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诗略问》
　　
　　
　　
　　“对我而言，擅闯众多伟大人物毕生研究的领域是放肆的。”
　　 ——奥登《希腊人和我们》
　　
　　
　　
　　单从发声表意上，语言早于文字。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后的甲骨文、钟鼎文，形式上将语言形之于视觉文字，公元前八世纪以降的羊皮书、西周以后的竹简木牍文及至东汉的纸质文书，让语言有了进一步规范化的可能，初步出现了“书”这个更便于语言运用和传播的载体。人类最初的结绳记事、假鱼骨兽骨而饰、身体纹饰、磨崖石刻，也应是语言形诸文字的端倪，先民语言表达的困窘和好奇心催生这些原始的符号文字。而文字形成之后得以命名的“歌”，也应先于文字，当然更先于后来记载歌诗的文字。我的意思是，歌始于混蒙的原始语言，这几乎无须考证，就像原始人的无端情绪无须考证一样。按《诗经》的辑录标准，歌与诗在形成文字时是合而为一的。当然，相对于原始先民的歌，《诗经》上的歌即便是国风，也已演化出了较为复杂的声韵及表意系统。
　　
　　奥登谈到古希腊诗与英诗的“诗意的感性”不同时说，“希腊诗显得原始，也就是说，它处理的主体和感情比我们的要更简单和直接。”但他又说，“（希腊）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说简单的事情”。（均见奥登《希腊人和我们》一文，王敖 译）我读《诗经》，感觉奥登也像在说我们西周或更早的汉诗。当然汉字象形而来，不存在奥登所说的希腊语“词尾曲折变化”（同上注），汉诗句中虚词和句末语气词的变化应该不在此列。从《诗经》之《国风》的部分诗歌看，比如《周南-关雎》、《召南-摽有梅》、《卫风-氓》、《秦风-蒹葭》等等，的确不难看出抒情主体的单纯和情感表达的朴素；同时，借事物之间的关联或烘托比衬或寓情于物，辅以音韵变化，简单的事情在叙说中又有迂回的效果，这大概也是原始及上中古时期“歌”高于一般性话语之处。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所辑《古逸》，比如《击壤歌》、《尧戒》、《八伯歌》、《帝载歌》等等，相较《诗经》所辑更为古朴原始，叙说方式上更为简单直接，读之如观“太和”征象。因为《诗经》成书的不可考，也就很难断定《诗经》是一次性辑录而不是有一个次第辑录的过程，甚或辑录之后删添后世牵强附会之作，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中古前汉诗的风貌，只能存疑。《雅》诗与《颂》诗，乃至部分《风》诗，内容上已渗入更多的心计，尤其是《大雅》和《颂》，奉天承运祭祀、歌功颂德中已承载了大量的政治经验和王统诉求，抒情主体的复杂自然导致语言形态上的原始朴素的质地大大削弱。
　　
　　《大雅》中的《大明》，写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叙文王出生、成家、安邦定国、武王降生及兴师伐商；《绵》上溯古公亶父“自土沮漆”、周邦建城的艰辛过程，亶父为文王祖父，按叙史来讲应放在《大明》之前；《皇矣》谓“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即指周室一统、开疆拓土为上苍顾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大伯：古公亶父的长子。王季：古公亶父的小儿子。），一直到文王（“比于文王”），此篇亦可置于《绵》之后《大明》之前。而《生民》所叙“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溯至周始祖后稷及其生母姜嫄（姜嫄一说帝喾之妃，帝喾为黄帝的曾孙），与《公刘》篇皆为《绵》所叙之前事了。《商颂》之《玄鸟》、《长发》、《殷武》诸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立子生商”，叙商邦之立与玄汤之治，“挞伐殷武，奋伐荆楚”叙武丁中兴，虽商邦一脉，与《大雅》中有关西周源头的叙事还是有交集的。
　　
　　连缀通观《小雅》、《大雅》、《颂》诸篇目，不难发现一个宏大的叙事架构，上溯三皇五帝，下达西周衰微，既有历史时维之纵深，又不乏各个历史剖面的横向枝蔓（譬如同时期诸部族间姻通、邦交乃至挞伐降服关系、卿侯受命分治一方等）。涉主史源流诸篇外，又有《民劳》、《荡》、《抑》等警示劝勉篇，《桑柔》、《云汉》、《瞻仰》等怨愤篇，《既醉》、《假乐》、《卷阿》等祝祷颂辞篇，《鼓钟》、《有瞽》、《那》等颇尽渲染之能的鼓乐篇。这些诗，可以说从不同层面较为充足地提供了史诗构架的元件，每读之，如览史诗之碎片。我惊讶于《诗经》成书前后，何以没有形成类似荷马史诗的长制。《诗经》唯一可考作者伯吉普，为周宣王大臣，在其所作两篇之一的《崧高》中，自视“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为意味深切篇幅长呢，就当时而言也的确算是长诗了。如果将其与荷马的身份做一比较，要衍生一部万行以上的史诗，除非他怠辅王治或辞官归隐，且浸淫于民间艺人的渺远神思和莫大的逸乐之好。而这也正是庙堂高居者屡屡办不到的，甚至是不齿的（王公贵族的颂辞及迁谪之怨怼辞另当别论）。史诗之形成，对往古传说轶闻的搜集整理必不可少，功名利禄之士不可为，博闻强识不逮者不可为，非有想象力之奇崛妙曼和推演铺张之能者不可为，社会不开明不可为。而西周前后文学“有为”之下，有一个最大的“无为”，即神话体系整理的无为。这是抱憾千古的事。神话谱系之于史诗的构建，从荷马史诗或印度史诗中均可窥见一斑，不是史诗的华丽外衣或装饰，而是史诗的智慧与风度。神话不是上古人类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理解与探寻的切入口，而是理解与探寻的智慧本身；神话不是语言艺术的副产品，而直接构成上古叙事的自由度和边界。（在但丁、弥尔顿那里，在尼采那里，这些已越过分析和判断，内化为语言艺术实践和深厚的经验。）从《诗经》看，西周乃至西周以上的叙事，不乏神话点缀其间，王族的兴衰更替、部族的征伐与迁徙，乃至先贤王公生殁，每每与天帝神祗有关。《玄鸟》、《长发》均讲到商之出现乃天命帝立；《维天之命》讲文王秉承天命，《昊天有成命》、《文王》也大致是此类内容。《荡》写到“荡荡上帝，下民之辟”，殷商末期暴政导致民众声讨上天了。《常武》写周宣王南征叛徐，“赫赫业业，有严天子”，俨然是天将神兵的描写。《生民》讲后稷的出生，“履帝武敏”，说他的母亲踩了上帝拇趾印而孕，生下来后显现灵异和吉祥，后稷遭弃后居然“牛羊腓字之”、“鸟覆翼之”，大有人神共生得众生庇护的意味。《崧高》“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连辅臣生诞都与神灵有关。凡此总总，惜均为零散的神话碎片，未能撺掇为神祗谱系以形成人神共舞的壮丽景观。先秦汉语史诗的缺席，当与神话谱系书写的缺席比目而问。
　　
　　及至春秋战国，可谓思想大家、文学大家辈出。有学者考证，传说由大禹、伯益所作的地理并神话奇书《山海经》，当成书于这个阶段；又有一说此书为战国时外邦（印度或伊朗，也有说是波斯）传入。但不管怎样，此书作者不详，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直至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勘整理，公之于世。如是，《山海经》只能对西汉以下的文学构成影响。诸子中，老子被后世尊为“太上老君”，虽为道家所奉，亦神话化。其思想朴素唯物，政治上主张无为。《道德经》疑非老子一人所作，乃不同时期添缀。从“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致虚极守静笃”、“绝圣弃智”、“恍兮惚兮”等言语来看，老子是没有立文可能的。孔子在世即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但据说“述而不作”，其天道观是“敬鬼神而远之”。被后世道家誉为“南华真人”的庄子，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谓其文笔“意出尘外，怪生笔端。”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说“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一书虽有诸多篇目谈“无为而治”，譬如《天道》、《天运》、《天地》等，或叙老子、孔子先贤之为，或养生之道，但诸多篇目充斥大量的上古传说、神话。譬如《应帝王》就讲到“浑沌”凿七窍而死，化虚为实，想象奇诡；《秋水》写海神“若”与河伯，笔法飘逸，气象恢宏；《逍遥游》中写到尧让天下、商汤问棘之事，还提到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奇书《齐谐》；《让王》也写到尧、舜让天下事，还写到古亶公事；《至乐》里“种有几”写事物连环相生，煞是有趣，居然“程生马，马生人”（程：豹子），充分显示了庄子的奇思妙想、“怪生笔端”。以庄子对上古之事的博闻广识，以其逍遥之性、汪洋之思和对神话传说的偏好、驾轻就熟，以其瑰丽的语言艺术，庄子是先秦最有潜能和条件完成史诗的不二人选。整部《庄子》，故事异彩纷呈，若剔除其间有关无为之治的议理，我看都可视为“史诗的碎片”。但庄子并未整理出较为完备的神话谱系，为文叙事虽飘逸奇崛，却偏重“道”之宣扬而非人神传奇；传庄子“鼓盆而歌”，却未能以歌诗见长，不若孔子尚有《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等数首传咏。先秦至此，之于后世两千多年的东方文化建构和文学艺术流变，错过了最佳的神话整理期和史诗产出期。
　　
　　一些较为完备的神话书写均见后世，比如哪吒世系，源于元代《三教搜神大全》；《封神演义》从女娲降香开篇，演绎武王伐纣，叙本可追至南宋的《武王伐纣白话文》，但成书在明代；佛经体东土化的《西游记》虽从印度佛典中多有借鉴，亦成书于明代。东晋人干宝之《搜神记》，搜记民间神怪故事四百余条，均为散佚短记，颇为纷杂。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民间还残存一些朴素虔敬的原始神话，神话书写渐现败笔，失去了先秦神话的优良质地。比如庄子的海神“若”，可谓“无限之境”的代名，到了《西游记》，海之神以“龙王”取而代之，相当于王统下“侯”的一个翻版，折射出的是王统政治游戏规则。对照东西方，荷马之后，希西阿在学习荷马的基础上创造的神祗谱系有了惊喜的突破，充分显示了他对人类及世界的卓越洞察。在他的笔下，神祗世界的最高政权也经历了艰苦的血腥冲突，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和宙斯，形成了最高神的三代演变史，这是意味深长的。从形而下讲，这种神祗谱写的突破可以说得益于雅典民主制这一优质资源。而我们的中上古神话里只有一个帝，西周后称“玉皇大帝”，即“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民间一说玉皇称帝前也有过诸神大乱，这是无记载可寻的。帝立，亘古再没有谁可与之相争。西汉末佛渐东土，玉帝除了本土道家奉为至上至尊，又有了佛祖护佑，神话中帝之位更不可动摇，孙猴子也只不过是闹着玩玩。人间帝王贵为“天子”嘛，夺位即“逆反”、“大逆不道”。先秦以降，盛举孔孟儒学而抑庄子学，司马迁《史记》所谓庄子道学对抗、攻击孔孟儒学之论，是否可视为司马史家或其当世贬抑庄子学的攻讦之论？而奉庄子者，一则把庄子的“道法自然”、“人与天齐”简约为山林修身，二则极少有人探究、焕发庄子语言艺术的仪态。各王朝的文化教化，几几与思想屠戮伴生；语言艺术之考量，大都在“天下之治”上绕桩，似乎思想文学大家首先必然是王统的谋略家，除了曹雪芹这样勘破人世的文学人，文学艺术何谈臻于雄奇大化之境？而成就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我西周时期）的古希腊神话及史诗，之于欧洲文明的演进和文学艺术的深广发展，如母乳之于育婴，如雪山之于江河。
　　
　　2011.12.初稿
（发表于2015《安庆日报》“望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