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看到了别人的善其实是我们的善，看到了别人的恶，其实是我们也有恶。《极花》中写那个叫胡蝶的女人，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呢？

原编者按 继《老生》之后，贾平凹推出的长篇新作《极花》，依然在书写乡村的当代命运，如他自陈：“我的感情在乡村”，“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极花》中的女主人公胡蝶曾被拐卖到西北山村，被解救回家之后，却又选择回到被拐卖的地方……贾平凹在后记中提到，这来自一段“像刀子一样刻在心里”的故事。“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然而写作的过程却仿佛“有别的力量在借你的手和笔”……如批评家黄德海所言，“被贩卖的胡蝶既在贾平凹的掌握之中，又脱离了他的控制，几乎是夺过贾平凹的笔，写下了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这个用胡蝶口吻写成的小说，在摆脱了单纯的控诉之时，也把农村从粗暴横蛮的符号统驭中解脱出来，缓缓展现出其自身的精神丰富性。”

以下为贾平凹关于新作《极花》的访谈综合。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那时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是鬼，鬼都慌乱啊！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

我一直在写当代生活，尤其当代乡村生活。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60年的乡村变化我都经历和了解，写作乡村的故事就是自然而然的。从开始写作至今四十年，前二十年是因熟悉而写，后二十年是有责任在写。社会极速发展，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感情，我的感情在乡村。可以说，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

我当初写乡村的故事，笔调兴奋，抒情优美，那时也是真诚的，这与乡村的热闹和我的年轻有关。这十多年来，我写乡村时，握笔越来越觉得沉重，心里始终在痛，在迷茫，在叹息。我知道它的过去和现在，但我不知道它的将来。我习惯了写它，我只能写它，写它成了我一种宿命的呼唤。出生于50年代的写乡村的作家，大概都是这样，这也是这一代作家的生命所在。

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形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而在家里设个灵堂，或者象征性地烧几张纸钱，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我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的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一般而言，有四条线共同在村子起作用，一是基层政权，一是法律，一是宗教信仰，一是家族。但现在这些东西都起了变化，庙没有了，家族关系淡了，法律也因为地方偏僻而显得松懈，各种组织又不健全，这些导致了农村的无序，大量的人往城市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好多奇特的事。政府是很重视新农村建设的，但农村里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去建设吗?我们经常在一些农村看到集中盖起来的漂亮房子，但那些地方基本上是离城近，自然生态好的。稍微偏远些的村子，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没技术、没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靠地吃饭，靠天吃饭，却无法娶妻生子。在小说里，村子产一种葱，男人吃后特别有欲望，但永远没有女的，他们就窝在农村，像残山剩水的瓜蔓上一层开着不结瓜的荒花。

我每一部小说，最艰难也最漫长的，是酝酿要写什么和如何写。当一切终于在心中清晰起来，具体动笔是愉悦又快速的，尤其常常有突然而至的情节和文字，你能体会到不是你在写，而是有别的力量在借你的手和笔。

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磊起来，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謍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世上什么事情都在变，人的情感不变。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内心最深处的波动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反映出整体的不同部分。看到了别人的善其实是我们的善，看到了别人的恶，其实是我们也有恶。《极花》中写那个叫胡蝶的女人，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