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问淹博”，被称为“一代宗师”、“一位通儒”，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其卓识，且造诣高深。钱穆曾多次讲 到，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遍观其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如今，这一憾事却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得到 了弥补。

　　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 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 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

　　所幸，钱穆先生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叶龙是江浙人士，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所以笔记做得最好， “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两次是助教查看，一次是钱穆自己查阅，均给了叶龙高分。就是说，叶龙的笔记是得到过钱穆充分 肯定的。

　　这些笔记就在叶龙先生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他“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 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失传，那不只是一人之损失，而是“钱学”之损失，“中国文学”之损失。他逐字誊写、校订、整理，并决 定一边整理，一边在媒体上连载。连载几期后，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书）迅速联系到了叶龙先生。因新华文轩在香港上市，叶先生早有耳闻，并且颇 有好感，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出版合同。

　　《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消息引发了北京大学陈平原、南京大学王彬彬、中山大学黄天骥、复旦大学陈思和、南京大学莫砺锋、著名学人刘再复、德国汉学家顾彬等众多学者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热议。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慷慨作序，并亲自对图书编辑工作加以指点。

　　终于，尘封60年，钱穆的文学史讲义辗转成书，我们有幸可以读到钱穆唯一一部文学史著作！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钱穆先生开篇第一课就讲:“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至于钱先生自己这本是否可以称之为“理想”的文学史，这仍有待学界见仁见智的评论。

　　不过，如果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 Google可供查阅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面对白天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 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学史。

钱穆写给叶龙的信

“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