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枣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写于1989年的特定时刻，个人“生活的踉跄”叠嵌于历史顿挫的巨幅之中，或许属于所谓“玄机当头，恒言受命，方能见一线生机”的作品，在语言关系、身心危机的调整之际，也贡献给当代诗一个原型式结构：

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

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

……

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我替它打开膻腥的笼子。

从敞开的胸肺，到孔雀开屏，进而血腥的条条肋骨，这几行诗有条不紊，扫描精神与肉身，让一个深度的幻视结构浮现，而这一结构得以成立，离不开诗人钟鸣的阐释。20多年前，在著名的《笼子里的鸟儿与外面的俄耳甫斯》中，由内脏演绎而成的“笼子”，就被理解为“一种已受到怀疑和否定的生活方式和词语系统”。对于张枣而言，这个“笼子”就是母语，他既在其外，又在其中，但“并不完全是被禁闭在里面，相反，他寻求着一种可能，让笼子，不被冲破，至少也是变得对自己有利”。[1]

不言而喻，“笼子”象征了某种无法挣脱的系统，它既是写作发生的语言环境，又指向更为隐秘、也更为总体性的社会控制、文化控制。“在系统之中是不能反抗系统的”，钟鸣的理解多少有点悲剧性，“这很像卡夫卡形容的额，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而不是鸟儿逃离笼子”，但他也顺势给出了方案：“或许只有不断的警觉”，才能保证诗人不致被历史惯性吞噬，不致在笼中自我僵毙，让笼子“变得对自己有利”。张枣的做法，如诗中所说——“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依靠不断的自我分化、折射、对话，去闪避抒情自我对系统的配合，发展一种温柔、绵长的理解力。20年后，张枣离世，“通灵者”沦丧，钟鸣在《诗人的着魔与谶》中，又换用另一种表达：“写作究竟近似‘避谶’行为”，以至张枣不得不“病态的跳来跳去”，“逃离命运、旧窠。怎样逃，方式何许，成败如何，评价如何……这些才真正决定着写作的内在性，或内蕴”。[2]

借谈论张枣，钟鸣其实赋予“笼子”，以更深广的内涵。不同于韦伯式的现代理性“铁笼”，供鸟儿歌唱、跳跃的笼子，似乎更为无形，膻腥之余，也可能散发异香。尤其当“大众文化整体覆盖，电子传播攻剽城邑”，“老大哥”也早就从旧体制里退休，摇身变为东方化的“美学上级”，“避谶”式的“跳来跳去”，便不单为了瓦解固有的语言支配，狂欢于后现代式的语言嬉戏，更是为了“系统中的警觉”，于历史晦暗之中保留一点人性洞察，与20世纪之“恶”、与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带来的集体无意识作微弱抵抗。如果“没有真正的反环境和对真正罪恶的侦讯，除了词，还是词”，他甚至认为，白话新诗百年来可以说毫无进步可言。[3]有些遗憾的是，上面两篇文章流布甚广、影响甚大，但文字“弯弯绕”背后的伦理觉悟，似乎没有被太多了解。在我有限视野中，仅有诗人余炀的长文《诗歌界的“南北之分”——钟鸣诗评专论》对此有细致、深入的展开，[4]另外的一些同侪、后辈，更倾向将张枣作为“诗人中的诗人”谈论，在审美层面去把握他的诗艺、他的姿态，对话性的“知音美学”，结合共同体内部的交错回忆，服务于同行之间神秘的连带感。

……而你的声音

追上我的目力所及：“我，

就是你呀！我也漂在这个时辰里。

工地上就要爆破了，我在我这边

鸣这面锣示警。游过来呀，

接住这面锣，它就是你错过了的一切。”

《春秋来信》的这个片段中，“你”“我”各自突围，游泳于共在的“时辰”里，抛接一面响锣，做“无尽的转化”。这个场面很有喜剧感，那面咣咣作响的锣，多少有点“霸道”，张枣好像说过，在他们那一代人中，连温柔也要走极端，是一种“霸道”的温柔。

事实上，张枣生前身后，“跳来跳去”的写法、以及奋力突围之后的“无穷转化”，早已被普遍的信任、乃至效仿，或对接现代、后现代之虚无的可能性原则，或暗合颓废、放逸的传统文人姿态，区别于“启蒙”、“代言”、“经世之想”种种，确立了当代诗的基准线。换言之，“霸道”的随兴挥洒，也意味了“霸道”的自信满满，“反枯燥”、“反系统”已成当代诗界之主要意识形态。在钟鸣笔下，“枯燥”是诗歌的大敌，“反枯燥”也是一桩严峻的事业，因为“枯燥”具有笼子一般的隐蔽性，不是写得逸兴横飞、活色生香，就可以抵挡。20世纪激进文化导致社会心理的普遍粗疏、教条、专断、不求甚解，“‘枯燥’作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姿态，孳乳为大众文艺、甚至反叛文学的要害，只在极少数聪慧的诗人那里被繁复地攻击着”。对于一代人的精神底色，钟鸣十分在意，知道缺少内在警觉及人格支撑，“枯燥”会以颠倒的方式、甚至以“反枯燥”的方式延续下来，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逃离旧窠、很难“避谶”。余炀在他的文章中，也从自己的判断出发，大致列举当下诗界几种新型“枯燥”表现： 

张枣的写作，可以说是对当下形形色色“伪道学”的一种挑战，具体到当代语境下的“伪道学”，不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经世”之思想——或为以诗救世之虚妄，或为缺乏思考的模仿服从，也不仅表现为一种超意识形态的集体狂欢式的大众文学，放弃了批判与警省，还体现为一种忽略了诗歌的现实处境视诗歌为反叛的浪漫主义幻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5]

在这样的环境中，“病态的跳来跳去”，由窥视、折射、进而“无边转化”的写法，会不会自我迷失？没注意新的笼子正从羽毛下面，呼呼地长出来？

上世纪90年代，钟鸣曾提醒诗人不要落入这样的圈套：“他或许能承诺一个诗人摧毁僵死语言的囚笼，但他却不能发现一只笼子又如何更隐蔽地把他装了进去”。在20年后的文章中，他开始检讨老友性格的缺陷——“祖国的诗界风尚一向为‘消极才华’所笼罩，爱丽丝漫游镜中，很难脱身”。钟鸣似乎暗示，张枣探索汉语写作的现代性，却因“诗对现实中精神层面的支配性框架早已解体”，又不得不迷失于文学现代性的幻境之中，误食了有病的水果，问题以生活失序和疾病的方式爆发，最终像所有人那样，“只是选择以何种姿势摔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个“谶”！诗人之离世、“通灵者之沦丧”，则标志了大众传媒时代、电子仿象时代更大范围的全民昏眩，亦即“枯燥乏味的再次降临”。作为笼子中的“鸟”，诗人如要保持持续不断的警觉，在跳来跳去地“避谶”之外，还要在心智上花费一些苦功夫，“盈濡而进，漫漫岁月，不断进行身体和语言的调整跟进”的努力，或许方能攥住“一线生机”。在这个意义上，对知音“诗学”的鼓吹，也就不只为提示文学精英俱乐部的门槛，而同时包含了某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时代感受，追问“词的胜利”之外，人性尚有多少收获。

二

拉杂引述钟鸣的张枣论，其实类似开场白，为了引出对一位友人近作的读后感，不是旁人，正是本篇的约稿人。今年4月间，哑石来信说正筹办《诗镌》，这个名字自然让人联想到新诗史上的新月派。在公众的想象中，新月诗人都是一副清风绮月的潇洒模样，脸上涂了雪花膏为布尔乔亚阶层代言，这样的认识实际有误。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等，也包括多半个徐志摩，反对感伤、尝试土白入诗、热衷戏剧性情境，这些都和当代诗人的趣味不远。1926年，这伙人在《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虽然前后不到两个月，却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他们试验的格律化新诗，不乏轻柔悦耳之声，工稳美丽之形，但主流作风还是盘根错节、用韵谨严，加上诗歌主题的普遍社会化、政治化，《诗镌》时代的作品，不少像披了厚厚的外套，用粗大、火热的针脚（韵脚）缝制。在当下诗坛一派“嘉年华”的氛围中，重新征用“诗镌”之名，是否暗示编者有意调动一种严肃、恳切的新诗传统？

事实上，哑石的写作也给人类似印象：多年来，一直扎紧篱笆，在自己分内“诚心诚意”（也是“正心诚意”）地工作，早已是当代诗西南方向上一座重镇。前几年的组诗“曲苑杂坛”，相当引人瞩目，在蜀地方言的诙谐念叨中，引入北方曲艺的铿锵精神，诗写得锣鼓喧天，将市井琐事与社会政经杂煮乱炖，就像他在诗中说的，天地之间，权且作一张语言的大案板，“精神和肉体，统统剁成了精肉！”（《晦涩诗》）诗人批评家一行的哑石蒋浩合论，对此有非常深透的分析，不仅揭示其与相对性之时代精神的对应，也为“语素关联”或“混搭措辞”一类技术，提供操作手册一般精密说明。[6]读了这篇诗人合论，心下佩服不已，同时又觉得，哑石“荒腔走板的戏谑性”写法，与张枣“病态的跳来跳去”多少有一点接近，技巧难度超一流，但将世俗生活无尽转化到语言中，这大致仍属于当代诗的“规定动作”。

最近，偶然读到了他2016年的一批诗，包括《伺奉》、《小心来路》、《喜鹊的眼睛》、《丙申猴年春分午后，与妻漫游温江近郊赏油菜花》、《恍惚的绝对》、《早高峰》等，整体的感觉稍有不同，在漂亮完成“规定动作”之余，作者似乎还另有主张。因为没时间系统阅读、比较，这个印象不一定准确，但当时个人的会心及惊喜，是肯定的。这组诗依旧开阖自如，但跳荡的、神经质的“碎碎念”语风，似乎得到了主动的抑制，向语言“无尽的转化”的速度也慢下来，句群回落到一个更为常识性的世界中，比较近距离地观察、体贴。但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风格调整，而是包含一种文学意识上的摸索、分辨：

去寒风管制的谁谁谁坟头，

献上一株红山茶，如在

晨雾的梦里但其实不是梦里，

她叫林昭，还是叫萧红，

取决弯腰时不同角度的唏嘘；

——《伺奉》

在诗人无法作为思想家、先知出场，为大众启蒙、疗救、代表良知的时代，“花费相当多的精力”，调节自身和文学的关系，在钟鸣看来，是当代诗“主体和意义最深刻的一种关系”。《伺奉》一诗或者也可如是观。诗人在词语的星空之下劳作、写字，同时又“乘坐校车/往返于两个山雀型校区”之间，但两个过程不是总可以相互转化。校车在山道上慢性，诗人在句子里用典，上引一小节，暗中对话于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多年前臧棣曾有《一首伟大的诗究竟可以有多短》一文，借这首四行小诗，阐发远大的新诗理念。读到这几行，这些新旧火焰自然会掠过面颊，但“默念修辞/也抵消不掉车行崎岖的事实”，哑石似乎强调存在某种无法抵消、也无法被转化的现实感。这并不是多么新鲜的主题，包括对造作文学自我的善意揶揄，更重要的，是后面说给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们的一句：

……“墨水，

哦，墨水，足以用来哭泣！”

事实是解决问题本身将成为

问题……

在笼子中，“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这是当代诗歌普遍的精神境遇，问题在于，“突围”本身已是时代疾病的一部分。这首带有“元诗”行为的作品，没有像一般同类文字，沉浸于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感伤冥思，而是将听诊器伸进文学生活的内部，探问“词”对“人性”可能的遮蔽、简化、放纵，“祛魅”由是连带了一点较真的严肃：现实的杂碎中还能剩下一点什么、一点不能抵消、不能转化的东西，浇筑脆弱的自我模具（“精巧如水母的微醺”）。这首平实风趣的诗中，我们能感觉到：当代诗的警觉器官，又一次打开了。

当然，“病态的跳来跳去”时间久了，总会露出点疲态，相对于“无尽的转化”，要求回到日常、回到现实，要求某种美学及伦理上的凝定感，是近年来诗人群落中一种常见心态。哑石的写作同样取径世俗，同样有回归“安稳”的迹象，可他的“警觉”表现在，世俗生活尚不是一个可以自明的领域，不能简单依靠“俗”与“圣”的反差与混杂彰显自身。毋宁说，尘世中的诸般“化现”，仍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情感、认知方式之外，其中的喜悦、难处抑或隐衷，并不那么容易被说清。这正如诗里写到的杜甫的不容易：

他的忧喜，比神所忧喜的，具体多了，

但也可能更严峻。现在看来，

修水筒，树鸡栅，写诗，为诗立规矩，

确实是他杜家的事，旁边真能

插上手的，并不多。……

——《水明楼》

哑石知道这项工作的严峻性以及趣味性，作为一项非规定的“自选动作”，现当代诗的操作手册也没提供太多指南，所以才要耐下心来，耐心刻画场景、人物，尽量画痕清浅又不失层次，因为“雨过新痕，我们都懂得折磨的小分寸”。在一个“主要看气质”的时代（诗歌界也是如此，上进诗人比赛谁的侧影更“策兰”一点），哑石这样的作者，好像更愿意邋遢一些，只要内心的丘壑在，写诗不妨像趿拉着拖鞋，行走市井之间，不期然却走出一种新节奏：“爱民主、爱自由、爱缓慢的春笋”。（《插花艺术》）不同于“曲苑杂坛”里“咙咚咙咚呛”的鼓点，这样的节奏散漫、正派，“施施然”，给出了当代诗中久违的人物感，以及根本就欠缺的社区性。在《喜鹊的眼睛》中，哑石像一个调研员带着我们走进一户单亲家庭，让我们看到“这么个人”，访问她的履历和现状：钢铁企业即将失业的职工、天天为儿子操心煮饭的母亲，诗人开始考虑能为“这么个人”做点什么：

可以说，她能向社会输出的技能，

别人赠与她的，都相当陈旧。昨晚，

她看电视剧，上床前，进厨房，

从冰箱里拿出一捆竹笋，可能

被防腐剂泡过，现在该放进清水里……

如此聚焦一个人物，堆砌细节，却没有一丝的叙事性沉闷，哑石构造了一个透视性的、可感的场景，仿佛能让我们闻到“一捆竹笋”的湿润清芬，但“她能向社会输出的技能，/别人赠与她的，都相当陈旧”，我感觉是极其沉痛的一句，其中的社会感知不只萦绕特定的阶层，这首诗的作者和读者，或许同样深陷其中。

我想诗人的警觉，让他绝无消费底层的意识和潜意识，“这么个人”其实也是许多个人，也包括你我在内，无论在私人及公共生活的变动中，还是在语言中，多数情况下是无法与时俱进的，也是不能被转化的。虽然“这么个人”，“对离了婚跑销售的/前夫不太在意，，对疯川普能否/当选美国总统更不感兴趣”，独自面对“似是而非”的困窘，但这其中的反讽需要玩味。“不太在意”、“不感兴趣”，恰恰暗示“这么个人”其实也在历史变轨的巨轮之下，为她不在意、不明了的力量左右，她的困窘、她的似水流年，深深嵌入30年来“变轨”所形成的政经、文教结构之中，正像看不见的笼子，长在了鸟儿的羽毛之下。因而，与其说这是一首社会关怀的诗，不如说是一首充满社会理解力的诗。诗“能为这么个人”、能为同样嵌入各类纵横结构而不自知的我们，做点什么呢？

“装上喜鹊的眼睛”吗？给出一种诗意关照的方法，漾起内心隐秘的波澜，扫描并破解“一片粼粼波光呢”？这其中存在矛盾，明知“解决问题其实已经成了问题本身”，墨水的哭泣换不来什么，在诗中怎能轻言救赎、豁免，安顿身心？诗或许是一只喜鹊的眼睛，清冽细长，能兴味盎然地捕捉、曲折入微来揭示。那换个角度看，“这么个人”的出场，也让诗不得不戴上一幅眼镜：“这么个人”就呆在那儿，不被转化，也无法跟进，卡在私生活与公共历史的缝隙里，却能联动霞光与国际，方法提供了一个机缘，让笼子里的诗和人反观自身，警觉不已。

三

从某个角度说，对自我的关注及不断发明，是20世纪新诗留下的好传统之一。张枣在其构想的《〈野草〉考义》中，曾勾勒了缔造现代美学原则的“消极主体”：空白，人格分裂，孤独，丢失的自我，噩梦，失言，虚无……“凡是消极的元素和意绪，都会促成和催化主体对其主体性的自我意识”。[7]虽未明言，所谓“消极主体”是相对“积极主体”提出的，后者充沛、果敢，或歌颂自然、人类、情爱，或批判社会、愤世嫉俗，热衷社会及生活领域的革命试验。但无论消极颓废，还是积极进取，二者均在现代性构造之中，分享了同一个主体的“内面”。这个“内面”形成的前提，是与外部社会生活的疏远，“外部”往往是因袭的、腐败的、糟糕的现实，要不然，就是需用文艺和革命来转化、提纯的惰性存在。相对而言，“内面”则允诺了独立意志，道德真纯、身体敏感，以及汩汩自发的创造力、想象力。古典“人性”之说，配合20世纪唯意志文化的浪漫狂热，造就了现代文艺的一个内在之“谶”。套用钟鸣的说法，只有“极少数聪慧”的诗人，才凭借对语言与身心关系的不断调整，侥幸“避谶”。在这样的线索中，读哑石近作，他笔下“这么个人”——从即将下岗的单身母亲、到无名网络操作员、再到广告公司老板，一帧帧市井小照，也总是伴随了“内心生活”的辨认：

许多次，他，挖掘自己，

同事下班了，这间独立办公室，

酝酿着一层薄纱般小神秘，

每个漩涡，投下了旧得簇新

的影子；……

——《低俗广告》

不是轻逸高飞、无尽转化，而选择内向“挖掘”，这决定了写作的基本氛围、势能。有意味的是，以俗世男女为道具，内向辨认（挖掘）的戏剧非由外铄，也与诗人们常常坚称的“内曜”无关，这一过程投下了不确定的阴影，在时代生活与伦理感受的交错中“内陷”而非“内面”地生成。二者的区别在于：“内面”预设了人我、主客的对峙，消极抑或积极，无非现代二元构造“投下了旧得簇新的影子”；“内陷”则意味根本没有一个独立的、与外部区隔的“我”，“我”是在各种关系、各种业缘的相互纠葛中“漩涡”一般地生灭。这种螺旋内卷的构造，在这组诗中不只一次出现，《恍惚的绝对》写出了社区生活的典型经验、与人为邻的经验：下楼买烟、深思摇晃的“我”，作为问题中人，也在经历内陷辨认的过程：

一个人，虔诚地经历生死，甚至遭遇

奇迹。这，不是啥子了不得的事。

不过，仔细想想，也还是有点惊天动地吧。

困顿之体忽忽新矣。想思考的事，

开始用水晶的几何结构凝聚潮湿。

怎么把日子过好，本身就是一桩严峻的事业，这是作者一贯的立场，“新我”从困顿中的醒来，同样显现为一种“内陷”的过程——“用水晶的几何结构凝聚潮湿”。但这一次，内陷的“我”不再是中心，也不再独自“挖掘”，而是站到了一边，知道一切醒觉除了“挖掘自己”,还有赖他人引航。在电梯口，“我”遇到一对母女：

母亲已没腰身，小女儿葱绿三岁。

女儿笑盈盈说：“叔叔，要排队”

电梯轿厢嗤嗤响，施施然上下来回。

……我笑着和孩子排队，

泥壳般腰身，半个光锥，内陷，开始呼吸。

诗中“施施然”的节奏，配合电梯轿厢的上下，让人由衷地喜爱，俏皮中带着一种厚道的观察力和伦理感。俗世皮囊，不过都是“泥壳”，最终要回收于自然的周转，但总有东西“旧地簇新”，总归要有情地成型。母亲的构造已逐渐松弛、塌陷，女孩的“半个光锥”，正在内陷中，也是内卷中，完成未来造型。我呢？我的几何结构呢？诗中的遣词、用意，隐约透露了哑石的佛禅修养。如果呼吸是“觉知”的法门，“内向（陷）辨认”就发生在了人我之间，这里的他者，不是文字中游泳的读者或知音，而是共同经历尘世“泥壳”般的有情。这是从大的方面讲，小方面说，则是社区中的邻人，人我际遇不同，却可能嵌入相似的社会结构,在交互关系中“虔诚地经历生死”，恰可以彼此辉耀、映射中造型。

在这里，内陷“觉知”已非“警觉”，有了“反系统”之外更大的伦理意涵。《丙申猴年春分午后，与妻漫游温江近郊赏油菜花》是另一首处理人我关系的诗，范围从市井、社区、邻里，收缩到了家人：夫妇在油菜花地里穿行，又在梦中交谈，虚幻与实在穿插如套盒，在时光的波动、褶皱处，花蕊晃动出一个华严世界，其中的超级写真，精密到了令人炫目的程度：

蜜蜂，不时会在耳廓极近处，悬停，

阳光细细摩挲着油菜花花蕊

六根俊俏、挺立的雄蕊，非常对称，两根略低些

它们，簇拥淡绿的二心皮雌蕊

轻轻摇啊，头顶块块划艇状温热花粉——

花浪与嘤鸣的蜂群之中，你我在尘世相伴，梦中的交谈机锋不断：“一条江水，仿佛人世的苦痛不断上涨”，“某个人说：如果这江水有一丝丝回落，我就出家”。这些哑谜、这些妄语，基于人世艰辛的幽默体认，是共同“觉知”的体现。果然，这首诗最后写出了一个绚烂的琉璃世界——“春风金黄，蜜蜂嘤鸣。我们继续，花浪中巨轮般穿行”，这样的世界，人我相伴，共渡慈航，显然早已在任何批评的范畴之外。

四

还是接着上面的话题，针对“跳来跳去”写法，有意纠偏已成当下诗界的一种暗潮。形式的有机、经验的整全、生命启悟、想象力的尊严、人性之谐和，凡此种种，似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同。这是否意味“消极主体”所规划的美学原则，已在普遍的反思之中，是否意味了“词的胜利”与“人性的胜利”之天平，已经稍稍倾侧于另一端。应当说，相较于前些年“底层”、“草根”、“打工”等社会性议题的介入，这一暗潮与当代诗的主要意识形态（“反枯燥”与语言本体论）并无违和之感，所以更容易在严肃的写作者那里激起回响，但怎样挣脱“枯燥”之宿命，怎样不致协入“词”与“人性”之间的单调摆荡，仍是一个需要花力气才能想清楚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知识与情感状况中，所谓“人性的胜利”，难免根植于内面之“我执”，“我执”又难免落入经验与超验、入世与出世、诗歌我与社会我、后现代式分解与浪漫主义之凝定的参差对照中，成为简化的存在。“病态的跳来跳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于笼中“避谶”，发展一种温柔的理解力，却不一定能培植具有内在判断的独立人格。结果往往是，由于缺乏“盈濡而进”的伦理支撑、认识支撑，“避谶”的消极内面，反而可能被孳乳其中的结构反向支配，吸附于流俗的哲学、美学原理，“通灵”沦丧、关联取消，仍是“枯燥”全面降临。哑石的写作体贴人世，从锣鼓喧天转向节奏的“施施然”，似乎与诗界风尚同步，但区别在于，“内陷”而非“内面”的自我觉知，须得谢绝各类认知的、道德的、美学的正确原理，先从社会关系中困顿的身心着眼，本身就包含破除“我执”、避免“枯燥”的线索。一行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哑石与蒋浩的诗中并不缺乏判断，但区别于“道德性的好”、“美学的好”，这种判断体现为一种“审慎的好”，一种对各种状况、理由、情境、动机和原因的综合把握，“导向明智、现实感和对具体情境的关切”。我同意他的判断。

那么相对性呢？那种碎碎念的神经质语风，在这组近作中仍然存在，“语素关联”或“混搭措辞”等技术动作，仍然被熟练展演。但诗人好像找到了一种方法，从内部改造了相对性的技术，赋予了其一种认知时代生活的功能。作为一位深思熟虑的作者，哑石对于当今世界有极强的认识兴趣，有关“相对性”的体认，也不停留在笼统的精神层面，而能落实到社会、经济、家国、人心这样具体的问题脉络之中。在一篇与流行的后现代矫情论述商榷的文章中，他曾提醒中国诗人，应多考虑使用汉语的“在地性”问题，不必绕远儿先去思考东欧诗人（如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等）思考的问题，并在另一层面上翻转了相对性的理解，这与他后来写作技巧的改造，或许不无关联：

被欢呼了解构的、相对化了的“同质性”，恍若一条泥鳅，一眨眼就成功脱身，并演绎出大不同于以前的全球“美元”换算和“符码”体系，不仅仅在经济、政治上，而且在新型的军事博弈中、对峙中，还有个人生命、文化经验的独特性和偶然性——大国崛起、极权和小市民社会的怪异铰合。[8]

从个体生命到全球格局，这段文字提供了一个相对开阔的视域，后现代欢呼的“相对性”，其实是一种更为灵活的“同质性”。如果说“笼子”的形象，多少还具有极权主义的压制、禁闭色彩，新的“同质性”本身已采用相对化的形式，以全球的货币流通与换算为强劲驱动，泥鳅一般光滑，跨越大洋，也跨越阶层和公私生活，“一眨眼”就关联了一切、支配了一切，造就了“怪异铰合”的本地现实。某种意义上，这亦即现代性的“脱序”逻辑。在文学写作中，用钟鸣的说法,“所谓脱序，就是让一般和逻辑的意象和比喻，在诗里归到更深的综摄上去”，这潜在支持了俄耳甫斯式的象征诗学，在纯粹的声音世界中，万物可从日常关系中解锁出来，获得重新的组织、转化；在资本的流动中，“脱序”意味了一切坚固的烟消云散，不同地方的经验、价值，可以在全球的货币、符号体系中重新换算。泥鳅一样的相对性，由是获得了一种贯穿精神和物质的总体性，“脱序”之后的纵横网罗，野蛮又文艺，已静悄悄把世界重新装了进去。

在这样的总体性情境中，“警觉”的诗人如何应对？在诗中批判、嘲骂、屈从、对抗，这些热闹而枯燥的东西太多了。“跳来跳去”的写法，其实不止于被动“避谶”，反而可能是主动出击、一种游击性的战略，在混搭、穿越、周旋中，去追踪、辨认那泥鳅一般的相对性（总体性），去构架那内陷于时代的觉知。《早高峰》一诗，就处理了金融、投资一类话题，哑石在大学里讲授财经数学，对此有点热衷也是常理，以前就有《股市进行曲》、《风雷救世曲》等写作。在这首诗中，出现了一个“云手”的意象，或许暗指金融市场的进退博弈，而“云手顺藤摸瓜的借势”，与语言内部的无穷转化何其相似：

记得不久前，螺丝壳形状的公寓里，

一群通灵者，骑着电鳗，详细

分析过亚投行及云计算如何分解烟草

种植者的在地利益；……

“螺丝壳”不过是新道场，“通灵者”换做另外一群“知音”，电鳗亦即“泥鳅”的亲戚，一样地光滑、一样地串联。国家战略与大数据统计云蒸霞蔚，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缤纷背景。在地铁上，“新兴产业无名网络操作员”就吃惊发现：

……邻座的皮裤女，

身体的绿藤，挂着两条闪亮蜜瓜，

埋首手机，唇间白雾，瞬间就能

软化屏幕:她的云手，和你纠缠在一起。

这首诗极具魅惑，“热媒体”时代感性丰沛，让人恍惚回到丛林时代，“歌唱心灵与感官的热狂”。身体与云雾的纠缠，其实也顺势推转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判断，混搭、转换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能力、一只“云手”，将娑婆世界中的力量和线索牵动，揭破人我之间盘旋生长的巨型支配。在《笼子里的鸟儿与外面的俄耳甫斯》结尾，钟鸣曾意味深长写道：“既然只有声音是自由的，那又何必去管身体被囚禁在何处呢。”这是张枣暗示给我们的、典型的俄耳甫斯式的知识。20多年后，笼子的版本不断升级，已成无边蒸腾之势，要持续不断在笼中保持警觉，在跳来跳去的同时，搞清楚身体囚禁在哪里、卡在何种漩涡状的结构关系里，或许已是一个必要的“自选动作”了，“就像深水中，一头鳟鱼，用力稳住身躯”。

注释：

[1]钟鸣：《笼子里的鸟儿与外面的俄耳甫斯》，《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03期

[2]钟鸣：《诗人的着魔与谶》，《亲爱的张枣》，第143页。

[3]钟鸣：《旁观者之后》，《诗歌月刊》2011年02期。

[4]此文载《中国诗歌评论》2014年春夏号，本文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

[5]余炀：《诗歌界的“南北之分”——钟鸣诗评专论》

[6]一行：《相对性、有机技术与诗的喜剧：读哑石与蒋浩近作》，《诗建设》2015年秋季号。

[7]张枣《秋夜的忧郁》，《张枣随笔选》第118页。

[8]哑石：《“后现代主义”与新诗关系简议》，《当代诗》第4期。

本文选自《诗蜀志》（哑石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