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而言，其实对于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实际上都存在两个历史：个人的历史和外部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关于自我，外部的历史关于他者，但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具有主体意义的事物，其主体性的构成之一就是个人历史与外部历史的连接、切割和统一。通过对他者历史的解释，自我的历史找到在世界的位置；通过对自我历史的叙述，他者历史的面目会更加清晰。 

　　如果我们认为诗歌的主体性在写作的过程或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如果我们认为历史语境是时间积累出来的规则、惯性、暗示以及势力的话，那我们可以把“诗歌主体与历史语境”这个命题理解为诗歌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写诗或读诗时如何看待诗歌传统和社会传统的问题。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只谈写诗——即诗人——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诗人应该怎么看待诗歌的传统？传统实际上只有两种命运：继承和打破。所以摆在诗人面前的问题就变成了：继承或打破哪一些，以及如何继承与打破。 

　　毫无疑问，值得我们继承的是诗歌中更加稳定，甚至永恒或本质性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种东西是诗歌中真与善的部分，而诗歌中能够打破，并借此完成自我更新的，则是它的形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有的诗其实是同一首诗。 

　　尽管我们认为所有诗都有臻于至善的趋向，但在一个更加漫长的时间范围里，不仅是诗的形式，诗歌中真与善的部分同样是变动不息的。于是，这引出了我们第二个问题的讨论——诗人如何看待更加广阔的社会传统。 

　　前面第一个问题是，诗歌作为诗人存在的目的之一，其文本如何自我完善；现在第二个问题是，诗歌作为诗人的表达工具，如何帮助诗人自我完善。 

　　对于第二个问题，它给诗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如何把握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责任，即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理解真与善的含义与需求，比如如何更加有效地建设更加自由和友善的社会。在这其中，“有效性”作为一个衡量尺度，将在形式上对我们的写作提出要求。很明显，陈旧的、重复的、麻木的形式是失效的形式，崭新的、朴实的、敏感的形式是更加有效的形式，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克服语言的边际效益衰减的难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应用更加新颖而直指人心的语言进行诗歌写作的原因。 

　　实际上，“诗歌的主体与历史语境”这个命题提醒我的是，诗人在世界上并不具有太多的特殊性，而诗歌是他最重要的特殊性之一。然而，这个特殊性仍然是开放的，并且具有工具性色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诗歌应该具备更加普遍的人心关怀，能够负担起某种生活压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