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收到诗坛前辈贺敬之的诗集。此前曾接到贺老电话，说收到了我的信，他对“中国新诗百年千家诗集收藏”项目表示支持，已准备好了他和柯岩老师的几本诗集，近期会让秘书送来。

碰巧，前些日子，有人问询我有关中国诗歌学会初期的创建情况。接到贺老的诗集，回想到多年前的一次聚会，不由感慨：20多年来，每次见到贺老都是那么的亲切。我想，待春暖花开之日，再带上一束鲜花去看望93岁国宝级的诗人贺敬之。他以自己的诗歌曾经代言了一个时代，而他们老一代诗人对人生信仰的矢志不移，实乃吾辈的楷模。

在中国百年新诗史上，贺敬之与柯岩是颇具影响力的一对诗人夫妇。贺敬之的诗歌《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等名篇享誉诗坛；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编入人教版课本，可谓家喻户晓。

作为著名诗人，贺敬之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论年龄，应尊呼贺老，论职务称部长。不过，多年来我已习惯称呼“贺部长、敬之同志”——有关这个称呼还有一段诗坛佳话，与中国诗歌学会的创建有关。

1990年代，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与诗歌梦想的年代。1990年，在四川荣县县委书记张新才的支持下，我在家乡创办了《诗报》。创刊号邀请吕进、张同吾、蒋维扬、罗继仁、蓝疆等题词，《诗报》第二期改名为《流火诗报》。

家乡荣县，古称荣州，宋代诗人陆游曾在古荣州任父母官，写下了30多首诗词，赞誉“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这也是荣县诗书之乡的由来。

为继承传统，《流火诗报》面向全国举办“首届陆游杯全国诗歌赛”，邀请冰心先生担任诗赛顾问，颁奖仪式在荣县举行，北京的席君秋、安徽的乔延凤、浙江的荣荣、河南的周占林等，到荣县出席颁奖活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那两年，我往返于荣县、自贡、成都、郑州、北京、沈阳出席各种诗会活动，在京先后拜访了冰心、艾青、贺敬之、臧克家、张志民、邹狄帆、牛汉、绿原、文怀沙等文坛前辈。

1992年12月，我应邀到北京出席“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九周年毛泽东诗词朗诵演唱会”，与李犁、雁西等5人在人民大会堂被中国新诗讲习所授予“首届诗国奖”。原国家副主席李德生同志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

应诗人何首乌之邀，我正式赴京到艾青先生担任名誉所长的中国新诗讲习所出任诗人培训中心主任，将《流火诗报》编辑部迁移至京，改名创办了《中国诗人报》。也正是在中国新诗讲习所期间，邀请张同吾先生出席我主持的活动，从此与其结下不解之缘。

为顺应诗歌大潮、团结全国诗人，艾青、臧克家、张志民、邹荻帆等老一代诗人联名向中国作协倡议成立一个诗人组织，筹备工作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张同吾先生具体负责。

在主持中国作协书记处工作的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的积极推动下，1993年7月2日，中宣部批复中国作协，同意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申请社团登记的报告。

批文下来后，张同吾找我商量到民政部办理登记注册之事。起初想用我当时租住的西城区旧鼓楼大街西绦胡同13号西门作为注册地址，但民政部社团司要求提供办公注册地的房产手续。西绦胡同13号系西城区教育局的房产，是不能公开对外出租的房屋，教育局不愿提供房产证明，最后就以中国作协分给张同吾居住的演乐胡同的二居室作为注册地址。1994年上半年，正式获得民政部的社团登记证书，和统一刻制下发的公章、财务章等手续。

1994年7月，我结束在中国新诗讲习所的工作，开始以北京市旧鼓楼大街西绦胡同13号西门作为办公室，以《中国诗人报》联络的诗人地址为基础，开始对外吸收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将《中国诗人报》改为中国诗歌学会的会刊，编辑出版《中国诗人通讯》。

学会创建初期，参与工作的只有张同吾和我两人，名义上还有李小雨和桑恒昌，但他们一个忙于《诗刊》编辑工作，一个远在山东，具体日常工作全部由我来承担。

学会创建初期没有经费，1994年7月-1996年6月的房租也是由我承担。所幸，经朋友伍立杨介绍，1995-1998年，我在人民日报社《市场报》兼职做文化广场副刊编辑，跑遍全国采访了数十位优秀的县市委书记，写了数十篇报告文学，并结集出版。

当时，我的采访工作得到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的肯定与支持，为我亲笔题写了报告文学丛书书名《跨世纪的风采》。经诗人洪烛编辑，在中国文联公司先后出版了4卷本的《当代县长书记风采录》《当代市长书记风采录》《当代女市长书记风采录》，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结交了几十位县市长书记，为开展中国诗歌学会的工作，以及后来启动的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打下了较好的人脉基础。

中国诗歌学会创建初期，我和张同吾各有分工，我保管中国诗歌学会公章、负责组织联络部发展会员、编辑出版部出版会刊、学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他保管财务专用章、银行账号、负责财务管理、负责文化开发部工作，他的夫人孟繁琛担任出纳。

我们的发展会员与办会刊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对外宣传方面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因为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时，艾青先生作为会长已经确定，但副会长、理事名单因为平衡各方关系却迟迟确定不了，不便大张旗鼓地开展。

中国诗坛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德高望重的诗人在诗歌界享有盛誉，但他们彼此却互不承认，有的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比如我们举办的诗歌活动，同时邀请大家，当有人听说谁也去时，有人就拒绝出席。

作为全国诗人的组织，中国诗歌学会则必须团结大家。当时，说话最有分量的诗人，就是贺敬之。为争取得到贺敬之、柯岩夫妇的支持，恰逢1994年11月是贺敬之七十华诞，张同吾与我商定，先请贺敬之家乡人、山东《黄河诗报》主编桑恒昌与贺部长先行沟通，再请中国作协书记处分管外联部的金坚范书记出面，代为邀请贺敬之与柯岩夫妇相聚。

11月中旬日期确定后，我便准备预订饭店。为方便贺敬之夫妇往返，我跑了几个地方，最后选定在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一处号称京城八大酒楼之一的饭店。

由于中国诗歌学会尚未对外正式宣布成立，当时也缺经费，由我个人出资宴请贺敬之、柯岩夫妇。晚宴有贺敬之、柯岩、金坚范、部队老诗人纪鹏等，加上张同吾和我，刚好一桌人。那年我29岁，是在座中最年轻的。

贺敬之坐主位，金坚范在其左边，柯岩在右手，张同吾挨着柯岩，我在贺敬之对面。因为是以我的名义宴请，张同吾提议让我先举第一杯酒。我就请大家共同举杯，祝贺部长七十华诞健康长寿！听我称呼贺部长，贺敬之马上说：“小祁，以后不要叫部长了，大家都是同志！”

我说，贺部长是老领导又是大诗人，我是晚辈、年轻人，哪有资格称呼您老“同志”啊。贺敬之严肃地说：“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张口经理、闭口老板，称呼同志的却越来越少了，但却越来越珍稀了。所以，要认我这个老人做朋友，以后小祁就称呼我同志吧。”

张同吾在一旁说，祁人称呼贺部长是一种尊敬，以后称呼敬之同志也是一种亲近，都是对长辈领导的尊重啊。闻听此言，我连忙举酒杯说道：“谢谢贺部长。那我提议，请大家共同举杯，祝愿贺部长、敬之同志七十华诞，健康长寿。”贺敬之听后，爽朗大笑，连连说好。

从那以后，每次见到贺敬之，我都会叫贺部长，并随之称呼一声敬之同志，他则愉快地称呼我“祁人同志”。直到前些天接到他的电话，也是如此。

中国诗歌学会正是在艾青先生的倡导下，由张同吾具体筹备申报，在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的推动下，1993年报经中宣部批准、1994年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在贺敬之等前辈诗人、领导的关心肯定和支持下，团结融合了诗坛的各方力量，于1995年1月对外发出第一份《中国诗歌学会入会登记表》。经过一年多努力，吸收了全国1000多位优秀诗人入会。

1995年5月，吉狄马加从四川调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后，分管中国诗歌学会，直接参与到中国诗歌学会的工作中，将学会的创建发展迅速带入到快车道，中国诗歌学会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

1996年5月，新华社发布中国诗歌学会正式成立的新闻，中国诗歌事业从此掀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