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家新译《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说起

　　一

　　在一首题名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涅涅茨人》的诗中，曼德尔施塔姆写道：“也许就在这重大的一刻，/我感到有一个日本人正把我/译成土耳其语，/并深深渗透进我的灵魂”。这惊人的诗句正好预示了诗人的命运和翻译的奇迹。而现在，汉语世界也迎来了这一时刻：诗人王家新翻译的《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来到了我们中间。作为一个读者，王家新的译文使我在汉语中真切地听到了一位诗人的“呼吸”，我也不得不以惊异的眼光重新面对这位“俄罗斯的奥维德”、“诗歌乐器的大师”和“先知般的诗人”。

　　我要说，正是译者对一颗诗心的“深深渗透”与卓越的语言劳作凝结成了这本译诗选。王家新曾一再声称自己不是“职业翻译家”，对他来说，翻译首先出自自我和他者的辨认，两种语言之间的辨认，最终，对生命自身、诗歌自身的辨认。这显示出一位诗人的警惕。那些出自流水线上的翻译产品必然会取消对精神难度的开掘，更谈不上担当刷新和拓展语言的重任。王家新的“翻译的辨认”，不仅明显同这类翻译区别开来，也一次次使我们“真正抵达到一个诗人的‘在场’”。

　　如同翻译策兰，王家新选择翻译曼德尔施塔姆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可以说，这位悲剧性的俄罗斯诗人很早就已经是他的“精神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在经历了多年的精神准备和艰辛的“辨认”之后，王家新的这次翻译，更应该被看作是与曼德尔施塔姆一次必然的相遇，他们在翻译中相互打开、相互进入，并最终融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个诗人”。

　　屋门紧锁，

　　而大地怎么感知也显得凄然。

　　那里没有什么比真理的干净画布

　　更基本，更纯粹。

　　一粒星，盐一样，溶化在桶里，

　　刺骨的水显得更黑，

　　死亡更清晰，不幸更苦涩，

　　而大地愈来愈真实，愈来愈可怕。

　　这首译作深受许多诗人和读者的喜爱。王家新的译文语言准确、敏锐、刺骨，情感充沛，富有诗的内在节奏和张力，不仅清晰地显露出“曼德尔施塔姆式的方程式”，也活生生地勾勒出译者自己的心灵轨迹。的确，王家新不仅是在翻译曼德尔施塔姆，也是在翻译一种“共同的命运”。更进一步说，他的翻译所抵达的，是一种更真实、也更迫切的“当下”。他通过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翻译，所确立的正是一种“精神的在场”。换言之，他不仅将曼德尔施塔姆杰出的诗歌艺术介绍给了我们，也在“语言的求真意志”中，完成了如诗评家陈超所说的“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

　　“翻译的辨认”也明显体现在对以下这首诗的翻译中：“曾经，眼睛比磨过的镰刀还要锋利———/在瞳孔中，一只布谷鸟，一滴露水。//现在，在充满的光流量中，它勉力辨认着/一道黑暗、孤单的星系。”这短短几句诗概括了曼德尔施塔姆最后的生命历程。诗的后一节显然为全诗的重心所在，王家新的译文精确而又新奇，尤其是“充满的光流量”这样一个意象，恰好强调了原诗中那种在人生的晚年、在光的强力中艰辛辨认的感觉。诗人卢文悦在谈论王家新的翻译时说：“从不在场的阅读进入到在场的体验，才能从诗的里面往外看，而不是他者的旁观。”王家新正是从诗歌的内部向外看，在翻译发生的那一刻，我们还要问诗中的“辨认者”是谁吗，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以惊奇、歧义、钟爱和暴力所标记的相遇”，在这一过程中两位诗人合二为一，共同完成了对生命的揭示、发现和辨认。

　　二

　　这本诗选分为六辑，精选了曼德尔施塔姆各阶段的170余首诗作，从最早的诗集《石头》到创作巅峰期的《沃罗涅日诗钞》，王家新让曼德尔施塔姆的每一首诗都在汉语中“显形”，并映照出那张“独一无二的脸”。从整体上看，这部译诗选对于读者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认知，也是一种刷新和照亮。如果我们对照不同的译本，王家新的译文还意味着一种纠正、澄清和发现。也即是说，有别于某些译文的模糊与隔膜，他的“翻译的辨认”才真正深入到诗歌的内部，呈现出诗的精确与清澈，不仅还原了诗人声音的“清晰度”，甚至增强了原诗的语言张力。如他所译的那首名诗《无论谁发现马蹄铁》，有人译为“找到马蹄铁的人”或“马蹄铁的发现者”，仅就题目来看，明显就没有“无论谁发现马蹄铁”那样能给人一种惊异感和丰富的意味。当然，就很多篇目来看，王家新的译本属于“重译”，但它们不仅印证着重译的必要性，还原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卓越和伟大，也让我们听到了“语言的召唤”：

　　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

　　而只使我的脚跟勉力撑在暴力的大地上。

　　从你们那里可得出一个辉煌的计算？

　　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

　　这样的译文让我一次次受到震动。这首曼氏的名诗已有多个译本，但王家新的译本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和音质。在他的译文中，不仅诗的精确性得到提升，还带着其它译本所不具备的句法张力。“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而只使我的脚跟勉力撑在暴力的大地上。”这两句多么准确地译出了一个流亡诗人的绝境！它把一切推向了一个岌岌可危的边缘，但又用一个“撑”字，把诗人的生命姿态从死亡的深渊里拉回。诗人被夺去了一切飞翔和生存的可能，但仍固守在“自身存在的倾斜度下”对抗着历史的暴力：“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表达了一种对强权、对死亡的“绝地反击”，尤其是“咕哝”一词令人拍案叫绝！它不仅昭示出诗人内心不屈的抗辩，也让我联想到了很多。历史的强暴与诗人双唇间无法被夺去的“咕哝”，究竟哪一种更有力量并会被永久留存呢？我想，时间已经替我们做出了说明。

　　王家新能这样翻译，不仅在于他有着卓越的语言功力，也在于他对诗与历史的关系有着与曼德尔施塔姆同样深切的体验。他翻译的许多诗，都让我们听到了这隐秘而永恒的“咕哝”声，如那首《我躺在大地深处，嘴唇还在蠕动》。这是一个诗人在强暴历史中特有的音调，或用王家新自己的话说，是“语言发出的最后的痉挛”，而他作为一个译者，就是要把它们永久地保存下来。曼氏在一首给阿赫玛托娃的诗中曾写道：“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为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它们相互折磨的焦油，作品诚实的焦油”，作为译者的王家新，也接受了这样神圣的“委托”。他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有着特殊的意义，就在于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的传递”。

　　如果“从死亡的方向往回看”，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就是逐渐被剥夺的一生，因而其晚期诗歌中的“大地”意象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孤独、贫困、流放中，大地成了他最后仅有的支撑，“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诗章之八》）。诗人立足大地、深入大地的孤绝与勇气最后演变成一种永恒的姿势———“我躺在大地深处，嘴唇还在蠕动”。这一切在王家新的翻译中，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换气”和深刻的艺术再现。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也“听出”了这一切：

　　满满一吊桶的风暴

　　顺着铁链，被铰进黑水深处

　　从乡绅们的土地

　　进入海洋的核心。

　　它移动、倾斜，

　　全神贯注，充满威胁。

　　看，天空更高了———

　　新的家，新的房子，新的屋顶———

　　升起在大街上，光，日子！

　　“满满一吊桶的风暴”，多么奇崛的隐喻！这是一只诗歌的吊桶，它满载着语言之光的风暴，携着真理与信仰的强力，顺着命运的“铁链”，被铰进时代的黑暗之中。曼德尔施塔姆之令人惊异，就在于他居然从“乡绅们的土地”（在另一首诗中是“规规矩矩的农民的土地”），进入到一个“海洋的核心”，因而他的“全神贯注”的语言劳作“充满威胁”，但也获得了一种生命的张力和新生般的喜悦，“看，天空更高了”，译者准确地抓住了这个瞬间，接着便是“新的家，新的房子，新的屋顶———/升起在大街上，光，日子！”诗的最后几句传达出一种新世界降临的神启感与仪式感，诗人由此置入了一个新的时空。

　　从一种充满“不幸和冒烟的余味”的语言，到一首首带着“相互折磨的焦油”的诗篇，一位俄罗斯天才诗人的痛苦和荣耀都在王家新的译文中复活了。当然它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如本雅明在谈翻译时所说，它携带着“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曼德尔施塔姆曾悲痛地写道：“我愿这个思想的身体———／这烧焦的，骨肉，／像一只白色粉蝶，／能在它自己的跨距间活着———／回到那条街，那个国家。”毫无疑问，这样的诗歌会永远活在“它自己的跨距间”。王家新的翻译在汉语中为它测出并找到了这秘密的“跨距”（多么精确的一个词！），这是艰辛的“转世”，也是栩栩如生的飞翔。王家新的译笔有如刀锋和测尺，准确地呈现出词语之间相互较量的血迹，从这“血迹”中提炼出语言的精华。它带着“相互折磨的焦油”，也带着“铁的温柔”，它包蕴着诗人全部的苦难与语言的全部历史，散发着强劲而独特的生命气息，读者无论阅读多少遍，“它绝不会丧失它曾经为原有的惊异所揭示的意义”（弗罗斯特语）。

　　三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盲目而固执地认为只有从原文中“直译”才算“可靠”。但是王家新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翻译将“颠覆”这类成见。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像我一样看到，像王家新这样的“转译”其实比其他一些翻译都更直接、也更深入地抵达到一位伟大的诗人。事实证明，王家新的翻译不仅充满创造性，也完全是可信赖的翻译。他的翻译如他所说是一种“研究性翻译”，他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多种英译本，也阅读了大量相关的研究资料。这些繁复而深入的工作使得他的译文具备了一种高度的综合性和准确的概括力。这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单向度的文本忠实”了，而是展现出诗歌翻译的多维度与复杂性。他别开生面的“转译”也恰好印证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那句诗：“我感到有一个日本人正把我/译成土耳其语，/并深深渗透进我的灵魂”。这是两位诗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也是本雅明所说的在不同语言的相互撞击中“对纯语言的发掘”，它服务于一种“更高”的“语言的互补关系”。

　　在名诗《世纪》的开头，曼德尔施塔姆写道：“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看进你的眼瞳/并用他自己的血，黏合/两个世纪的脊骨？”这不仅是诗人对他自己时代的发问，这“千古一问”也会进入我们的世纪。问题是，我们自己能否真正“看进”时代这头野兽的“眼瞳”？作为一个“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的诗人，王家新的全部写作和翻译都在回应着这种追问。我甚至感到，如同他的写作一样，他的翻译实践也在日益凝聚成一把精神和语言的标尺，在测量着当代诗歌所能够企及的深度与广度，而时间已开始证明着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