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现代出版社出版了李少君、吴投文主编的《朦胧诗新选》与李少君、陈卫主编的《台湾现代诗选》两书。在李少君“当代诗歌四十年”的历史分期中，“朦胧诗”属于第一个阶段即“朦胧诗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外国诗的学习以完成“诗歌现代化”；而台湾现代诗则在第二个阶段即“文学寻根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要任务是在完成“诗歌本土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形式。第三、第四阶段分别是“诗歌的‘草根性’的时期”和“向上超越的阶段”。首批推出的《朦胧诗新选》与《台湾现代诗选》是几位编者对“当代诗歌四十年”的前两个阶段梳理与回顾的成果。

　　“朦胧诗”所产生的轰动影响与热烈争议主要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但正如吴投文所说“实际上，时至今日也仍然余热未消”。2016年，体坛明星张继科出席某活动时阅读朦胧诗选的照片被CCTV5曝光后，引发了《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纷纷转载，而朦胧诗选也因之一度卖到脱销。另一方面，从史料工作的遗留问题来看，朦胧诗“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主要诗人一时还不易说清楚”。中国社科院刘福春教授举例谈道，“芒克无疑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但是在最早的一本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版的《朦胧诗选》中，只收录了他的1首诗；在最流行的一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的《朦胧诗选》中也仅仅收录其3首诗；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中更被放在“新生代”一辑且只选了一首。在李少君、吴投文主编的这本《朦胧诗新选》中，芒克的诗入选了13首，仅次于北岛、舒婷、顾城与多多。是编者根据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朦胧诗时期作家、作品的重新认识与重新发掘。

　　因此，《朦胧诗新选》的出版既是读者热切期待的结果，也是史料工作的新成果。具有双重重要的意义。

　　台湾现代诗紧跟着“朦胧诗”亮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陆诗坛，产生了足以和“朦胧诗”抗衡的影响。1980年《诗刊》率先其他诗歌刊物开放对于台湾现代诗歌的选取，于3月号刊出《台湾诗选》栏，刊有彭邦桢的《月之故乡》等诗，引发了诗界的强烈回响。而1980年《诗刊》8月号发表的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则是第一篇讨论“朦胧诗”的文章，该篇文章所提出的“朦胧”问题也是“朦胧诗”这一流派被命名的由来。紧跟着，北大教授谢冕于1980年5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带头为“朦胧诗”欢呼促进。由此引发了对“朦胧诗”的针锋相对而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1981年《诗刊》3月号刊登了孙绍振为“朦胧诗”辩护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4月号发表了程代熙的反击文章《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同年5月25日，在《诗刊》社承办的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1979-1980）中“朦胧诗人”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获奖。紧跟着，《诗刊》1981年10月号再次推出《台湾诗选》专栏，刊出覃子豪《追求》、洛夫《窗下》、商禽《长颈鹿》、舒兰《瓶竹》等诗，作者均为台湾当代诗坛名家。

　　台湾现代诗的传入与“朦胧诗”的崛起一道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最为诗坛瞩目的诗歌事件，共同推动了八十年代诗歌的“美学暴动”，对新诗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二十世纪台湾诗选》以来却未见大陆再有台湾现代诗选出版。此次李少君、陈卫主编的《台湾现代诗选》系统呈现了台湾现代诗歌的代表诗人和佳作，收录了纪弦、痖弦、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等65位诗人的230余首诗作，代表了大陆对台湾现代诗研究的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十四年来大陆出版领域未有新的台湾诗选版本的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