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人杨炼在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歌。 林长生 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到明年就满100年了。小雪节气前夕，瓜果飘香的漳州举办“闽派诗会”，一拨诗人从北京来到漳州谈论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朦胧派诗人杨炼在历史文化名城漳州朗诵自己创作的“命运”诗歌，谈中国文化的转型对诗人、文人的挑战。

诗歌上接国人的文化乡愁，“闽南文化圈”面向世界文化

上世纪80年代，舒婷、杨炼、北岛等朦胧派诗人开启新诗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时隔38年，行走于中国北京和德国柏林之间的杨炼再次踏上闽南漳州这块土地。此行，他坦言要来推广他的“方言诗歌写作”。

诗歌朗诵会上，他朗诵自己的诗作《Fado——海的归来》。Fado是葡萄牙民谣的“命运之歌”。诗歌开头的“海平线”，有婴儿的柔软和命运的严酷，是世界上体会过漂泊的人的共同感。他说，爱海，都是爱你和我咽下的命运。

除了狭义的故土亲人的乡愁，广义的乡愁是一种文化根源。杜甫、屈原就是中国诗歌对根的寻找和怀念。杨炼提到，朦胧诗人一举成名而被记住，如今“做先锋易，做后锋难”。 在这个诗歌盛行的年代，写诗的人太多，要被大众记住比较难，而中国当代诗歌已呈现出全世界最深刻的变化。

2016年，距离胡适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的《尝试集》创作刚好100年。杨炼表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的创作开始于1916年7月，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从2000年前的诗歌到100年前的现代诗演变，无不浸透着中国文化的乡愁。在这个节点讨论中国当代诗歌的走向有特别的意义。

杨炼认为，秦朝大一统缺乏方言书写，要发明方言书写才有文化记忆的积累和增长。他已经发明了北京的方言书写，从北京开始推广“北京方言诗写作”，如今已有上海方言、四川方言的写诗尝试。全球各地都有闽南语方言的人，他此行希望能带动“闽南语方言写诗”的发展。

杨炼在柏林认识的建筑工人是福建人，当对方得知他要来福建后非常兴奋。他说，1977年，他走过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对这些方言次文化最丰富的地方印象深刻：每座山每个村庄都是一个不同的样本。此后，他还多次去过台湾，对闽南语文化内在的丰富性有深刻的感触。他提出“闽南文化圈”的概念，把潮汕等闽南语方言区包含在内。

闽南文化有其本土的深度，这种面向世界的文化态度恰恰是现代文化转型的根本形象。他认为，他在世界各地行走，发现闽南文化既有本土的深度，又有面对世界的态度。

用方言写诗，会不会受众很有限？杨炼表示，四川方言有近亿人口，如果有四川话的诗歌写作，单这个方言区的读者就已经数量庞大了，而闽南语和粤语直接就是“国际性的语言”，这恰恰丰富了大文化的内涵。

他肯定“闽派诗歌”提出的积极性和策略，认为是指向文化自觉的过程，就像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主张。

农民工自觉写诗有时代原动力，他们与伟大的诗人及时代接轨

“每个个体都是一条隧道，通向整个人类的命运。”杨炼对农民工的不得不写诗，对农民在艰难的生存中表达自己，不甘于沉默和黑暗表示敬意，这种精神和朦胧诗的原动力一样。

“虽然我不是农民工，但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杨炼认为，苹果手机和富士康紧紧连在一起，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无声者也有声音，农民工的诗超越了世界上很多无病呻吟的可有可无的装饰性诗歌，直接和屈原、杜甫及但丁等伟大的诗人接轨。他说，他要告诉西方人：虽然你们还没听到农民工的声音，他们发出的也是你们的声音。

央视在“五一”期间播出《工人诗篇》，也让工人诗人群体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服装女工邬霞、工人诗人蔡峥嵘、铁岭检修工诗人邹彩芹、煤矿工人马小川等诗人的亮相，让社会发现了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传统的大放光彩。杨炼说，农民工诗人对个人精神的挑战比朦胧诗还深刻。他随身带着农民工诗人被翻译成外文的诗集，把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誉为对个人精神的深刻挑战。

评论家也对劳动者群体不吝溢美，各种媒体关注底层诗歌创作，让中国这个诗歌的国度再度被世界瞩目。杨炼说，今天不要单看某一位诗人的名字，而要看诗歌对社会、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有没有根本的促进作用。

就像屈原的《天问》给出了古往今来所有诗人提问者的根本形象，杨炼认为“诗人是提问者”，不是在现成的答案中重复那些答案。

“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他说，诗不好懂，不等于不能懂，诗歌在一些人那里清澈无比，全世界的各种诗人都可以通过诗歌相互理解。他认为，民歌是诗歌最好的比较。从《诗经》到唐诗的贯通而下有内在的传统，而当代诗歌的挑战性更强，每个诗人要让自己完成每一个古老文化的传承更难。

“古往今来的诗人命运并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诗人还占便宜了。”他表示，一个著名的英国诗人到他的住所谈诗，末了还要向他借一英镑搭最慢的公交车回去。一英镑是不够买地铁票的，他给了对方10英镑。

杨炼的父亲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得知儿子写诗后告诉他“陶渊明是穷死的”。父亲并没有阻拦他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