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的一次《诗刊》刊授中心改稿会

杨万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刊》曾举办过多年刊授中心，我参加了1989年的刊授中心，并有幸参加了当年秋天在山西原平县（今原平市）举办的改稿会。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8月30日夜，344次列车在《走西口》的唢呐曲中，徐徐驶出太原站，一头钻进漆黑得夜里。车到原平站是凌晨0点48分。孤零零的路灯凄惨地照耀着空荡荡的站台，只有三、五个下车的人，看样子都是本地人。我在车站吃了一碗正宗刀削面，一打听，这里离县城还有七、八里路。于是，我便找了一家私人小旅馆住了下来，只有五、六张床位，还算干净卫生，价钱也不贵，一宿3元钱。

天不亮我就起床了，那时通往县城还没有公共汽车，也看不到三轮车。就这么信步走着，打量这座小城。原平县属于忻州地区管辖，诗人笔下的“山地”就是这一带，往北是黄河，在往东有五台山，据说那首风靡全国的山西民歌《走西口》就发源于与之相邻的代县。黄土高原上的季候风，把这片土地上生息的人们的脸吹得微红而粗糙，但他们的脸上盛开着微笑，没有猜忌和敌视，那夹带着浓郁乡音的问候，使你心里暖暖的。山地、黄土高坡、黄河、走西口……是很富有诗意，难怪《诗刊》社选择这里举办改稿会。

从1981年开始，我就自费订阅《诗刊》，并学习写诗。1982年，我斗胆给《诗刊》寄了一组诗，居然收到一封编辑的亲笔信，言“留下一首诗《祖国，我是犁》送审”，并对退回来的其余几首诗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尽管这首诗终审未通过，但退稿信上那潇洒流畅的笔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以后的几次《诗刊》退稿中，还是这熟悉的笔迹，他却始终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再后来，是一个署名“黄伯蔷”的编辑负责处理我的稿子，从名字和字迹上看，我一直认为这是位学问高深的老先生，所以每封信必称“先生”。

后来看到《诗刊》社面向全国举办诗歌刊授中心，我便参加了1989年那一期，辅导老师是是著名诗人高洪波。记得当时规定是每两个月寄一次诗歌习作，辅导老师批阅评点，优秀作品推荐给《诗刊》或刊授版《未名诗人》刊发。那一年，我两次在《未名诗人》刊发诗作，1990年9月号《诗刊》发表了我的诗歌《怀念篱笆》。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登上《诗刊》。

8月31日至9月6日，全国各地的20余名诗歌作者齐聚原平小城。改稿会是在当时的原平县委招待所举行，来这里报到时还是几排旧平房，有几分寒酸，心中不免生出些悲凉，好在能与《诗刊》的诗人们以及各地诗友见面，又有一些安慰。《诗刊》社的朱先树、寇宗鄂、黄伯蔷、陈爱仪、周所同等诗人早已提前一天到了。虽然没见过面，但也是神交已久：朱先树是全国闻名的老诗人，读过他的许多诗；寇宗鄂、黄伯蔷都曾经处理过我的稿件，给我回过信；周所同是当红的青年诗人，此前就在忻州地区文联工作。我的辅导老师高洪波先生不知何故没有参加。

此次改稿会除了诗歌创作上的收获之外，我还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那两位《诗刊》编辑。从编辑老师们给我的签名题辞中，我发现了那亲切而熟悉的字迹，原来曾留用我的诗并一直热心指教我创作的编辑，是诗人寇宗鄂先生。他给写我的留言是：“祝老朋友写出新的佳作。”与宗鄂先生谈起以前对我的帮助，他微微一笑：“不值一提，编辑就是干这个的。” 我也才晓得黄伯蔷并非什么老先生，而是位刚到而立之年的女编辑，她写给我的留言是：“很早就看过你的诗，多年的辛勤我想你终会成功。”而朱先树老师在我的笔记本上留言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愿今后多读到你的慷慨悲歌之作。”周所同的留言是：“有诗有酒就是一种最完美的人生。”

原平县的不远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那也是诗人们的向往所在。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了“粐土豆”，就是把土豆蒸熟，当干粮吃。本人对佛教一直未参悟到其中的真谛，故而只记住了一座又一座的寺庙，倒是《诗刊》编辑黄伯蔷逢庙必进，一副虔诚的样子。那次改稿会上，我带了相机，成了大家的业余摄影师。

这次改稿会上，我还见到了两位老朋友，一位是1985年《文学青年》温州笔会上结识的湖北诗人谷未黄，一位是1987年全国职工文学创作颁奖会上认识的忻州地委的诗作者刘卫东。两位原平本地诗人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位是时任原平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贾真，一位是供职县政府办公室的雷霆，比我小一岁，喝酒很厉害。

还有几位作者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来自江苏丰县的周长风与我同居一室，当时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学，特意把他创作的一首诗《远方》送给我。浙江乐清的蒋旭燕一副江南妹子的装扮，诗也像她的人一样温婉，她给我的留言是：“我们无法选择命运，但诗却选择了我们，为此，我们应该感谢命运。”山东潍坊的苑文玲一副瘦小无辜的样子，让人心生爱怜，她一个人在五台山的街上转悠时，正赶上我与周长风在照相，便约她一起合影。归途，我与苑文玲同乘一辆火车，路上我们交谈了很多，心灵拉近了许多，我在衡水站下车前，给她的笔记本上留下几句小诗：“假如真的是朋友是真正的朋友/上帝会安排时间让我们再见/要是觉得孤独你就唱起我写的那支歌来吧/我的歌儿永远是你忠实的伙伴……”

记得改稿会的告别晚宴上，一位原平女作者演唱了一首正宗地道的《走西口》，至今还记忆犹新，那蕴含着山地野花馨香的歌词，那翻滚着黄河土腥味的曲调，唱得每一个人眼眶里都噙满了泪水……

多年后，我与周长风和雷霆恢复了联系，他俩同龄，都比我小一岁。此时，周长风已定居杭州多年，生意做的风生水起，写诗的同时开始涉猎小说创作。雷霆已是原平市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山西省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雷霆去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中心疗养时，与周长风见了面，并与我通了电话，相约原平再聚。

2021年1月8日，原平诗人雷霆在那场寒流里走了。我翻出1989年9月3日《诗刊》刊授中心原平改稿会的留言本，翻看当时雷霆写给我的留言：“在没有爱的日子里，诗那么亲切地接近我……” 那么，没有诗的日子呢？

杨万宁，曾用笔名宛凝，1963年生人，1981年开始诗歌创作，1990年加入河北省作家协会。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等报刊，整理有诗集《流浪诗人》《归来辞》《还乡书》、随笔集《与诗歌有关的日子》。退休前供职于区委宣传部，现任河北衡水市冀州区作协常务副主席。

带一本好书去看世界

闫 峰

1988年的2月的一天，在与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后，我离开我们家那条泥泞的小巷子，走到小县城的街道上。天空白茫茫的一片，县城似乎全被覆盖在大雪之中。我踩着厚厚的积雪，漫无目的在街道上闲逛。忽然想起要好的一位同学刚刚参加工作，不妨到他那儿看一看。那位同学在县城中心的一栋三层楼上，是银行办公室的打字员，他喜欢看书。那天，他面前窄小的办公桌上里放着一本新杂志，是《诗刊》。那是我第一次读到《诗刊》，觉得非常新奇。一个下午，窗外飘着漫天雪花，他忙着在老式铅字打字机上敲打公文，我坐在窗口边把那本《诗刊》读完了。临别时觉得意犹未尽，想拿回家再仔细读一遍，但看着同学不太情愿的表情，终于放下了书。

那是1988年第2期的《诗刊》，我被诗人程小蓓纪实组诗《自行车风雨七千里》深深地吸引住了。回到大街上的风雪之中时，心中仍然跳动着刚才读过的诗句。我决心买一本同期的《诗刊》，回去好好学习。跑遍了总共两条街的小县城，一双棉鞋灌满了雪水，都没有找到。最后，在火车站旁边的一间不起眼的铁皮屋小卖部里，在一堆杂志里发现了它。花七毛钱买到杂志时，心里高兴得忘记了寒冷，怀揣着书本一路哼着歌儿回家。

《自行车风雨七千里》的组诗是记录着1987年3月，21名女摄影家组成的自行车队从成都出发 ，经川、陕、晋、冀等革命老区，历时90天，行程7000多里，回到北京的旅行纪实组诗，还配着一组旅行途中的照片。作为一名80年代的热血文学青年，除了被诗中描绘的风景人物见闻所吸引，更被程小蓓她们英雄般的壮举所感动。此后一星期中我把那本《诗刊》仔细阅读了好几遍。心中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也要学习她们，走到大自然中去，用诗歌和文字记录社会及人生风景。

原本父亲对我待业在家整天无所事事很反感，除了看书就是睡懒觉的“颓废”行为与一生热爱工作的父母格格不入，所以父子间常有争吵冲突。1988年的春天，当我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背上书包，带着一支笔一个本子，几本文学书，骑着自行车外出时，父亲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对家里人的解释是去图书馆看书，争取一年内考取个事业单位。其实，那时我真正想考取的是西北大学的作家班，想把写作当作一生的职业。那一年里，我骑着自行车，一个人沿着沭河、沂河、马陵山脉骑行，骑到哪里累了，就找个安静的地方就坐下来看书。开始一天只骑行十几公里，后来骑行几十公里，一年时间把我们县域内的20多个乡镇和风景点都逛了个遍。再后来，经常和一位要好的文学朋友相约，一起骑行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徐州、宿迁、连云港。一路谈文学，谈人生，谈未来，其乐融融。有时，骑行去一个邻近的城市，只为会一个朋友，听一场讲座，爬一座山，看一处风景，甚至只为了到城市书店里买一本心仪的书。一年骑行的距离加在一起大概也有三五千公里。最大的好处是，身体强健了，心里的郁闷焦躁之气消失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减少了。看了许多风景，写了三本厚厚的旅行笔记，与父亲的矛盾也逐渐消解，内心变得温和而坦然。

第二年，当我考取了一份工作之时，仍然保持着骑行的习惯。利用节假日，约一两个朋友，骑行到大自然之中，感受着自然的美景，接触真实的社会，陆续写下了很多诗歌及散文作品，在《中国青年》《雨花》等杂志发表，但从未敢向《诗刊》投过稿。那此后，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加入了市作协、省作协，成了一名业余作家，当年旅行时记下的笔记给写作带来很多灵感。十年前，我参加一次自然资源体裁的征文比赛时，为了写出本地骆马湖边鹭鸟保护的真实状况，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沿着湖岸骑行考察，与沿湖一些爱鸟护鸟的农民一起座谈，坐着小船深入到湖心小岛的鹭鸟“家园”，采写到第一线的资料，完成了一篇真实而生动的文学作品，在比赛中一举获奖。直到现在，当年阅读《诗刊》带给我的激励和启示仍然很清晰：只有走到生活中去，才能看到更多风景，体验更多经历，磨练身体和意志，你才能有真实的感受涌动出来。文学作品中真挚的感情一定来源于内心真实的体验，而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杜撰。

三年前收拾旧书柜，非常惊喜地发现了1988年第2期的《诗刊》，如获至宝。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段珍贵的文学记忆。我又仔细地把这期《诗刊》翻阅了一遍，感觉仍值得学习精读。比如《天津行》几位老师天津采风组诗，真的很接地气，很“生活”。用诗歌的形式描绘了那个时代大建设、大发展的时代景象。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大家紧张忙碌而又精神抖擞、生机勃勃。有人说诗歌就应该离现实“高一些”“远一些”“虚幻一些 ”，我觉得不对，诗歌同样可以记录时代，同样应该深入到基层，到人民之中，到生活的深处，才能写出有血肉、有真情、有诗意的精品之作。

对我个人而言，真的要感谢《诗刊》带给我人生的启迪，对我文学梦想的激励。30多年过去了，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大的成功，但几十年来一直在坚持写作和投稿，也获得过大大小小几十项征文比赛奖励。在职业生涯上也给我很大的帮助，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扎实的文学功底都能让我对文字工作应付自如。业余时间我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省下来的时间却总觉得不够用。读书与写作已成为重要的人生习惯。因为读了一本好书，会觉得内心温暖平静；因为写出一段意料之外的文字，会觉得日子丰盈而快乐；因为文学这个念想，让我觉得与物质世界有了那么一段不远不近的审美距离，生活的质地更显轻灵。你不会艳羡别人的一夜暴富与奢华享受，你不会嫉妒别人的官运亨通与位高权重，也不会斤斤计较自己的日常得失。内心会安静下来，感觉到生活的平和与温暖。是文学喂养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温暖的情感，使一个人更悲悯，更自觉，更真实。

我欣赏这句话：“选择了文学，就是选择了精神生活的价值观”，对一个普通写作者而言，文学不一定会有多大的成功，但文学脚印可以落在你人生中的每一步，每一个重要时段。它总会给你的精神层面留下一些印痕，塑造出你人生整体格调与趣味倾向。

几天前，我们这儿下了今年第一场大雪。当我站在高楼的窗户边欣赏着城市的雪景时，心中感慨万分。眼前透着现代化城市景象的县城再也看不出当年的模样了，而繁华街道上穿梭流逝的车流人流中，还有没有为了一本好书而四处奔走寻觅的少年？此时此刻，当我展开1988年第2期的《诗刊》扉页时，心里重新涌动出那种幸福而激动的感受，仿佛还看得见当年的自己，那个怀揣着一本心爱的《诗刊》在风雪中倔强行走的少年。雪很大，但阻挠不了，那伸展向远方的脚印……

闫峰，江苏作家协会会员，新沂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发表诗歌、小说及散文作品近三十万字。

我与《诗刊》的遇见

敏彦文

初次遇见《诗刊》，是在羚城广场上的一家铁皮书店。书店不大，六七十平米见方。广场也不大，但树木却多，春夏之季，郁郁葱葱的绿树中央，是这家银色铁皮包裹的书店吸引着爱书的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文学的高光时代，人们对于文学刊物的钟情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对作家诗人的喜欢甚至羡慕也是发自灵魂深处的。1987年，作为高三学生的我，在此前的自学画画和偷读长篇小说被父亲先后“严厉批评”后，转而喜欢起了诗歌并在课堂上灵感突发不时涂鸦，同时也更自觉地搜阅起诗歌来。可以说，从此时起，我对于诗歌的钟情也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尽管面临命运的分水岭高考，但却不影响我搜读诗歌和涂鸦诗歌，以至于一段时间，我所喜爱的，除了语文课本，就是文学刊物，尤其是诗歌刊物。一天，我去广场上这家书店买高考资料，发现它里面居然有许多我未见过的文学书籍和刊物，而《诗刊》就摆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我取下翻看，被其中一首题为《泥菩萨》的诗吸引：

因为谁都不敢给它洗脸

所以它的脸上

总有灰尘

因为面对着供果的丰满

所以稳坐祭坛

不求进取

短短六行诗，使我的心灵产生共鸣，点拨了我加油学习争取考上好大学的灯火，很是喜欢。于是从买资料的钱中匀出一些，买了这本《诗刊》，同时买了另外一本。一本定价伍角伍分，两本壹元壹角。现在看来，这区区壹元壹角元简直就是不算钱。但在1987年，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记得我上大学后，家里汇寄给我的生活费是一月十元人民币，加上学校近十元的补贴，还觉得比较宽裕呢。此后，只要手头有钱，我就找书店或报刊亭买《诗刊》。上大学后，由于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有《诗刊》，我就经常去阅读和摘抄。但由于自己水平有限，许多诗歌读不懂，自己写也写不出好诗。而诗歌情怀又放不下。怎么办？就找志趣相投的同学商讨切磋。商讨中，萌发出办诗社和刊物的念头。于是经过充分筹划准备，在系团委的支持下，就和十几个同学办起了西北师范大学边缘诗社，创办了社刊《晨昕》，征集稿件，设置栏目，刊发来自校内外大学生的诗歌作品和评论文章，转载《诗刊》《星星诗刊》《诗潮》等刊物上的好诗歌。同时为了学习借鉴和提高，给诗社订阅了《诗刊》《星星诗刊》《飞天》《青年文学》等文学刊物，每期刊物收到，都和社员们一起学习研讨里面的诗歌、评论，也发动社员给文学报刊积极投稿。由于我们创作的诗歌质量不高，加之好高骛远，投稿大多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时，我们从《诗刊》上看到诗刊社成立青年诗歌刊授学院和招收学员的消息，就商量着报名参学。

我先后参学三届，辅导老师分别是王燕生先生、邹静之先生、梅绍静先生，他们都是中国诗坛的大家，能够有幸受教于他们，确是难得的造化和福分。刊授分重点班和普通班，我参加的是普通班，每两个月寄交一次作业，由辅导老师批改，提出意见，然后寄回给学员。我按期寄交作业，老师及时批改回复。但我文学素养底子薄，资质又庸常，所以进步慢，总写不出令老师满意可在《诗刊》上发表的作品。王燕生老师就在我的作业上批道：“诗歌写作看似简单，好像人皆可为，但要想成为真诗人，那也和军人打仗一样，没有充分地准备和扎实地练习，是要吃败仗的。希望你多读书多思考多练习，定会写出佳作。”邹静之老师在一次改稿回信中说：“我觉得你的诗还是极有情的，真实，这在很多学员当中尚做不到。就是说，你有诗才。除此外，你有甘南那地区的特殊生活。现在就是本身的东西要加强了，语言是诗的外形，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写，怎样使语言给人带来新鲜感。触动自己也触动别人，这是你的关键。这也很难。你的诗有朴素感，这好。简单很难，尤其语言简单，意境不简单就更难。”梅绍静老师是我第三次参加刊授的辅导老师。此时我已大学毕业七年了，在单位主编广播电视报，在报纸上开设栏目，编发文学作品。一边做梅绍静先生的学生，一边编辑修改着投给广播电视报文学栏目的稿子，在学生和“老师”角色间转换。在1998年9月的作业批改回信中，先生这样说道：“这几首有些‘造作’痕迹。语言水分多些。等您‘清水出芙蓉’之作。有激情，能发他人心声者最好。艺术上有独特个性，但少了激情美、文采美，成为好诗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谓直言不讳而又语重心长。

老师们精心而坦诚地教授，使我深受教益，不断有所进步。1992年、1993年，几首经过反复修改的拙作，被老师推荐给《诗刊》刊授版《未名诗人》发表，对我鼓舞很大。《未名诗人》的文字版式和印刷规格与《诗刊》几乎一样，每期邮寄给学员，每期捧读，我都有一种期盼，那就是希望通过刊授，能够从未名诗人成为有名诗人，最终能够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三位先生地精心辅导下，从1991年开始，我的诗歌陆续在《飞天》《星星诗刊》《绿风》等文学名刊上发表，不久就可喜地登上了《诗刊》。我想，要是没有社刊社刊授学院老师们的精心精意指导，我能把诗好，不知要走多长的路用多长的时间。能否坚持至今也许是个问号。当然，追求诗歌艺术是没有止境的，一生喜欢需一生追求和精进，至今我也不悔。

1993年8月，我和甘南州诗歌界的青年朋友们策划组建了甘南州青年诗歌学会，创办了社刊《羚们》，把甘南的青年诗歌作者和爱好者联络在一起，出版诗选和诗人个人诗集，举办活动，联络省内外诗人、文学社团等，用绵薄之力助推甘南州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的发展，希望用集体的力量把甘南的诗歌推介出去。为在创作上学习借鉴，学会出资订阅了《诗刊》《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星星诗刊》《飞天》等文学期刊，持续十数年，直到我卸任学会会长。

欣喜的是，1999年1月，邹静之先生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来甘南州接续作协扶贫联系点工作，上山下乡、进村入户，了解情况，提供帮扶，扎实开展工作。同时，深入文学作者群体之中，现场讲授写诗技巧和为文之道，直面了解文学写作者的生活工作现状，认为文化扶贫也是一项可取之策、可践之行。回北京后，他向社领导汇报，在《诗刊》五月号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辑——“五月花•青年诗草”中，编发了“甘南青年诗人们的歌”分专辑，发表了扎西才让、敏彦文、李志勇、阿信、葛峡峰、杜娟、唐亚琼、牧风、拉木栋智、流石、薛兴等11人的25首诗歌，对甘南州青年诗人做了一次集中推介。《诗刊》撰写的编者寄语中说：“‘五月花•青年诗草’之一这个专辑来自西北高原。我刊编辑邹静之去年受命到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县份之一……参加扶贫工作。半年的工作完成后，邹静之同志还给编辑部带回了一批在甘南山区基层工作的年轻诗人们的作品。这是一批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年轻人，这是生活在贫困山乡的年轻人，他们的诗充满了对故乡的爱，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满着青春的热情和自信。我们请读者朋友读一读这些最底层最民间的诗人们的诗作，也请大家读一下静之同志写的编者按《甘南小记》。我们认为，这些真正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青年诗人笔端的诗篇，是献给‘五四’最好的礼物。”在编者按《甘南小记》中，邹先生写到：“此次到西北扶贫半年，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知道在最为贫困的甘南地区，还有如此精神高洁的年轻诗人群，他们的诗，或许会为《诗刊》带来清新的风气。”邹先生还点名鼓励我：“敏彦文为甘南州的诗歌跑上跑下，对诗歌的热心，和个人的勤奋也使我看到他诗歌的进步。”这是有史以来，《诗刊》推介甘南诗人群体力度最大的一次，也是甘南诗歌第一次以集体的形式亮相中国诗坛最高殿堂，对甘南诗歌发展地推动和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深远的。而对我的鞭策也是实在的，令人振奋的，至今犹然铭记在心，犹然激励我在生活、写作和工作中，时时努力，不敢懈怠。

愿诗歌之光永远辉耀，《诗刊》青春长存常新！

敏彦文，甘肃临潭人，回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诗集《相知的鸟》，散文集《生命的夜露》《在信仰的草尖》，文学评论集《甘南文学夜谭》。曾获《飞天》诗歌散文大赛奖、甘肃省首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铜奔马奖、甘肃省第五、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甘南州文艺成就奖、黄河首曲格萨尔文艺奖、第四届、第五届格桑花文艺奖、首届魅力临夏全国散文诗歌大奖赛奖等。

有诗的日子不寂寞

丁东

我与《诗刊》相伴40年。每次捧读《诗刊》，如同与多年的老友聊天，那清雅的墨香、精美的诗句，让我备感惬意、备觉温暖。

初识《诗刊》，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会儿我正读高三。有一天，语文老师突然生病住院，因一时找不到其他老师代课，教我们政治的班主任老师，急忙把我叫到办公室，从语文老师的办公桌上，随手拿一本《诗刊》给我。“你是语文科代表，今天的语文课由你负责，你去给同学们读杂志上的诗歌。”说完，便捧着一大堆作业本，匆匆去另一个班级上课了。

在回教室的路上，我一颗心“嘭、嘭”直跳。为完成班主任交给的任务，我尽力平复心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本散发着油墨馨香的《诗刊》上。稍稍浏览，顿觉杂志封面大气，排版严谨。一行行优美、隽永的诗句，如飞鸟，如蝴蝶，如彩虹，如……翩跹飞舞，绵延远方。走进教室，不知哪来的力量，让我精神振奋。在清了清嗓子后，我从第一页开始，給同学们朗读登载在《诗刊》上的一首首诗歌。一向散漫的同学们，不承想，居然一下子全被吸引住了，沉浸其中，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两堂语文课。

自此初遇，我与《诗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大一那年，校园里文学氛围浓郁，似乎每个人都是诗人、作家。男生顶着飘飘长发，女生披着“梦的衣裳”。我们每天哼着《外婆的澎湖湾》《橄榄树》《明天会更好》，吼着《一无所有》《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在寝室里讨论小说和诗歌。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谁要是接不上话茬，谁就会被异样、不屑的目光拒于千里之外。于是，为了显摆自己，我省下饭钱，自费订阅了一份《诗刊》。每一期《诗刊》，除同学借阅外，我白天读，晚上读，反复读。尤其那些经典诗句，我读了几遍不算，还把它们摘抄在本子上，细细品味。

宋琳、徐芳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青年讲师。因为他们，我们接触了朦胧诗。接触了顾城、北岛、舒婷、海子等诗人。读着“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那一刻，朦胧诗就像山间一缕清爽的风，拂去我内心浮躁的尘埃；又像月夜下一曲幽远的笛声，牵扯我灵魂的悸动。心好像长出了翅膀，飞向荒林、废墟、草屋、云朵和苍穹。

人在年轻的时候，对新鲜事物格外敏感，很容易被“洗脑”、受“蛊惑”。因热爱诗歌，我加入了学校夏雨诗社。读书之余，我买一些方格稿纸，在心中绚烂一簇“五月的鲜花”，开始尝试“爬格子”。四年中，最大的收获是上海市大学生十月诗会二等奖、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诗歌征文优秀奖、学校校报副刊、夏雨诗社社刊《夏雨岛》上偶现的“豆腐块”。

高尔基曾说，“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和导师”，此言甚是。得益于《诗刊》的引领、滋养，得益于老师的教育、指导，得益于自己的勤奋、好学，我以两次获得学校奖学金的学习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

1990年8月，我怀揣着诗意、激情和梦想，扛着一大包《诗刊》，回家乡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自中学时养成的爱读书、勤思考、善积累的好习惯，让我站稳讲台，赢得学生青睐，大大缩短了年轻教师的“助跑期”，在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先后获得学校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先进教师、市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其间，我受《诗刊》启迪，首创的“课前读一首小诗”活动，被作为素质教育教改经验在全市高中推广。

1993年8月，易地新建的市中，因办学规模扩大，到农村高中挖教师。我有幸被选中，成了新校的一员。语文教师出身的校长，见我办公桌上赫然摆放着一期自费订阅的《诗刊》，不觉眼睛一亮。问我“为什么对《诗刊》情有独钟？”我回答“因为喜欢”。他笑着告诉我：“我也喜欢诗歌，我也是《诗刊》的忠实粉丝。年轻人就应该心怀诗和远方。希望你珍惜青春，好好努力，将来成为一位大先生。”校长的一番话，让我如沐春风，深受鼓舞。

在此后的数年间，我在校领导和前辈老师的关心、培养、帮助下，由一名普通的年轻教师迅速成长为一名骨干教师，先后获得教坛新秀、优秀骨干教师、市政府嘉奖、跨世纪高级人才培养对象、市学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这一路走来，由稚嫩而成长，由成长而成熟。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诗刊》的功劳。

一本刊物，对别人来说，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当年我这样一位“农家娃”来说，却是人生旅程中的一片浓荫、一处驿站、一个转机。——是她让我的青春岁月没有虚度，是她让我的人生之旅充满诗意，是她让我的教师前程洒满阳光。

而今，在电子介质充斥的网络时代，尽管书橱内的各类书籍琳琅满目、触手可及，却难得见人捧读。在多数人沉迷于手机上吸睛式趣闻、娱乐化视频、碎片化知识以及心灵鸡汤阅读模式的大背景下，年过半百的我，依旧钟爱着《诗刊》等纸质书刊。在指尖与纸张相触的窸窣声中，在淡淡的墨香里，在那些饱含温暖、百感交集的文字里，找到一种珍视、一种眷恋、一种宁静。正应了陆游“读书有味身忘老”这一句诗。

有位诗人说，幸福的种子，并不需要刻意播洒。与《诗刊》的拥抱，在我看来，或许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就像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生命中会遇到贵人一样。感谢《诗刊》，感谢她的陪伴，感谢她的力量，感谢她时时提醒我，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曾经的起点和走过的路。

丁学东，笔名丁东，1967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民盟盟员。长期从事教学、教研及行政管理工作。

我只想说我是幸运的

——《诗刊》，让我成为父亲晚年的骄傲

若兰

初闻《诗刊》，我甚是无知。

诗友莫宏伟在Q上给我发来一大段文字，大意是《诗刊》“E首诗”在云南、江西、天津三个省寻找好诗……

当我弄明白《诗刊》于诗歌意味着什么时，我摇摇头，表示坚决不参与。直到快截稿前两小时，被好友陈丹在电话里一顿臭骂，才急急忙忙找到一叶独清老师帮忙写推荐语贴稿，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19年4月的一天。

一个多月后，《诗刊》2019年6月目录很快出来，早一步知道消息的诗友们已经开始在各群道贺，我点开诗友小窗发来的链接，看到“E首诗”栏目上那个熟悉的笔名——若兰，那一刻有如做梦一般。这是诗歌最高殿堂，是每一个诗写者梦寐以求的刊物。太多像我这样的基层诗写者，穷尽一生都不一定能上一次，我不敢相信幸运神就这样降临在我身上。我怯怯地与所有道贺的师友们说：谢谢，先不祝贺了吧，万一是同名的呢？文友锦灵笑道：据我所知，叫若兰诗又写得好的，只你一个。

这是肯定的声音。有肯定自然也会有否定，不外乎就是说什么有内幕、暗箱操作等等。我笑了笑，没有辩驳，谁让无资无辈又无派的我一举就中了国刊呢。那一天我仿佛真潜规则了一样，朋友圈都没敢转发。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9月第35届青春诗会在我们江西横峰举办，在傅菲老师及石主新主席多方协调与努力下，我一生中才得以有幸见证这场高端的诗歌盛会，见到了传说中的舒婷女神，李少君主编、编辑蓝野、隋伦、聂权老师，吉狄马加、胡弦、汤养宗、陈先发等许多的名家大腕。

那天走在横峰长长的青石板乡村小路上，透过起伏的人群，偶尔偷瞄上一眼仰望许久的诗家，有时与他们并肩，或远远地默默地跟在身后，和着梧桐畈上空的点点繁星，这是此生我最喜爱的一首诗。

时间很快到了20年，转眼间《诗刊》“E首诗”又轮到了江西区域，鉴于前一年的一些冷嘲热讽，这次我特意换了一个从来没用过的名字（其实我内心明白，一个无名小卒用任何名字于他人都只是陌生人，但又想不出其他办法来堵悠悠之口），找了另外一位老师帮忙推荐贴稿，我想以此方式来证明自己。《诗刊》2020年9月目录出来了，我的小心脏一直扑通扑通狂跳，直到看到我的名字，这仅用了只此一次的新名字，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犹豫，我可以肯定这就是我。

是《诗刊》的加持，给予我的底气与自信。

我不知该用怎样的言语来形容我与《诗刊》的缘份，又该怎样表达对它的谢意及敬意。2021年《诗刊》9月目录中，我又在熟悉的栏目看到熟悉的名字。这一年是最完美的一次，荐稿老师是重新找的另外一位老师，名字又换回了我一直爱用的笔名若兰，而且这次稿费与样刊一样没少。

那年那天那个下午，我拿着邮寄到单位的《诗刊》下班，和往常一样顺道拐回娘家看望老父老母，回自己家时把书落在了父母家。第二天回去找书时，父亲在边上悠悠地说：《诗刊》是国刊，封面上的字可是毛主席亲题的。我听了眼睛顿时一亮，惊奇道：咦？老爸，你怎么知道？父亲回道：年轻时我订阅过，还有《人民文学》。这些国家级刊物好难上。我才突然想起父亲以前是最爱看书的，而且比我阅读范围更广更深。那天，我留了一本《诗刊》给父亲，并主动告诉父亲里面有我的一首诗，我的笔名叫若兰。

之前，我从来没有与父亲聊过这些。

我与父亲的相处，大部分都是沉默的，就像一首诗的前一节与后一节中的空行。

我开始重新审视、定义父亲。以前我总固执地认为人老了除了吃喝就不会再关注其他，而忘了父母对于子女的爱及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凝固的。

我开始有意把自己与文友出资办的刊物，上的内刊、报纸、文学期刊等等，一一往父亲那儿塞，而只要是与我有关的，那怕只字片语父亲都如获至宝，拿着书会高兴好久好久，并逐字逐句一字不落看完。在阅读过程中父亲会针对刊物提出一些自己个人的见解与看法，有时还会问我一些书中的问题，我往往会被阅读认真、善思考的父亲难住。

母亲在世时，痴呆的母亲是父亲的精神支撑；母亲过世后，我的创作与发表是父亲的精神疗愈。最近写了什么？发表作品了没有？这是父亲常问的话题。问多了我就会沮丧地说：老爸，诗只会越写越难的。现在发表都论资排辈，还要懂得推销自己，像我这样一个基层写作者，哪有什么资源与机会呢？听到我这样的回答父亲急了，眉毛一挑：这些年你《诗刊》都上了啊？我开始跟父亲解释“E首诗”的选稿渠道与自然投稿的不同，说我能上刊那是运气好等等。但父亲却不认同，说：拿出好作品是硬道理，谁没成名前不是无名小卒？王计兵不也一样是草根冒出来的，摄影师解海龙就凭一张名为《大眼睛》的图片一炮走红，你为什么不能朝这方面努力，写出这样的作品？父亲的反驳总是如此斩钉截铁。

2021年9月之前，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与大我40多岁的父亲如此诗意地沟通。

众多的诗中，“E首诗”的责编老师总能精准地嗅出你的味道，你要感谢编辑老师敏锐的嗅觉，他是你的知音，更是你诗歌之路的贵人。当相熟的诗友们在2022年《诗刊》6月目录上再次看我的名字时，很多诗友如是说。

第35届青春诗会那一年，在热心的鄱阳诗友引荐下，我与责编隋伦老师有过简短的对话。听说我入选“E首诗”问我推荐人是谁？我说是一叶独清老师。他摇摇头表示不认识。随即可爱并坚定地鼓励我道：你能被选上，说明你的诗歌不错，一定有你的可取之处。

一连四年，大概隋伦老师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带扫描功能。

今年4月18日下午，也就是2023年第二届浙皖闽赣四省边际文学周暨首届四省边际诗歌节，在衢州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我作为江西上饶诗人代表之一，再次有幸见到熟悉的诗家大腕们。那天我就坐在彭敏老师身后，想起我因《诗刊》得到的荣光与肯定；想起取消的“E首诗”栏目；想起我的老父亲每每有亲朋好友串门就拿出我的作品，翻给亲友看时的那双颤巍巍的手；以及与他人聊起我时，混浊的眼中所闪现的光……

在衢州市偌大的文化艺术中心，对着他的背影，我在心里深深地说了声：谢谢！

若兰，本名涂军兰，江西余干人。作品散见《诗刊》《诗选刊》《延河》《星火》《满族文学》《金山》《中国诗人》《浙江诗人》等刊物，获第三届中国年度新诗奖•年度优秀诗人奖，有作品入选《天天诗历》《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等选本，获奖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