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刊》的故事

布日古德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岁。这一年是我当公社中学民办教师的第二个年头。那个年代，农场、农村家家缺钱，买个油盐酱醋、头疼脑热的，想吃片止痛片都要从鸡屁股里往出“抠”，都要指着老母猪的猪肚子出钱。从小，我就愿意看书，愿意写一些小日记，但对于一个乡村、农场的孩子来说，看书、买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有一天我去公社武装部长的办公室写基干民兵的材料，发现了一本《诗刊》，翻了翻，觉得很新奇，很想拿走。武装部长曾经是我八年级时的一位语文老师。他有文化，听人说他写诗。这位老师知道了我的心思，说“你喜欢拿走吧，想着，还我”。这一年我才知道从邮局可以订到这本杂志。

冬天到了，十一月份开始征订下一年的报刊了，我跑邮局一问全年十二期的年价二元八毛八。一个挣工分的年代，上哪去弄这三元钱啊？那一年，额吉养了九只小公鸡。我一下子就偷抓了两只，拿到公社供销社土特收购部一下子卖了三元零五分。用这偷鸡的钱订上了一九七六年全年的《诗刊》。过了元旦，第一期诗刊到了，捧着生命中第一本属于自己的油墨飘香的刊物，我废寝忘食地学习起来。第一次读到了刘章的诗《歌声》、查干的诗《月夜边防线》。从那时起，一颗诗人的种子就种植在我梦想的心田上。我渴望将来也像刘章、查干一样，也写诗，作品也发表在这小开本的《诗刊》上。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份，我因为订下一年的《诗刊》竟然逼着额吉卖掉了一头没长成的小猪崽儿。也是这一次，我挨了阿爸两个响亮的耳光！“你订书，你能成诗人吗？白日做梦！”阿爸不识几个字，他却为我的梦想宣判了死刑。挨两个耳光时，屋里屋外聚了好多看热闹的人，纷纷指责我“哎呀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想当诗人呐！”

以后我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张诗人！”。

从那以后，我开始读诗、学诗。我觉得不读诗，不仅订刊物的钱白花了，就连当众挨打饱受的羞辱也没有一点意义。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尝试着写诗。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我读到了孙有田的叙事诗《水乡曲》，并认真的读了附在诗稿后面的《孙有田来信》，也是这一次，我才知道诗可以讲故事。也是从这篇情真意切的来信上，我知道了一位诗人要用诗歌歌颂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今天所讲的一位诗人、作家的时代站位。

一九七八年的第四期上我还读到了刘国良的组诗《塞上诗笺》，四首小诗，每一首都是一个美景、美图、最美的小故事。

一九七六年，我所在的公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方田化”。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式农村公社的小运动，我被抽调去搞战地宣传。宣传途径一是利用黑板报，二是利用油印小报。战地黑板报是公社统一做了十块大型的木制的黑板，由我用彩色粉笔往上写稿。油印的是在蜡纸上刻写。这么一项诺大的文字工程，没有稿件来源，我只得从《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农村报》的副刊上索取些许，大部分缺项的还是让我一时发懵。额吉一句话点醒了我“你傻啊，花那么多钱订书，一点用不上？”。于是我把这两年订的诗刊全部搬到了工地“战地宣传组”。没想到，《诗刊》如及时雨般为我解了燃眉之急，圆满地完成了战地宣传任务。

自此，与《诗刊》更是情深意笃。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小情人，只要新诗刊一到，就会在我的帆布书包里背个十天八天的，甚至半个月。既然人们讽刺我“张诗人”，我岂能愧对这个称号呢？

有一天，做乡邮的老同学一进村子就在一棵老榆树下招呼我“张诗人，诗刊来信了”。老榆树下那些老亲少友的也跟着起哄讽刺，“张诗人这回可是张诗人了”。谁知道鼓鼓囊囊的竟是一大堆废品诗稿并有韩作荣、刘湛秋两位编辑写来的退稿信。

在北京工作的几年，一次诗会上认识了李小雨大姐。我敬佩姐姐的为人，姐姐认可我的诗。几次与姐姐在王府井、大佛寺吃饭，聊得更多的是人性、人心；社会和如何适应社会。本来可以通过姐姐在诗刊社的关系发表些诗作，可我从没有没脸没皮的张一次口。每回吃饭，都是大姐撕撕巴巴的埋单。其实，我觉得自己的诗还应该在水准上再下功夫，在艺术手法上求鲜活，在诗道上求本真。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丢了李小雨的脸，拉低了诗刊的质量。即使后来我去诗刊社索取刘年的签名诗集时在诗刊社刘年聂权的办公室逗留了一上午，也没要刘年、聂权他们帮我发稿。

一九九零年六月，我从教师岗位上调到宣传部。十一月份报刊征订时，我用公款为自己订了一份《诗刊》，一份《人民文学》，结果被计财科的同事举报到党委书记那里，和我同岁的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顿臭骂。当时觉得一份杂志至于吗？后来细想，古训有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自己的自私行为愧对组织上多年的培养，在党委会上满面羞惭地递交了一份深刻的检讨，并做了一次口头检查。

近几年与《诗刊》的不解之缘是在李少君先生担任主编后，让诗人看到了前景和希望。疫情前后，我利用五年时间坚持为诗刊精点评论，还几次应诗刊之约写了《锐评》反方的长篇评论稿件。这些精点评论先后散见于国内著名报刊、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以及对我支持最大的《中诗网》。

2022年十月份，诗刊开辟了一个栏目《新山乡巨变》我写了一组《新山乡巨变里的北大荒》投到诗刊的邮箱，没想到，十一月份就见刊两首。这一期杂志出版发行后，省内外有好多诗人纷纷来电、微信关注，并打探根底。《诗刊》是一本公开发行的期刊，扉页上有邮箱标注，杂志社，认稿不认人。诗刊社的编辑选稿时历来注重基层稿件，从来都在选好稿上下功夫，根本就没有任人唯亲之说。

2020年，经我手为一个粉丝直订的诗刊，有两期杂志被当地社区的菜鸟驿站弄丢了，我把这个情况反馈到办公室主任石家昌那里，家昌二话没说，直接从诗刊社给补寄了两期。

我有个逛旧书市场的怪癖。一到节假日我就骑着自行车逛旧书摊。2018年八月份，我在道外江桥旧书摊发现了四本一九六三年的七、八、九、十，四期诗刊。在一九六三年的七月号上，我读到了李瑛的诗《我们心中的歌》，在八月号上读到了郭小川的《战台风》，在九月号上读到了谢冕的致刘章的《燕山山下一葵花》，还读到了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的组诗《故乡的风》，在十月号上读到了梁上泉的诗《月亮啊，你听我说！》。还在一九七七年的七月号上读到了郭小川的五言律诗,“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流言真笑料，豪气自文章！何时还北国，把酒论长江”。

我与诗刊社的故事老多了。《诗刊》一步步见证了我的个人成长，因为一份诗刊，我“张诗人”至今已经名不虚传了。读刊，用刊，这几年为一家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诗刊》就是我的活教材。当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诗人，反倒特别感谢阿爸当年搧我的两个耳光了，正是他们鞭策并激励了我的斗志。仔细一想，是偷家里的两只小笨鸡，为我的前程做了最好的铺垫。

布日古德（常用名：张黎明）,蒙古族，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吉林省、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散文、歌词、文学评论作家、诗评家；高级记者、记者站长。有大量散文、诗歌、歌词、文学评论等作品在《诗刊》《北方文学》《诗林》《词刊》《内蒙古日报》《中国国门时报》《草原》《中国财经报》等报刊发表并获奖。著有诗集《苦楚》《鹰》两部，代表作《长征三部曲》《黄河三部曲》《红海滩》。

想起周建歧，想起青春诗会

东 篱

东篱这四首诗是从十几首中选出的，不俗，新鲜而有质地。

荐发，请审。

            　李志强 2002.10.25

这是一组拟人化的诗作，菊花、秋月与风都有了人情味，在乡土与生活情趣中找到诗意。可用于“新空间”栏目。

            　林　莽 2002.11.9

这是刊发在《诗刊》2003年1月号下半月刊我的《九月（组诗）》下面的《编发手记》。从1990年开始订阅《诗刊》，并照猫画虎地学写诗歌，然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偷着投稿，整整十三年，才终于梦想成真、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诗刊》，这则《编发手记》于我的意义可想而知，宛如久旱甘霖和暗夜里的一束光，极大地激励了我诗歌写作的决心与信心。

2004年的小雪日前夕，我的诗歌专场朗诵会在河北理工大学举办。志强邀请了时任《诗刊》编辑的大卫和在京参加某诗歌活动的胡弦前来捧场。那时的大卫帅气、胡弦周正，他们的诗歌都非常棒。居住在滦南县倴城镇的青年诗人周建岐，早就跟大卫很熟了。据志强讲，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曾于2000年在唐山举办过改稿会，那时他们就认识了。

提起建岐，恐怕现在很多年轻一点儿的诗人都不知道了，因为他毕竟逝去整整十八年了。我写过《乡村画匠周建岐》，记得当时是大卫约的稿，刊登在《诗刊》2006年2月号上半月刊，对建岐的为人与写诗都做了粗浅的评述。乡村画匠的提法或命名，此后被很多诗友在其文章中引用。建岐去世后，青年诗人李寒为其在新浪博客注册了“周建岐纪念馆”，收集整理了他生前所有创作的诗歌及诗友们的悼念诗文。“纪念馆”上建歧的相片，出自我手，本是他和大卫、胡弦等人的合影，担心诗友们忌讳，故而做了裁切。建岐去世一周年之际，志强邀请《诗刊》编辑蓝野和当时也在《诗刊》的唐力来到建歧曾经生活过的小城，与当地诗友们一起举办了一场“建歧，我们来看你了”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蓝野胖得可爱，唐力寡言鲜语，那时他们的诗就很好了。

针对建歧的“死后哀荣”，想起他生前在论坛贴诗极少有人理的现象，我当时就写下了《诗人之死》：

   我看到许多诗人写下了像模像样的悼念诗文
   并非亲情和友情，更多的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我看到一些重要刊物的重点栏目推出了他的组诗
   小诗人死后享受了一次大诗人的礼遇
   我知道还有众多像他一样的小诗人
   日夜怀抱诗歌的梦想
   过着屋檐下麻雀和乡间冬白菜的生活
   初冬的悲伤之欢宴即将散尽
   卑微永不可免，漠视还将继续
   像春耕的农民，漠视脚下的青草
   秋风漠视落叶
   承载万物的大地，漠视奔涌的虫豸

诗歌当然是一种反讽，当然不是针对建歧，因为建歧和众多的我一样，都是在大地上奔涌的卑微的虫豸。

建歧生前曾无数次谈到《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其渴望之情以及落寞之感溢于言表，我看到了他几年来的执着与努力，但到死都未能得偿所愿。那时，我经常心理琢磨，如果建歧参加了当年的青春诗会，心情会不会因此好一些而不再走上不归之路？

对于青春诗会，我也曾有过渴望和梦想。是啊，对于写诗的青年诗人来讲，谁又不如此呢？

2008年2月号下半月刊“诗人档案”栏目，推出了我的二十首诗作和创作年表，并配发了霍俊明、孟醒石、王来宁三位诗评家的评论。“编者按”不知出自哪位老师之手，他这样写道：“近看来，东篱的诗在平静而自然的状态中逐渐得到诗界的关注。东篱的诗与宏大叙事和张扬高蹈无关，他总是忠实而自然地把视线放低，从生活的低处和情感的深处寻找和呈现感性世界中值得珍视的悲悯和善意……”七百来字的评价，对我倍受鼓舞。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城的诗友王志勇逢人便说，《诗刊》一气给了东篱14个页码，真是关爱有加。

2010年深秋，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时任《诗刊》副主编的李小雨，也是当时我们鲁十四高研班诗歌组的指导老师，曾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当众点评了我的诗，末了她说，可惜东篱未能参加青春诗会……

真是遗憾不断的青春诗会啊！

时隔一年，第27届青春诗会在滦南举办，这是建歧曾经生活过的小城。如果建歧还活着，不知做何感想。据说，青春诗会能在滦南举办，小城的另一个青年诗人出了很大力。早些年，他曾多次进京到《诗刊》编辑部送诗稿，当时是大卫接待的他。大卫看过他的诗稿后，让他回唐山找东篱。他的确拿着诗稿找过我一次……这次青春诗会，蓝野也来了，老友相见，分外亲热。令我特别意外的是，张学梦也出现在诗会现场，要知道，这个曾经以一首《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振聋发聩于当时中国诗坛的大师，是极少出山的。找个空闲，我和唐小米、郑茂明跟老头好好聊了一阵诗歌。老头很兴奋，他说他是属六弦琴的，需要有人弹拨，才能打开话匣子。无数闪耀着思想火花的诗句从老头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流出，令人醍醐灌顶。我说您老回家把这些整理一下，《凤凰》诗刊给您开个专栏。异常睿智的老头，莞尔一笑，婉拒。张学梦是1980年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之后就成了市作协副主席，并从工厂调到了市文联工作，1981年就当了省作协副主席。

点点滴滴的故事，仿佛涓涓细流，让我感觉多年来都始终融入在《诗刊》这个大家庭中。2014年6月，时任《诗刊》常务副主编的商震带领霍俊明、蓝野、唐力、刘年、宋晓杰、聂权等一众编辑到唐山举办了评刊会。

2018年7月，我受邀参加了《诗刊》在承德塞罕坝举办的第九届青春回眸诗会，见到了老友琳子、姚江平和在重庆有过一面之缘的余笑忠以及读其诗多年却始终未曾谋面的李浔、梁积林、第广龙等一众青春不再需要回眸的优秀诗人，一种感慨有余幸的心绪萦绕多日。

东篱，本名张玉成，1966年元月生于河北丰南。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理事，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大量作品，并入选多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从午后抵达》《秘密之城》《唐山记》。曾获首届河北诗人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五届和第七届、第八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奖项。

山里的两本样刊

火 棠

开满马缨花的百草岭下坐落着铁锁乡中心小学（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的大山深处），从校门出去一边是个大湖，映照着澄澈的天空和一团团闲云，一边是连绵不断的群山，沿着高低不平的街道的走到头，在种满核桃树的林业局对面便是邮政局，一个面孔黝黑，笑容质朴，身体健壮，总骑摩托的年轻人在那里工作，是他，把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作品的样刊和稿费单交给了我。

那是2019年1月《诗刊》的下半月刊。我的一组诗发在银河栏目。届时，我已在这个处处跳跃着生机、吐露着诗意的地方支教了半年。我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源于不久前，中国诗歌网向学校的图书馆赠送了2018年的《诗刊》。这些洁白的纸像船，满载着一首首诗，跨越千里，翻山越岭，摇摇晃晃来到了山里。书一到，我招募的小图书馆员们就蜂拥而至。那个午后，阳光灿烂汹涌，从图书馆的六扇窗户灌了进来，充盈在这里，簇拥成一片柔和的光明和安静。图书馆刚翻新不久，屋里的灰尘尚未打扫干净。孩子们纯真的脚步把地上的灰尘震了起来。灰尘在空中飞舞，勾勒出光的轨迹。光如美丽的线，尘如自由的音符，和其光，同其尘。孩子们用脏兮兮的手翻开《诗刊》，一页一页地翻着。他们还不能读懂里面的每一首诗，但他们懵懂地知晓着印在纸上的，定是好看的文字。孩子们如麻雀般飞来，到上课的时间时，又像麻雀般飞去，班里的一个女孩拿着一本《诗刊》跟我说：“我喜欢这上面的诗，有些句子写得好好。”

我想在这里成立一个诗社，陪孩子们一起写诗，发在公众号上，为了记录和发现。诗社就叫花椒诗社，因为花椒跟这里的人们息息相关，他们在山上种满了花椒树，他们像花椒一样热情质朴，灵魂里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十几个喜欢写诗的学生加入了诗社，我们写山，写夜晚的灯火和星星，写变化万千的晚霞，写倾泻而下的日光，写月亮，写山上的树木和花草，写朋友和家人，写泪水和高兴。这里没有老师和学生的分别，我们都是瞪大了眼睛，对世界充满好奇，把心里的悸动和涟漪写下来的可爱之人。

春天，诗社成立后，我在学校办了个比赛。在和诗社成员讨论比赛奖品的时候，那个曾在图书馆拿着《诗刊》跟我说她喜欢里面诗的女孩认真地说：“刘老师，我不需要奖品，我写诗纯粹是为了自己。”

她的话简单而珍贵，如同把一首诗放在水里，洗干净了，拿出来呈现给我。的确，写诗像是花朵开花，草木生长一样自然而然，不掺杂任何的杂质。第二天，我从自己的两本《诗刊》样刊中拿出了一本，送给了她，说上面有我写的诗，留给她作为纪念。她抱在怀里，带回了家。我相信她会好好保存。

第二年，2020年的一月，我又在银河栏目发了一组诗，同样，我送了一本给她。我喜欢《诗刊》里的栏目，发现、银河、双子星座等。这一切仿佛都和这里关联着。这里的夜晚，声音是安静的，光线一样是安静的，在这安静中星星得以浮现出来，说着诗一般的语言，汇聚成一片银河悬挂在头顶。

时至今日，我已离开了山里。我感谢曾经的我把那两本《诗刊》样刊送给了那个孩子，那是它们最好的去处。它们像是一根梦里的线，一种自然里的声音一样，时时把我拉回那边，拉回一种生命的纯粹里。我在银河栏目的诗通过它们安静地留在了那里，当夜晚来临，便能够被真正的银河星光照耀发亮。

火棠，1995年生，河南南阳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写新诗和小说，曾获第三届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新诗组特等奖，作品散见于《诗刊》《台港文学选刊》《山西文学》《中国诗歌》。

四十年不了情

张笃德

痴迷成爱恋

1983年，高中毕业的我喜欢上诗歌，当年从别人手里借《诗刊》读，之后，自己去邮局报刊柜台购买。由于对《诗刊》的痴迷，朦胧地坠入爱河。一次在市图书馆阅览室里，我在公开借阅的书架上找不到《诗刊》，四处巡视，发现几本《诗刊》都被一个女孩霸占，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来，小声说能不能方便借其中一本给我看。这一搭讪，让女孩对爱诗的我也颇有好感，彼此互留电话、地址。接着是交流阅读《诗刊》的通信，分享诗歌感受。有时一本《诗刊》在彼此的手中互相传递，页面上好多诗句被她用红色笔做上标记，蓝色的笔记就是我的回应。其实，爱情已经因一本《诗刊》萌芽，在字里行间铺展开来。彼此总能借诗意和个别句子表达爱意和心声，《诗刊》成为情书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和媒介。《诗刊》帮助、引领情窦初开的我们，走进婚姻的殿堂，一直到今天。

那个年代，诗歌是有为青年激情、时尚的外显。走到哪里《诗刊》跟随我到那里，《诗刊》好似高深莫测的城堡，永远走不进去，一生都在为解密它而思考。无论与文学朋友聚会、还是单位活动，就连照张生活照，《诗刊》都是伴手礼，也是我文学青年的标配。我对诗的认知和理解，大多来自《诗刊》，很多诗人的名字，著名的诗篇，譬如《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五十七个黎明》《悬崖边的树》《神女峰》《远与近》……都是从《诗刊》上读到的。

我准确记得《诗刊》每月出刊日期，按时到邮局或报刊亭购买，担心去晚了买不到。等待每一期《诗刊》犹如恋爱人的相约，总有令人惊喜的作品耳目一新的，不辜负你的信任和期待。大家都会背诵的“世界给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伫立千年万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比比皆是，《诗刊》成为我的精神食粮。

1991年，我报名参加诗刊举办的刊授学院，由于刚学习写诗，报的普及班，记得每季度可上交两次作品给指导老师，由于创作能力不足，不能按时上交作业，进步缓慢。指导老师针对我的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找出作品中不足，逐字逐句批改。指导老师还寄来有对比性的好作品，在用词、造句，细节处理上划红线、标着重号和提示语。朱先树老师针对初学者，在刊授教材上开辟“一首诗的诞生”专栏，我十分受益。1901年11期诗刊刊授学院办的《未名诗人》，刊发了我的《想念朋友》（外一首），其中凝聚指导老师们的汗水和心血。

三次上刊结良缘

1900年，抚顺市委、政府与《诗刊》社等联合举办“雷锋杯全国新诗大赛”，我创作的《想念“补丁”》获得优秀奖。第一次手捧盖有诗刊印章的获奖证书，十分兴奋。当年11期《诗刊》上公布获奖名单，有我的名字，尽管就“张笃德”三个字，嫣然我的诗歌上了诗刊一样。这事还险些造成误会，1996年我带着自己刚出版不久《竹马诗选》，到北京参加《文艺报》举办的笔会，诗刊副主编李小雨老师来给大家讲课，李老师在我的诗集简介里看见有获过《诗刊》奖的字样，有些疑惑，我就把自己在抚顺市和诗刊社联合举办全国雷锋杯诗歌大赛中获纪念奖说了。显然这在李老师眼里只是一次诗赛奖，简介行文不够严谨。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懂得写诗人要尊重诗歌，珍惜自身羽毛的同时，不虚荣、夸饰、卖弄，更不能借《诗刊》之名抬高自己，给自己贴金。

新世纪，诗刊刊授学院<未名诗人》已更名为《新诗人》，我再次参加刊授学习，报的高级班，指导老师选的李小雨。2000年《新诗人》第1期，发表《雨天，想擦亮玻璃是不可能的》，第2期发表《工厂与市场的距离》（外一首）。《诗刊》2000年10期，“青春集”栏目，《工厂与市场的距离》署名竹马发表，这是第一次上《诗刊》，同时入选《2000年新诗人年度最佳诗选》。

时隔十多年，2012年抚顺市再次联合《光明日报》、《诗刊》举办“道德的丰碑——全国雷锋杯新诗大奖赛”，我创作的组诗《一个人的生命能走多远》获得一等奖，并在2012年3期《诗刊》发表。作为一等奖的作者，我受市委宣传部委托代表主办方到北京为获奖者的证书盖章。坐一夜的火车，早晨先到《光明日报》盖章，然后在中午之前赶到农展馆10号《诗刊》社，时任常务副主编商震接待了我，安排办公室人员盖章的同时，与我交谈，了解地方基层诗歌作者创作情况。

诗刊乃国刊，在我心中神圣、高贵，进入诗刊社，看到朴素的办公环境、亲和如家人的编辑人员，对《诗刊》的敬意更是陡然攀升。诗刊社的工作人员都是全国优秀的诗人，他们如此谦和、温情，想必是受了诗歌的洗礼，深得诗之精髓和奥义，身心开悟，才能秉持“诗是平常心”的吧。中午，诗刊社招待我这个来自雷锋城的诗人，商震、蓝野热情款待，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诗歌记忆。

2017年10月，中国进入新时代需要，诗刊社征集“新时代诗歌”，看到征稿启示，我按照要求，把《和谐，唱响中国》一诗投给邮箱，被《诗刊“新时代增刊”》采用，这是我三次在《诗刊》上发表作品。

老夫喜发少年狂

四十年过去，二十岁的诗歌青年现在年俞花甲，但诗心不老。在得知《诗刊》在创刊六十六周年之际全面改版的消息。我和许许多多诗爱者一样，感觉《诗刊》离我更近了，新的版面和栏目正向我们招手，等待接地气有人民性、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有担当和道义、具有独特诗歌品格和气质的作品砸过来。

追随《诗刊》四十年，因为诗歌风流倜傥，获得爱情；因为诗歌取得小的成绩，从企业考取事业单位、破格入取，转变了身份，被重用、提拔；因为诗歌，我的人生阳光、向上，变得成熟、儒雅，思想深邃。是《诗刊》带给我自信和生命高蹈，生活变得有诗意，充实、不俗。我加入中国作协会员，先后获得中国作协重点作品项目扶持、定点生活项目扶持，诗集《最后的工厂》参评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第十届辽宁文学奖（诗歌奖）。

不久前的一天，我在出租车上打电话与诗友交流，被出租车司机嗅到我身上的诗味。他插空回头问我，你认识蓝野吗？这让我大吃一惊，北方文化落后的老城，怎么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认识《诗刊》编辑。诗歌小众的时代，一个诗人和《诗刊》绝不会是大概率事件。他看我惊诧，说蓝野和他在部队时是战友，后来蓝野调到《诗刊》当编辑。这让我这个因爱诗、写诗而在现实中有些落魄的人，瞬间感觉面上有光，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

《诗刊》应时代之变而变，在新一年，相信每一个爱诗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一见证历史的机会。我将继续与《诗刊》同行，创作出不负时代的诗歌，迎接崭新的春天到来。

张笃德，笔名竹马。中国作协会会员，抚顺市作家协会顾问。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诗歌，有多首诗歌获全国大赛一二三等奖，并被收入年度诗选及各种权威选本。著有诗集《竹马诗选》《一个人的生命能走多远》《最后的工厂》。《一个人的生命能走多远》获得中国作协重点作品项目扶持，《最后的工厂》获得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扶持，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荣获第十届辽宁文学奖。

与《诗刊》发生联系是一种福分

蒋 林

在《诗刊》首次发表作品，至今已三十一年了。能与中国最权威的诗歌刊物发生联系，是我的人生福分。

一、最“接近”《诗刊》的一次

一九八八年夏，我赴山东威海，参加由数家民间诗歌报刊组织的全国性诗会。在会上，我认识了刘钦贤老人。他是安徽省怀远县的《淮风诗刊》主编。刘钦贤与我在会上是泛泛之交；后来，我投稿，他发表；他赴合肥出差，途经定远看我；我与甘肃诗人林染分别发表关于诗坛现象的文学争论，他力挺支持我的观点……几度春秋，我和刘钦贤老人处成了很好的忘年交。说这个干嘛？有原因的。刘钦贤于一九五六年转业至中国作协诗刊编辑部，任秘书、编辑，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创刊号出刊之前的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为了回应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关于《诗刊》“什么时候发稿”的电话问询，时任主编臧克家，副主编严辰、徐迟，编委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联名给毛泽东写信、约稿。本来约的是此前在社会上广为传抄的八首诗作，不久，毛泽东亲笔回信，附上了十八首诗！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回信手札，最初是由秘书“刘钦贤捧着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兴冲冲地跑进了主编室”（沙鸥《中南海的回声》）；几十年后，退休老人刘钦贤告诉我：那封珍贵的书信，随我辗转多年，财产多有丢失，信件一直留在身边；现在，还在我手里珍藏着！

闻听此言，我的第一反应是，《诗刊》编辑部好像一下子就搬到了我家隔壁，编辑部里，每个人的声音似乎都清晰可辨。这是幻觉，当然是因为刘钦贤的描述和渲染之故。他多次回忆与臧克家、徐迟、沙鸥等人的交往、回忆当年的编辑部办公环境、故人故事，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可以依靠想象而勾勒出来的实际场景。多年来，我对于诗歌、对于《诗刊》心存一份虔诚，那种浓郁的情感，一经撩拨，便是泛滥。

与一位曾经的《诗刊》秘书、编辑，在远离北京的安徽一隅，建立了很好的师友情谊，这于我，是一份难得而奇妙的缘分。由此，我再读《诗刊》，就莫名觉得，我与这份刊物，是有一点“特殊”关系的。

二、在《诗刊》首发作品后，听说我的责编是王燕生

在县里有诗友。其中一位是公司经理。他出差北京，到《诗刊》编辑部拜访，顺手递交自己的诗稿。回来后跟我们说，《诗刊》编辑部不是那么吓人的，老师们和蔼得让人意外。他还说，有个编辑叫王燕生，负责看华东地区的稿子，人很亲切，倒水给我喝，还送我出来。于是，我记在心里，再投稿，就在信封上“北京宣武区虎坊路甲15号诗刊编辑部”后面，加上了“王燕生老师收”的字样。

一九九二年，第十一期《诗刊》发表了我的诗《理解广东音乐》。在此之前，我没有收到编辑部的通知信件，许是邮局分发或是单位收发哪个环节丢失了。我是在报亭购买当期刊物，意外看到自己名字的。说实话，幸福坏了！我跟文友分享幸福感，文友笃定地说，一定是王燕生责编的。我也是这么认为。

多年后，我看到许多人写文章，纪念、缅怀王燕生先生，我没有具体的事例和细节，但与大家一样，有一份感谢在心里回旋。借这篇文章，我认真地在文字里鞠个躬：谢谢您！我的责任编辑王燕生先生！

三、被《诗刊》“聚焦”，被“特别推荐”

二零零零年，我从居住了三十多年的校园平房，搬上了教职工宿舍楼。五楼。临街。每日居高临下，得以换个物理的视角，观望平生最熟悉的街道。由此，我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重新审视现实生活。没想到，我的这一次创作调整，得到了《诗刊》的肯定和支持。

二零零二年，《诗刊.下半月刊》第一期，在头条“聚焦新诗人：本期力荐”栏目，以配发三审编辑手记的形式，发表我的组诗《西门大街》。这一组诗，是这个栏目的开篇之作。三审编辑分别是：责任编辑蓝野，编辑部主任林莽，常务副主编叶延滨。他们手记的内容摘录如下：

《西门大街》的作者专注于提炼凡俗生活中的诗意……用笔自然、亲切、机智，又不乏善意的嘲弄。从语境的设定到生存现场戏剧性的发掘，作者是用了心思的，乍读起来略为随意，再读便见作者故意藏掖起来的诗意的追求。建议重点推介。——蓝野2001年11月6日

第一次读蒋林的作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诗应该有诗人自己的个性。那些随风潮的诗是稚嫩的体现……可以用在“新诗人聚焦：特别推荐”栏上。——林莽2001年11月10日

同意。关注生活的要害在于用什么眼光去评价生活，重新组合和强调被我们漠视的细部。——叶延滨2001年11月12日

三位素昧平生的老师，分别把推荐我诗作的理由，郑重地放在我的组诗前面，客观中肯，毫无虚言，像是一顶闪闪发光的桂冠。印象中，《诗刊》对于一个基层的无名作者从来没有这么干过，如此隆重，如此大力，实在是叫做厚爱。

这组诗发表后，县里的宣传部长到北京参加了一次文学会议——他也是文学爱好者。会上，他聆听了张炯先生的发言。回到县里，他跟我描述：张炯先生在会上说，当前的长篇小说如何、中短篇如何、散文如何；诗歌方面，不满意之处很多：但是，也有好的，比如我今天看到的新一期《诗刊》，上面有几首诗，我很喜欢，我给大家念一遍。张炯先生念了，然后说他为什么喜欢这几首诗，最后意犹未尽，又念了其中的诗句。张炯先生说我并不认识这位诗人，作品下面有简介，他是安徽省定远县的一位中学老师，名字叫蒋林。

宣传部长在底下一听，当然是高兴。散会后，他找到张炯先生要求合影，理由是，您老人家刚才表扬的那位诗人，就是我们县的，我是他的宣传部长。

这一组诗被《诗刊》肯定，坚定和增添了我的创作自信。自此以后，围绕“西门大街”这个中心意象，我写了一组又一组，分别发表在多家省市报刊，仅《诗刊》一家，就发表了三十首之多。二零一一年，我出版了诗集《西门大街》，通过博客，邀请到张炯先生为诗集作序。二零一四年，这本诗集获得第二届全国教师文学表彰奖（后改名为叶圣陶文学奖），本人获得第二届全国十佳教师作家称号。

回顾我的诗歌写作之路，我觉得，《诗刊》是引领和照耀我的一盏明灯，也是一张从虚空探向自己的慈祥的脸庞。此生能有《诗刊》陪伴，能让《诗刊》与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实在是一种福分，而且福分不浅。我爱《诗刊》。

蒋林，安徽定远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滁州市作协副主席，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等发表诗歌及诗评诗论，入选多种选本，获奖若干，出版诗集文集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