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一百年间，中国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也有一批作品成为我国文学中的经典。在新诗诞生百年之际，将视角转向北大这个新诗的摇篮，或许是必要的，也将会是有帮助的。

新诗一百年的历史，无论是诞生，还是发展，都同北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胡适的诗歌水准有很多人怀疑，但没有人会否认他的新诗助产士的角色。新诗作为一种文体，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与以前的中国诗歌完全不同，它是另一种诗。由此，我们不难猜测出直到现在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内的文学爱好者都无法理解或欣赏新诗的原因。而在新诗诞生之初，胡适恐怕是自觉没有把握开创一种新的诗歌的。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尝试集》，就是这一名称揭示了我们的新诗的一个秘密，即它是需要不同时代的不同诗人去反复尝试的。

为什么新诗非要有人去开创不可，而既然它完全不同于旧的诗歌，那有什么标准可以称其为诗歌？这些都是新诗研究者需要回答的问题。而作为新诗爱好者，我们只需回顾新诗诞生的时代背景就可明了问题的所在。

新诗是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及启蒙的任务有关的，新诗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运动，使用白话文是其中文学革命的基础及重点所在。当然，新文化是否成功不取决于新诗是否成立，但从文学革命上讲，白话是否能写诗却是其中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胡适显然知道新诗是不同于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新的东西，但他对新诗仍没有清晰的认识，他的新诗不过是白话诗的另一种说法。为了提升白话文学的地位，胡适写作《白话文学史》，试图将白话文学定为一尊，他当然失败了，这种失败也体现在他的《尝试集》中那些具有打油味道的新诗之中。

一种新文学成功与否始终在于它能否产生新的与之匹配的形式及用这种形式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古代的白话诗审美性缺乏，是因为它们使用的并不是与之匹配的形式而是文言诗歌得以成功的那种形式，它们并不追求自己独特的审美性，而是甘当文言诗的附庸，满足于宣传或是娱乐。胡适想给新诗找到一个中国的远祖，却没有认识到根本不存在这一远祖。新诗是受外国诗歌启发的诗，是需要尝试的诗。留学美国的胡适领风气之先，尝试给中国诗歌松开五言七言等形式的“裹脚布”，像《两只黄蝴蝶》这样的诗仍脱胎于古代诗歌，而《尝试集》后面几编就带有更多大胆的尝试，慢慢溢出了文言诗歌形式的边界，至于胡适翻译的《关不住了》竟然比他自己写的很多诗都要更加自然也更加像是新诗。

新诗写作是艰难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现成的形式，在新诗诞生之初，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连一代文豪鲁迅也不敢轻易尝试，他只写了一些散文诗及打油诗。吊诡的是，鲁迅的部分散文诗反倒是那一时期所写的真正成功、真正现代的诗。这让人想起废名所说的“新诗的形式是散文的，而内容是诗的”的著名论断。

如果说胡适等新诗草创时期的人写的诗还是粗糙的，而到了徐志摩、冯至、卞之琳及九叶派诗人的手中，新诗的语言及形式则要成熟得多。

情况似乎与古代不同，我们的新诗语言的成熟要慢于白话散文，民国时期，我们在散文领域就产生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新诗只是产生了若干伟大的诗篇，就连卞之琳和穆旦这样成就突出的诗人都不是伟大的诗人。究其原因，是因为新诗并没有白话散文及小说那样的积累，更没有榜样可以模仿，有的只是诗人自己的诗心、热情及他们在外国诗和翻译诗启发下所得到的不同于古代诗歌形式的更加多样化且难以把握的形式。

诗歌的形式是需要一代代诗人积累的，从胡适到现在的诗歌，这种积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它使真正进入新诗阅读及写作的人可以将所谓的新诗合法性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因为自有文本可以说话。或许，新诗真正的传统正在形成，而新诗美学及理论上的构建也正在进行。

毫不奇怪，新诗是伴着一次次历史事件而发展及成熟的。它随着新文化运动而诞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一个高潮，而在五十年代及其后的文革中则走了一段弯路，可喜的是，在这之后，经过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朦胧诗、后朦胧诗在审美启蒙上的再出发，现在的新诗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文学高度，其成就要超过现在的小说。

新诗的尝试在时代中变化着，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每一次尝试都是新的开始。而这每一次开始都蕴含在作为总结的诗选之中。当我们意识到这点，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每种诗歌选本都有自己的个性，面对它们时，我们要问的是编者为何将这些诗人、这些诗歌编在了一起，选本的体例及内在精神又是什么。

打开《北大百年新诗》的目录，我们会看到编者对其做了时代上的划分，这种划分虽然粗糙但非常有效，能说明很多诗歌史上的问题。编者不仅意识到每一时期诗歌的不同，而且在各个时期诗歌数量的选择上也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尤为可贵的是，我们能看到1950-1976年这一时期的诗，编者没有回避它们，而是将它们放在整个北大百年新诗的历史中，视其为中国启蒙及文化变革中的一种尝试，它们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期北大师生的独特品格。

而在八十年代，北大真正成为中国诗歌的重镇，其中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戈麦、西渡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诗人。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同于前一时代诗歌的审美上的转向，与鲁迅的散文诗一样，这种转向将人的自我意识放在了首位，它不再是宣传式的将自我淹没的诗，而是彰显自我、挖掘自我的诗，内在的幽微的自我并不排斥外在，而是始终与之展开对话，并对内在意识中的各种事件进行反思。

这种内在性是部分新诗难于理解的原因之一。难于理解并不是诗歌的坏处，关键在于读者是否有能力有勇气接受这种挑战。可问题是我们的诗歌及审美教育都没有能跟得上文学及艺术的发展。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大众长期漠视新诗，相应地，在部分写作者那里，诗歌每每与资本媾和，诗歌圈乱象丛生，诗歌中的反思及审美似乎成为一种奢侈，这无疑加深了大众对新诗的误解。在这个并不属于诗歌的时代，一片乱象中，北大的诗人们对诗歌本身的坚持就显得尤其可贵。

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远比以前的诗歌更为复杂，新诗在形式及表达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作者进行了更多尝试，最重要的两方面或许是对叙事性及智性的追求，而这两方面都是很多熟悉了古代诗歌的读者所不熟悉的。对于现在的诗歌写作，任何标签都是无效的，真正好的诗歌是有个性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已经探索完毕。

和小说不同，诗人无法用诗歌来谋生，这也使诗歌不必去迎合什么。好的诗歌并不忽略读者，它将读者视为与自己具有同一水平，认可读者具有真正的理解力及领悟力，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尊重读者。北大诗歌就是这样的尊重读者的诗歌。

当然，这样的诗也是复杂的，对此，常见的一种看法是，北大诗人的写作是一种学院写作。在一些人看来，学院写作没有生活，无病呻吟，只注重一些无关痛痒的技巧。他们没有认识到诗歌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技巧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关键在于你写的诗能不能成为真正具有审美意义的独特的表达。只要他们放下偏见，认真看一看北大诗人们所写的诗，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荒谬。

或许“北大”真的代表着什么比较固定的东西，但将北大诗歌看作铁板一块却是错误的，北大并不是也不能是诗人们自提身价的标签。无论诗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无论它同诗人们写作的关联有多么不同，北大都首先代表了北大诗人生活、写诗及发声的一个场域。

学院是诗人尝试的起点，真正的诗歌都会以不同的层面超越学院。在北大，我们有臧棣、姜涛、胡旭东等诗人教师，他们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同时，在五四文学社内部也聚集了风格各异的校园诗人，他们将是北大诗歌未来的生力军。

北大诗歌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甚至可以使“北大诗歌”这一名词成为空洞得不能再空洞的标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旧有效，比如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宣称它会培养更多风格不同的诗人。在这一点上，北大确实无愧于新诗摇篮和发展重镇的称号。虽然北大诗人的尝试无法涵盖现今所有的诗歌写作样态，但北大诗歌的精神和品质对于中国新诗却是重要的，无法想象新诗缺少了北大这一重要章节会怎么样。

新诗一百年的历史不算长，我们很难说将来会有哪些诗歌真正留下来成为经典，但我们可以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了解新诗、体会新诗。作为读者，我们的视野有必要大一些，只有经过已经写出的风格不同的好诗的试炼，我们才能准备去迎接那些还未写出的可能带来新的突破的诗歌。

《北大新诗百年》所选的诗歌让我想到诗人臧棣关于新诗的一个论述，他说新诗就是新于诗。包括北大诗人在内的每一代的中国诗人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诗歌，或许它们并不能全部做到像臧棣所说的那样刷新诗歌，但它们中的很多尝试都是独特而有意义的。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卞之琳，无论是海子、西川、臧棣、西渡还是选本中的八零后、九零后诗人，他们的写作都散发着各自不同的魅力，新诗正是凭借以他们为代表的优秀诗人的不懈尝试才达到现在的成就。

新诗不是死的东西，新诗始终朝向未来，它的尝试永远不会停止。谈论这样一种还在生长中的事物是困难的，它要求我们去读、去写而不是去空谈、去怀疑。

北大诗歌是什么，新诗的精神又是什么，或许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其中所涉及之事的内涵是复杂而精深的，或许一切都要从诗人们独具个性的表达中寻找吧。

（作者为北大五四文学社成员）

书名：北大百年新诗

主编: 臧棣 西渡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北大典藏系列

出版年: 2018-5

页数: 465

定价: 5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20107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