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敬文东著作《现代诗学问题列传》）

显在系谱，隐在系谱

在当今中国诗界，杨政显得很特别、很另类：他既有江南人勇于事功的特点（他祖籍扬州），又有蜀人散漫、戏谑，甚至不乏恬淡的道家个性（他成长并长期就学于四川江油和成都）。杨政少年得意，成名极早：20啷当时，已是1980年代后期著名的校园诗人、“第三代诗人”中更为年轻的佼佼者，甚至是领潮者。因了个性，但也许更是因了时运，杨政甘愿长期蛰伏，基本上不曾在所谓的“正规”刊物上，发表过多少作品；却被少数高质量的读者暗中阅读，被他们暗自叹服。要知道，真正的钦佩或敬意，永远是私底下的事情。

在汉语诗歌艰难行进的最近三、四十年间（亦即1970年代末期至今），大致上活跃着两批面貌迥异的诗人，都有很高的辨识度，也各有其颜值。第一批以李瑛等人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可以昂首阔步于《人民文学》、《诗刊》等国家级权威刊物；《星星诗刊》之类的地方重镇或诸侯，自然更不在话下——那仅仅是他们偶尔散步的后花园。考虑到1949年后中国大陆新闻、出版的实际情形，李瑛等人有理由被视作国家层面上——或国家主义——的诗人；他们认领的诗歌路数，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早已命定的“新”诗“老”道途，实在没什么好谈论的。另一批则以所谓的“朦胧诗人”，以及稍后冒出来的“第三代诗人”为主体。他们在诗学追求上，很自觉地与李瑛等人大异其趣，长时间无法为官方刊物（所谓“正规”刊物）所接纳。出于对表达异乎寻常的热情，或受制于强烈的表达欲，“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不得不自己动手偷办刊物，著名者比如《今天》、《非非》、《现代汉诗》、《他们》、《第三代》、《倾向》等。这伙人热衷于自己出版自己，不惜铅印与油印齐飞，钢板共滚筒一色，甚至对外宣称卖血换钱，用以筹措印刷经费。他们妄图以这种不无蛮横的方式，与国家主义诗人（或国家主义诗歌）相抗衡。这批人因此满可以被称作民间诗人、地下诗人，或者非国家主义的诗人；他们信奉的，则是面貌各不相同、彼此差异极大，甚至相互间大打出手的在野美学，却一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视作怪物。但国家主义诗人也好，非国家主义诗人也罢，他们在幻想通过诗歌扬名立万、谋取声名和表达自我那方面，性质并无不同——他们都可以被视作诗歌方面的事功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从表面上看起来近乎冰炭的这两批人，终于联手组建了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诗界的显在谱系。

但切不可因此而忘记，还另有一个隐在谱系。和诗歌方面的事功主义者比起来，组成隐在谱系的诗人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分量却并不因此而减轻，至少是不能势利性地被低估。比如，英年早逝的陕西诗人胡宽，今天仍活跃于蜀地成都的钟鸣，居于花柳重庆的宋炜，隐于苍山洱海之间的赵野，还有出没于帝都各个高级场所的国企高管杨政，躲在天涯海角一边写诗一边带孩子的蒋浩，奔波于西三旗和魏公村之间的冷霜，喝高了就大吼的秦晓宇，前地下著名拳师海波，房产巨亨周墙，撒娇教主默默，在成都宽巷子开“香积厨”以经营酉阳土菜的李亚伟……他们都可以被视作构成隐在谱系的那起子标准诗人，在暗中，在地下渠道赫赫有名，其本人又十分自信，虽然他们骨子里的骄傲不容易被局外人一下子辨识；而他们中的极端者，甚至拒绝发表作品，遑论出版诗集。宋炜最近几年发表的少量，却光彩夺目的诗作，竟然完全是泡弄刊物的朋友们“勒索”、“拷打”的结果。多年以前，赵野曾有一篇颇为动情的自述文章；其言其辞，满可以被视作存身于隐在谱系的诗人们的共同心声：“我们这群人的写作都处于一种地下或民间状态，我们习惯称呼体制内的诗人为‘官方诗人’，体制内的诗歌为‘官方诗歌’，并对他们有着诚实的不屑和蔑视。我们可能没有发表一首诗，但内心却很骄傲和强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师，或在向大师看齐，正在写着能进入历史的诗歌。”这伙人渴求知音的态度干脆、激烈而坚定，更明白刘勰早已揭露出的事实：“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当最初的虚幻之念和少年轻狂散去后，唯余对诗本身的赤诚，真是个云淡风轻，一笑而已，羞煞了多少以诗换稻粮的名利之徒、蝇营狗苟之辈。他们宁愿相信少数几个信得过的读者，宁愿让自己的诗作处于潜伏、隐藏和无名的状态，就像圣杯骑士团（Knight of Cups）的成员在暗中秘密传递自己的使命，却从实际行动那方面，凸显了诗的贵重、体面、尊严、坚定和不妥协的精神。在这伙人中，杨政发表的作品数量很可能是最少的：他由于过分骄傲，一度中断了写作，决“绝”地自“绝”于所谓的中国诗歌界。和构成隐在谱系的其他所有诗人没啥区别，杨政身上，也有着中国古人那股子麝香味一样的洁癖精神，不屑于同诗歌浊世相往还。而在当下，诗有可能获取的最高定义，乃是心甘情愿地不为俗人俗世所知，就像李亚伟说的：“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时分，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时, 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诗歌的两种读法与表达之难

每首诗看起来都有两种读法。最基本的一种，可以名之为欣赏式读法。这种阅读法的目的是感受美，体会诗人对人生的感喟，并获取共鸣。它让阅读者俯仰于、沦陷于或痴迷于诗自身携带的情绪。第二种可以被视作专业性读法，也可以名之为启示性读法。启示性读法的目的不在感受美，甚至不在获取共鸣，而是要从某首诗作中，获取诗学方面的启示——这要看某首诗究竟能否从诗学的角度，带来何种正面的经验，或者何种负面的教训。可用于这种读法的诗作要么无穷多，要么无穷少。所谓无穷多，指的是凡被写出来的作品，理论上都能予人以诗学上的启示。因为即使是最烂、最最烂的诗篇，也至少能带来“诗不可以这么写”的启示——一种需要加引号的启示。所谓无穷少，指的是能够映射根本性诗学问题的诗作少之又少，但也只可能少。能够“胡子眉毛一把抓”的那种所谓的诗学问题，或许在在皆是；富有战略性和转折点的诗学问题，却崖岸高峻，山岛竦峙，故而“罕”见得以至于人迹“罕”至。因此，能透过阅读以窥视关键性诗学问题的诗篇，从古至今，都十分难得；这种读法，也仅仅发生在特定的诗作和特定的阅读者之间。严格讲，负面的教训不可能成为启示，因为启示永远是积极的、正面的；或者说，启示是短兵相接、一触即发的。即使是从最为苛刻的角度考察，杨政的《苍蝇》也可以施之以启示性读法。反复品味《苍蝇》，便不难发现，它更有可能带来的诗学启示无非是：如何领会现代汉诗的表达之难，表达之难和文学（比如诗歌）的现代性有何关系；次要的问题是：表达之难作为《苍蝇》自身的主题，如何内在于以致最终成全了《苍蝇》。这是需要全力以赴去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借道于百年来的整部新诗史，方能历史主义式——而非抽象——地看待上述问题。

有了表达上相对简单的古典汉诗做参照，表达之难满可以被视作现代汉诗的标志性建筑。虽然乍看上去，这一点很隐蔽、很费解，却又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只因为现代经验较之于古典汉诗面对的农耕经验，本来就要含混、复杂、晦涩得多——它需要更多的关节作为转渡的工具。新诗原本就是为古典汉诗没有能力表达的现代经验而设，自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之见，作为现代性在文学方面的终端产品之一，新诗也应当是一种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密切相关的“事物”；或者，它直接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而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那里，现代诗歌需要对付的，乃是不断遭遇新奇的人造之物导致的那种连续不断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经验，它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瞬时即逝之中，农耕经验则大体上是停滞的、内敛的、收缩的、固化的和顽强的。

胡适说，虽然《关不住了！》是他对梯斯戴尔（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一诗的汉语译文，却可以视为他在白话诗歌写作上的“新纪元”。对此，专治诗歌翻译的树才有过上好的猜测：胡适之所以这样讲，很可能是因为在翻译这首英语诗歌时，他才算“找到了自己想象中一直想找到而又没能找到的‘白话诗’的那种语言形态，包括句式、用词、口吻、调子等等”。但无论如何，白话不可能自动成为文学现代性的标志；“语言形态”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构成“新纪元”的全部因素。理由很简单，韩愈在饭桌上，也得用唐时的白话跟他太太交谈，说不定还是浸淫其口腔与“母舌”的河南方言，“之乎者也已焉哉”在纸张之外，并无用处。当胡适辈起意、发誓用白话作诗时，白话也不可能无条件地成为诗歌现代性的标志。它必须同其它指标相搭配，才能将新诗送往文学现代性的宝座；其中的指标之一，很可能就是此处所谓的表达之难。否则，便无法满足现代经验对关节的本能性需求。

表达之难不仅意味着新诗的技术、技艺之难，更主要是将之当作现代汉诗的根本问题来看待；但首先还是指技术之难，毕竟只有技术，才是更基础、更基本的东西。李白的《静夜思》、《赠汪伦》，苏轼的《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历来被视作名篇。唐宋时期的四川人李白、苏轼可以这么写，共和国时期的四川人杨政决不可以这么写，否则，“瓜娃子”、“宝气”、“神戳戳”或“傻冒”，就是逃不掉的名号，或哂词。简单或表达之易，是古典汉诗的大特点，却不可以被认作古典汉诗的缺陷：农耕经验的清澈、透明，正需要不乏天真、烂漫的表述形式与之相般配。现代汉诗之所以至今仍遭受普通读者的大诟病，除了形式方面缺少必要的纪律外（这当然是误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表达之难的轻易丧失。人家就觉得你写的是口水话嘛，何况还因为没有堤坝（亦即整饬的形式）相拦，而口水得四处泛滥，口水得漫无边际。不是说一首诗好懂就是无难度的，也不是说一首诗晦涩就是有难度的。有些看上去很简单、很易懂的诗其实难度很大，因为它处理的问题很多，只是这些问题被才华甚高的诗人悄无声息地消化掉了；有些看起来晦涩的诗，其实简单之极，徒具修辞效应而已，某个人一旦掌握了这套貌似难以掌握的招式，就可随意套用，就可以写出同等程度的晦涩、难懂之“诗”。