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1954年出生，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当代国际诗坛》主编。

　　第14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唐晓渡

　　颁奖辞

　　唐晓渡像一个诗人那样感受，又像一个思想者那样沉思。他诚恳、深邃、先锋、正大，三十多年来，一直珍惜自己孤立的声音，深度参与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建构。他出版于二〇一五年度的文学评论集《先行到失败中去》，保持着一个诗歌亲历者的敏锐，问诊各种写作潮流，考辨不同诗歌问题，并对众多诗歌写作者的境遇心怀体恤。他既温和又尖锐，既关注正在生长的现象，又能贴身而内在地理解它们。他的著述，是当代诗学中最具建设性的部分之一。

　　答谢辞

　　获奖总是令人高兴；但冷不丁儿地意外获奖，却也令我同时感到某种惊惶和不适，其情形仿佛真被天上突然掉下的馅儿饼砸了头。请原谅这比喻有点粗俗，再说也不足以表达我内心所受到的激励，为此我要格外大声地表达我的感谢：感谢本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委会的各位评委！感谢设立此奖的《南方都市报》！感谢为本次评奖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所有朋友们！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感谢诗———不是因为她帮我获得了某个奖，而是因为她允许我在其庇护下安身立命。是的，安身立命，这是我作为一个诗歌服务生三十多年来最深切的感受。

　　就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而言，我所从事的工作始终具有业余的性质；而我之所以三十多年来一直扑腾其中，一半是因为除此别无所长，一半是因为诗的吸引。前些年某电视台曾有一档匪夷所思的节目：记者随便拦下一个路人，劈头就问“你幸福吗？”有闻于此，我庆幸不是那个被“剪径”的倒霉蛋。不过，假如有人问我“为诗工作，你幸福吗？”我将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首肯；同时我会指出，这里的幸福必也同时意味着困惑和苦痛，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

　　幸福也好，困惑、苦痛也罢，都是我所谓“安身立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所指首先是我的个人经验，但显然也会牵动我曾反复谈到的当代诗歌困境。确实，如果说在我服务于诗的三十多年生涯中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话，那就是对这一困境的思考和应对，据此凝聚了我对语言、人生、命运及历史的思考和应对。我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突出之处，事实上许多同仁都比我做得更好；对我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过程本身。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步领悟到，接受诗歌的教育是一种更好的自我教育，而在一个信仰崩坏、理性残废、价值离乱、方死方生的世界里，坚持与诗对话，与困境对话，或许是追求精神自治的最佳方式了。

　　热爱越深，对困境的体验就越深。反之亦然。诗的困境说到底是人的困境，人类文明的困境。意识到这一点不会使我们陷入彻底的无助，却足以令我们慎言“破解”，因为钥匙或密码并不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且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钥匙或密码。

　　我听说有关癌症最前沿的破解之道是与之共存；尽管我对医学一窍不通，却也能理会到，这里的“共存”决非无可奈何之下的苟且选择，其中蕴含着有关生命和存在的大智慧。类似的破解之道，类似的生命和存在智慧也适用于诗的困境吗？也许吧。

　　“在诗面前，必先认命如宿”

　　南都：《先行到失败中去》这个书名有何涵义？

　　唐晓渡：你或许看得出，这是改写了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先行到死亡中去”，说的是追求他所谓“本真存在”的人必具的一种人生或哲学态度。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他却在说不知死，焉知生，二者虽可互为补充，但后者更多警醒意味，令人叹服。

　　至于用“失败”替代“死亡”，则和诗人麦城有关。大家都知道“关公走麦城”是失败的同义语；一般人会觉得“麦城”不吉利，居然被他用作了笔名。我在评论他的一本诗集时，就改写了海德格尔的那句话做标题。

　　这个时代以追求成功为风尚；可惜无论人生还是写作，都不会以什么常情、风尚为转移。在浩瀚的人生和诗的无限可能性面前，所谓成功往往也就是失败，而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失败。就此而言，先行到失败中去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必先认命如宿，然后或有点作为。

　　“大震荡、大裂变、大分化”

　　南都：毕业后你被分配到《诗刊》编辑部工作，可以说开始真正介入诗界的现场和前沿，它和你之前想象的有何区别？

　　唐晓渡：我相信，即便没有被分配到《诗刊》，我与诗之间的因缘也不会断。来到《诗刊》，如您所说“开始真正介入诗界的现场和前沿”，对我是一件幸事。我曾在一篇长文中详细描述过置身其间和此前想象之间的落差，那时的诗界正处于大震荡、大裂变、大分化的紧要关口，观念冲突十分激烈，风波险恶也远胜于今天。民间压抑和蕴酿已久的巨大诗歌能量已变得越来越不可阻遏，虽然“朦胧诗”的“合法”地位尚不确定，但更大的喷发已然可期。《诗刊》在这方面可谓处在风口浪尖上，而我敏感并为之兴奋的，正是这一方面。

　　南都：说到上世纪80年代，你的名字经常和那时候的中国诗坛联系在一起，谈谈当时你和一些诗人的交往？

　　唐晓渡：上世纪80年代的诗坛气氛很活跃，诗人之间走动非常多。那时候大家都豪情万丈，而且个个自命不凡，一旦相聚，总是火花四溅：喝酒、论诗、朗诵，争辩，时不时来个派对，从周六晚到周日一整天，差不多都成了节日，经常通宵达旦……不过对我来说，最享受的还是二三子的灯下对谈，把灯光都谈暗了。在大学里学的都是些被过滤过、梳理过、编织过的文学知识，现在和那么多以前感觉遥不可及的诗人们打成一片，等于活在了诗歌和文学的原生状态。原生有巨大的魅力，一种热气蒸腾、烧烤或击打你灵魂的东西，也能让你看清许多关在房子里苦思冥想，想破头也仍然困惑不解的问题。

　　那批诗人中，我最早接触到的是江河和骆耕野。在一起喝酒最多的是芒克和杨炼，谈诗最多的则是杨炼。

　　南都：1988年，你和芒克、杨炼一同成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这个举动的起因是什么？

　　唐晓渡：原来我们一帮人住得分散。1988年初我和杨炼几乎同时搬到了劲松，而芒克本来就住在那儿，三个人只隔一条街，就有更多的机会凑在一起。某一天喝酒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平台，趁热打铁，一番策划，就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十几个人，也是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小生态、小环境吧。大家在一起交流思想，包括最近的读书心得，然后讨论某个成员的作品。一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改成半个月一次，还办了自己的杂志，就叫《幸存者》。

　　南都：直到今天，1980年代仍被视为中国新诗最好的时代，作为亲历者，你如何看待那时的诗歌热潮？

　　唐晓渡：所有超常的热情都和压抑有关。只有充分了解当代诗歌长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是怎样备受压抑的,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80年代那样的诗歌热潮。当然，还必须加上开放文化关禁，大量人们不熟悉，甚至闻所未闻的西方现代新文化新思潮，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涌入带来的活力，加上这种活力和“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合流。是不是最好的时代可以讨论，但那种总体上往宽处、好处走的文化氛围，那种无论矛盾重重，冲突多多，但仍不失精气神合一的心气儿，确实令人怀念，尽管同时也意识到它的不可复返。

　　“事件化”是诗的大敌

　　南都：这两年，诗歌话题再次成为热点，像是工人诗歌、草根诗人的走红，但往往人们关注的并非诗歌本身？

　　唐晓渡：这几年诗界确实比较热。诗集的出版、销售大大增多是一个直接的指标，也包括令人眼花瞭乱的各种诗歌节、评奖，无数的研讨会，就更不必说那些更能博得媒体和受众眼球的事件。事件化从来就是诗的大敌，但在传媒帮助促销的消费时代，似乎什么都可以拿来消费，诗被拿来过度消费一下，照说也不值得特别奇怪。

　　我更倾向于将其表述为诗和时代的相互选择。至于“工人诗歌、草根诗人的走红”，在假定“走红”是一个中性词的情况下，我倒认为更多体现了诗对时代的选择。在极为艰困窘迫的生存境遇中仍然没有失去对心灵和语言的关切，对良知、正义和美的信赖，没有失去敏锐地体察个体命运并实行精神自助的能力，在语言中为爱、悲伤、愤怒和无言造型的能力，不是更能让我们看清诗的根系所在，功能所在，价值所在吗？我不知道去掉了这些，所谓“诗本身”还能剩下些什么？当然还是要去读作品，比如秦晓宇等编选的《我的诗篇》。只有读作品，才能不被形形色色的“事件”所惑。

　　南都：你曾说，当代诗歌理论和批评呈现出某种贫弱的状态，这是基于诗歌自身的独特性，抑或是当下国内文化语境决定的？

　　唐晓渡：恐怕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有人说一个诗句抵得上一部中篇小说。做诗歌批评需要更敏锐更精细的感性，更高度的抽象能力和更大的耐心，不仅深入字面，更要深入字里行间的空白处。另外，就可征用的资源来说，在知识爆炸的背景下，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或跨学科的文化理论，用于小说批评似乎很应手，但直接用于诗歌批评就会显得粗暴，特别是在细读功力不足，又急于求成的情况下。

　　诗歌基于其本性不兼容于市场化远甚于小说，就更不必说美术了；诗歌批评和研究甚至更加脆弱，可见的是平台的既小又少，容易被忽视的是利害权衡下人才的流失。

　　当然也没有那么悲观。创作和批评的矛盾永远存在；我说“贫弱”，无非是指当代诗歌的成就及其对诗歌批评的内在要求，和匹配、满足这种要求的批评现实之间，差距之大超出了可以接受的程度。

　　南都：在这个基础上，你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东方诗学体系”，它可能的突破口在哪里？

　　唐晓渡：“体系”云云说得比较早，那时还足够年轻，还忍不住用“大词”呈一时雄心。做当代诗学和批评稍久，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即运思时从逻辑到范畴到概念术语，大多是被西方给定的，当代中国古典诗学的可能性长期不能得到发掘、转化和整合，同时西方以历时方式产生的诗学成果以“共时”方式一股脑涌入，成为跟风或抢占话语制高点的对象，有时又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煮。

　　中国古典诗歌如此发达而史学传统又传统深厚，但我注意到，在陆侃如和冯沅君之前，从未有人尝试过写诗歌史，从批评方法上来说，中国古典诗学及批评多的是“以诗论诗”，不追求体系性，一段段感悟式的语言，始终和诗保持着某种既亲密，又平行的关联。

　　前面说的是如何使诗学研究和批评最大程度地尊重诗不可消解的本性，并与之相匹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古典诗学和批评，从理念到方法，真的达到了“第一义”，非常高级。当年我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东方诗学体系”，现在回头看实在是有点大言不惭，但至少能提醒自己要更多地从中国古典诗学中有所发现。至于突破点嘛，当然只能是每个为诗工作的人，毕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配得上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