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俄罗斯文学，许多中国读者往往想到的是下面这一串名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等，但对于布尔加科夫、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安德列·别雷、布宁、安德烈耶夫等人则远没有上述名字那么耳熟能详。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双头鹰经典”将为中国读者拓宽补充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视野。

4月15日下午，“白银时代的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双头鹰经典’第1辑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举行。作家孙甘露、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郑体武、翻译家曹元勇进行了对谈。

“双头鹰经典”第1辑共收录五部作品，分别是《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大师和玛格丽特》、《莫里哀先生传》、《南十字星共和国——俄国象征派小说选》、《燃烧的天使》。

提到这套系列丛书的缘起，曹元勇表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大规模引进西方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另一方面，俄罗斯白银时代众多诗人作家的作品得到大规模的介绍与翻译，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政治科学的剧变和全球经济发展影响，在中国图书市场上，西欧、美日文学大行其道，除了托尔斯泰等一些主要经典作家，俄罗斯文学被边缘化。近几年随着诗歌热的回潮，白银时代的重要诗人作品再次得到广泛关注，不同民族文学的文化是多元的，在世界宏大文学格局当中，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时期的一系列杰出作家，如阿德列·别雷等理应拥有他们不容忽视的位置。

曹元勇表示，这套丛书容纳了20名俄国包括前苏联时期大部分重量级的作家，但不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他也希望通过这套书成规模的出版，拓展我们的文学视阈，给我们当下过度市场化的中国文学生态注入一点异质的东西。

白银时代文化大包容，无暇顾及民族性

在文学史上，白银时代这个术语专门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那是俄国文学继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之后又一个风起云涌、群星璀璨的文学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转折时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包括了文化转型期。

郑体武谈到，普希金作为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引导俄国文学走向成熟，但走向成熟之前，作家们往往无暇顾及民族性。正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新文学，但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到三十年代后期，当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具备成熟心态的时候，现代中国作家才开始思考文学的民族性问题。

郑体武特别着重强调了当时俄国文学的世界主义。在那个年代，俄国作家们大量使用外国题材，世界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在当时不被看成是对立的。“当时的诗人们一会儿写日本，一会儿写非洲，一会儿写古代，一会儿写现当代，上下几千年，从诗所用的语言来看，经常用拉丁语、法语作为一本诗集的名称。”

为什么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有如此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孙甘露提到，在中国，尤其在现当代，如果一个作家把非本土的题材拿来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容是不可想象的，会被认为是负面的。他曾当面问过著名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他们那代人被认为是受西方影响的，会不会像中国作家那样有一种焦虑，“好像你如果是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话，你就是次一级的作家，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才是正宗的，才有正当性合法性”，略萨告诉孙甘露，在他那个年代，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于俄罗斯作家会大量写其它国家、民族的题材，曹元勇的解释是，因为俄罗斯本来就和西方有很深的文化渊源，而中国的传统不太一样。但他也认为，随着中国在21世纪以来以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融入世界，至少从小说的素材上，世界的元素应该越来越多。“写一个以上海为题材的小说，假如没有外国人，没有外滩那些东西，那是上海吗？”

郑体武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俄国白银时代的作家们奉行的文学观是“人生如戏”，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要像艺术家那样生活，要像人一样去创作，在日常生活中像艺术家，同时日常生活要反映在创作当中。他以勃留索夫为例，作为象征派作家，他的日常生活跟他小说里写的几乎惊人的相似。勃留索夫有一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叫莱娜卡，现实中，勃留索夫的确有一个情人，叫尼娜·彼得罗·芙斯卡娅，她跟好几位大师都有情侣关系，三角恋在当时的现代派圈子里很普遍，阿德列·别雷生活当中总扮演第三者。在今天，艺术家之间这种自愿的、欢乐的三角关系有点难以想象。但对那个时代的作家来说，“能这样写剧本，为什么生活当中不能这样做？把艺术的生活付诸现实的生活都是浪漫主义。他们之间都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激励。”

“双头鹰经典”第1辑共收录五部作品

一个作家是本民族语言的陌生人

孙甘露提到，柴可夫斯基在当时的俄罗斯不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前些年的著名俄罗斯电影《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在俄罗斯国内也遭到传统派强烈批评。孙甘露认为，一个好的作家总是有某种语言的异质性，他从自己的母语中、传统中发掘那种异质性的东西，要突破已经形成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凝固的经验，如此才能让一个国家的语言丰富。“这种异质性的东西是活跃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在具体不同的国家、民族，以及历史时代，在一些艺术家身上，尤其像我们讲的所谓的现代派，是一种挑战性的、革命性的写作。”

而关于民族传统和异质性的关系，孙甘露认为民族传统是作家的根本，无法去除，而且作家也无需强调民族传统，因为它就在血液里。“博尔赫斯以前说，一个阿拉伯作家不会成天写骆驼、沙漠这些，因为这些就在日常生活里。谁成天爱说骆驼和沙漠？旅游者。来了之后回去发朋友圈。”而作家为什么要强调异质性，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是本民族语言的陌生人，他在这个语言里，但应该像一个外国人一样打量自己的语言”。

而郑体武认为，文学家、诗人和其他的文字工作者写作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诗人、作家要先锋，引导文学语言向前发展。“一个好的作家，好的诗人，语言不一样，如何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从哪儿来？借鉴他山之石。”

郑体武也提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头那句“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对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的冲击，因为它提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叙述方式，一种不同寻常的表达。“这种表达突破了汉语的承受能力，我们要试验汉语的承受能力，试验汉语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