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张二棍，二十八岁开始写诗。俗名张常春，十八岁进入地质队成为钻工。张二棍和张常春彼此借命，“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像极了一根根稻草，往一个叫做‘张常春’的人身上压迫着，我越来越重越来越害怕，我希望寻找到一个‘张二棍’和我一起来背负这些要命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张二棍’能够用字句把这些稻草运送到纸上，这样我会轻一些……”（霍俊明、张二棍《无非是，把一尊佛从石头中救出——张二棍访谈》）

细究起来：此人天蝎座，晋人（山西代县西段景村，滹沱河）。王单单称其为“棍君”，其面相看起来就很底层、很沧桑、很接地气。如果把他拉到大街上、人群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木讷、友善、单薄、黑脸膛、小眼睛、浅眉毛、深眼眶的北方汉子会是一位诗人，更多会认为他刚从工地、矿山、煤窑和庄稼地里干活回来。每个人都会累积自己的精神肖像。每次看到微信和刊物上张二棍的照片（大多都是黑白色的，大多是蹲着或者坐着），我都会端详很久，有一种异样（包括亲近）的感觉。也许，面貌、形象上的特异反倒是刺激了阅读者的口味。

张二棍是经历过社会淬炼、迎受过苦难的人。他—面如罗汉而心有蔷薇，但是能否据此写出相应的好诗则还需要另一种才能。我想到刘年关于张二棍的印象：“你白眼青天，蹲在石头上 / 像八大山人画的一只苦斑鸠”。

写作也是一种修行，对于张二棍来说诗歌类似于黑夜旷野里的一丝微火。诗歌也许是一种语言宗教，这形成的必然是以诗论诗的“元诗”——“一整天，我都在修剪一首诗。一整天 / 我都像个患有洁癖的人，一遍遍 / 清洗着诗歌中太过抒情的污点 / 那些独自疼痛的词汇 / 有什么用。不过是埋进自己血肉的 / 钉子。让别人觉得难堪 / 现在，我把它们一一捥出来 / 给自己看。”（《徒留〈衣冠冢〉》）这是语言和世相的磨镜者，逐渐显形的过程成就的是一个揭示者。深晓真相的人，往往是更为痛苦无着的。词语是肉身，也是诗人的衣冠冢，“掩旧卷，如填新坟”。近期，张二棍诗歌的“元诗”倾向逐渐突显，比如《元神》《徒留〈衣冠冢〉》《我不能反对的比喻》《对一首诗歌的统计学》。这是一个诗人文体自觉能力的强化，他尝试的《敖汉牧场·羔羊·雪》《山野书》等小长诗写作也是如此（此前多为短诗）。在阅读感觉上我更喜欢《异闻录》《某山，某寺》这样经由短章构成的现世光影的寓言笔记体，真切而有虚诞，端正而又荒诞不经。

朴素、纯粹、隐忍、悲悯、痛彻、虔敬、荒芜、冷彻、向下、沉入，这是张二棍的精神态度和诗歌质地。而现实生活中的二棍具备高超的冷幽默，我在给他做访谈《无非是，把一尊佛像从石头中救出》的时候极其会心地领略了这一点。一个人为什么写诗？对于二棍来说既是寻物启事也是自我劝慰，这也是冷暖色调的自我调侃与嘲讽，是一种无奈，有时也是以退为进。

对于张二棍来说，他是用诗歌来反动自己或唤醒自己，“人的下场，不必是诗的下场 / 但诗的下场，终究是一个诗人的下场”。诗歌是他的替身，诗歌替他一次次超度，替他一次次忏悔，替他一次次起死回生。张二棍是隐忍的，他的诗是精神重负之下压榨的结果。他把无名者、残缺者、悲苦者、零余者、孤独症的群像活生生地放置在我们面前。对于记忆的功能来说，张二棍的诗歌携带的却是无助的挽留。

在乡愁式微的年代，谈论人与诗都不会轻松。同样，张二棍成为这个时代常见的“乡愁者”，一个人的精神出处和生存空间却正在空前坍毁。“喊魂吗？”诗人在野！在一个去除精神寄托物的时代，曾经存在于自然、乡野和世道的秩序、神秘和意义都瞬间土崩瓦解。一切都成了逝去之物，体验失去了根基。如何能够重绘一份沦丧的、破碎的“精神地图”成了当代诗人宿命般的工作，“我又聋又瞎，还穿梭在 / 未亡人与早逝者 / 互相找寻的路上”（《我老了》）。张二棍和同时代的很多诗人一样怀有愁苦，但是他的乡土和乡愁却并不是廉价的，而是变形、变异和延异的。乡愁是善良的也是污浊的，这是清醒的张二棍。担得现世之痛，他也怀着个人乡土乌托邦的愿景。这一愿景极其虚幻，明知自欺欺人但也在竭力维护。撕开这层薄纸，背后正是残酷难掩而有冷彻入骨的人间。越是温情的、平静的、愿景的，就越是不安、残酷和悲壮的，“大水漫岸。大水退去。/ 大水没有冲垮房屋 / 没有淤平田地 / 没有带走牛羊 / 1961年没有 / 1980年没有 / 最近也没有 / 甚至，没有大水 / 没有地震，瘟疫，战乱 / 这生机勃勃的村庄 / 这沉默如谜的人们 / 没有一个祖父厌世 / 没有一个父亲虚无 / 在这里，我学会 / 写春联，编鱼篓，杀鳝 / 我学会不动声色地 / 埋葬溺水的亲人。我和所有的水 / 没有敌意”（《默》）。得到了语言，失去了土地。滔天的乡土洪水中诗歌成了方舟。这是悲悯，也是痛彻，而它们都是以压抑自我的方式出现的。当然有时候张二棍也是乖张和批判的，既是自我与自我争辩也是自我与他者反诘。他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凿壁者——“怀揣刀斧的心”，惨痛、隐忍、无望、吊诡的现实经验几乎无处不在。张二棍在此境遇下有时候长啸呼号有时又欲言又止、点到为止。此时的诗歌之真几乎等同于时代的痛感。即使是在处理惨痛的现场和公共现实的时候——比如也出现棚户区、垃圾堆、矿场、脚手架、绿皮火车、穷苦的乡村、出租屋、医院、火葬场烟囱、城市底层，张二棍大体能够做到以介乎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视角切入，予以普世性层面的还原——比如《今年已发现21头江豚死亡》一诗中把江豚的死亡和街头清洁工的命运构架起来成为“命运共同体”，带给人们的不是表层和迂腐的伦理化的现实附着物，而就是现实的深层结构本身，携带着更高的时间法则和生存秩序——“在乡下，神是朴素的”。

他还是一位徘徊式的行吟者，这位地质队员转换成诗人身份时就具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托钵僧的象征。他不能在旷野中避难或偷生，他只能发出与旷野相应的低吼或者狂啸，作为钻工劳累一天之后在旷野上躺下来与头顶的星空相遇。这是生存的淬炼和精神引力。行走，阅历，设身处地，耳闻目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诗歌的精神能见度和思想能力。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客观之诗人，他是一个现场和山野的指认者，提供了证词。但是，不能据此忽略了张二棍的内省能力、玄思能力以及超拔的想象力。诗歌是“与己书”，诗歌往往是诗人自我争辩、盘诘、龃龉的结果，“我肯定也暗藏着，日渐无用的 / 管道，与阀门。我肯定无法完成 / 对自我的，检验和修复 / 我肯定，这寂静，暗藏着毁灭 / 与轮回”（《寂静帖》）。写作者不能一味依赖现实经验，因为不仅现实经验会枯竭，而且现实经验在当下变得如此趋同而变得如此不可靠。

高士林中卧，诗歌雪里藏。这是一个试图走入安静的时有鸣鸟的树林的安闲和超拔的人。这些诗歌和事物对应的时间基本是静态和凝固的，这是凝视、冥思的结果。这些诗直接面对了时间的恒宁本身以及自我的精神世界和纯粹意志力。与其说是一种永恒幻象的“纯诗”追附，毋宁说是曾经的稳定性前现代结构的扶正——比如《无题》《与海书》《有间小屋》《空山不见人》《醉卧录》这样的诗，“在一座无名小岛上 / 修盖木屋，晾晒咸鱼 / 我将耗尽一生，做一个无用之人 / 我将耗尽一生，修炼对大海的敬意”（《与海书》）。晦暝不已的“暮色中的事物”和苍茫人世在精神观照中得以显形，他将那些被掩埋之物重新挖掘出来。这位勘探者不断停下来，俯身独坐，仔细掂量那些轻微或滞重之物，顺便掂量下人世的渊薮和时间的重量，“俯下身来，和一支断折的草茎交换名姓 / 把脚下，方寸皲裂的泥巴，认成泥泞的故乡 / 俯下身来，就是怂恿一滴清心寡欲的露水 / 有了蔚蓝，无垠的妄想。让它成为国度，收容 / 无依无靠的白云，缝补支离的群星 / 让它经历过这一场浩大，不慌张，不潸然 / 最好是，沿着命定的轨路”（《俯身》）。诗歌，正是他的耳语。需要提及的是，景观社会无形中已经被媒体化和制度化了，快速的现代性生活使得长久以来诗人和艺术家们对事物和内心的凝视状态被整体取消了。瞬间、即时、碎片的液态社会取代了连贯、恒凝和整体的固态结构。这最终导致的是“失去象征的世界”。据此，张二棍是一个反抗逼迫感的代言者，为贱命代言、为时间作传、为天地立心。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一个观念制造者，这一观念来自于他深层经验的树立和验证。这些诗性层面的观念在张二棍这里体现为箴言以及劝诫、忏悔、自省的句子。张二棍的诗既是朴素的也是感伤的，融合与撕裂一直在他的诗中反复拉抻，“这个不断记录的过程，藏着一个人的卑怯与骄傲，妥协和坚持”。他一次次把我们带到生活现场，带到白热化的生存事件，带到冷飕飕的精神的悬崖上。在张二棍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绝不轻松的生活经验、文化经验和个人境遇，而对于诗人来说更重要的责任则是将其转化为语言的内在经验。由是，张二棍也是这个时代不多见的寓言制造者和情境叙述者。在张二棍这里，我感受到最深的是经过反复磨砺的“命运”“贱命”“薄命”“宿命”，“说说韭菜吧。这无骨之物 / 一丛丛抱着，但不结党 / 这真正的草民 / 用一生的时间，顺从着刀子 / 来不及流血，来不及愈合 / 就急着生长，用雷同的表情 / 一茬茬，等待”（《草民》）。锤心刺骨也好，释然和解也罢，这一切都具化为山川草木、乡下事物、底层面孔、社会万象、“众生旅馆”、农耕废墟和时间荒野。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诗人强大而朴素的心象生成和拓殖出来的。张二棍做到了微言大义、具体而微，又往往能够做到洞若观火、不动声色。这是大悲悯、大悲痛、大情怀使然，同时也是不可捉摸、无从把握的命定感导致的被动者的捉襟见肘、束手无策与焦虑惶惑，“我学会不动声色地 / 埋葬溺水的亲人。我和所有的水 / 没有敌意”（《默》）。这个诗人的骨头是硬的，他被这个社会压榨，反过来他又压榨自己，让灵魂和命运从文字的缝隙中渗漏而出。他是一个重击者，他的诗直击内心，类似于早年乡下夯击地基的巨石。像石匠把佛像从石头中救出来一样，他从诗歌中救出自己，救出语言这位朴素的乡神。张二棍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往往是在看似不经意间就抖擞出尘世最为赤裸无遗的本相——就像是一个人随手抖掉身上的尘土。功夫在诗外也好，诗心机敏天然也罢，这都印证了张二棍是一个不能被低估的诗人。无论张二棍被认为是何种类型和风格的诗人，这倒是次要的，因为严格意义上讲诗大于诗人，最终是文本的成色自证清白，“青弋江幽深。可供屠夫净手，戏子洗面 / 而我始终没勇气，掏出自己 / 那本薄薄的诗集。我怕，淘洗过后 / 纸上，什么都留不住。我怕连纸也留不住”（《桃花潭记事》）。

滔滔尘世之水中,有诗为证。张二棍用命做舟，用语言铸桨，完成精神的救渡，“我大病一场，也是绝唱”（《秋日弹》）。

这个时代的诗人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而在生存中又往往沦为了感官欣快症者。张二棍为了挽留母亲的生命卖掉了房子。在一次酒桌上，我看到二棍趴在了桌子上。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无比的疲累，他太需要一个精神支撑了。稍稍令人安慰的是他早已找到了这一支撑，无疑，这就是诗。

张二棍，本名张常春， 1982 年生于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