歌节诗歌主题研讨会在郑州图书馆举办，会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诗歌道路”和“传承创新：新旧体诗的百年发展”两个议题展开研讨，两场活动分别由《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和《诗刊》社副主编、《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王冰主持。

走中国式现代化诗歌道路，是未来诗歌创作的方向，既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力举措。

河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武皓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诗歌节系列活动的举办，是向深厚的诗歌传统致敬，也是向伟大的中华文明致敬。中国是诗的国度，河南是诗歌的家园，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诗人，为黄河书写了数量恢宏、灿若星辰的诗词歌赋，中国诗歌节将有助于深入挖掘中原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赓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将会使河南成为诗歌高地、诗意天地、诗人圣地，也将会使诗人朋友诗情奔涌，激情飞扬。

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表示，在河南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诗歌道路具有特殊意义。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以《诗经》为代表的众多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须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传统和文明相赓续；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了解中华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文化关系，也要看到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外来诗歌影响，要看到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历史贡献，并从中找到文化自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歌道路，呼唤诗人们更好地见证和书写这样一个发生历史巨变的时代。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表示，开放、融合、超越是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五四时代所洋溢的启蒙的精神、开放的胸襟、自由的活力，造就了一代新诗人，也对中国新诗面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为了让诗歌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当务之急，就是要冲破传统，汲取西方新的思想和美学观念，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从而使中国诗歌现代化。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表示，“大诗人要有大胸怀，大格局，大境界，才能写出具有时代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大作品。”他以拉美诗人聂鲁达的生平阐述了诗人在客观环境影响下诗风的转换，聂鲁达的作品长期广受欢迎，与其创作态度与诗歌题材是分不开的，“在描写时代重大题材时，聂鲁达注重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将现实主义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

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当下，诗歌如何紧跟时代潮流，并保持传统精髓？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表示，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人们对碎片化信息的接收有更高的容忍度，诗歌因其短小精炼、富于哲理，顺应了这一趋势，易被现代人接受。中国诗歌既有深厚地域文化底蕴，也应具备全球化视野，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诗歌形式和技术，还要在全球化和地域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以更全面地展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通过论证历史上的中国诗人和诗歌如何通过传播对他国诗人发生影响，并使得文明的生成构建和完善成为可能。“诗人和小说家不同，大多时候诗人不通过人物呈现思想，诗人是这个时代生活的观察者、亲证者、书写者和参与者，即便不能通过人物和事件发言，但是必定要参与到全新文明形态的创造之中。”

台湾诗人詹澈开创了现代诗的“五五诗体”，他谈到，近年创作对形式上的回归，是对新诗的一种思考，“古典诗歌无论写得多差，但它是一首诗，因为它押韵了，它结构了，它写得差，也不能说它不是一首诗。我们新诗写得再好，读者说你这不是诗，没办法说清楚这件事情，到现在新诗还有这个问题。”

因书写快递员忙碌生活的诗歌而备受瞩目的诗人王计兵表示，历史从未像现在这样向我们敞开，进入网络时代，我们的写作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视野空前开阔，写作者也要不断开拓思维视角和表达方式，网络推动的当下诗歌正在形成全民化写作潮流，写作者不分职业、不分学历、不分年龄，这有助于提高全民文化氛围，形成全民诗歌阅读浪潮。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张鲜明重新思考了新时代“诗人何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促进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也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个方面，诗人和诗歌价值得以彰显。如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所认为的那样，诗歌并非仅仅为诗本身而存在，它在世界上负有一项不可推卸的使命：用诗歌的创造力去重新塑造人类自己。

《诗刊》社主编助理、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表示，“现代性”是中国新诗诞生、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但绝不能将“现代性”绝对化和本质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歌道路仍然需要在中华文明的框架下行进，充分回应和呼应中国的传统审美品位和特征。他相信，新诗百年的探索之路，已经积累了足够促成新诗由量变到质变的理论资源和文本资源，有理由相信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集大成于一身的天才诗人呼之欲出。

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非针对中国式现代化诗歌之路面临的问题提出，我们必须回到根本上认识诗歌，必须重新理解源头性古典诗学，更好地使用西方诗歌经验；必须注意运动论和对现实主义错误认识的影响；必须坚持中国式诗歌道路，不能认为西方现代化所经历的，就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必须注意当下诗歌叙述方式的变化和一种文化知识化、修辞化的“无端由”诗歌诞生。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马占祥认为，在现代语境下，一首诗如果能够具备不朽品质，可信的部分一定是诗歌所呈现的当下真实生活中被提炼出来的、由个体到普遍的具体情感、思想内核和精神气象。诗歌的现代性功能，依然体现在诗言志和兴观群怨，依旧在考量诗歌审美的有效性。

吉林大学硕士生吕周杭结合当下青年诗人的作品，通过诗歌细读与文本分析，从变化的生活经验与不变的抒情、对古典的继承、自然书写和共通情绪三部分阐述了他心目中的诗歌现代化，“阅读从生活感悟凝结出来的作品，尝试理解诗人的情绪和处境...正是这种理解的过程，让诗歌的情绪抵达更多地方，乃至穿越时空，穿越个人局限，直抵每一个个体的当下。”

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建议在命名上用自由诗或格律诗代替新旧诗，题材上的新旧本来没有优劣，但因为新旧对比，这个旧字往往含有贬义。自由诗和格律诗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此应当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格律诗向自由诗学习将面向生活、面向大众、面向时代作为诗歌的创作题材，自由诗应当学习格律诗的凝练，该长则长、能短则短。

《中华辞赋》总编辑、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石厉提示我们思考旧体诗到底对新诗有多大的传承性，面对传统的时候，不要一味讲究继承。新诗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构成了自身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如果追根溯源，没有你我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人类共同交融、共同发现的问题，没有说这个是中国的，那个是西方的，从文化角度，“温润而化之”，不分主次，也不分先后。

《中华诗词》主编、《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任高昌表示，当代诗词从复苏到复兴再到振兴的开拓创新之路，让人想起美国诗人惠特曼《大路之歌》中的诗句：“走呀！可是要当心！跟我同行最需要热血、肌肉、坚韧，……来者必须身体矫健、意志坚强，我和我的同伴不会引经据典、巧言善辩，我们以我们的存在来信服人。”当代诗词的实践者们实实在在地做着耕耘和播种的工作。当代诗词的发展，猛一看好像是在往回走，但实际上却一直走在当代文学的先锋的位置，一直都是在探索着，跋涉着，开掘着。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表示，新旧诗人既是两种诗的创作者，又应互为读者，这种和解既是新旧诗人之间的和解，也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和解。通过这种双向奔赴的和解，新旧诗人才能消除分歧、携手共进。对新旧诗互相取法的方式应该给予关注和推广，新旧诗除了朝着各自独有的方向前进，也应该尝试开辟和发展这种互相渗透式的道路，新旧诗都应该是多元的。

诗人、翻译家树才以身心为喻，谈汉语诗歌的新旧之变。每个诗人都活在古今中外，要重视诗歌的本体是语言。变化的是体，诗的身体，诗的形貌；不变的是心，诗的心志，诗的境界。诗的身体，对中国诗人来说，就是汉字。在诗里，变化的是语言，不变的是诗心。中国新诗诞生于译诗，实际上真正的变化动因还是植根在中华民族的内部焦虑中。汉语诗歌的困境，看上去是在“身体”（诗体）的散漫上，实际上是在“血脉”的贫乏里（诗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西渡梳理百年新诗对旧诗的承继关系，表示新诗和旧诗一度势不两立，但从实际创作衡量，新诗人、新诗和旧诗的关系复杂得多，他们与传统多有勾连，或吸收旧诗词汇，或翻新旧诗意境，或从传统文学、典籍取材，新诗和旧诗的关系呈现复杂面相，其中涉及传统的历史性、永恒性和当代性的关系尤值得注意。当下处理传统题材较成功的诗作中，无论风格、趣味、词汇如何受传统影响，处理的仍是当代经验，表现的是当代人心理。

面对旧体诗的“挑战”，新诗如何应对？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表示，新诗理应从容处之，没必要虑及自身的合法权问题。如果若抛开古典诗歌潜在的参照系，而就新诗自身来看，它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应打破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在诗歌创作问题上允许多种美学形态存在。评判诗歌价值的标准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新的不等于好的，旧的同样也不就是坏的。如新诗和旧体诗词能够取长补短，相生相克地良性互动，中国诗歌的整体生态就会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兼容并包，达成真正繁荣。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翻译家姚风就古体诗如何与当代语言嫁接的问题谈到，当下旧体诗写作者还没有创造出一套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言系统，依旧沿用古人的一套比喻、象征手法，这套系统能不能反映当代人的生活、当代人的心灵、当代人的精神？有时是有局限性的。社会语言在变，新的词汇每天都在出现，新的词语是不是可以进入古体诗写作，跟古体诗形式融合在一起，是当代写作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蒋登科表示，新诗是在五四时期极端否定传统的前提下诞生的，我们更愿意把当时的做法看成一种策略——如果不把一个东西全面否定，另外一个抬不起来。但新旧诗从精神血脉上是无法割断的，这就是具有民族底蕴、文化精髓的传统。要读懂传统，就回到传统，多读经典。传统不是拿来模仿和抄袭的，是拿来提炼精神的，传统为现代人提供精神底蕴，要警惕食言不化、食古不化，让传统在现代文明中重新发芽生根。

中华诗词研究院诗词研究部副主任莫真宝谈到，新旧诗彼此之间缺乏了解，很多人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体式缺乏整体认识。从诗歌体式的共时性存在，即横向视野而言，我们把二十世纪以来的诗歌分为六类：古近体诗、词、散曲、新诗、创作歌词、民歌民谣/散文诗。从纵向视野观察，即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各类诗歌体式均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各体诗歌与传统诗歌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联系。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湖南诗词协会副会长熊东遨以海水、河水养的鱼都是鱼的形象比喻，说明新旧诗的本质都是诗，关键在于厨师手艺——诗人的技艺如何，同时他提示我们应当关注新旧诗歌的五大时代差异，时代事物、时代语言、时代气息、时代面目、时代诉求。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助理研究员李壮由城市诗歌的书写探讨诗歌的现代化道路，怎样写好城市，是中国诗歌现代化道路上不可绕过的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城市发达而城市诗歌欠发达，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和表达，而突破城市诗歌的写作难题的关键在于“诚”，诗人必须真诚、诚挚地面对生活在城市中的自我，从生活情感和经验深处发现和提纯语言。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首届滇池学院驻校作家王单单就传承中的创新问题谈到，语言层面的东西可以通过训练获得，形式也可以追求，但是诗人写作主体本身的命运无法更改。“所谓诗的难度，我有时偏执地认为接近于生命的难度，体现在生活中，是个体与现实的冲突，人与时代的关系。”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青年诗人李啸洋从新诗的节奏与文法来谈诗歌的现代化，现代诗歌表现人类内心的欲望、直觉、潜意识、超现实，天然地反节奏、反对称、反齐整。现代诗本质在于语言的实验，它带来另一个问题：诗歌能指代替事物本身，口头语言指代经验，使经验排除在整个符号系统之外。缺乏音律的约束，现代诗成了棘手问题。诗是经验的“有感而发”，不是文字和概念的辩证与组合游戏。要想恢复词的信任，必须要回到诗歌的经验之中。词的联想和召唤，需要同经验相关——经验创造了声音，声音是现代诗歌写作的关键内容。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青年诗人苏笑嫣表示，中国新诗应当在差异与延续中寻求建构。新诗与旧体诗不但基于共同的文化传统、诗歌源流、语言背景，而且也面对着共同的现代环境和时代难题，呈现在诗人们面前的资源是丰富的、体系是开放的，但这同时意味着建立一种秩序也更为艰难。如今，诗人们需要在实践中思考、在混乱中凝聚，在承继各种传统的同时不断反思，在不同诗歌美学的互为、互动中敞开和展开诗歌探索的更大可能性。

《诗刊》社副主编、《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王冰总结道，我们今天就新旧诗歌来研讨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就是要把祖祖辈辈创造和传承下来的精神与智慧融入今天鲜活的社会生活中，用当今时代的丰富实践和不懈创造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它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不断开创新时代诗歌新局面，推动新时代诗歌创作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高扬人民性，正本清源，坚持“两个结合”，推动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的融合发展，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诗歌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我们的诗歌力量和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