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照亮自己的光

老 井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年轻人在物质方面想的不多，认为有个饭碗端，有个破房子住就行了。而大家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对精神上的追求却是无限的。那时在街面上行走的青年们，多数是一脸憧憬的理想主义者。大家手里都是一些畅销的杂志，比如说《辽宁青年》《小说月报》《诗刊》等，而抒发理想的最好方式就是拿起笔来将其写出来。那个时代写作是最时髦的事，有的作家仅凭一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就在一夜之间走红。有件事现在的青年听起来可能是天方夜谭：那时刊登在报刊上的征婚启事常常头一条要求对方的外貌，第二条就是希望对方爱好文学。至少住房收入之类的，不好意思，很少有人提及。

我就在那时候爱上文学的，中考落榜，理想在地上摔得当当作响。陷入抑郁的深渊是最可怕的，但好在有束光将我拔了出来，这就是写作。当时的报刊上都登满了各种文学函授班的广告，我的同学兼好友吴涛就报了东北的一个函授班（在我写这篇小文时比我小一岁的他刚好去世十年），受他的影响我在87年时也报名参加了东北的一个函授班，兼学诗歌和小说。那会我在一个工厂的建筑队里干小集体工。活重，最初时每天仅八毛钱工资，咬着牙掏了十几元报的名。不久在邮局的书报亭里，头次翻阅到了《诗刊》，语言中的辽阔与苍茫。纸页中仿佛有磁石，牢牢吸住了我。在1988年，便报名参加了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班，当时学费好像是30元，月工资刚好够。第一届报的是普通班，辅导老师为邹静之老师，规定每年寄六次作业。当我收到邹老师批改的第一篇作业时，拆信的那一瞬间激动的方寸大乱！邹老师人很好，先鼓励后批评，说我的诗有诗感，重抒情，想象力不错，不足就是散文化严重，写得比较浅。以后最盼望的事就是收到邹老师批改的作业，当然还渴望在《诗刊》函授版《未名诗人》上发作品。长久地在砖块、水泥、瓦刀和泥斗的交响曲中做着文学的大梦，难免会失足，有次我在毛竹搭的脚手架上行走之时，就一脚踩空，从三四层楼高的地方往下坠，双手下意识地往高处想抓住什么，结果还真抓住了一根比救命稻草坚实许多的竹子，同时也挽救了自己翠竹一样青涩的生命。感谢诗神保佑！

某次单位安排到几十里开外的某领导家里干活，我骑着自行车往那颠，路过本市一个最大的邮局，一头扎进去要了几本杂志文学翻看。由于囊中羞涩一时半会没拿定主意去买哪几本。犹豫再三，还是咬牙买了《诗刊》《诗歌报》（现在的《诗歌月刊》），大概还有《星星诗刊》。由于没有表，掌握不了时间，到工作地方晚了几分钟。组长十分生气，批评了几句，拿起我夹在自行车尾架上的几本杂志扔在地上，还准备抬脚踩。本来我一直低头挨训，一看他这样，感觉一个少年的梦被扔在了地上，还要践踏，心里的恶狼忽地冲到了头顶，立刻爆了粗口，并还想上去和他玩命。工友们赶忙抱住我，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我气呼呼地捡起杂志，骑上自行车拐到山脚下树林里看书去了，到下班时间才回家。

快四十年过去了，想起这件事还有些内疚。当时组长的年龄必现在的我也小不了多少，他识字少，也猜到了我是因书迟到。摔我的杂志肯定是他的不对，我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解决。但我不该骂他，更不该想动手，毕竟人家的年龄大我两倍半还拐弯。等到有心和他道歉时，已经离开建筑公司多年。

没过多久，因为考虑到家庭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我瞒住家人应招到煤矿下了井，当时矿上的安全和生产条件比现在差远了，还没普及机械化，干起重活来全靠出死力。我被分在掘进队，就是为采煤队开路的工种，俗称掏洞子的。我们先炸开岩层，像井鼠一样扒出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巷道，找到煤层，再做出进风巷、采煤工作面、回风巷等，完整的一套系统做好了，采煤队才能搬过来干活。当时本地有着：“轻开拓，重采煤，累死掘进不要命”的说法，可以想象到活有多重。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下井，而前两项也是为后者做准备的，基本上没有精力干别的。以前单位都是单休，而休班时就想睡觉，根本没有写诗的精力和心思。过一段时间后，觉得整个人像是丢了魂的小孩，连在井下干活时都有些走神，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赶忙又拾起了文学。每天睡前都拿起《诗刊》等读上一回，慢慢地也适应了工作，接受了现实，在休班时也能写出一点诗了。

我年轻时有个毛病，喜欢在有空时拿着一本或几本诗歌刊物，在离家不远处的原野中，山包上打溜。边走边翻书，有时感觉很快地来了，立刻拿起笔，记下一些零碎的断句，回家以后再整理。某天我正在小山包上的树林里找感觉，突然耳边想起一声巨响，一愣神，又是一声，这下看清了是坟墓后射出的火光。当时就明白了：可能我遇到练胆的小痞子了。在几十年前，本地的治安很坏，那会对刀具和枪支的管理不严，好多青年私有霰弹枪，就是用跑步用的发令枪加上无缝钢管，自己加工的那种杀器。

最近有人提出回到八十年代，做为一个过来人，对这观点我是即赞成又反对。不错那是一个理想年代和诗歌年代，青年男女们聚在一起只是畅谈文学、人生和未来，感觉像梦一样美好。但是凡事分为两面，那时的治安不是一般的差。这一点又像是噩梦！至少在我们煤城经常发生打群架、抢劫、非礼的事。小青年太多，又没工作，就在社会上混。多年前我下夜班骑自行车从几十里以外的矿区往家赶时、就发生过被喝多酒寻开心的小混混们拿着刀和发令枪追赶的事件。回到正题，我在山上遇到的也是此类人，十八九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浑身有发泄不完的精力，恨不得把两个拳头扛在肩头横着走路。一天不寻衅滋事骨头都发痒。这些家伙挑事打人一是为了锻炼胆量和狠心，二是想在行走走江湖前取个投名状。刚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坟墓后“嗖”地穿出两个身影，偏偏当时我还死要面子，如果我朝反方向跑去，他们未必能追上，而且两把枪都打空了，再装药很慢的。我正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两家伙很快地就到了眼前，一手拿短刀，一手掂着枪。我脑子一片空白，退了几步，下意思地举起手中的杂志，这两家伙一看封面上的“诗刊”两字，愣了下，脚步停了，瞅瞅我这人畜无害的表情，有些泄气。“逮到个酸秀才，真他妈的没意思，不过瘾。”他们念叨着离开去寻找自己的下一个投名状了。估计这两家伙也是从文青转为痞子不久，多少还保留一些情怀和良知。这事并没有阻挡我上山看书的雅兴，只不过以后在腰里系着皮鞭或揣着石块了。

努力必有回报，我的一首诗终于在年底的《未名诗人》杂志上发了，好像是叫《月光下的新芽》吧，期间在邹静之老师的指导下，我的水平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他也几次向刊物推荐了我的作品，几个月后，终于遂愿。这次比风暴迅疾的喜讯吹散了我心头积压已久的雾霾。整个人也变得精神起来，还喊着一帮同学到家里喝酒庆祝。次年我又兴冲冲地报了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班重点班，这次辅导老师是林莽老师，林老师在回信中先是夸我的诗写得有灵气，不空洞，至少知道该写什么。问题就是写得太满，作品留白少。最后他还和我开了个玩笑，说我的诗比我的字好的多。字里行间充溢着一个长者的风度与温度。二十多年后和林老师交流说到这些事时，林老也十分感慨地说：“老井呀，其实那时我的内心也比较纠结，怕说重了打击年轻人的创作积极性，不提缺点又不利于大家水平的提高。所以一般都是先鼓励，再委婉地指出不足。”在林老师的推荐下，我的另一首诗《月亮》也上了《未名诗人》。

年轻时我爱好不多，唯嗜诗如命。连续多年订了《诗刊》等刊物，并多次参加了《诗刊》刊授班，为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某天当我在深夜下班往家里赶，车轮在土路中间语言般琐碎的沙粒上打滑，将我抛下去，倒在地上的瞬间，车子也重重地砸在了我身上，此时感到仰望的星空也是苦涩和疼痛的。但当我摸到车篮里颠出的一本《诗刊》时，立刻推开身上的重物，蹿了起来。在1999年，我还和本企业的其他十几位作者一起，集体在诗刊的一个专栏里亮了相，这是头次上《诗刊》正刊，当时发了两首。在2000年时我寄给诗刊一大组诗，没想到的是：不久便收到了当时的编辑、梅绍静老师亲笔回信。梅老师说我的贴近生活，有一定和质感和深度，但某些地方有些词不达意，表达得不完整，需要好好修改一下再推荐上去。当时十分感动。但几年不发烧的我偏偏那几天发烧了，一脑袋呼呼作响的煤火，还要咬牙上班，状态极差，所以到最后作品虽然改了，也寄回去了，但效果不好。

多年来我把《诗刊》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坚持读《诗刊》、投诗刊。在2012年也就是我写诗的26年以后，终于在《诗刊》发了组诗，当时的编辑聂权老师从大堆的稿件里拿起几封拆开看，正好看到了拙作，他仔细品读，被吸引住了，就把整组诗都推荐上去了，后来发了一半。一个底层作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组诗上了诗刊。当时在本地诗坛，这事也够轰动的。大概两年之后，我又在聂权老师等的推荐下和其他几位底层诗人一起、参加了《诗刊》社和人民大学合办“日常生活，精心动魄”五人诗歌朗诵会。到北京后聂权老师接待的我，当时还见到了仰慕已久商震老师、李少君老师、谢建平老师、蓝野老师、刘年老师、彭敏老师等。当我站在诗刊编辑部时，一直在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过后，我又加上纪实电影《我的诗篇》的拍摄。一束束诗歌的光，逐渐把我从负八百米深处托了出来。到了19年，在诗刊社和鲁院的大力举荐下，我还和全国其他的39位诗人一起参加了鲁院新时代诗歌高研班，站在鲁院的大门前，我的耳畔回响的都是梦想着陆的声音，像飞机落地摩擦跑道时的动静。

因为一个爱好喜欢上一个刊物，就有了浪漫和才情的四十年，如果没有这个精神支柱和业余爱好，在生活如山般压力下，我都不敢想象现在自己会到哪一步！以前想的最多的是立言立志，通过自己的写作，让社会关注整个矿工阶层。但现在发现：我作品中的微光，没有辉映到任何地方，也没有给幽暗的地心带来一丝亮点。但它至少照亮了我自己，让我黯淡的躯体也有荧光乍现的时刻。这就足够了！当一个人的生命史，心灵史和写作史都和一本有关，带来的是一种被恒久照耀的幸福感。在此由衷地感谢《诗刊》社帮助过我的所有老师，特别是第一个发现推荐我的聂权老师。最后祝《诗刊》越办越好。

老井，本名张克良，煤矿井下工人。《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过多篇作品。出版有诗集《地心的蛙鸣》《坐井观天》。获得过首届中国新诗发现奖等。以底层诗人的身份参与过鲁豫有约等节目，是纪实电影《我的诗篇》的主要诗人演员之一，中国作协会员。

《诗刊》与《我忆念的山村》

刘益善

1976年12月，复刊后的《诗刊》在湖南岳阳、江西井冈山等地举办中南5省诗歌创作学习班，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在报请湖北省文化局批准后，派诗人黄声孝和时任《湖北文艺》诗歌编辑的我参加这次学习班。当时广东派的是西彤与洪三泰，湖南派的是聶鑫森、节延华、罗子英、田章夫，广西派的是沙红与于力，江西派的是胡平与李兵。

时任《诗刊》主编葛洛和编辑部主任时永福，带着我们走洞庭，访板仓，过文家市，谒韶山，越赣水，拜井冈，行程数千里，历时49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最远的路，参加时间最长的一次诗会。这也是《诗刊》复刊后第一次最大的诗会，之后，《诗刊》再也没有举办过时间这么长的诗会了。

途中老诗人西彤、黄声孝、沙红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与同辈诗人洪三泰、于力、胡平、聂鑫森、节延华等，还有中途参加的北京出版社的刘胜旗、寇宗鄂，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谢大光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大开了眼界，学到了我在乡下和大学里没学过的许多东西。

湘赣之行，我写出了二十多首短诗，其中有一部分发表在《诗刊》《湖北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上，有几首选入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本诗选中。是《诗刊》的召集和统领，使我的诗歌创作得到了一次阶段性的提高。当我拿到发表我诗作的1977年3月号《诗刊》时，我就觉得这辈子与诗歌不可分离，这辈子与《诗刊》不可分离。

《诗刊》湘赣诗会回武汉不久，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党委通知我，让我参加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到房县农村搞路线教育，时间一年。当时我年轻，又是共产党员，就向党委表态说，我会当好一个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的。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次到生活中去淬炼自己，写出好诗来的机会。

1977年3月中旬，我带着被盖行李、书籍和一种到生活中去写好诗的想法，随着湖北省委宣教系统的几百名工作队员，从武昌出发。第一天到达当时的郧阳地区所在地十堰，住了一晚。第二天从十堰到房县，在房县县城又住了一晚。第三天从县城到达房县羊峪公社新农村大队。我和省委驻新农村大队工作组组长胡佐才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我们的房东与我父亲差不多的年纪，老伴去世了，和儿子媳妇女儿与三个小孙女一起过日子。我在这家里住了一年，他们待我如亲人，虽然工作队成天学大寨，批资本主义思想，割资本主义尾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只是更加困窘。但是中国的农民，他们骨子里是善良忠厚勤劳吃苦的人，他们对党的政策不怀疑，对社会主义热爱，对我们工作队的作为除了拥护还是拥护。房东一家人，还有生产队的其他社员，对我这个年轻的工作队员十分关心关爱。我们吃派饭，轮到哪家，都是尽力拿出好吃的招待我们。他们穷，家里没粮食，就到亲戚家借一碗白面为我们烙张饼，把坛子里攒的准备换油盐的鸡蛋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他们自己，吃的是红薯藤煮包谷糁。我发烧生病了，他们背着我上医院，走几十里路到县城医院看望我，手巾里包着几个鸡蛋。工作队晚上开会晚了，房东大叔候在会议室外，点着火把接我回家。我们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砍掉房前屋后的树，限制社员饲养家禽，他们含泪杀掉山羊，砍掉多余的枣树。当我们结束了一年的路线教育任务离开时，全村人送到村口，依依不舍。

房县属于鄂西北，毗邻神农架。我在房县乡村扎扎实实一年的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对中国农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房县期间，我写了《堆金村，多么美好的名字》等十几首诗，这些诗写的都是治山治河和鄂西北山乡的农民生活，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痕迹。

一年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结束后，我回到原单位，继续当诗歌编辑，继续阅读，继续写诗，陆陆续续在《诗刊》《解放军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发了一些诗。

从鄂西北山里回到城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停留在房县的生活中，脑子里不断地出现那里的山那里的人那里的事，熟识的房东大叔、大妮子和那些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吃派饭的孩子。我心里在酝酿着什么，有一种冲动，要为我呆过一年的山村和那些善良忠厚的乡亲们写一组好诗。这种酝酿与冲动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呵护着，不敢轻易动笔去写它表现它，生怕火候不到把它写夾生了。我等待着，寻找着那个突破囗的到来、那个一瞬间灵感的闪现。

突破口突然就来了。我读到《诗刊》上发的小叙事诗《葫芦歌》，写的是一位种葫芦的老人的葫芦被工作队拔了，说种这么多葫芦是搞资本主义。又读到《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韩少功的小说《月兰》，写的是农村妇女月兰养了一群鸡，被工作队说成是资本主义，把鸡都杀了，月兰最后也死了。《葫芦歌》《月兰》所写的内容不是就我脑子中想要写的东西吗？突破口找到了，突破口打开了，我一口气写成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由《房东》《大妮子》《派饭》三首诗组成，有220余行。

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发表在《长江文艺》1981年2月号上，我日记中记载着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老诗人骆文同志在终审稿签上签的意见：“诗不错，同意用。”

《我忆念的山村》很快得到了诗坛和读者的认可，老诗人徐迟读过后，给我打电话，说我在生活中终于有了大收获，还要继续。曾卓先生在《湖北日报》发表文章谈这首诗的朴实与真情。不久，北京湖北籍老诗人丁力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长江文艺》发表了易山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是一组好诗，《诗刊》5月号将全部转载。丁力尚不知易山是我。

《我忆念的山村》发表在我工作的《长江文艺》上，为避嫌，我用了个笔名易山。我给时任《诗刊》副主编的邹荻帆写了一封信，希望把作者名字改成刘益善，是一点点虚荣心作怪。荻帆老师是湖北人，一直对我很关心。荻帆老师回信说，《诗刊》已下厂付印了，改不了啦！《我忆念的山村》在《诗刊》转载后，产生的影响扩大了，《文艺报》发表了著名诗评家张同吾的文章，称《我忆念的山村》是一组“刻划中国农民性格特征的力作”。

那时，全国性诗歌评奖已经停止。1983年初，《诗刊》杂志社举行1981——1982年优秀诗歌评奖，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得了《诗刊》优秀作品奖。《湖北日报》还发了个消息。不久，我收到《诗刊》寄给我的获奖证书，证书十分精美小巧别致，没有公章，却有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四人的亲笔签名。

很快，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被收入各种选本出版，《中国新文艺大系·诗歌卷》《青年诗选》《黎明拾穗》等二十多个选本选入了。我想我被人们正式认为是个诗人，应该是从《我忆念的山村》被《诗刊》转载，并获《诗刊》优秀作品奖开始的。

我与《诗刊》这辈子不可分离，从《诗刊》湘赣诗会开始，又因为《诗刊》上的《葫芦歌》受到启发，写出《我忆念的山村》,《诗刊》又转载，又评奖，几十年来，一直发表我的诗作。是《诗刊》坚定了我写诗的决心，鼓舞了我写诗的信心，给了我坚持的力量。如果没有《诗刊》，这辈子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写诗的？

《诗刊》是我写诗的母亲之刊，我会一直关心母亲爱护母亲的。                                                              

刘益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仼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发表小说、散文、诗歌600余万字，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30余部。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诗刊》优秀作品奖，组诗《闻一多颂》获《诗选刊》年度诗人奖，散文集《民间收藏纪事》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长诗《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获首届方志敏文学奖诗歌类大奖，长诗《向警予之歌》获中国第六届长诗奖。有诗文译介海外并选入中小学课本。

母亲也是《诗刊》的粉丝

赵之逵

认识《诗刊》，是在30多年前。

那是我的高中时代，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图书馆看书，那时对新诗的认知，还在朦胧阶段，百多平方米的图书馆里，《诗刊》以唯一的纯诗歌刊物鹤立于书群，仿佛一幅精致的静物画，简朴而醒目。

工作后，时间多了起来。那时在银行上班，因年轻，无甚牵挂，单位就额外安排了夜间去守金库，年岁稍长的，上轮流，而我们年轻人，顺理成章，成了每一个漫漫长夜的忠实守护者。

库房里没有电视，总要有一件事，来抗衡这无聊寂寞的独守吧，读写，便成了家常事，《诗刊》，当之无愧，就是我的导师。

每一项技艺的掌握，都是在长期的坚持和煎熬中历练出来的，这一点，我深有体验。此刻，心中的诸般情思，便全部化成了诗。  

那时年青，胆子大，什么刊物都敢投，所以出道两年，就有了小成，这其中，包括《诗刊》的青睐。

而真正与《诗刊》的亲密接触，却是在我受组织委派到高寒山乡驻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之后。

纯朴善良又热情好客的山乡人民，和那还保留着一些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和山乡风景，以及，一心为民的、伟大的、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工程，一并，激发了我搁浅了二十多年的诗情。

闸门一经打开，便一泄千里。

三年又三个月与山乡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全的，是近千余首满满的正能量，记录了，我在脱贫攻坚这一场伟大战役中的点点滴滴。

总要有一种形式，来热情讴歌时代前行的大音。

诗歌，无疑是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而要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独领风骚，却需要掌舵者，具备高度的敏锐，《诗刊》走在了前列， 这，就是引领。

当大家都还在沉思，《诗刊》，已经有了行动。2020年5月， 《诗刊》社率先在其旗下官网中国诗歌网，向全国推出了 “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专题，而我，有幸成为了第一人。一组《扶贫手记》，14首脱贫攻坚工作的正能量书写，反映的，是脱贫攻坚路上的酸甜苦辣，彰显出来的，是《诗刊》的大气魄，大手笔。

2021年7月，《诗刊》社又隆重推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专号，专号中，刊发了我的十首正能量脱贫攻坚诗歌，每一首，都是我沉下心来、扎根高寒山乡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晶，更是《诗刊》社，献给党和祖国，最高的精神礼赞。

这，也正是我至今，唯《诗刊》为文刊至尊的原由。

《诗刊》之于我，是师，也是友。每月不见一面，心里，就像少了点东西，那份情愫，只有真正拥有的人，才能体会。

不仅仅我，我那86高龄的老母亲，也是《诗刊》的忠实粉迷。

每个月，身居新平老家的母亲，都能收到我为她订阅的《诗刊》。

每一次，翻看母亲全神贯注读着《诗刊》的照片，我的心里，就万分甘甜。

每一次，当母亲在《诗刊》上看到我的名字和诗，总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那份自豪和欢喜，从电话声中，能一览无余，听得出来。

而这些，都是因为有了《诗刊》。

赵之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89级高级班学员，玉溪师范学院客座教授，玉溪师范学院红塔书院“诗歌教育工作坊”坊主，1989年在"现代诗社团大展"中被评为"桂冠青年诗人。诗作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中华辞赋》《中国文艺家》《星星诗刊》等全国各级刊物，诗作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诗刊》社等选编的多种重要选本，获《诗刊》社等多项全国奖，199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流动的光斑》，2022年7月，由《诗刊》社选编的诗集《春天的路线图》正式出版，列入“新时代诗库”系列丛书第五本。

从跟诗刊编辑学诗到茶座论诗

王少敏

1996年，诗刊社办诗歌研修班，由专家挂牌招生，当时忐忑地报了名，又有幸被编入。说是“幸”，因为能报到每个专家门下的人数都是有限的，况且真心觉得自己创作水平不高，只是挡不住很想入那诗歌之门，很想摸到点诗歌的门道。这年3月，赖着当时年轻，二十几岁，心底冒着“自信意气能开天，敢叫日月破云来”的豪气，学别人时髦地弄了个笔名，就做起诗人梦来。

师是名师，朱先树先生，诗评家，当时任《诗刊》二编室主任、编审，每月交一次作业，二三首诗，每次通过邮局寄完作业，总能如期地收到老师的回信，有时一写好几张信纸，在这个几乎已看不到了信纸和手写文稿的信息时代，这些真弥足珍贵了，透过信纸，我都会不由地想象老师那认真负责的模样：桌上铺着我的作业，时而细读，时而凝思，时而奋笔疾书。跟朱老师学诗很温暖，每次都像是在与我平等地交流，所以我也敢和老师“争”，所以又有了这样的回信：“信我读到了，很高兴。这样来讨论写诗我感觉很有意思，说明你在思考而不是盲目地被动接受，这样提高就会很快。”现在想来，诗道玄妙，从来都如“天意高难问”，当时的我正应了那句因无知而无畏罢了，不过学诗的一腔热望倒是真的。

然而，一诗未发总感觉有愧于老师的悉心教诲，但又正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在老师的激励下，继续砥砺我的诗艺。诗名不来，诗恰蜕化为人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未必玄奥如诗意地生活，只是没有诗的日子，寂寞；不写诗的日子，空虚。当我们在凡俗的人世艰难生活，日消月磨而终至于心憔力悴，渐欲堕入黑夜，如若冥冥中有一个声音问道：“你需要什么？”如若茫茫中有一个声音答道：“请给我诗。”是诗何幸，当诗成为人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生活着，便有让诗填满生命的时钟的每一个空格的理由，甚至生活着，便是理由。或许诗名来了，会让人觉得以诗求名，以诗求利也是正途，而诗名不来，又偏对诗难弃难离，倒引发了诗的蜕化，一种转化为人的生活方式的蜕化，这不失之失，不得之得，真令人好一阵子感慨。

时光流转，到了2014年，不期而至，一段评论别人诗的文字被《诗刊》（2014年3月号下半月刊）选登了出来。这一年诗刊开门办茶座，我写道：“应该向《诗刊》致敬。因为《诗刊》已经认识到了新世纪的诗歌如果还是只在小圈子里面搞，那终究还是少不了要听骂声的。”能听不同的声音，向来是诗刊的雅量，编辑有如老师朱先树者，刊物也不会孤傲到哪里去。因为参与这次讨论活动，诗刊社还送了套《海子诗全集》给我，正是意外之喜。不久，茶座第二次开张，我参与热情依旧，诗刊雅量亦依旧，选登了我的“既然现在的那些诗歌刊物选发的那些作品招引不了多少读者，那么我们希望在‘茶座’里能看到一些面貌和刊物正式刊发的作品不太一样的东西。中国的新诗发展亟需解决哪些问题，……《诗刊》社办的‘茶座’应该不是小地方，当能讨论些大问题的。”这个意见获得了诗刊的积极回应，加了个“编者按”。一点小小的意外是，上网讨论一时忘了署名，叫文字入刊时只留下个“用户filhy725a6”。写得久了，忽然又似有所悟，写诗评诗，光有对诗歌的爱好是不够的，必须有些诗学的修养，如此，或许能让当下的诗歌活动进入到诗歌史的维度之中。

当前的新诗创作，面对着两个传统：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业已形成的传统和比这一传统更为久远的古典诗歌的传统。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深受外国诗歌的影响，鲁迅就说过，文学革命运动的萌发，“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朱自清也说：“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转引自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这个影响自1917年至今一百多年了也足以形成这种新诗自己的传统了。新诗草创之初，受到古典诗歌方面的压力不小，那个时候做新诗的只能像暴徒一般踏着古典诗歌的尸骸往前走，然而当时代已经走过了那个疾风暴雨的革命的世纪，当我们已经有条件冷静地审视我们自己的整个历史，纵观中国的诗歌发展史，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诗→词→曲→新诗，在汉语诗歌的发展历史上，存在这样一条诗歌发展之链？新诗应该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新诗的民族性的延伸，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新诗具有它的民族性。新诗有必要创造性地继承古典诗歌的遗产，以再生产其民族性，有必要创新性地发展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以再造其现代性，中国式的现代性。迄今继承者鲜能发展，发展者缺乏继承，以至尚未有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相表里的新诗，不能不叫人掷笔长叹。诗刊社办诗歌研修班，办茶座，是“为诗歌”的担当，“为时代”的担当。曾经跟诗刊编辑学过诗和参加过茶座论诗是我的幸运，是以为记。

王少敏，曾用笔名夕林，浙江诸暨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文章曾入选山东社科论坛儒学与当代诚信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中华诗词洞桥高峰论坛，获得第二届“孔学堂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主题征文三等奖，诸暨市文艺精品奖励等，且多次在《光明日报》《中华辞赋》《中华诗词》等报刊杂志发表。

当年给《诗刊》投稿

田万里

1988年的时候，我辞掉一家工厂的工作，来到了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求学。

说起来，我那时的工作也算是不错的了。这家工厂的6车间是下料车间，毋庸置疑，我当然是下料工了。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外加补贴和奖金，47元3块5毛钱。完成工作任务时，奖金就会多点，否则，就会少一些。今天看来这些钱不算什么，似乎不值得一提，但那时有了这一笔工资，我还是很满足的。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我就会及时交给父母，偶而也会留一些零钱花。

工作之余，我特别喜爱写作。尽管那个时候，我还谈不上什么文学创作，说白了仅仅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已。不过，但我对写作十分痴情，工作期间，一有休息的时间，我会靠在成品料堆上，拿出纸和笔，静静地写着什么。偶而两三首诗作刊发出来，心里甚是满足。

有时，激动的还会主动去找诗友喝酒聊天。

在别人看来，我的言谈举止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神经病，或神经不正常。不管怎么样，我那时白天黑夜就是喜欢写作。特别是擅长熬夜写，节假日写，午休时写，挤时间写，以至于第二天上班点名时迟到了，车间支部书记刘师傅就会给我打个圆场，说：“万里昨天晚上写作肯定写得太晚了，一会儿来了不算迟到！”

那一年，我在北京得到消息，说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一个作家班，招收写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一得到这个消息，我就匆匆从北京返回单位，找厂长说我想带薪去进修学习。可那位厂长一听我的话，便摇摇头告诉我说：“咱们的企业只注重产值，不培养作家。你要想上学，就必须解除劳动合同，辞掉工作，这件事你自己考虑吧！”

于是，我就辞掉了工作，专心致志地来到西北大学求学来了。到了西安，才发现自己突然来到了一座大城市。等我赶到学校时，第二届已经招生完毕，我只能等第三届了。即使这样我也留下来了，就在预科班读书。

来时没有想到那么多，时间一久，我的生活就陷入了龟迫之境。身上没有钱了，生活难以维持，就觉着自己的存在境地十分尴尬。除了父母每个月寄来的80元生活费，其他的收入我一点儿都没有，这可怎么办？我渐渐地认识到自己这次来西安确实是有些唐突，各个方面都没有准备好，甚至还有点想打退堂鼓的意思。

但一想到来时那些人异样的目光，这样的想法我又止住了。还有父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该怎么给他们老人家交代呢？我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已无路可退，看来只能背水一战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同学哪里看到一份精美的刊物《诗刊》，《诗刊》办得在我看来是相当不错了，诗歌质量也高。当然了，刊发出来的还有一些评论文章，或诗歌理论。在我仔细阅读了《诗刊》之后，便产生了爱不释手的一种感觉，《诗刊》上所刊发出来的每一首诗歌，我是百读不厌，百看不烦，看了一遍又一遍。

下了课看，上课时看，睡觉前看，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又捧着《诗刊》看。

时间一久，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暗暗地想，我是否也能给《诗刊》投稿呢?这一天，我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校门口邮局，把自己的诗歌作品投进了邮箱。说句实在的，当时我也没有抱什么希望，认为自己的稿件自从投进邮箱的那一刻，就已经石沉大海了。一连几天过去，我心里始终忐忑不安，刊发出来的想法挥之不去。从此，我就坠入辗转反侧、寝食难安的生活状态。

我如坐针毡，时刻期待着晚报的采用通知单。就在这样一种焦虑的心情下，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天，我突然发现报箱里多了一封寄给我的信，就急忙上前打开一看，是退稿信。当时，我沮丧至极，回到宿舍静静地坐了半天，不好的的心情这才算平静下来。

尽管上《诗刊》很难，但我并没有就此灰心。《诗刊》对我的创作影响毕竟是很大的。这一退稿信，并没有抑制住我渴望发表的欲望，以后若有令我最满意的诗歌作品，我依然还会投稿《诗刊》。

掐指一算，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我依然没有忘记，至今在脑海里记忆犹新。

田万里，河南鹤壁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学会副秘书长。已出版诗集《遥远的城市》《火鸟》，长诗《阿克苏·天山·儿子及其他》2021年11月15日荣获第六届中国长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