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媒介多样化的今天，尤其是无孔不入和天马行空的新媒体异军突起，反倒使人们选择阅读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客观地说，是由应接不暇的信息量和粗制滥造的内容带来的。

一些评论家充当了粗制滥造内容的有效推手。凭借手中的妙笔，信笔雌黄。但对那些坚守诗歌美学的读者来说，通常是不屑一顾，或是在网络上的某条诗界新闻下的留言中直言不讳。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解析这种“曲高和寡”的现象，但实际上，这是某些评论家不能恪守和捍卫诗歌导向的责任缺失，是对诗歌本质的亵渎和致命的打击。

经常有朋友告诉我，现在的诗看不懂，所以很久不读诗了。其中不乏是研究当代文学的大学教授、学者。

作为逾30年的诗歌写作者，我亦被这种现象困扰，并不时地在考问自己：什么是诗？继而不断思考什么是诗歌的本质？

中国诗歌有中国诗歌的专属血统，这个血统就是我们民族亘古不变的文化自信，并承前启后。

有史为证，诗歌早于文字记载，《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中最早的诗歌总集。早在战国时期以前，诗歌穿梭于典礼仪式演奏，贯穿于外交活动、社会交往中，人们运用它沟通彼此的认识，批评或褒扬人物，评论时政……无论唐诗，还是宋词元曲，即便是发韧于上个世纪初叶的新诗，也始终坚守中国诗歌得固有血统，是中国诗歌得以不断进化，而非悖离。

某些研究者草率地冠以当下诗歌“边缘化”之论，实际上是为诗歌成为小众把玩的藉口。但不论他们对一些看不懂的诗歌怎么粉饰，永远不可逆转诗歌是属于人民的这一本质。至于边缘化之论，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毋庸刻意就能发现，诗歌在中华大地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它从来不曾游离于每一个炎黄子孙之神经，随时随地会被唤醒和犹如琴弦一样时时拨动。

现在诗歌似乎沉浸在一种说怪不怪的“髦的合时”的漩涡当中，就是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诗作吸引眼球，不惜拐弯抹角地描述“不可描述”的情境或是自我体悟，似乎诗中沾染一丝邪气，才能引起“围观”。一些诗歌写作者热衷于这种写法，好像是为了迎合当下的大众低俗审美。然而，是一些写作者低估了大众的审美水准——当下大量诗歌作品中能让人们通过文字看到美，想到美的作品太少，时间久了，作品堆积成一座孤岛，无人造访。

我们对一首诗，或者说对一位作者的评判，往往不是将他的作品只读一次就能随意给出的。况且人的心境彼时彼刻，这事那事的，总会有些不同，那么在此情境下的阅读，也会有别样的理解和感触。这是诗歌独有的魅力，因此奔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长河中，迄今年轻着，激昂着。

今年4月，笔者有幸出席了在浙江金东举办的“施光南音乐节”。在音乐节演出活动中，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原副主席陈晓光先生有感于施光南的艺术成就时说：“艺术歌曲通俗化，通俗歌曲艺术化，这是光南的创作追求，也是他的作品得以传世的缘由……”。

这番话也是同样适用于诗歌的，无疑是对诗歌本质又一诠释。

现在的很多诗歌写作者，把功夫或是技巧用在了意象的罗列和堆砌上。据说现在有了用于写诗的软件，你只需把想要描写的客体或是某种情绪的词汇敲进电脑，它就会给你攒出一首诗来。在我看来，现在的某些作品，实在是具备了机器诗的特点了：词句花哨，不知所云。这种机器式的诗，自然没有人的情感浸在其中。

写诗需不需要技巧？有一种回答是可以肯定的，技巧是诗歌写作的雕虫小技。当写作黔驴技穷时，才会不停地召唤它。

诗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写，写作者要通过个人情感的抒写，置身于社会和时代，拥抱人民大众。诗是唯一可以实现和自己内心对话的语言，也是可以和整个世界对话的语言。即便作品无法负荷太多的社会或时代责任，但至少应该通过文字间的诗意或是诗句背后的哲理，传递真、善、美的火光。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