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多多即将执教海南大学，这样的消息让我复活了从前的一些记忆。街上的风已经平静下来，南国独有的热带气息弥漫在燥热的八月。远处，有武警持枪而立。我读多多的诗歌已有经年，尤其对他在1974年所写的《玛格丽和我的旅行》一诗，感到不可思议。诗云：“像对太阳答应过的那样/疯狂起来吧，玛格丽：/我将为你洗劫/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电汇给您十万个/加勒比海岸湿漉漉的吻/……”1974年就能写下这样的诗句，让我体验了“常识”的局限。我终于明白——任何时代都可以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要你内心保持一种自由。 

1998年，海南《天涯》杂志（1998年第6期）的“文学版块”发表了《九十年代诗歌精选之四：多多诗歌专辑》（内收多多的13首诗）并附有香港诗人黄灿然的评论文章《多多：直取诗歌的核心》。我反复地阅读这13首诗，“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这个题目仿佛是一种寓言，让1989年侨居海外的诗人多多面孔深奥。多多曾经写过一篇催人泪下的回忆性散文《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他深情回忆了与郭路生、芒克、岳重等诗人的交往，寄寓了对历经苦难的中国诗人的一种忧伤的怀念。然而多多是激愤的，他说：“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 

1972年，多多写下了这样的一些诗歌——《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黄昏》、《无题》等等，“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的急促的敲击声”，这样的诗句在今天读来，仍觉得寒意逼人。离国之后的多多，在《北方的记忆》中写道：“吸收冬天的寒冷，倾听云的逍遥的运动/北方的树，站在二月的风里/离别，也站在那里/在玻璃窗上映得又远又清晰/”。 

一个汉语写作者，离开本土的语境，如何言说？多多自云：“在中国，我总有一个对立面可以痛痛快快地骂它；而在西方，我只能折腾我自己，最后简直受不了。” 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不知这是不是多多回来的理由？ 

八月空旷。我站在南国的天空下。法国人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平庸的生活如流水一样静静而过，尘世间已经多年不再信仰诗歌，而此时，诗人多多从郁金香的故乡返回故土。卡莱尔曾经说过：“诗人就是英雄。”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是否愿意充当世俗中的英雄或斗士？1989已成过去，流亡者的身份渐渐不为人知，后起的新新人类对所有的过去不屑一顾。流亡成为闹剧，历史变成戏说。正如诗人艾伦所云：“再也没有鲜花开放在纽约夏天的田野里”。 

当满头白发的诗人多多站在海南大学的教室内，当他朗诵自己的诗作时，我静静谛听。多多认为诗是直观、瞬间的感受，正如他在《歌声》中写到的那样：“是我的歌声曾使满天的星星无光，我也再不会是树林上空的一片星光。” 香港诗人黄灿然对多多十分推崇，他评价说：“多多的意义就在于，他忠于他与诗歌之间那个最初的契约，直取并牢牢抓住诗歌的核心。” 诗歌是个体者的独特言说，它与自由、与生命相通。正是在这一角度的照映下，海外汉学家Gregory Lee（格里高利．李）和John CayLey（约翰．卡雷）英译多多诗集为《从死亡的方向看：从文革到天安门广场》。 

Gregory Lee（格里高利．李）在英译多多诗集的导言中写道：“在多多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近来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最新鲜的表现之一。虽然多多是一位纯粹的中国诗人而很少表现出许多当代诗人的作品所显示的模仿而陈旧的毛病，他还是一位完全现代的诗人，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些经过选择的世界主义的影响。”西方汉学家在面对中国文学时，常常说中国作家必须“建立一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说法意味着一种要求，中国作家必须首先是“世界作家”，然后才能是个中国作家。 

多多游走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他看到了一切同时也见证着一切；然而乡愁无法掩饰，正如记忆无法遗忘。“从指甲缝中隐蔽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多多的诗《在英格兰》）诗歌标明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并不总是处在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之中。我所理解的中国诗人必然与西方汉学家所理解的中国诗人有所不同，但我理解他们的想象空间，西方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关于中国的社会学材料”，这是弱势文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无法选择。 

记忆有时格外沉重，在著名诗人廖亦武先生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里，我看到了诗人多多的另一种面貌。多多，原名栗世征，小名毛头。《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收录了多多曾经最好的朋友——周舵的一篇文章，文章回忆了他与多多在1970年代一1980年代的交往；其结尾如是说：“在我心里，当年那个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下的，只是一段心酸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