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瓒2018年12月20日发言稿整理

谈论女性诗歌，根据我的经验，往往首先需要进行概念的辨析、观念的纠偏以及文学现场意识的增强。

“女性诗歌”指的是哪些人的诗歌？

是何种样态的文本？

在文学批评场域，由谁在界定“女性诗歌”？

他们又是如何界定的？

如果不对相关的概念进行明确的说明，笼统地、含混地指称某人或某群人的写作，或者仅从生理性别出发把所有女作者的诗歌归为“女性诗歌”，这样的批评可能是不具生产性且缺乏历史感的，因而可能是无效的。

文学史上，我们有过对女性写作者身份的特殊供奉，比如“才女诗人”，她们的写作被称为“闺阁诗”，女诗人的风格也常被笼统归纳为“婉约”。西方文学里也有专门的词，以Poetess指称女诗人，还有以“蓝袜子”命名的贵族女性沙龙，此词后又代指女学究等。

与“才女”、“闺阁”等概念一样，Poetess和“蓝袜子”起初都带有贬义，反映的是男权社会对整体的女性创造力和思想能力的轻视心理。当然，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了，曾经带有贬抑意味的词语在女性主义观念普及的今天得到了反思与改写。

我们今天所说的“女性诗歌”当指依然在演进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的思潮和现象，因此也要求谈论者具备文学现场的意识。这种意识要求我们不要把女性诗歌孤立起来看待，在这个批评视角下的女诗人的写作不仅与同时代、与其他写作群体，也与新诗历史传统和诗歌写作的伦理向度密切相关。确认各种文化和政治的关联性，探寻写作的哲学基础，是女性诗歌写作及其批评的使命与责任。

女性从事写作的条件是批评和研究者经常会注意到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历史上，由于遭受种种不公（包括创造力歧视、教育不平等、社会性受限等），大多数女性无法具备自主、独立的个人主体性，难以与男性，与其他国族、其他阶层中的另一些女性那样，获具坚实、纯粹的精神自由以及追求平等、公正的社会理想，而且也因为一定时期里性别状况经常是变化的，性别歧视的观念曾经被推翻了也可能会重新泛滥，女性一度获得的权利也可能被收回或剥夺。

在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再次反思女性写作的条件，从而切实理解女性表达的迫切与相关议题，而那些试图在批评实践中消除性别话语，比如超越性别的提法，基本是一种观念的理想化和概念化，而非建基于性别状况的切实思考。

在今天的语境中，女性实现充分的社会化，消除对女性的歧视，积极探索两性差异、不同阶层、族群中女性之间的差异，克服性别本质主义，扩大女性投身现代科技和社会各领域的机遇，不断地激发女性创造潜能和创造力，是我们思考和讨论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乃至女性诗歌的观念前提。

这个前提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它是写作者立场的宣告和秉持的信念，也可以说，它是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迄今的当代中国女性诗歌传统的体现。

一方面，作为写作成果的当代女性诗歌显示了开阔、积极、前卫的艺术气质，另一方面，女性诗歌写作者又需要不断地反思、对抗新的性别不公现象和旧的性别观念的回潮。而且，女性诗歌及其写作者所要面对的“现实”当然也是非女性诗歌的写作者们共同需要面对的。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三十多年，或者，如果我们将这一视角前推，也可以论及女性诗歌四十年，我倾向于将这向前追溯的几年理解为女性诗歌诞生的土壤的形成阶段，即对应于当代诗歌史上的朦胧诗阶段。

张桃洲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简史（1968-2003）》中，把1980年代中期产生的女性诗歌思潮理解为“第三代”诗歌“生命意识、自我意识”启发女性诗歌“作为个体的性别意识和角色意识”的结果（P97）。这一点我基本是赞同的，而接下来需要探索的，则是基于这一点的进一步分析和总结，去指明女性诗歌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哪些新鲜的内容，或者说，“性别意识和角色意识”的意义如何经由女性诗歌推向更广泛的文学与文化领域。

女性诗歌及其批评为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性别话语，在当代中国始终没有得到推广并与其他批评方法与研究话语相融合。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与文化批评方法在中国的接受处境也是需要反思的，女性主义被广泛地但仅限应用于对于女诗人、女作家有关女性题材的作品的研究，在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中，性别视角的阐释与批评非常有效，却没有被总结为一种理论方法并转化为认识现实的能动性的力量。

在思想领域里，“政治正确”在根本没有贯彻的情况下就遭到批评与摒弃，这是我们的尴尬。

因此，在谈及女性诗歌的“现实”时，对于已经有过积淀的这近四十年的写作“现实”，我无法像韦勒克谈论文学史中的“演变”概念那样，给当代女性诗歌提供一幅演变的图景，不能够将其设计为不断进步（或不断衰落）的线性时间流，尽管我也可以以文学思潮的观察者身份对之进行一番描述，如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所做的那样。

我甚至也可以用一种轮回式的历史观念，将近四十年的女性诗歌思潮理解为“分-合-分”（凡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模式，但是这对于辨析女性诗歌在当代诗歌中的位置却少有裨益。我以为，把当代女性诗歌理解为一种自觉的“空间的实践”或许可以避免那种被孤立或自我孤立的局面。

这种“空间的实践”的自觉可以具体理解为身份与性别的能动对话，是对代际、媒介和语言等场域元素的重新整合与再辨析。

女性诗歌写作者的身份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单一的性别（生理的性别sex）指认，而应该被自觉建构为多重的、流动的身份述行。

一位女诗人既因为她是一名女性，也因为她可能还是一位女工、艺术家、媒体人、海归、军人、科学家、学者等，她所来自的阶层与她自觉开拓的人生领域，帮助她丰富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性别气质，同时，她的性征也可以是多元的、流动的。把身份、性别因素置于“空间的实践”之中，也有助于打破代际划分诗人群体的传统批评方式。

我们惯常采取的“以出生年代”为依据的诗人代际划分，比如70后、80后、90后等，在日本当代文学中，则是以创作活跃年代进行归类。比较而言，我觉得，以“创作活跃年代”来考察女性诗歌，讨论其写作面貌和时代的关系可能更有效。

或者，不同于男性主导的诗歌界，当自觉地放弃代际更替的批评思路，放弃动辄pass或打倒前人的做法时，当代女性诗歌写作者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关系性，在女诗人们之间，在共同活跃着的当下，以一种“同时性”的方式存在着，相互学习，并致力于在共同的处境中寻求表达的个性与差异性。

作者简介：

周瓒，诗人、学者、译者、戏剧工作者。

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出版有多部诗集、诗歌论著，从事诗歌写作与文学研究之余，亦致力于诗歌和帐篷剧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